上影節觀察｜服務費、三角債、營銷費……影視大佬們集體“哭窮”？_風聞

文 | 何西窗

每年上影節的開幕論壇都不會讓人失望，放出的炮如潑出的水，一言既出不可收。

今天貓眼娛樂、淘票票聯合博納影業發佈聲明，“（上影節開幕論壇發言）是關於票務機制合理性的探討，希望媒體朋友不要過度解讀”。但今年“服務費”顯然已經成為上影節的關鍵詞之一。

事情發展並不複雜，將時間撥回到昨天上影節開幕之前時。

第24屆上影節中國電影產業高峯論壇上，中影、上影、光線傳媒、萬達影視、博納影業、騰訊影業幾大公司對主旋律電影進行一番討論之後，大佬們的注意力從電影轉移到了行業痛點上。

“大家可以拿出手機看看，昨天端午節前一天的票房7500萬，去掉服務費是多少？6700多萬，有800萬是服務費。”博納影業總裁於冬直言不諱，將痛點放在了電影服務費上。

2020年國內電影市場票房收入大幅下降，但貓眼、淘票票等售票平台依舊收取了較高的服務費，超過了電影專資5%的徵收比例，有些影院被收8%、10%，甚至更高。“不管你（互聯網售票平台）的服務費標準怎麼制定，你比國家收得還多嗎？專資國家還回到電影行業了，服務費上哪兒去了？企業拿走了。電影市場這麼困難的情況下還提高服務費，還高於2019年的平均水平，這是不對的。”

而這句話如同一顆炮彈，迅速在輿論市場炸開，成為本屆上影節開幕論壇上最強的炮火，將未曾現身開幕的貓眼與淘票票拖進了輿論中心，並連帶着引出了電影行業資金週轉、票房分成比例、票房分賬順序、電影營銷費用、排片費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於是以服務費之名，今年上影節開啓了一場“哭窮大會”，電影公司們不避諱地表露出對資金的渴望，試圖從行業各環找到緩解之法。

服務費、營銷費、排片費……電影公司是“哭窮”還是“battle”

實際上，不難感受到2020年至今，電影行業呈現出的基調色彩是——缺錢。只是同樣現金流緊張的情況下，以電影業務為核心的電影公司與有院線業務為支撐的電影公司，立場並不相同，甚至偶爾呈現出微妙的對立態勢。

博納影業與萬達影視都是院線業務與電影業務雙線發展的電影公司，萬達影視的院線業務甚至是營收的主要支撐。面對行業困境，博納影業與萬達影視站在了片方與院線的中間，將互聯網平台放在了對立面。

於冬直指貓眼、淘票票服務費過高，引起了最大注意力，而萬達影視集團總裁曾茂軍指出票房分賬機制並不完善，售票平台在這個機制中相比承擔的風險，擁有了更多的紅利。

曾茂軍算了一筆賬，“2019年票房644億，我們電影的創作公司加起來上百家，票務平台公司一兩家。這一兩家分了60多億（服務費），我們所有的創作公司一共分300億當中的30%，一共100來億，還要分給好幾個環節。”

同時，萬達影視還對互聯網平台高速增長的營銷費用表示不滿。“平時我們宣發一個片子（營銷）要三五千萬，但春節檔就可能是1.5億，2個億起，差異非常大。”隨着互聯網電影營銷成為主流，貓眼、淘票票乃至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台掌握了更多話語權，片方的營銷費用逐步增加。

而光線傳媒作為以電影業務為主的公司，雖然沒有院線業務，但是旗下孵化着貓眼平台，面對博納影業與萬達影視的指摘，光線傳媒站在了片方的立場上，避開了售票平台的問題，指出缺錢的基礎前提，而將矛頭對準了院線。

光線傳媒董事長王長田指出，由於疫情衝擊和電影行業整體下行，行業內已經出現了非常嚴重的“三角債”現象。院線欠發行公司錢，發行公司欠製作公司錢，製作公司相互欠錢，同時製作公司還欠主創人員的錢。“別人給你投資也好，借款也好，為了維持項目開工，你要把別人的錢挪用。”

而缺錢之外，博納、萬達提到服務費、營銷費用，光線傳媒則立刻指出了影院分賬與排片費的問題。

“中國電影公司拿的是全世界最少的票房分配比例，大概製片方和發行方從100塊錢票房中只能拿到38.5塊，但是整個電影行業最主要的投入都是這些公司完成。”王長田説。而眾所周知，國內票房分賬機制裏，院線是最大的分賬方，佔比達到50-60%。這顯然是對院線公司的一次回擊。

互聯網平台營銷與服務費成了“罪惡”，光線傳媒則指出院線排片也並不全然“無辜”。“大家知道影院本身的作用是排片的，但是排片現在是額外收了排片費，你要排片，你要另外付我一筆錢，這對於製片公司來説也是很大的壓力，大家知道在春節期間一部片子的排片費要達到多少嗎？很多片子要上億的排片費。”

雖然都是訴説着電影行業痛點，指出行業目前的窘境，但各大電影公司之間的立場並不相同，這不是一場彼此理解、抱團取暖的訴苦大會，而是一場暗潮洶湧的辯論賽。行業面臨同樣的苦難，但是個體的痛楚並不相通。

電影公司“哭窮”，解決靠官方還是結構？

好在電影公司們雖然唇槍舌戰與哭窮，但並沒有忘記解決問題。

“我希望5%的專資緩徵三年，讓行業休養生息，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5%，讓600億元票房的30億元回到這個行業來。”於冬説。

一直以來，國家電影資金辦都會對票房市場徵收5%的專項資金，用於進行相關電影或企業扶持發展。2019年國內年度票房累計達到642.99億元，以5%計算，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徵收達到30億元。

這5%的票房分成，放在2019年並不起眼，但是放在受疫情衝擊的2020年，與現階段萎靡不振的票房市場上，份量突然重了起來。“2020年我們是免徵了8個月，從1月1日到8月31日。湖北因為疫情嚴重，所以湖北的電影院免徵到12月31號。我們復產的時間是7月23號，相當於只免徵了一個多月加上春節前的不到一個月，力度太小了。”

於冬提出意見，希望電影相關部門緩徵三年的專項資金，讓行業有時間休養生息，“等年票房1000個億的時候，行業恢復起來了（再交），對影院也有更大的幫扶作用。”

電影公司試圖用一切方法找到更多的資金，而在行業各環都十分挫折的情況下，大佬們呼籲官方給予寬容與扶持。這一點萬達影視、光線傳媒也表示出相同的態度。

曾茂軍希望國家能從税收、專資方面給電影行業減免。“全球凡是電影大國，比如韓國，國家層面給了電影很多的補貼，比如新西蘭，通過電影拍攝從國家層面給予電影補貼。既然這個行業有很好的影響力，有社會效應，但是經濟效益不大，我們首先在政策上應給予寬容。”

同時期望電影行業在融資層面也能有一些企業優惠。“如果銀行能接受把我們製作的電影抵押，給予文化企業優惠的貸款，讓這個行業補補血，給大家兩到三年時間，我相信電影市場一定會快速蓬勃地發展。”

而王長田同樣表示，希望政府能夠加大對內容公司的補貼。“看看以往的分配情況，政府對內容公司是有一部分補貼的，但是我覺得遠遠不夠，分配的太少。”

而在官方補貼之外，更重要的是調整電影行業市場機制與收入結構。王長田指出，**電影行業應該擴大版權收入。**以美國電影為例，票房收入只佔30%，60%-70%是來自版權銷售、點播或者是衍生收入，而國內，電影票房佔據了全部收入的80%左右。“我們要擴大我們的互聯網版權的銷售收入，這個裏面就涉及到互聯網視頻網站的費用買價太低的問題。”這或許預示着電影公司與流媒體之間將有一場版權價格戰。

同時，王長田指出電影公司應該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即片方擁有更大權力與空間決定電影的發行方式，網絡電影與院線電影的發行變現更加靈活。

實際上，上影節開幕論壇年年有“金句”，今年的“服務費”也並不稀奇。大佬們的唇槍舌戰並不是重點，重點在於電影行業能否找到真正重振的方式，疫情遺留下的衝擊什麼時候才能消失。希望下一年的上影節，公司們已經不再“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