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和我國的應對戰略_風聞

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和西方的一些主要國家在對華關係上採取了基本是實用主義和因變為主的戰略，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採取了“戰略模糊”的基本取向。

這種戰略和取向主導了迄今為止美國和西方主要國家的對華政策，制約了與華關係的良性發展，阻礙了中國統一大業的實現。在世界格局大變動和中國迅速崛起的大背景下，這種基本戰略和取向對於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具有極大的破壞作用，而對於中國來説，則更是切膚之痛。鑑於此，我們認為對於美國和西方主要國家在台灣問題上“戰略模糊”的演變、現實表現、其性質和本質進行剖析，並進而提出我囯的應對戰略，對於建立良性的對外關係，實現國家統一，促進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具有十分緊迫的需要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戰略模糊”的實質和效用：對華博奕的手段和工具

所謂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取向，是指在台灣問題上對世界和利益相關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與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斷絕與龜縮台灣的原國民黨政權的官方關係的同時，以各種手段建立所謂“模糊空間”，在策略和戰術層面打“擦邊球”，以蠶食和累進的方式侵蝕戰略邊界，根據即時的國家利益和國際與國內的政治需要，保留並不斷製造新的“運作空間”，使這些國家在台灣問題上的對華戰略常常呈現出模糊和不清晰的特點，以爭取更大的迴旋餘地，妄圖在對華博弈中以“戰略模糊”作為手段獲取更大的利益。這種取向常常被形象地稱為在對華關係中打“台灣牌”。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和西方主要國家在台灣問題上的“模糊戰略”只是一種具有因變色彩的手段，並非其國家目標。

在具體運作中，美國的“戰略模糊”手段往往用於實現兩個互相配合的戰略目標：其一，從大的國家戰略和根本利益出發，以所謂“台灣牌”進行訛詐和要挾，在範圍廣泛的重要利益領域對華施壓，以便在對華博奕中獲取最大利益，削弱中國的實力，遏制中國的崛起，阻斷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其二，從地緣政治和盟友關係角度出發，則利用涉台問題上的“模糊空間”尋釁滋事，直接對中國製造麻煩，並以此束縛中國的手腳，同時藉此培植和縱容台獨勢力，糾集狐朋狗友，以阻撓和延緩中國的統一。這是美國在涉台問題上制定“戰略模糊”策略的初衷和主要應用方向。

二、台灣問題上“戰略模糊”的緣起：西方主要國家的“無奈之舉”和“權宜之計”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後的近二十年時間內，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基本上採取了敵視和孤立新中國的政策和戰略，其主要表現就是繼續與龜縮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保持正式外交關係。儘管有的國家早在50年代初就已確定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方針，但這些國家對於台灣未來的前途和法律地位一直持有保留態度，難以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到六十年代未期，由於新中國對內對外取得了偉大勝利並變得不斷強大，其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西方國家開始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建交的熱潮。此時它們的主要政策取向是：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與其建立外交關係，並斷絕與國民黨政權的一切官方關係的同時，在台灣的主權和處理與台關係等方面留下了許多“模糊空間”和伏筆。從西方國家的意圖來説，大致一致的戰略都是，在保持和發展與大陸的官方關係的同時，讓歷史和形勢來決定台灣的前途。但只要有可乘之機，便要利用台灣問題向中國發難，以推進其本國的經濟利益和符合他們價值目標的政治企圖。在這方面加拿大是始作俑者。

早在1928年12月，加拿大就承認了當時統治中國的國民黨政府，但直到1941年8月才簽訂協議，決定互派外交代表。1949年蔣介石政權退居台灣後，加拿大與其他許多西方國家一樣繼續承認國民黨政府，並支持其佔據中國在聯合國和其他大多數國際組織中的席位。在整個五十和六十年代，加拿大政府一面尋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式和機會，但另一方面仍然妄圖保留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加拿大政界和學術界把這種局面稱為“與對大陸實行有效控制的政府關係正常化之前的一種臨時安排。”在這段時間裏，加拿大外交官絞盡腦汁想創造出一個完美的所謂“福摩薩公式”，在聯合國講台上提出了多種關於“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方案，試圖通過這些方案和公式解開台灣問題這個結。但一切努力都失敗了。

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加拿大才在台灣政策和對台關係上有了一個突破，拋棄了延續20年之久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政策。老特魯多於1968年擔任加拿大總理，並開始實施新的對華政策，明確表示：加拿大將不承擔任何承認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義務。1969年2月起，中加雙方開始了艱難的建交談判。中方理所當然地提出了“建交三原則”，其核心是台灣問題。經過幾輪較量，加方的立場後退到這樣一個公式：加拿大將在不接受中國對於台灣的領土和政治要求的前提下取消對中華民國的承認。顯然，這是中方不能接受的。經過艱苦的談判和雙方共同努力，最後終於找到了“（加方）注意到中國……的立場”這個公式。最後達成的聯合公報中關於台灣問題的提法是這樣的：“2. 中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國政府的這個立場。3. 加拿大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上述提法，按照加方的解釋，“注意到”並不暗示加拿大同意中國的立場，也不意味着對中國立場的挑戰。中國人據此可以宣佈他們對於台灣的主權，而加拿大卻可以避免對中國的立場做出評論。這樣，加拿大便走上了新的“一箇中國”政策道路，而斷絕了與台灣的一切官方關係。顯然，加拿大在台灣問題上玩了“戰略模糊”的把戲，在台灣的主權和未來地位問題上留下了供將來操作的“模糊空間”。老特魯多政府的外交部長夏普1971年9月22日在眾院的一次政策總結講話中道出了其涉台政策的“戰略模糊”性和伏筆作用：“台灣的未來這個問題是由未來決定的事情。”

1970年的中加建交公報發表時，人們並未發現其措辭和提法有什麼歷史意義，後來卻成了打破其他國家關於台灣問題談判僵局的一個關鍵用語。1970年的中加建交公報成為70年代許多西方國家與中國建交的模式，其對於台灣問題的處理和措辭後來成了西方國家仿效的標準公式。

以上情況説明，加拿大等西方主要國家在涉華和台灣問題上的政策表現出了自相矛盾的邏輯：一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與台灣政權斷交，一方面又埋下了伏筆，製造了“模糊空間”。這出於兩個主要原因。一個是所謂對台灣人民的感情和道義責任，曾擔任過加拿大外交部長的皮爾遜曾經説過“在做出任何關於福摩薩未來的決定時，那裏人民的願望仍然是第一位的考慮。”另一個是各國自身的利益，特別是在對台軍售和商務往來方面的利益。例如法國和荷蘭等國就曾為了對台軍售的眼前好處而充分利用了“戰略模糊”，80年代加拿大與台灣之間一直或隱或現地在進行向台灣出售CADDU反應堆的談判，也是一個實例。在“戰略模糊”取向發端和後來的一長段時間裏，這些國家偶爾發表的關於台灣獨立的言論往往是象徵性的，它們中的大多數精心地實行“一箇中國”政策，在國際交往和雙邊關係中總是審慎地避免與台灣的外交人員和官員接觸。在一段時間內，它們未安排與台灣維持和發展非正式或非官方關係的機制，在雙邊感興趣的問題上，比如出口和貿易，則通過第三方，通常是美國來進行。當然，必須指出，這種通過第三方安排的所謂非官方接觸，有時實際上是偷偷摸摸的官方接觸。

但綜合而言，在“戰略模糊”取向發端和後來的一長段時間裏，除美國以外的這些西方國家的這個取向是一種“無奈之舉”和“權宜之計”。

三、美國對“戰略模糊”的早期運用：從尼克松-卡特到小布什時期的蓄謀和伏筆

世界進入70年代以後，主要由於中國的強大和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迫於國際壓力和與蘇聯爭霸的需要，尼克松政府開始與中國秘密接觸並開啓了與中國的建交之旅。從尼克松到卡特，經過與中方的艱苦談判，最終達成了中美建交的三個聯合公報。這三個公報簽署於不同時間，組合在一起構成了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1，雙方確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2，美國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斷絕與中華民國的一切外交關係和官方聯繫；3，美國承諾從台灣撤出全部軍隊和設施。這就是我們常説的“主權”、“斷交”和“撤軍”三原則。

但美國在談判中一直蓄謀留下可供日後操作與利用的“模糊空間”和伏筆，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堅持保留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和聯繫，並堅持在台灣設立所謂非官方的聯絡處；另一個是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但承諾會逐年減少直至為零。

更讓人不能容忍和接受的蓄謀是，建交公報的墨跡未乾，美國國會就通過了所謂《對台關係法》，以此法案為基礎，以後又制訂了一系列相關法律和行政指令，蓄謀強化對於台灣事務，也即對於中國內政的干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從尼克松-卡特，經由老布什、克林頓到小布什的歷屆政府）這種蓄謀的破壞作用在於人為地阻撓兩岸關係的改善，客觀上產生了鼓動台灣分裂勢力的效果。

從美中關係正常化開始直到1989年的近10年時間內，美中關係的基本情況是積極的。在此期間，儘管有一些摩擦，也有一些右翼集團試圖向政府施壓妄圖阻撓美中關係的發展，但總的趨勢是擴大並加強雙邊合作，改善對華關係。這個時期被稱為中美關係的“蜜月期”，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並未成為熱點，而只是一個潛在的伏筆。迄至老布什卸任的美中關係可以説處在一個僵持、過渡、非敵非友時期。克林頓和小布什時期，則由“非敵非友”轉變為“互相摩擦的積極合作關係”。在奧巴馬就任之前的這個所謂“後蜜月期”，雙邊關係上的主要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貿易摩擦，一個是圍繞人權等問題的價值衝突。在這個時期，“台灣牌”尚未成為美國打壓和遏制中國的手段和武器，與“戰略模糊”有關的美國政府的涉台事件主要有：老布什政府批准向台灣出售進攻性F-16戰鬥機，並開始了部長級的官方正式接觸；克林頓強調了其政府對台灣的興趣，並積極爭取提升與台灣的經濟聯繫和商貿來往，但正是克林頓政府做出了限制美台官方往來的決定；針對台灣陳水扁政府的謀獨言論和行動，小布什政府對陳水扁發出了警告，稱他是“麻煩製造者”。這一切表明，在這“後蜜月期”，美國的若干屆政府在台灣問題上並未採取過份越軌的行動，並未試圖實質性地提高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等級，或建立事實上的官方雙邊關係。這與以後的奧巴馬-特朗普-拜登的肆無忌憚和窮兇極惡表現出明顯的差異。

四、美國“戰略模糊”手段的變本加利：從奧巴馬經特朗普到拜登的肆無忌憚和窮兇極惡

在過去的五十來年中，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中的重要障礙，也是美中關係中常常引起麻煩的一個熱點。考察這個問題時，必須清楚地認識三個重要因素：第一，台灣問題是整體美中關係中的一個方面，它服從於美中關係的總體格局。隨着美中關係的改善和突破，台灣問題就趨於緩和；相反，隨着美中關係的惡化和挫折，台灣問題便會回潮或出現危機。所以，不能把台灣問題與美中關係同等看待，也不能脱離美中關係的背景和限制來討論台灣問題的前景和解決之道。當然，也就不能在同一層次上討論所謂美、中、台三邊關係，這不符合客觀事實，在學術上不科學，在政治上也是極為有害的。

第二，台灣問題有一個國際背景。如前所述，西方許多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時，都在台灣的前途問題上留下了伏筆，這個“戰略模糊”給台獨和美國為首的反華勢力提供了隨時可以利用的機會。所以，當美中關係或國際局勢出現重大變化時，少數與華為敵的國家在美國的鼓動下便會在台灣問題上興風作浪，圍繞涉台問題組成反華統一戰線，使台灣問題國際化。最近美日澳印在台灣問題上的聯合舉動和互相策應，就是這個情況。

第三，台灣問題還有一個台島內部的形勢演變和“統”“獨”較量格局問題。台獨一直是台島內部暗流湧動的一股勢力。陳水扁上台以始，這股勢力公開跳上了台灣的政治舞台，蔡英文當選以後則把台獨理念和台獨行動推向頂端。“挾洋自重”和“以武謀獨”已成為台獨的綱領。島內的這股政治風越括越猛的時期，正是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當政的對期。島內、島外的勢力勾結，互相應和，推波助瀾，使台灣問題成為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變數，使台海局勢成為當今最危險的國際熱點。

以上三個方面的因素互相耦合，在美國的操控下便會使台灣問題和台海局勢出現嚴重的困難，甚或出現危機。從奧巴馬當政開始，這三個因素的互動耦合達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光從操控“戰略模糊”這個角度看，由於上述三個因素的耦合，從奧巴馬經特朗普到拜登的這三屆政府在台灣問題上就越發變本加厲，對“戰略模糊”手段的運用達到了喪心病狂和肆無忌憚的程度。

經過改革開放和中國人民的出色努力，中國出現了崛起的苗頭，而相反，美國在許多方面則出現了衰退的跡象。這引起了美國精英界和朝野的警惕，美國政客們開始產生了揮之不去的戰略焦慮。作為應對策略，奧巴馬政府開始使中美關係出現一系列新的困難，在知識產權、貿易平衡、網絡安全等許多領域對中國發起了挑戰。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在地緣政治方面，奧巴馬政府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挑動南海周邊國家圍堵中國，台灣便成為美國的一個棋子而開始發揮獨特的作用。到特朗普時期，中國的崛起已經勢不可擋，而且中國在國際社會發揮了越來越巨大的作用，這直接影響到了美國的霸權和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儘管中國一再宣稱不想取代美國的霸主地位而且在行動上仍然嚴格表現為一個負責任的普通大國的形象，但由於此時美國的戰略焦慮症越來越嚴重，而且越來越失去一個大國應有的自信，特朗普政府便把美國的困難和失敗完全歸咎於中國的崛起和中國的內外方略，從而啓動了對中國的全面打壓，在與國家事務有關的幾乎一切領域走上了與中國博弈、對抗的道路，以使美國“再次偉大”。與此相配合，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即“台灣牌”便成為特朗普手中“逢中必玩”的把戲：大規模地向台灣出售武器，包括各型進攻型武器；加強與台灣的官方往來和軍事交往；出台《台灣旅行法》，妄圖提升對台關係的官方級別；鼓吹並實質性地支持台灣重返國際組織;幫助維持台灣的所謂邦交；威脅與台灣恢復外交關係；以及，卸任前甚至暗示和威脅發動台海戰爭以“保衞盟友”，等等，不一而足。這表明，特朗普已經把三個聯合公報置之腦後，走上了公開支持台獨、阻止大陸統一台灣的絕路。拜台上台初期，國際社會曾預想他會在對華政策上做某些調整。但就任近半年的表現説明，拜登在許多方面繼承了特朗普的政策和戰略，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在對華關係和涉台政策方面，他是美國曆屆政府中走得最遠的。就涉台“戰略模糊”而言，在與中國全面脱鈎並全面競爭的基本戰略指引下，他踩踏了台灣問題的紅線：派軍用飛機送現任官員訪台；送特勤局和特種部隊的軍事人員赴台和培訓台軍；擴大對台軍售和與台軍事交流；在台海和中國東海開展以奪島和巷戰為主要科目、針對台灣的美日澳印聯合軍演。……這一切表明，拜登是迄今對華最下狠手的總統，這些手段的運用表明拜登政府一定隱藏着更大的戰略企圖，藴釀着更加惡毒的陰謀。

五、追根究源：台灣問題的實質和美國“戰略模糊”的禍心

台灣歷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來屬於中國版圖。日本對台灣的短期非法佔領隨着二次大戰的結束和開羅宣言以及波茨坦公告的執行而宣告了永久的終止。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則把台灣的主權莊嚴地歸還給了中國。

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大陸的全面勝利，把國民黨政權趕下了海，成為偏安台灣的殘餘勢力。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理所當然地享有台灣的主權。

正當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謀劃一鼓作氣解放台灣的關鍵時刻，發生了兩個決定中國國運和國際格局的重大歷史事件：一個是，1950年秋爆發了朝鮮戰爭，為了抗美援朝，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遣志願軍入朝參戰，擊敗了美國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鞏固了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並深刻地影響了以後幾十年的國際格局；另一個是，朝鮮戰爭剛一開始的1950年，美國就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封鎖台灣海峽，切斷了解放台灣的一切通道，造成了迄今為止兩岸分治的局面。

在過去的幾十年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全體大陸居民一直堅持對台灣擁有主權，從未放棄統一台灣的努力，並以我們認為合適的方式推動這個歷史進程。

以上事實表明，台灣問題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遺留問題，在本質上這純粹是中國的內政；而之所以兩岸分治一直延續至今，則完全是美國對台灣實行軍事佔領以及嗣後採取敵視大陸、支持台獨政策的結果。台灣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事實不僅得到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確認，而且獲得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和其他國家與華建交聯合公報的背書。然而，台灣至今未能實現統一，兩岸仍然處於對立和分治。這種局面完全歸因於美國的干擾和阻撓。其手段之一便是“戰略模糊”。

如上所述，“戰略模糊”只是一種具有因變色彩的手段，並非其國家目標。但如果在某種情勢下，將“手段”本身變成目標，直接從“模糊空間”收穫利益，那麼，對“手段”或“台灣牌”的運用過程就成為直接的打擊和傷害。

這樣，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就具有主觀意願上的雙重目標和效用。作為“手段”，它將“模糊空間”作為戰略進攻的武器和彈藥，以“台灣牌”的形式在更廣泛、更重要、更具戰略意義的中美博弈領域發難。這是“戰略模糊”的第一重目標和效用，或稱第一個應用方向。如果第一重目標（或稱第一個方向）不能達成效用，或者受阻，或者客觀形勢和本身的策略變化迫使不得不放棄或暫停利用“台灣牌”來迫使中方就範，它就可能轉而集中精力和資源於第二個方向，即直接操作“模糊空間”，不再將“戰略模糊”作為手段，而將“模糊空間”的實現作為目標。此時，“戰略模糊”就變成了“戰略清晰”。這種雙重目標和效用的轉換，正是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戰略模糊”的禍心之所在。

近日來自美方的消息稱，美國的精英界正就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和“戰略清晰”進行辯論。有一派觀點呼籲放棄“戰略模糊”，主張實行能給國際社會和利益攸關方帶來確定性和可預測性的“戰略清晰”。如上所述，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變成“戰略清晰”可能會有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一個是放棄美國在涉台問題上的保留事項和所謂“模糊空間”，明確地宣佈嚴格遵守中美建交三個聯合公報，不折不扣地履行關於“斷交”、“撤軍”、和“逐年減少售台武器直至為零”的承諾。這是我們歡迎的“戰略清晰”。另一個方向是，使對“模糊空間”的利用變成美國涉台的“清晰戰略”，使其成為美國新的“清晰”的戰略目標。這就意味着天平徹底傾向台獨，意味着中美關係的大倒退，大災難。對於這方面的動向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並做好直面一切挑戰的必要準備。

六、中國應對美國涉台“戰略模糊”新動向的戰略建議

總結起來看，經過幾十年的演化，涉台問題上的“戰略模糊”已經從早期西方主要國家在對華關係中撈取實惠的“無奈之舉”和“權宜之計”變成了美國對中國施壓的“台灣牌”，成了對中國實施戰略進攻的武器。最近幾周美國圍繞台海所出的牌，所支的招，都表明美國已失去了此前幾屆政府在涉台問題上的某些“剋制”和“模糊性”，大有就圍繞台海局勢和台灣主權本身對華徹底攤牌的架勢。為此，美國正在糾集一些所謂“盟友”共同在台灣問題上發難，妄圖以羣狼圍攻之勢嚇阻中國在台海的部署。這是上面討論的“戰略模糊”的新動向和新可能，是我們必須直面和緊迫應對的挑戰。下面在戰略層面提出若干應對建議。

第一，在心理和戰略認知上，我們必須看到涉台問題上的“戰略模糊”主要具有的“工具價值”，其次才是它的雙重目標和效用。這種心理和認知對於我們判斷美國的真實意圖和保持戰略定力十分重要。

美國在涉台方面的言行常常比較混亂，或清晰，或模糊，具有一定的欺騙性，其後包藏着禍心。利用“模糊空間”表現出的言行，在很多情況下是為了試探，為了測試中方的判斷、可能應對和戰略方向。就迄今為止美國在涉台“戰略模糊”方面所散佈的各種言論和做出來的各種動作而言，大多數是試探性的、工具性的，大多數是為了在更廣泛的利益範圍對華施壓、與華博弈。

我們必須認識到，台灣問題本身並非美國的核心利益，它早晚總會為了其他更重要、更加事關全局的利益而放棄涉台問題上的“模糊空間”，就像當初與中國建交時做出“承認主權”、“斷交”、“撤軍”的決定和承諾一樣。

“台灣牌”除了被美國用來與中國博弈外，也是美國團結和操縱其盟友的一種手段。涉台問題上的“模糊空間”常常被美國用來顯示對盟友的真心和承諾，用以鼓舞和縱容其盟友加入美國的反華陣營，協調其對華施壓和與華博弈的行動。所以，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戰略模糊”在美國眼裏依然主要是一個手段和工具。拜登政府宣稱“美國回來了”，立誓要“領導全球”，要着力加強盟友關係。可以預見，在這個方向上，美國會更加變本加厲地攪動台海局勢，利用“戰略模糊”強化與台獨當局的聯繫並藉此鞏固在東亞的盟友體系。

如上所述，美國在涉台問題上的“戰略模糊”在主觀意願上具有雙重目標和效用。當作為工具或手段的第一目標不能達成效用，或者受阻，或者因為客觀形勢和自身策略的變化而不得不放棄其工具價值時，就會轉而追求第二重目標和效用，直接利用“模糊空間”干涉中國內政，公然支持台獨，阻止和延緩中國的統一。對於這種可能我們當然應該保持警惕並提早做好準備。

但從目前情況看，我們判斷出現這種局面的機率不大。中美畢竟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國，美國有遠比台灣重要得多的戰略利益。五十年前美國衝破意識形態的羈絆，放棄對與台灣傳統盟友關係的迷戀，克服國會內外和朝野上下的阻力，走上了與華建交和發展中美關係之路。雖然這條路並不平坦，充滿了各種障礙和困難，但在當今的國際關係和利益格局之下，美國能夠走回頭路嗎？美國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與中國撕破面皮嗎？最近拜登政府叫囂與中國全面脱鈎、全面競爭，叫聲很響，氣勢似乎很足，但充其量只是心虛和焦慮的小伎倆，其目的之一是試探中國的底牌和底氣，二是對中國的訛詐和恫嚇，實在不足為慮：五十年前美國與華建交的政治決策是歷史使然，今後它仍然逃不脱歷史的大勢和歷史的宿命。

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在心理和認知上應該堅定這樣一個信念：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主要是一種手段，而不是其國家目標。以這樣的心理和認知作為指引，直面美國及其盟友的各種模糊操作，我們就可以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戰略定力，決定自己的節奏和應對方略，而避免中了敵人的圈套。更重要的是，這種心理準備和認知，可以使我們處驚不亂，始終掌握處理台海問題以及與美國在更廣泛的利益領域進行博弈的戰略主動權。

第二，以我們的“戰略清晰”反對美國的“戰略模糊”，擠壓和清除美國在涉台問題上的“模糊空間”，迫使美國放棄通過打“台灣牌”逼迫中國就範、阻撓中國統一台灣的企圖。

為此，我們必須以明確的語言嚴正重申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主權歸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並擁有對台灣的主權的主場，嚴正重申與美建交三個聯合公報已經達成的關於“主權”、“斷交”、“撤軍”的共識和承諾，敦促美方嚴格遵守建交公報並不折不扣地履行“不建立官方關係”和“逐年減少對台軍售直至為零”等方面的承諾，以明確的語言表明反對干涉中國內政以及利用“台灣牌”干擾中美關係的意志和堅定決心。

建議在適當時機，可以像前幾年針對美國與菲律賓勾結策動“南海仲裁案”一樣，由人大常委會（或者以全會名義）發佈聲明，嚴正重申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和處理中美關係的原則，重申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之所在，劃下涉台和中美關係的紅線；鄭重向全世界再次表明，中國在台灣問題等事關主權的核心利益領域沒有住何退讓的空間，也永遠不會向任何勢力妥協讓步，永遠不會拿主權和發展利益做交易；明確重申中國捍衞國家主權、實現國家統一、反對任何形式外部施壓的意志和決心，為此，中國不惜與任何強大的敵人開戰。緊隨其後，相關的政權機關和行政機構發表相似內容和措辭的官方聲明，在國際社會形成強烈的政治壓力。與此同步，可組織撰寫一批有份量的論文和聲討性質的文章，在不同層次造成輿論攻勢。另外，可以在適當時機進行合適規模的媒體動員和組織一定範圍的民眾聲討，把涉台問題上美國包藏禍心的行為扼殺在萌芽或予以正面打擊。

此建議應該視作緊急事項，刻不容緩地去計劃和進行。雖然現在還沒有到十分危急的對刻，但我們的反制行動應該在敵人真正攤牌動手之前，不然我們就會失去稍縱即逝的先機。從最近的形勢着，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美國已經做了初一，現在輪到我們做十五了！

第三，圍繞台灣問題，建立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花大力氣爭取最廣泛的國際支持。

首先，要做好第三世界眾多朋友的工作，以卓有成效的方式向它們介紹台灣問題的來龍去脈，掲露美日等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卑劣行徑，解釋我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核心利益和訴求，以求得它們的同情、諒解和支持。要利用我國在聯合國和其他相關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廣交朋友，廣泛宣傳中國涉台問題上的立場和原則，可抓住機會在這些國際平台上舉行涉台專題活動，並可利用全球抗疫中積累起來的國家信譽和對外友誼推動這項工作。中國能夠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當前在許多國際組織中能夠排除台灣的非法介入，這些老朋友、小朋友、窮朋友和新朋友都起了關鍵作用。同樣，在台灣問題上與美國的較量，它們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其次，團結並聯合除美國以外的所有西方國家（日本和澳大利亞除外，關於針對這兩國的策略，我們下面分開討論），徹底孤立美國在涉台問題上的霸權，奪取國際輿論上的話語權。儘管如上所述，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在涉台問題上是最早啓動“戰略模糊”的，但對這些國家而言，無一例外都將這種“戰略模糊”視作“無奈之舉”和“權宜之計”，而且在過去幾十年中主要只是在對台軍售中出於企業盈利有過過分的舉動，總體上並未像美國那樣喪心病狂地挑戰中國在台灣的核心利益。鑑於此，我們建議將它們與美國區別對待：對它們既往不咎，甚至可以在經貿等領域給予照顧，只要它們在台灣問題上對美國保持中立。甚至像對立陶宛，捷克這樣的牆頭草的言論舉止，我們都可以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因為，隨着形勢的變化和明朗，它們自己會糾正不當言行。而且，更重要的是：台灣問題事關國運和核心利益，只要按住了蛇頭，實現了目標，其他都成了無關緊要的小事。

古人云：上善伐交，伐交以利己。實踐此古訓，正其時也！

第四，拿日本開刀，殺鳮儆猴，並可借題發揮，旁敲側擊，多領域施壓和震懾，瓦解美國藉以攪局台海的所謂聯盟。

美國攪局台海，利用“戰略模糊”對我國施壓的圖謀已經得到了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國的支持和參與，也得到了歐盟個別國家的呼應。其中尤以日本和澳大利亞最為積極，不僅跳得最歡，而且已經公開表示，這兩國將會與美國一道介入台海衝突，並且不惜以武力阻止中國收復台灣。我們必須殺殺這兩國的囂張氣焰，迫使它們收回狂妄的表態，停止對中國的挑釁行動。

建議對兩國採取不同的策略，對日本採取在爭議島嶼上借題發揮、外交和政治施壓，以及武力震懾相結合的策略。對澳大利亞則可採取經貿制裁以斷其生路的策略。關於對澳大利亞的制裁已有很多議論和報導，這裏不再贅述，而是將重點放在日本上。

日本作為中國的近鄰，在近代史的大多數時間裏，一直對中國採取了敵視、侵略和奴役的政策。它非法佔領枱灣五十年，至今在台灣還有約200萬日裔台灣人，這些人處於社會中上層，是台獨的中堅力量。日本佔領時期，收買和養養了很多台灣的中國人，其中不少人已經成為目前民進黨和台獨的領導人和骨幹。這些歷史舊賬已成為過去，我們不必耿耿於懷。但最近半年來，日本圍繞台灣問題發表的官方言論以及配合美國的涉台行動，卻清楚無誤地告訴世人：日本染指台灣的賊心不死，幫助美國圍堵、遏制中國並進而稱霸東亞的圖謀越來越明顯，而且日見猖狂。前不久日本首相菅義偉稱“台灣是日本的”，日本現任防長對外公開宣佈：日本將以自衞隊的力量馳援美國在台海的軍事行動。前不久，美日澳印四國在釣魚島海域和我國東海附近舉行以奪島和城市巷戰為主要科目的聯合軍演。最近這兩天日本參議院竟然通過決議呼籲讓台灣參加世衞組織，呼籲世界接納台灣。這一切都表明，日本就是美國在台海攪局的主要幫兇，而且其自身就是一頭包藏禍心的惡狼。

我們必須拿日本開刀！以澆滅其氣焰，喝阻其野心。這同時還可對美國的其他跟班收到殺雞儆猴、旁敲側擊的效果。為此，建議對日本採取在爭議島嶼上借題發揮、外交和政治施壓，以及武力震攝相結合的策略。

“借題發揮”的操作要點是，針對日本在台灣和釣魚島等問題上的言論，比附琉球羣島的未來地位予以發揮，表達中方支持琉球人民復國和獨立的態度。也可在日本與他國有主權爭議的島嶼問題上放棄以往的中立和不介入立場。這些操作可以從學術和歷史硏究介入，可以發表意見領袖的言論和觀點，也可以以適當的方式由官方或半官方對外表態。方式和時機視日本的言行而決定。

外交和政治施壓的要點是：下次日本官方和政客如再在涉台問題上發表嚴重的不當言論（嚴重的不當言論指涉及台灣地位和台海戰爭等影響中國核心利益的言論），中國外事部門當在第一時間發表譴責聲明，召回中國駐日大使，在有選擇的領域停止與日本的經貿往來和有關交流。此外，我們還可旗幟鮮明地抵制東京奧運會，堅決反對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於此同時可以通過人大、政協、共青團等機關和媒體施加政治壓力。

武力震攝方面，建議加大對釣魚島的常規巡航次數和力度，可考慮不定期地派遣軍艦和戰機對釣魚島和周邊海域開展巡邏，一方面宣示對該島的主權，一方面向日本發出亮劍的信號。另外，配合上述行動，可考慮將火箭軍的部分導彈（或岸基的火箭彈）瞄準日本前去台灣和釣魚島的海上通道。

有人會問：執行以上策略，會不會惡化中日關係？我們的回答是：日本在涉台和對華關係上出現的上述言行，以及長期來追隨美國損我中華的策略，哪一樣是因為我們中方的對日方針所引起的？日本歷來是不怕與中方為敵的，對中方懷柔也好，強硬也罷，從來都是服從它自身利益的號令，兼顧其美國主子的需要和意願，何曾照顧過我中華民族的心意和訴求？一句話，中日能睦鄰友好最好；如若不然，相背而泣，又如何！

第五，打擊台獨，以武逼統；制訂好統一後的治理方略並提前公佈，以安島內的民心軍心。

第六，厲兵秣馬，做好隨時開戰的準備。

以上兩點建議已經有許多人討論並提出了各種有見地的觀點。限於篇幅，不再贅述，或另擇機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