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煙草往事（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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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回到1928年，就在簡玉階在內外交困之下苦苦支撐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時候，雲南省華寧縣的一個小村子裏，一户褚姓農民迎來了他們的第三個孩子，因為之前的兩個孩子都因疾病而夭折，為求這第三個兒子平安健康成長，取小名喚作“石柱”。

這個被喚作“石柱”的小男孩就是後來的褚時健。

褚時健

石柱的父親因為之前接連失去兩個孩子，便對這第三個兒子格外小心，直接在陰陽先生的建議下舉家搬遷到了人煙稀少的鐵路邊安家，所幸石柱同學倒也伴隨着鐵路和火車的鳴笛聲慢慢長大。

這條伴隨着小石柱成長的鐵路就是“滇越鐵路”。19世紀後期法國被雲南豐富的礦產資源吸引，1885年意圖通過軍事手段強行佔據雲南，誰曾想遇到清軍老將馮子材被打得一敗塗地，但清政府實在太不爭氣，不敗而敗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又在隨後的1895年和1903年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並着手勘探規劃建設滇越鐵路，只為方便將雲南的豐富礦產外運。

滇越鐵路從1901年開工，到1910年全線貫通，法國人辛辛苦苦幹了十年終於通車就等着運礦了，暗戳戳的搓着手正高興呢，哪成想緊接着1911年10月10日一聲槍響，中國辛亥革命爆發。

法國人徹底蒙逼了，這新的中國政府好像沒清政府好説話的樣子，更讓法國人懵逼的是，1914年一戰爆發，法國人對雲南的礦產徹底有心無力，只能靠着鐵路運輸的壟斷賺點小錢錢來填自己被一戰打得滿身窟窿（簡照南將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發展壯大主要就是在一戰期間）。

慢慢長大的褚時健因為擅長游泳十里八村兒有名的捕魚俊後生，在父親去世後，為幫母親養家和給自己攢學費，接過父親的擔子扛起了家裏的烤酒生意，甚至通過自己的觀察學習調整烤酒工藝和控制成本，將出酒率提高了15%，小小年紀就展露出了不凡的經濟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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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來到1949年，解放戰爭已經到了最後階段，此時的褚時健已經在剛讀高中一年後被迫回鄉，並在2月份和兩位堂兄加入游擊隊，開啓了炮火紛飛的戰場生活，數次死裏逃生，雲南解放後褚時健所在部隊被整編，被分配到宜良縣任徵糧組組長，順利搭上了新政權的班車，並在隨後的時間裏因為工作能力突出被屢次提拔。

到了1953年，褚時健已經做到了華寧縣盤溪區區長和區委書記，隨後又被選入雲南省委黨校學習，畢業後就進入玉溪地委，出任人事科長，年僅27歲就出任玉溪地委人事科科長，可謂前途不可限量。

可褚時健因為受不了官場政治鬥爭而辭職被調到了宣傳部分管中小學教師的教育宣傳工作，卻在這個崗位上遇到了此後陪伴他人生風雨幾十年的人生伴侶馬靜芬。兩人於1955年成婚，褚時健也度過了一段難得的悠閒生活，但緊隨而來的命運開始變得波濤洶湧。

新婚不久的褚時健調任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同時負責“深挖美蔣特務”專案組，當地頗有名望的醫生羅載興被舉報是頭號美蔣特務，原因是羅載興曾跟着一個叫任福根的美國人當過牧師，而這個任福根是北京破獲的一個美國特務組織的頭目。

這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幾乎可以直接認定羅載興的特務身份，只要順利結案就是大功一件，但褚時健卻給自己的人生挖了一個大坑，經過整理案卷審理資料和親自提審羅載興，認為羅載興只不過是和美國人任福根見過幾面而被牽連，居然就把人給放了。

政治鬥爭是異常殘酷的，太過正直和心慈手軟的人很難在這種鬥爭中生存下來。

隨後褚時健又被任命為玉溪專署反右工作組組長，因為反右運動的嚴重擴大化，褚時健的政治任務從一開始的3%被調到5%，在羅載興事件中表現出正直一面的褚時健自然幹不了為達成任務而整人的事情，結果沒有達成目標。

更重要的是褚時健在當人事科長時因為不肯幫人辦事而得罪了當時行政公署的專員，此時被人抓住口實落井下石，對“右派”心慈手軟，説明自己就是“右派”，於是褚時健被打成“右派”，從一個前程無可限量的大好青年變成了勞改犯，1958年，他被遣送到元江縣紅光農場勞動改造。

勞動改造中的褚時健每個月拿着22.8元的工資，同時遭受被他劃為右派的勞改人員刁難（沒有完成任務量，但還是完成了一些的），甚至一度因為惡性瘧疾查點背過氣去，所幸被他當初釋放的羅載興救回一命，但好歹慢慢適應撐了過來。

到了1963年，褚時健迎來了被劃為右派後的第一次轉機，被任命為嘎灑糖廠副廠長。幼年時十里八鄉有名兒的捕魚俊後生和烤酒小能手，成年後第一次有機會展示自己的商業頭腦。

青年時期因為父親去世不得不接替父親烤酒的褚時健就通過工藝調整將出酒率提高了15%，到了嘎灑糖廠，面對每年虧損七八萬元的爛攤子，上任伊始就通過調整燃料工藝和榨汁工藝，將原材料能耗從5.4公斤降到了0.8公斤，出糖率從9%上升到10%，同時頂着壓力借來5萬元改建鍋爐，擴大了生產規模，一年下來，嘎灑糖廠不但填補了原來的20萬虧空，還盈利8萬元。

除了製糖，褚時健還將產品範圍擴大到了造紙和釀酒領域，三手一起抓，因為工作能力和成績突出，1979年，褚時健接到一紙調令，人生步入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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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的一個傍晚，雲南玉溪捲煙廠的職工發現廠門口開進來一輛卡車，車上下來一個50來歲的黑臉老頭，跟着下車的還有提着大包小包鍋碗瓢盆的家眷，因為當時廠裏廠長一直出缺，上面也一直有消息要派一個新的廠長過來，但職工們看着這個一身老農形象的黑臉老頭卻怎麼也和廠長的形象聯繫不起來，看一會兒就各顧各的忙去了。

這個一身老農形象的黑臉老頭正是玉溪捲煙廠的第九任廠長，褚時健。

來玉溪之前，在嘎灑糖廠當廠長的褚時健正謀劃着建廠房，廠房建了一半，玉溪地委書記胡良恕特地找他談話，想讓他離開糖廠去玉溪捲煙廠當廠長，因為玉溪捲煙廠彼時連年虧損，壓根兒就是個爛攤子沒什麼前途，大多人都不願意去，褚時健也因為不想被捲入到煙廠的派系鬥爭中去再淪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不願意去。

那時候的各個國營工廠派系鬥爭都異常激烈，因為吃過政治鬥爭的大虧，褚時健不願意重蹈覆轍。但褚時健心裏也明白這種事情由不得他自己願意不願意，地委書記找他談話只不過是給他個台階，不想去也得去，但還是藉機提要求“如果我在玉溪煙廠工作期間，有人向地委告我的狀，希望地委能站在我這一邊支持我的工作，一律駁回就行了。”

深知褚時健為人秉性的胡良恕哈哈一笑當即答應下來。就這樣，從1958年被劃為右派離開玉溪，到1979年被調回玉溪任玉溪捲煙廠廠長，整整過去了20年，這一年，52歲的褚時健來到了真正屬於他的戰場，新中國可能少了一個製糖大王，但未來的中國煙草大王卻終於來到了他後來帶領取得輝煌成就的玉溪捲煙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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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捲煙廠始建於1956年，前身是玉溪煙葉復烤廠。1953年，當時的國家煙草主管部門在河南召開了全國煙草行業第一次工作會，會議上邀請了國內外著名的煙草行業專家，對中國各地的煙草做質量評級。

會議上開始一致評定認為河南的煙草質量很高，獲得了100分的滿分評價，沒想到這時雲南的參會代表因為路途遙遠來晚了匆匆闖進會場，苦苦懇求之下被允許參與評級，出人意料的獲得了108分的最高分，雲南煙草一下子在全國出了名。

但出產雲南最好烤煙的玉溪卻面臨着一個尷尬的境地，擁有全國最好的烤煙，卻沒有一個具有一定規模的煙草加工企業，雲南僅有的一個煙草復烤廠還在昆明。

而伴隨着雲南煙草的名聲散開，玉溪等地的煙草種植面積大幅上漲，產量上漲，原本就不夠的煙草加工企業更加不足以支撐整個玉溪煙草行業的需求，迫於現實需求，1956年國家投資建設了玉溪煙葉復烤廠，並於次年竣工投產。

當時新建成的玉溪煙葉復烤廠受到了雲南省內的極大關注，被寄予厚望，但等到52歲的褚時健到任廠長時，面臨的卻是一個年產捲煙僅27萬箱，税利累計不到1億元，廠裏的明星產品“紅梅”香煙被稱為“紅梅紅梅，先紅後黴”的破敗局面。

不過此時也有一個宏觀環境上的好轉，他到任玉溪捲煙廠廠長一職的前一年，是新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1978年，被稱為改革開放元年，國家整體政策從政治鬥爭為主轉移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主上來，1979年秋天，率先吃螃蟹實行大包乾的鳳陽小崗村實現大豐收，震驚全國，整個國家從上到下人人都卯足了勁兒要大幹一場。

同年，建國以來一直重點發展重工業的政策開始有所轉變，像香煙一類的輕工業開始得到國家政策的重視。雲南擁有發展煙草行業的先天優勢，制訂了優先發展煙草經濟政策方針。

1979年，15個“雲南省優質煙基地縣”被列為“全國考驗基地”，由國家基於化肥、資金和技術的支持，雲南省也投資545萬元，安排玉溪捲煙廠在填平補缺項目的基礎上增加5萬箱過濾嘴香煙，可以説從中央到地方，都為玉溪捲煙廠鋪平了政策道路。褚時健清楚，如果玉溪捲煙廠不抓住眼前的機會，必將永遠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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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玉溪捲煙廠，為了改變生產效率低下的問題，褚時健提出“內部分配製度改革方案”，卻因為當時的政策限制，提高職工生產積極性的作用有限。於是帶着煙廠各個部門的領導人前往襄樊捲煙廠調研取經。

當時襄樊捲煙廠正在幹一件在當時超乎尋常的事情：浮動計件工資制，這個現在的人們都無比熟悉的詞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創新，為了多掙工資，工人們幹活兒時健步如飛，完全不見一般國企普遍存在的拖沓現象，襄樊捲煙廠的生產效率就像打了雞血一樣蹭蹭往上漲。

考察歸來，褚時健受益頗深，結合玉溪捲煙廠自身條件提出了的“單項捲煙工資含量包乾”制度並得到了玉溪地委和雲南省相關部門的默許，但即使如此，褚時健依然不敢大張旗鼓的明着幹，偷偷將政策規定內的全廠全部獎金用在第二車間來試點（當時明文規定國字頭的企事業單位的獎金總額不能超過工資收入的30%），打政策的擦邊球。

一個月的試點下來，第二車間月產量由1000箱增加到1140箱，而第二車間的職工在當時工資普遍只有幾百塊的情況下當月都拿到了兩三千的工資，一下子引爆了整個玉溪捲煙廠的職工生產積極性，全廠所有職工在8小時與11小時工作制度間全部選擇了11小時工作制，徹底解決了職工生產積極性不高的問題。

一年下來，全廠的捲煙產量第一次突破了40萬箱。就在褚時健吃螃蟹嘗試突破的同時，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國營工廠廠長工作暫行條例》，明確強調了國營工廠廠長的地位、權利，通過文件形式把“廠長負責制”明確了下來，褚時健可以更加放心大膽的開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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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對產量增加的刺激畢竟有限，所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褚時健將目光投到了引進先進設備上。

當初帶着一班人馬在襄樊捲煙廠考察的時候，褚時健就注意到襄樊捲煙廠使用的每分鐘能生產5000支捲煙的英國產捲煙機，而玉溪捲煙廠的設備每分鐘只能生產1000支，當時讓褚時健驚歎不已，一頓讚歎之下就想在玉溪捲煙廠引進，但一問價格就傻了眼：這台英國進口的捲煙機價格高達261萬元一套。

褚時健決定貸款，國營廠要貸款，還是一筆鉅款，就必須得到雲南省政府的支持，這裏需要提到日後成為雲南省委書記的普朝柱，褚時健和普朝柱早在玉溪行署時就一起共過事，在褚時健再次回到玉溪的時候還多次給褚時健忠告，熟知褚時健性格的普朝柱對玉溪捲煙廠提上來的報告只要不違反規範就一律批准，在引進設備這件事情上褚時健也得到了普朝柱的支持（上面有人好辦事）。

拿到了貸款，經過在一批外國廠商的機器中反覆對比，最終選擇了英國的茂陵八進口設備，但根據合約，機器的安裝調試要等英國的技術人員來中國完成，相關費用還得玉溪捲煙廠負責（這一場景在電視劇《雞毛飛上天》中陳江河引進日本進口織襪機的過程中也有呈現）。

這對於小時候烤酒賣酒都要精打細算節省成本的褚時健來説肯定不能接受，於是自己組建了裝配小組，找了翻譯，提前做好一系列的準備工作，機器一到煙廠，整個裝配小組吃住都在現場，幾天幾夜下來居然一點一點的把機器裝配完還順利運轉起來了，讓英國的技術人員到了現場一臉的不可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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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褚時健沒料到的是，好不容易安裝了更加先進的進口捲煙設備，這機器卻三天兩頭撂挑子，反覆排查都找不到問題所在，差點兩名英國技術人員都蒙了，最後終於發現是因為機器本身配備的煙草質量檢測系統不斷地檢測到有質量不達標的煙葉而自動停機。

能夠自動檢測煙葉質量的機器，這次輪到褚時健驚得一愣了：還有這麼先進的機器？

要解決機器的停擺問題，就要解決符合質量要求的煙葉來源問題，要解決烤煙的質量問題，就不得不説到時至今日的煙草專賣制度。

1981年4月，原輕工業部根據中央領導“煙草要實行專營、要進行集中統一管理”的指示，正式向國務院提交了成立中國煙草總公司的報告，5月18日國務院發文原輕工業部要求捲煙從輕工業中分離出來。

中國煙草總公司於1982年1月正式成立，任命李益三為中國煙草總公司首任經理，同年，1982年國家煙草專賣局成立。煙草公司負責煙草產業的煙葉收購和捲煙銷售，捲煙廠負責中間環節的捲煙生產而無權收購煙葉，想要提高煙葉質量卻不掌握煙葉來源，這讓褚時健犯了難。

當時的煙草公司處境也很頭痛，煙草種植本身由農民自主決定種植數量與種植方式，純屬靠天吃飯，煙草公司收上來的煙葉質量可想而知，而全國各地的捲煙廠都想跟煙草公司要到好的煙葉，僧多粥少，煙草公司也沒辦法。

優質煙葉的問題因為政策原因短期內無法解決，褚時健就從捲煙的輔料上入手，通過將玉溪捲煙廠生產的捲煙與其他行業的工廠或者廣東商人手裏置換自己需要的捲煙生產輔料。

但這種操作在1981年給褚時健帶來了“投機倒把”的罪名，自己一心為了提高工廠生產效率和質量，卻換來了一頓批評，被雲南當地媒體點名批評，這讓褚時健在一段時間內積極性受到相當大的打擊。

1983年年底，玉溪捲煙廠的税利首次突破了2億元大關，比他到玉溪捲煙廠任職的前一年翻了一倍，玉溪捲煙廠也因為同年實行的“利改税”政策從自己創造的1363萬利潤中獲得留成36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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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褚時健還在因為煙草專賣制度而不能獲得優質煙葉的問題發愁時，一個人的出現進一步刺激了他解決優質煙葉來源問題的動力。

左天覺來雲南考察中國煙草種植情況了。

左天覺1917年生於湖北雲夢的左家莊，1944年獲得南京金陵大學碩士學位後赴美留學並順利獲得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在多家美國公司及農業研究局工作，任職於美國農業部和美國煙草實驗室主任，曾經參與組織第一屆“世界吸煙與健康大會”併兼任技術會議主席，對世界煙草業、中美兩國農業都有很大的貢獻，數次被中國領導人接見。

但就像你們公司的技術大拿都喜歡對同事吹毛求疵一樣，左天覺對中國農業發展及煙草行業可能説了一些批評的聲音，大多數中國官員並不喜歡這個人。

不過這次左天覺來雲南考察中國煙草種植情況時遇到了褚時健，褚時健一時激動不已，希望煙草大拿給自己的煙草生產如何提高質量指點迷津，帶着左天覺來到玉溪地區生產煙葉質量最好的通海縣，而通海縣的煙葉質量好是因為它的煙種來源於當初英美煙草公司在中國移種美國優質煙種時期。

本以為在全中國最優質煙草種植地區，左天覺應該也説不出什麼大問題，但左大拿卻一點情面不留，把通海縣的煙草種植批了個一文不值，並明確給出了施肥量不足、煙葉生長期不夠、煙葉黃熟度不夠三點問題。褚時健一時深受震撼：我們和美國的捲煙質量差距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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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左天覺後，褚時健心底裏冒出了一個念頭：去美國看看世界上最受歡迎的5美元一包的萬寶路質量到底有多好。

説幹就幹，又帶着廠裏各個部門的負責人奔赴美國實地考察。一幫人在美國跑遍了美國種煙質量最好的幾個州，還拿回一本美國煙農人手一冊的種煙小冊子，這本小冊子詳細寫明瞭煙草種植的選種、栽種、施肥、灌溉、採摘各個環節中應該注意的事項和應該達到的標準，而彼時中國的煙草種植完全以來農民的個人經驗，這讓褚時健感嘆不已。

從美國回來褚時健就憋了一股勁兒，自從買回來英國進口設備後面臨的優質煙葉問題一直沒得到解決，中間經歷了左天覺和在美國的實地考察，褚時健心裏這股勁兒更是憋的受不了了。

褚時健想到了當時為了落實“單箱捲煙工資含量包乾”制度而進行的第二車間試點的方法，這一次，他又打算打政策的擦邊球。

褚時健找到了玉溪科學技術委員會的一個領導提出了自己的設想，由玉溪捲煙廠投資，在通海縣建立一塊實驗田，實驗田完全按照科學實驗的方法種植烤煙，只為收穫優質的煙葉，還給實驗田取名“優質煙葉科學實驗基地”，科委的領導一聽就愣了，還有人主動願意幹這種事兒？我科委部門可管不着誰種煙誰生產捲煙，我只負責科學實驗，當即就表示了贊同。

但話是這麼説，卻不敢自己直接拍板，還是把情況向通海縣縣委縣政府彙報了上去，所幸通海縣縣長施永超和縣委書記何兆壽對褚時健和通海縣科委的想法表示大力支持，而後為了避開政策上的限制，玉溪捲煙廠退居幕後，由通海縣科委牽頭，通海縣委、縣政府大力支持的“優質煙葉科學實驗基地”便成功落地實施了（真的是辦法總比困難多）。

科技實驗田的煙葉種植在褚時健的要求下嚴格按照美國的煙草種植手冊進行實驗栽種，到實驗田的煙葉成熟後，上等煙的比例達到了42%，中等煙比例達到了49%，一舉達到了美國優質煙葉的水平。

通海縣委縣政府更是異常興奮，出台政策要求的將科技實驗田的工作狠抓不懈，第二年進一步加大投入將實驗田的面積擴大到1萬畝。而玉溪捲煙廠因為在科技實驗田的過程中進行了直接的資金投入，所有實驗田生產的烤煙全部歸玉溪捲煙廠採購使用，玉溪捲煙廠的優質煙葉供應難題得到了極大的緩解，當初頂着全廠職工的反對意見堅決實行科技實驗田的褚時健，也終於可以朝着自己生產優質香煙的目標前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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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科技實驗田的規模一步步擴大，到了1986年，褚時健進一步提出了把煙草公司、煙草專賣局和捲煙廠三合一的想法，只為打通煙草生產銷售的各個環節，這在當時未免太過驚世駭俗，不斷有人指責褚時健的權力慾望太大。

就連往日對玉溪捲煙廠多加支持的玉溪地委這次也不敢給褚時健拍板了，只能把褚時健的報告遞交給雲南省委，彼時已是雲南省委書記的普朝柱（感覺這位普書記一路升遷就給褚時健保駕護航了）和雲南省省長何志強再一次對褚時健的想法拍了板。

省裏兩位主要領導發了話事情就好辦多了，“三合一”試點迅速落實，1986年10月，雲南省煙草專賣局、雲南省煙草公司發文正式同意玉溪地區煙草專賣局、玉溪煙草分公司玉溪捲煙廠合併，由玉溪捲煙廠廠長褚時健兼煙草公司總經理和專賣局局長，一人統領三個部門，在玉溪地區開展試點。

有了政策加持，褚時健不斷擴大煙草實驗田的種植面積，到1987年已達60萬畝，覆蓋了玉溪地區絕大部分地區，玉溪捲煙廠也成功超越上海捲煙廠坐上了全國煙草行業頭把交椅的位置。1988年，種植出的中上等煙葉比例已達85%左右，整體質量水平已達美國煙葉水平。

就在褚時健成功完成“三合一”體制的轉型後開始發力優質煙葉的生產時，1987年開始出現1988年蔓延到全國的煙草行業“煙葉大戰”拉開了帷幕。

玉溪地區長久以來的糧煙爭地矛盾加上褚時健具有前瞻性的戰略眼光，通過在通海縣建立實驗田、向農業投資反哺、使用科學技術提高煙草種植的效率，所做的這一切都不過是為了改變傳統農業靠天吃飯的惡性循環，為煙草種植生產提供良性的外圍環境，進而保障玉溪捲煙廠的煙葉供應。

到了1988年，玉溪捲煙廠實現利潤3577萬元，佔全國捲煙廠總利潤的60.71%，實現利税11.85億元，首次突破10億元大關，取得了空前的成績。褚時健進一步狠抓煙草生產質量，同時撥出專款大力打擊仿冒玉溪煙廠的製假產品，開始全力向着將玉溪捲煙廠帶進世界煙草市場的目標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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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也為了能更好的開拓國際煙草市場，褚時健決定為玉溪捲煙廠修建一個全新的廠區，廠區地址選在了一個叫關索壩的小山溝，這一想法再次遭到全廠職工的反對，更是搬出了關索壩三個字暗含關押、繩索加身、罷官的説辭（但後來的實際情況不免讓人説一句真是一語成讖），但實際上不過是擔心新廠區投入過大（工程總造價70億元），引起職工自身福利待遇下降而已。

在褚時健的堅持下項目仍舊成功落實，在工程總指揮李穗明的指揮下，1994年5月關索壩打下第一根樁基，到1995年8月僅用一年零九個月就完成工程，並在1996年順利完成生產線搬遷調試，新的廠區無論規模還是生產設施水平都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僅次於排名世界第一的菲利普·莫林斯煙草公司。

在關索壩廠區完成之前，朱鎔基總理曾前來視察工作，問道這個項目投資完成後能增加多少税利，褚時健答道一年為中央財政增加30個億，這個回答讓朱鎔基總理都不禁吃驚，直説老褚不要吹牛，褚時健哪敢在總理面前吹牛，在關索壩項目完成後，玉溪捲煙廠的税利在1992年實現52億元，1993年87億元，1994年146億元，1996年成為全國第一的納税大户，褚時健也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中國煙草大王。

回想褚時健1979年到玉溪捲煙廠任職的前一年，玉溪捲煙廠利税不過區區一億元，17年過去，豈止一句天翻地覆所能概括。

1995年雲南省委省政府甚至想由褚時健牽頭，將雲南省的所有煙草企業加以整合，以帶動全省的煙草工業發展。褚時健認為從煙草行業長久發展的角度考慮組建兩個煙草集團就足夠了，這就是後來的雲南紅塔集團和玉溪紅塔煙草集團，只不過雲南紅塔集團是玉溪紅塔集團下面的全資子公司。

褚時健在他66歲時身份也變成了雲南紅塔集團和玉溪紅塔煙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長。

所有的這些，都和中國復關後我國煙草行業面臨外國煙草公司直接競爭的背景有關，隨着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謀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大量跨國煙草公司勢必會在之後進入中國廣闊的煙草市場。

雖然當時的中國煙草工業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達到了一定的規模效應，但當時整個中國的煙草業年度收入和利潤都不如菲利普·莫里斯一家煙草公司高，而國內的煙草品牌中沒有一個能夠在國內市場中佔據主導地位。

當時國內煙草的領軍品牌紅塔山在國內市場的佔有率也不過2%-3%，而萬寶路在美國的市場佔有率達到了39%，世界範圍內更是達到了61%，同時中國生產的捲煙大都是高焦油量的低端產品，在出口市場上缺乏競爭力。

面臨這種不利局面，中國煙草行業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了大刀闊斧的基礎性結構改革，只為提高整個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國家煙草專賣局通過鼓勵中國煙草總公司的省級公司展開合作，將相對薄弱的煙草生產省份的煙草工廠關閉，相對盈利能力較強的企業則允許通過兼併和收購的方式來壯大實力，只為創造整體競爭力更強的國家煙草企業。

可以説褚時健的玉溪捲煙廠也是搭上了國家政策改革的快車而發展飛速，但這仍然離不開褚時健自身對玉溪捲煙廠的強力領導打下的強大基礎。經過全國煙草行業的不斷改革，淘汰掉一大批小型煙草生產企業，創造出一批整體競爭力比較強的煙草企業。

雖然整體面對外國大型煙草公司的競爭仍然不佔優勢，但已經可以一戰，同時在國家煙草專賣局的嚴格把控下，自外國煙草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到現在所佔的市場份額仍然很小，從2004年的1%上升到2008年的1.6%，但因為此時的中國煙草市場過於巨大，即使佔有這少量的市場份額，也足以吸引外國煙草公司積極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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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3日，褚時健正在雲南省委副書記令狐安的家中做客，突然令狐安家裏的電話響起，掛下電話令狐安對褚時健説了一個令他一陣頭暈目眩的消息：褚映羣在獄中自殺了。

自從1995年3月女兒褚映羣突然被捕，隨後妻子馬靜芬及其他親戚一起被捕後，褚時健就一直處在極大的精神壓力之下，現在突然收到女兒自殺的消息，不僅悲不自勝。離開令狐安的家中後褚時健給玉溪捲煙廠的法律顧問馬軍打了電話約他在小賓館見面，將女兒的後事委託給馬軍來處理。

但此時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考驗也接踵而至。

1996年12月28日，紅塔集團開始元旦放假，家人被捕讓褚時健一年來心情低落，家中也沒有家人可以一起過節，索性想趁着放假到處轉轉散散心，於是在一個工作人員的建議下決定去河口玩，到了邊境站要辦理臨時邊境證，正常只需要二十多分鐘的時間到他們這裏卻遲遲沒有結果。

褚時健也開始想到是不是家人被捕自己不適合出境，幾個人正商量的時候邊境站的工作人員過來對褚時健説到邊境站的領導要見他，到了才知道，原來邊境站一看是褚時健要出境，就將情況彙報給了正在紅河的省委書記令狐安和昆明的省委領導，並進一步上報給了中紀委和公安部，證件辦理遲遲辦不下來就是在等上面領導的指示。

隨後褚時健一行人就被扣在了河口賓館，經過轉移回到玉溪廠區小區新修的小樓裏監視居住。1997年6月，褚時健被移送司法機關轉移至雲南省看守所，兩個月後又被轉移到了南京。

1997年8月6日，褚時健被正式起訴。

褚時健的落幕引發了人們對國企高管薪酬體制的格外關注。事實上，就在褚時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紅塔集團新總裁字國瑞就拿到了100萬的年薪，而褚時健從1979年到玉溪捲煙廠任職開始，當了18年廠長，帶着玉溪捲煙廠扭虧為盈為國家創造了900多億元的利税，紅塔集團品牌價值高達400多億元，而他18年間的總收入是88萬元。

復旦大學薪酬法律問題研究專家李立峯評價褚時健一案：正義而不倫理，在法律法規層面針對褚時健一案的判決上是正義的，但在國企當時的管理者薪酬機制設計和個人付出與回報不成比例層面上是存在問題的，將所有責任推給一個十幾年間掌握成百上千億資金動向而自己每月收入僅有一千元工資的人，這也絕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問題。

而在褚時健一案剛剛落幕後，國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便被納入了法制建設的軌道。而紅塔集團在褚時健離開後，經濟效益開始顯現出連年下滑的趨勢，甚至整個雲南的煙草行業都在下滑。

這除了褚時健的因素之外，也有地方政府和中央財政的分配實行了“遞增返還制”的原因有關，當地的煙草公司税利遞增越多，中央返還地方的就越多，這促使各個地方政府着力發展本地煙草企業，開始抵制外地煙草進入，進而紅塔專賣店也被取消。

而由於褚時健自身出現的問題，高層認為是絕對的權利引起了褚時健個人問題的產生，進而褚時健創造的“三合一”體制被取消，雲南的煙草政策也重新回到和全國一樣的標準上，雲南整體煙草行業遭到了一定的打擊。

但時至今日，雖然雲南捲煙產品在全國市場的佔有率和影響力有逐步減弱的趨勢，但仍然在全國煙草行業中佔有重要地位。而一手打造雲南紅塔集團的褚時健在隨後的獄中生活以及出獄後創造的褚橙神話，則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就不多加陳述。向這位奮鬥不息的企業家致敬。

褚時健於2019年3月5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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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煙草專賣局2020年3月1日表示，2019年煙草行業工商利税總額12056億元，上交國家財政總額11770億元，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為國家和地方財政增收、經濟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中國煙草史》 [美] 班凱樂 著 皇甫秋實 譯《上癮五百年》 [美] 戴維·考特萊特 著 薛絢 譯《褚時健傳》 李開雲 張小軍 著及其他網絡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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