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太監成為組織能力最高的行政機構領導者_風聞

 中國古代史教育，目前與中國的國家利益，大方向上是相悖的。中國的國家利益根源來自於中央集權制度。古代史是士大夫階層控制編撰的，體現的是地主鄉紳的根本利益。

以內廷宦官（俗稱太監）為例。士大夫對太監參政，抱有完全否定的態度。所以古代史學評議中，太監經常成為背鍋俠，頻率比後宮女眷（外戚）還高得多。

然而社會的發展，文明的壯大，資源的創造與分配，並非君子小人，貪官清官，忠誠背叛等非黑即白的簡單二元的粗暴思維能解釋的。

例如漢朝的黨錮之禍，宦官與清流之間的博弈，實際上是中央財政與地方門閥豪紳（大地主）之間的利益博弈。

漢朝黨錮之禍中的清流黨，所謂敢於罵皇帝，罵貪官，寧死不屈的英雄人物，其實是漢朝地方勢力背後的地主集團的代言人。類似於今天説的公知。

所謂擅權，搞陰謀詭計，迫害仗義執言者的宦官，其實類似於《人民的名義》裏達康書記的角色。

太監是中央權力衰落，中央機構被地方勢力代言人控制以後，殘存的體現國家意志的力量。

所以東漢末年，十常侍得勢時，漢朝國家政權不僅還能保持整體穩定，而且朝廷內部政治鬥爭，沒有影響到任何民間老百姓的福祉。

等到太監勢力被誅殺殆盡，政權喪失了最後的平衡錨，東漢反而天下大亂。上層社會的博弈，馬上拓展到平民階層，把平民的生活裹挾進門閥之間的鬥爭中。十室九空，90%的人口成為了極少數門閥之間博弈的炮灰。

明朝這個情況更加突出。比如臭名昭著的魏忠賢，實際上是明朝最後的希望。近代史學教育研究，出於主觀故意和客觀無知，都不願意承認魏忠賢的政策路線的真實性質。

明朝太監魏忠賢的政策，實際上與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私營經濟，維護中小企業的路線別無二致。

很多史學研究者，傾向於把東林黨歸結為私營經濟代表。與現代資本家類比。實際上，東林黨主體從來不搞經濟。

不是任何賺錢的行業，都叫經濟的。賺錢，斂財，不等於搞經濟建設。

東林黨的本質是政治食利集團。依靠科舉免税特全尋租為生。

比如著名的所謂明末富豪錢謙益，名下田莊，酒肆，織場無數。乍看已經成為近代資本家的前身。然而但錢謙益本人，一輩子從沒看過一個賬本。也沒親自管理過，而且最有趣的是，這些經濟產業甚至不是錢謙益投資得到

怎麼來的呢？大部分是投獻所得。投獻模式，是中國古代經濟要素與政治特全發生關係的一種尋租模式。

説白了，就是真正的商人，經濟產業的參與者，把名下的生產資料，經濟要素，掛靠在擁有政治特全，可以提供政治庇護，政策紅利的官員名下。

在科舉之前，中國的經濟從業者投獻對象多為與皇家關係緊密的宗教機構。蕭衍崇佛的本質，是皇帝通過親自帶頭向寺廟捐款，頒發宗教機構免税特全法案，吸引社會資本，把名下財產，尤其是土地這樣的生產要素，投獻（掛靠）到皇室直接控制的寺廟裏。實現壟斷性分贓。

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結果，是惡化了南方政權的經濟基礎，財富逐漸集中在壟斷的宗教機構裏。最終社會離心離德，幾乎沒有反抗，就被北方政權統一。

科舉成熟以後，科舉功名擁有政治特全，已經成為古代法律綱憲之一。政治特全不僅可以經濟免税，甚至決定政策紅利導向。刺激大量商人和經濟從業者，紛紛把經濟要素投獻給科舉官員名下，或者贈送官員乾股，邀請官員成為合作伙伴，來實現政治分贓。

魏忠賢的政策，説白了就是繞過士大夫政治食利集團，直接與民間經濟要素的參與者（如屠户，獵户，伐木場，礦場，妓院，酒樓，漕運等）掛鈎，只要這些人把錢直接交給太監控制的税監機關，就可以獲得平等的參與經濟的資格。

魏忠賢時代，中國各地興起魏忠賢生祠，也多為商人自願出資所建。原因很簡單。因為魏忠賢的生祠，本質上就是政治保護傘。只要有魏忠賢生祠的地方，當地商人經商，木匠伐木，漁民捕魚，妓院接客，就能最大限度避免東林黨政治食利集團控制的行政機構的干擾。（東林黨控制的行政機構，往往通過嚴刑峻法，禁止民間商業自由，逼迫民間經濟要素對政治特全階層進行投獻）。

甚至投靠太監的伐木場，可以公開在朱姓宗室王爺圈佔的禁林伐木。妓院也不用再把乾股白送給當地有科舉政治特全的各種老爺。

魏忠賢時代極大活躍了明朝民間經濟要素，從東林黨政治食利集團嘴裏搶了不少‘肉’，來應對遼東戰爭和內部天災人禍的安撫工作。

等到魏忠賢被徹底否定，太監對士大夫的失衡力量喪失，明朝政權走向滅亡只是時間問題了。

綜上所述，古之宦臣乃中央集權之柱石。士大夫多為功封思想。與國家政權多抱有 ‘利則來，不利則棄’的動態博弈合作立場。

欲行分權，必固士大夫之私；欲行集全，必正太監之名。

行集全而揚士大夫，自相矛盾，自我拆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