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穎兮 喻國明｜傳播中的非理性要素：一項理解未來傳播的重要命題_風聞

楊穎兮｜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喻國明（通訊作者）｜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執行院長、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現代文明始終奉理性為圭臬。這種觀點可以上溯到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對人的靈魂作出理性、意氣與慾望的劃分，並認為理性統治意氣與慾望；“理性人”假設也貫穿於對集羣的大眾心理學研究，並延伸到網絡輿論的研究中。在這種視角下，傳播活動的非理性面向往往被視作一種失範與偏航，這種觀點廣泛存在於對輿論極化、民粹主義、網絡暴力的分析之中。然而，也有學者提出，非理性因素不等同於非理性現象，關於非理性因素的研究應擺脱社會問題的框架。這是一種獨具慧眼的判斷。本文將結合媒介技術與傳播系統的變革，從環境、機制和結果三個層面，探討非理性作為基礎傳播要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這一命題將有助於理解並回應，為什麼擺事實、講道理常常收效甚微，而訴諸情感的傳播卻能夠一呼百應、應者如雲；為什麼短視頻、直播等視頻媒介的社會影響力越來越大；未來傳播的發力點主要在哪裏，等等。同時，也為後續的傳播研究開闢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

非理性要素不等於非理性現象

18世紀，“羣眾”開始登上歷史舞台，集羣（crowd）非理性的問題逐漸進入政治精英的視野。集羣非理性與越軌個體從一開始就被畫上了等號。所謂越軌個體，是指精神狂熱者和遊走在社會邊緣的罪犯，他們是非理性的化身，是具有破壞傾向的反社會分子，而集羣非理性則是個體非理性加總之和。通過用“野蠻人”“返祖”等標籤，政治家們一勞永逸地與他們劃清了界限，也省去了回答集羣為什麼會變得非理性的麻煩。後來，勒龐等社會心理學家在羣體催眠、暗示、傳染等傳播現象的基礎上提出，非理性不是固定於某個人的，而是一種流動的特質，任何個體都有可能在集羣中失去個性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並變得好鬥、輕信、易怒。因此，集羣不是固定的人羣，而是某種“特殊精神情景所展現的獨特面貌”，人人身上既有一個“文明”的自我，也有一個“原始”的自我。對“非理性”的認識由此完成了從“患病的他者”到“脆弱的你我”的視角轉變。

儘管如此，學者們從來未曾放棄對理性的追求。在塔爾德看來，集羣是非理性的，是一種“沒有名字的野獸”，而公眾則是理性的，是一種不基於身體上的接近，完全是精神關係上的組合，因而更為獨立和文明。帕克也在《羣眾與公眾》中試圖通過對集羣作“羣眾”與“公眾”的劃分來回應“理性與非理性之辨”的問題。羣眾是易受暗示、偏執、情緒化的，而公眾則是承認成員個人之間在差異和價值上的對立，是有批判力和富於理性的。但是，公眾與集羣之間的界限也並非牢不可破，理想中的理性公眾也有退化成非理性集羣的可能。這種理性公眾與非理性集羣的二分立場貫穿始終，分別指示理想的目標與墮落的現狀，由此孕育非理性傳播的失範框架，以及對其進行干預和糾偏的管理視角。

當然，在政治學者的眼裏，非理性要素並非毫無價值。作為一種應用最為廣泛的理性主義範式，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也試圖將非理性要素納入討論範圍中。交往理性要求參與者能夠進行角色承擔，換位思考，而人與人之間的共情則有助於實現這些目標。但是，角色承擔首先是一項認知活動，哈貝馬斯的理論也更加依賴公民的理性，而非情感和想象力。情感的作用僅限於促進理性程序的進行，而一旦公共生活變成了情感性的，公共性就處於危險之中。理性優於情感的價值預設，為網絡輿論貼上了負能量、敵意與顛覆性的標籤，而在理性範式的主導下，情感對於形塑公共領域的作用常常被忽視。隨着社會科學領域經歷“情感轉向”，以失範框架來看待非理性的視角正在受到挑戰。弗雷澤（Fraser）等哈貝馬斯的批判者提倡多元實踐，強調情感作為弱者的公共實踐的價值。持認知主義情感觀的學者也主張“同情”能為理性協商提供良好的基礎。非理性因素（如情感）不等於非理性現象，是本研究的主要出發點和立足點。

傳播學視角下的非理性

“非理性”的概念在文獻中的出現頻率很高，但是使用語境零散，含義也相當混雜。與許多社會科學領域的名詞一樣，“非理性”是一個充滿競爭的概念，學者們根據不同的目標使用不同的方法，如將概念的使用劃分為描述性的（descriptive） 和規範性的（normative）。本研究主張暫時懸置社會心理學視域下的失範框架，首先針對“非理性”在不同語境下的內涵及其對傳播活動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描述性理論的建構，以釐清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層面。

第一，從個體認知過程的角度來看，非理性是一種與熟思相對的信息加工機制。“理性”的詞源是拉丁文“ratio”，意為人運用概念、判斷和推理的能力。心理學家卡尼曼（Kahneman）在《思考，快與慢》中提出人類大腦的快與慢兩種思維，其中快系統就是直覺系統，依賴感情、經驗和記憶的無意識快速思考，慢系統是思考系統，需要投入更多的認知資源來進行判斷。在這一雙模型的基礎上，媒介心理學者提出“動機性媒介信息處理的有限容量模型”，來解釋人們對具體媒介信息的加工效果。該模型假設人們的認知能力是一個容量有限的資源池，而信息加工的程度取決於人們能從池中調用的認知資源的多寡。人們之所以不能有效地處理信息，有可能是因為處理該信息所需的認知資源超過了他們所能調用的資源上限，也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動機去調用所需的認知資源。在信息過載的環境中，人們不想、也無法對所有信息一一消化處理，因此依靠一些“捷思”（mental shortcuts）作出快速判斷，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常態。

第二，從人類行動類型的角度來看，非理性是一種相對於計算（calculation）的動力機制。非理性要素包含情緒（emotion）和感情（feeling）兩個層面。情緒一詞來自拉丁文“e”（向外）和“movere”（動），有着移動、運動的意義，在心理學中指情感性反應的過程，特別是非常短暫但強烈的體驗；感情指的是情緒的主觀體驗，是情感性反映的內容，通常只用於指稱人類的社會性高級感情。情緒、感情中並非完全沒有邏輯理性的存在，而是缺乏連續的邏輯鏈條和完整的推理結構；所謂非理性要素對人類行動的驅動，指的是人們並非經過精確的利益計算而後作出行動，而是憑着直覺、衝動而採取行動。

第三，從社交互動的角度來看，非理性代表一種有別於信息傳遞的交往機制。一些交往行為本身未必構成人類知識與觀點的增量，但是能夠體現、維繫或強化傳受雙方的關係，例如“吃了嗎”“注意身體”“別熬夜”等話語，就其自身的信息量來説十分有限，關係價值大於資訊價值，但是這些表達所承載的關愛與親密，才是其真正的價值。陪伴性媒介的發展也是基於這一邏輯：從慢節奏、無劇情的弱敍事電視節目的興起，到網絡主播陪觀眾打遊戲、上自習，甚至直播睡覺的陪伴性直播內容，再到以全能、專屬、親密等為主要價值屬性的虛擬偶像愈發受到年輕一代的追捧，重關係輕信息、重體驗輕邏輯的交往類型已成為社交互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虛擬偶像

第四，從符號載體的角度來看，非理性指的是一種有別於異質性觀點表達的表徵機制。這種機制具體表現為傳染與複製，“人云亦云”的同質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徵，典型的例子就是網絡模因。“模因”一詞是道金斯從生物學基因理論中借用的概念，用以指代人類社會中的文化傳播單位，通過模仿和複製的方式在人腦間相互傳染而進行傳播。模因沒有固定的形態，可以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Black Lives Matter”等口號，也可以是惡搞表情包、模仿性視頻等圖像，還可以彼此建立聯繫，形成一套具有影響力的敍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用“敍事星座”（narrative constellation）來概括人們憑空創造出的經濟敍事，並指出，當越來越多的人關注並相信某一敍事時，他們的行為就會引發共振，如導致了美國大蕭條、比特幣暴漲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共同喊出一個口號、共同攻擊一個對象、共同揮舞一個標籤、共同相信一個敍事，這種同質、同步的符號表徵，能夠迅速生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構成網絡輿論的重要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非理性”從構詞法來看是“理性”的反面，但實際上兩者只是概括了人類認知與行為的不同側面，不應被視作對立的概念。正如阿倫特所指出的，感情的反義詞不是理智，而是感動能力的缺乏或過於氾濫的感情。在很多情況下，人的行為不是涇渭分明地只受到理性因素或非理性因素的驅使，而是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美國心理學家海特（Haidt）提出“騎象人”理論來解釋兩者的關係，即人的意識由“象”與“騎象人”組成，“騎象人”代表推理論證，“大象”則代表本能、直覺、下意識。大象所代表的因素髮生在理性意識之外，卻實際操控着我們的大部分行為；騎象人有時可以馴服大象，但更多的時候是服務大象。認知神經科學也通過實證研究證明認知和情感在許多方面密不可分的關係。雖然非理性的四重維度均以二元性（duality）的形態加以呈現，但借用雞蛋的比喻，“我們能將雞蛋分離，並不意味着雞蛋內部是獨立的”；同理，對理性要素與非理性要素的區分，並不意味着二者是獨立的（that we can separate them does not mean they are separate）。“理性—非理性”的二元框架本質上是一種關係路徑（relational approach），幫助我們在對照中深化對非理性要素的認識和理解。

環境：媒介可供性與作為基礎傳播要素的非理性

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非理性其實是人類社會的常態，但是當下將非理性作為一種基礎傳播要素來加以理解，則需要以媒介生態環境的可供性為起點。

已有學者關注到了新媒介如何改變公眾的情感表達方式，以及基於情感而形成的交往關係的問題。新的媒介技術顛覆了以往的傳播系統，內容生產、傳播渠道、媒介效果等傳播基本環節均經歷了重大變革，而藉助於媒介可供性（media affordance）理論，我們得以在“人-環境”互動理論框架下理解非理性要素的重要性。一方面，媒介為人類行動提供可能性，導致人們產生與環境屬性相契合的知覺和動作；另一方面，人們能動地利用技術的可供性，使其服務於自身的各種心理社會需求。可供性視角讓我們以技術自身屬性為起點，去拼接各種看上去毫無關聯的社會因素，實現對於文化的完整理解。具體來説，可以從以下三個角度切入，來理解新傳播系統與非理性要素的關係。

一是情感性、關係性要素得以進入傳播系統。“富媒”之“富”，主要體現在感官通道數量和交互性的增加。從視覺符號到聽覺符號，再到融合了多重感官的AR、VR等，傳播的表徵豐富度（representational richness）逐漸提高。雖然此時的傳播仍然是有中介的（mediated），但是在構成要素上卻日趨接近面對面交流。所謂媒介演進的“人性化趨勢”，指的就是從“信息傳播”到“具有温度的信息體驗”的發展演變。在此過程中，原本因為信道狹窄而不得不被捨棄的情感性、關係性要素，例如語氣、手勢、場景，得以還原重現，傳播活動愈發具有人性化的特徵。這種交互日益朝着實時同步的方向發展。以網絡視頻直播為例，實時交互下的觀眾-主播關係，遠遠超乎大眾傳播時代看似雙向、實則單向的擬社會互動（para-social interaction）。觀眾的反饋甚至能夠直接影響直播的進程和內容，使觀眾參與到真實的社會互動之中，從而形成一種專注的情感與關注機制，以及在當下瞬間彼此共享的現實。

二是以直覺、情感、經驗為主要動力的説服路徑更容易被調動。格里芬斯（Griffith）等曾經指出，技術的效果不在意見或觀念的層次上發揮作用 , 卻逐漸地改變感官作用的比例（sense ratio）或理解的形式，並由此引出了著名的“冷熱媒介”學説。在麥克盧漢的表述中，“熱媒介”具有高清晰度，受眾不需要再調動身體各種機能去“參與”，只需要遵照它所規定的參與方式即可。從這個意義上説，傳播表徵豐富度的提高導致媒介內容對受眾的干預和佔有增強，受眾只需要沉浸到傳播場景中，而無需進行更多的主動認知加工。例如，短視頻就是一種高清晰度的熱媒介，大多數短視頻都短小精悍、高度結構化，通常有精心設計的“看點”來吸引觀眾的注意力，並選取最“洗腦”的歌曲片段作為背景音樂。在這種“沉浸式注視”中，人們將自己完全交給視頻創作者所創造的節奏與氛圍，從而產生了較強的使用慣性、觀看黏性與內容認可度。VR 技術也是一種熱媒介。在新聞報道中運用 VR 技術，能夠使讀者以第一人稱視角“親歷”新聞現場，“參與”事件全程，而不再需要對着文字“腦補”畫面，從而能夠有效改變人們對新聞議題的態度和立場。在詳盡分析可能性模型、啓發-系統式模型等説服理論中，普遍存在以直覺、情感、經驗為主要動力的説服路徑，和以邏輯、推理、熟思為主要動力的説服路徑。當人們不需要投入過多認知資源時，相應地就更容易調用快系統進行信息的加工處理，為直覺的調用、情感的產生和經驗的激發創造條件。以沉浸代替旁觀，以感染代替説理的傳播效果將變得愈發普遍。

三是訴諸情感成為微粒化信息中最有效的傳播手段。互聯網的聯結特性充分激發了個體的價值。個體作為網絡節點深度參與到內容的生產與分發過程中，整個社會從傳統社會以機構為社會運作的基本單位裂解到以個人為社會運作的基本單位，一個以資訊碎片化、需求碎片化、傳播渠道碎片化和市場碎片化為特徵的“微粒社會”由此誕生。相較概念廓清、理論推演、事實闡述等理性要素，非理性要素與微粒化的信息環境有着更高的兼容性。普通微博用户的單條博文字數上限為 140 字，推特用户的單條推文上限只有 140 個字母，在有限篇幅中，事實與邏輯往往因為無法充分展開而略顯無力，但情感和意志卻可以得到充分體現。視頻彈幕的信息容量甚至比微博還要小，並且難以形成完整連貫的對話流，因此常表現為單純的情感抒發和模因的複製與增殖。這些微資源的價值並非體現於社會整體信息量供給的提高，而是對於社會感性要素的呈現；這些要素原本不被掌握了傳播渠道的專業人士所重視，因此在信息的生產與傳播環節被層層過濾篩去，但微粒化的信息環境卻使得這些要素的符號化、表徵化成為可能。

應當看到，與其説互聯網的匿名性、網絡信息的圖像化、數據呈現模式的信息流化讓社會變得更加不理性，不如説是新媒介系統所能中介的對象完成了由理性要素到非理性要素的拓展。正如海特所指出的，作為“象”的非理性一直是主導人類行為與判斷的最重要因素，只不過新的傳播系統使得人類的直覺和情感更容易被觸發、被表徵，從而獲得了更高的可見性。

機制：互動儀式鏈與非理性要素的影響路徑

在詹姆斯·凱瑞提出區分傳播的儀式觀（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與傳播的傳遞觀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這一主張後，以儀式的隱喻來理解傳播活動的視角得到愈發廣泛的認可和接受。儀式觀認為，傳播是一個製造、保持、修補和轉換現實的象徵性過程，重要的不是我們通過傳播獲得了什麼信息，而是通過傳播我們與其他人獲得了怎樣的內在聯繫和對現實的共同理解。這一觀念所承襲的是杜威的實用主義，即傳播是對行動的協調，是讓雙方進入一個共同的“世界”。實際上，從涂爾幹開始，社會學家就十分重視儀式在社會整合方面的作用，特別是歐文·戈夫曼，他對日常生活中的儀式展開了大量研究，並提出了“互動儀式”作為一種表達意義性的程序化活動的觀點。但是，這些研究僅強調了儀式的概念和儀式的社會功能，未對儀式發生作用的機制進行深入探討，而美國心理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對互動儀式鏈的研究，特別是他所提出的互動儀式的相互關注與情感連帶這兩大核心機制，則為我們理解非理性要素的作用方式提供了有益參考。

美國心理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互動儀式鏈是一種微觀社會學的視角，其研究落點在於“情境”，包含了共同聚集的場所、對外的界限、相互關注和共享情緒體驗四種組成要素。信息傳播可以分解為“觸達-認知-認同”三個環節中，認同是最後一步，也是產生媒介效果最關鍵的一步，而互動儀式則回答了人們如何產生“認同”的問題。首先是高度的相互關注，即高度的互為主體性，互動的參與者不僅注意到他人，還注意到他人的關注點與自己的相同。這裏的重點不再是關注對象具體是什麼，而是參與者之間的默契與同步。其次是高度的情感連帶，用社會生理學的術語來説就是“情緒感染”：人們在葬禮上感到更悲傷，在聚會中感到歡愉，在會話節奏確立時變得更加全神貫注。情緒協調導致維繫羣體交往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的生成，促進羣體中持續的信息交換與社交互動，由此導致網絡社區的逐漸形成。相互關注與情感連帶之間是相互促進的關係，集體關注提高共有情感的表達，而共有情感會反過來進一步增強集體活動和互為主體性的感受，即情感共振和關係認同是相互增益的。全通道、強交互、高同步的媒介系統，加強了行動者間關係的可識別性、可建構性，行動者間情感的可傳染性、持久性，使得這種關係傳播與情感傳播成為共識建構的重要儀式。

聯繫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我們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相互關注與情感連帶的重要意義。在經歷了劇烈的現代化進程後，原本依附於血緣和地緣的熟人社會開始解體，頻繁流動的人口處於遊離和鬆散狀態。不同於前現代社會，人們“出生於”家庭，卻需要“加入”社會階層。一方面，身份的不斷消失和獲得，造成了認同感和歸屬感的危機， 另一方面，作為個體的人擁有很少的資源，選擇餘地較小，因此不得不通過尋找集體的歸屬，來彌補個體的脆弱。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傳播活動所承載的信息量有限，與受眾已有的知識結構高度重合，甚至客觀來看信息質量一般，但並不妨礙受眾對這些信息產生認同，究其原因正是情感共振與關係認同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視頻媒介之所以日益取代圖文媒介成為人們首選的媒介消費對象，其中又以網絡直播、彈幕視頻勢頭最盛，正是因為這種消費行為構成了一種互動儀式，為受眾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情感體驗和共同體身份之確認。

結果：內容供給與輿論引導的新思路

信息論的核心觀點是，信息是不確定性的消除，而作為其反面，噪音則是導致不確定性增強的一種存在。這種觀點的背後是傳播的傳遞觀，即傳播是一種信息的傳遞與位移，其傳播效果以傳播者的意圖是否達成為標準。在這一邏輯下，大眾媒體高舉理性和邏輯的大旗，以展現客觀事實、提供深度分析為己任，自詡公共議程的“設置者”和公共信息的“把關人”。然而，社交媒體的出現打破了媒體機構的渠道壟斷，讓內容生產從由少數專業人士的把持轉變為非專業精英與專業人士的共舞。短視頻與網絡直播平台普及後，傳播的門檻進一步降低，傳播隊伍實現了人類文明史以來最為多元、最大規模的擴容，傳播主體的變化也極大地影響了內容供給的局面。因此，在內容供給與輿論引導方面，亟需新思路來適應新局面。

在內容供給方面，應着重提高橫向整合的能力。相較於新聞專業主義邏輯下強調客觀性、真實性、準確性的內容生產，互聯網所釋放出的新興生產力則帶來了更加註重內容的主觀性、情感性和體驗性的內容供給。從傳播方面來看，自媒體和普通用户所製造的大部分內容干擾了信息的傳播與接收，造成了信息編碼的模糊與信息解碼的誤讀，使傳播者的意圖無法實現，應當被歸結為一種噪音。但是，內容生產格局發生劇變的同時，內容價值的評判標準也相應產生了變化。在人們看來，事實與邏輯固然重要，但不再是最重要的，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標準進行篩選採信。上述本應被視為噪音的主觀性、情感性和體驗性內容，如今在受眾的心中具備了能夠消除不確定性的信息價值。立場優先於事實、感性壓制理性的“後真相”，構成了對理性邏輯的巨大挑戰。中國民間社會的信任基礎是基於情感召喚，即“搏感情”，而公民社會的基礎則是説理辯論的信任，即“講道理”。因此單純擺事實、講道理的內容無法“入腦入心”，公共領域應當融情會理，增加內容的“有效供給”。誰掌握了橫向溝通與立場整合能力，誰就能夠將具有不同價值觀念和文化屬性的人凝聚在一起，能夠創造共享的傳播體驗與生命體驗，能夠佔領傳播高地，成為社會共識的協調者。這為主流媒體在未來傳播中的發展策略指明瞭方向。

在輿論引導方面，應將治理目標從“人為的秩序”調整為“湧現的秩序”。不可否認，非理性要素一方面有助於觀念共同體、認同共同體、價值共同體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導致偏見共同體、羣體盲從等問題的出現。網絡意見表達和內容生產作為一個自組織的複雜系統，具有自我調節、自我發展，從簡單到複雜、從幼稚到成熟的成長特性。自組織的一大特性是“湧現性”，即在一個複雜系統的時間序列上一種功能與價值的突然出現。基於對這一特性的認識，網絡輿論的治理目標應調整為“湧現的秩序”，將網絡輿論的主體從至臻至善的理性寶座中解放出來，將非理性要素視作自然輿論生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給予網絡用户一定的表達空間。因此，未來研究應關注政府部門的角色定位如何實現從管理者到生態共建者的轉換，探討如何通過對治理目標的調整和責任範圍的調適，其中包括劃定清晰的責任邊界，監督違反規則的現象，確立衝突解決機制等，從而實現因勢利導的良治。

本文從歷史、對照、技術與過程視角出發，對非理性要素的內涵和價值進行了分析。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情感轉向”中，排斥、限制非理性要素的理性主義範式開始鬆動，直覺、情感、意志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關注。以關係視角視之，人類幾乎所有的認知與行動都是由理性與非理性因素共同驅動的，只不過側重點有所不同，因此擺脱失範框架為理解非理性要素打開了更寬的視野。從環境層面來看，這些要素在新傳播系統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呈現和調用；從機制層面來看，相互關注與情感連帶分別對應這些情感公眾形成的關係路徑與情感路徑；從結果層面來看，主觀性、情感性和體驗性內容成為未來發力的主要方向，而輿論監管則應充分考慮湧現性，將非理性要素視作自然輿論生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給予其一定的空間。非理性要素的引入，將為互聯網的動員機制、社會治理與輿論引導、國家-公眾的協商互動等重要問題的回應提供新的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