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市外事辦工作中遇到的幾件棘手事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06-14 14:19
作者簡介
**倪天祚，**1934年生，浙江温州人；先後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機關團委、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北京城市開發集團總公司工作；曾任國慶節羣眾遊行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最後一次參與國慶是在1999年，他以顧問身份參與當年的國慶慶典。
我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工作多年。在工作中，曾遇到一些政策性強的急事、麻煩事、棘手事，如處理不好，就會造成負面影響，甚至影響國家形象。
▣ 作者在北京市政府門前留影
因而，我牢記周恩來總理“外事工作無小事”的教導，在外辦老同志的幫助下，從不怠慢，謹慎、耐心、冷靜、果斷，及時應變，實事求是地處理好每一件事。
通過這一樁樁、一件件事情的處理，從中積累了經驗，吸取了教訓，增長了才幹，鍛鍊了自己。這許許多多的事情，已成為歷史，有的是鮮為人知，有的不為人知，現一一敍述如下。
國賓車隊被堵
1957年4月5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率團訪問中國，受到高規格的熱情接待，首都北京組織百萬羣眾夾道歡迎。由於組織工作不夠周密，夾道歡迎羣眾堵住了國賓車隊的通行。
伏羅希洛夫主席的專機在南苑機場降落，夾道歡迎的羣眾隊伍從南苑機場開始，途經永定門大街、前門大街、天安門，進中南海南門。毛主席與伏羅希洛主席同乘坐一輛敞篷車，當車行駛到中山公園南門前時（開道車已通過），由於現場指揮不力，歡迎羣眾攢動擁擠，使毛主席乘坐的車輛被圍住了。
當時我正在現場，羣眾把我擠到毛主席乘坐的車輛旁邊。毛主席和伏羅希洛夫主席還都站立在車上，有的羣眾伸手與兩位領導人握手。
▣ 毛澤東、朱德與伏羅希洛夫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
我非常緊張，唯恐出事，趕快採取措施。一方面請兩位領導人坐下來，另一方面勸阻羣眾不要與領導人握手。同時，讓身邊的民警迅速從人羣中擠出去，調用民警來開道。很快來了不少民警，打開了一條通道，疏通了擁堵局面，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的車輛全部順利通過，安全地進入中南海。
中山公園南門前地段的歡迎羣眾是由西單區委負責組織的，後來為此事處分了兩名領導同志。當時，我們參加指揮部的工作人員，也都認真總結了教訓。從那以後，我們組織羣眾夾道歡迎國賓100多次，從未發生過擁堵國賓車隊的現象。
羣眾集會隊伍被擋
在五六十年代，經常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大型集會活動。組織羣眾人數之多，有時50萬人，有時100萬人，最多時人數達到150萬人。每次舉行大型集會活動，都在天安門設立臨時指揮部。指揮部負責人是原外事辦公室主任辛毅，並從有關部門抽調若干名工作人員進行籌備（我開始是被抽調，後因任務重，調入外辦）。
每次集會當天，要把分散在全市各區縣上千個單位，幾十萬、上百萬的羣眾，按規定時間組織調遣到天安門廣場的指定地點，按時舉行集會。這也可以説是一門科學，有嚴格的要求。隊伍集會必須按照規定的時間、集合路線、集合地點，做出科學的、具體的安排，既不能提前到達，也不能遲到。
隊伍集合一般的規律是，集合在廣場中心區域的隊伍要先到達，集合在廣場外圍區域的隊伍要後到達。如果廣場中心區域的隊伍來晚了，而廣場外圍區域的隊伍來早了，就會擋住廣場中心區域隊伍的按時集合。
舉行這樣的大型集會，我們在廣場內東西向都設有若干條兩米寬的人行通道，供給羣眾到廣場兩側上廁所和飲水用。東西向留通道既方便羣眾，又在天安門城樓上看不出廣場內有空當兒。南北向不留通道，因留南北向通道，在天安門城樓上就會看到空當兒。
我記得1965年2月10日在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舉行150萬羣眾集會，抗議美國侵犯越南，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
快到隊伍集合完畢的時候，發現在天安門廣場中心區域有一塊空地，沒有羣眾隊伍。我們非常焦急，查問了有關分指揮部後，才知道是有一個區的隊伍來晚了，北廣場外圍南側區域的隊伍擋在前門外進不來。
這時，我們急中生智，立即派大會維持秩序的標兵與南邊區域隊伍的領隊協商，臨時讓出一條道，讓被擋的隊伍進來，再通過東西向的兩米寬人行通道，迅速跑步到了指定的集合地點，補上了空白。這時中央領導人也到了天安門城樓上。沒有影響大會按時召開，有驚無險，沒出差錯。
接見紅衞兵，指揮部領導被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常接見外地來京的紅衞兵。當時我們起草了12條口號，報送中宣部審閲後，由北京市委印發。因為這些口號比較長，為了便於紅衞兵呼喊，中宣部領導審閲時，便把口號修改得比較簡短，去掉了一些形容詞。如有一條口號原來寫的是“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導師、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修改為“毛主席萬歲”。
當口號發給紅衞兵時，有的紅衞兵誤以為口號有問題，於是在接見的當天，有3000多名北京的大學紅衞兵到天安門造反，第二天下午又有200多名北京的大學紅衞兵到北京市委造反，要市委交代口號的問題。
▣ 毛主席等乘車檢閲紅衞兵
我們把紅衞兵請到市委第三樓會議室，反覆做他們的工作，詳細講明口號起草的過程和中宣部修改口號的經過等情況之後，他們才離開了市委大樓。
這些紅衞兵又認為是中宣部的問題。當天晚上又到了中宣部造反，批鬥中宣部領導。紅衞兵又在那裏鬧了一個晚上，沒有發現問題，才離開了中宣部。從那次以後，我們吸取了教訓，修改了口號報請周總理審定。以後幾次接見紅衞兵，都用周總理審定的口號，印發下去，沒有再發生過口號的問題。
紅衞兵乘坐的車輛翻下橋
1966年11月間，“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最後一次接見外地在京紅衞兵190萬人。因城區沒有大的場地，周總理決定分兩處接見。
▣ 1966年10月21日，毛澤東檢閲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衞兵。
一處是城區從建國門至復興門的馬路上，接見80萬紅衞兵，由北京市委負責組織；另一處是西郊機場，接見110萬紅衞兵，由北京軍區負責組織。這次接見採取速度快、時間短的夾道形式。
在接見那天下午3點鐘，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乘坐的車隊通過了城區夾道隊伍後，直接到西郊機場。當時接見只用了半小時。我們就安排隊伍開始疏散，很快就疏散完畢。
因怕出事故，在下午4點多鐘，我又來到西郊機場北京軍區現場指揮部。當時毛主席已接見完畢。
北京軍區指揮部的同志認為，毛主席乘坐的車隊離開機場只有半個多小時，如疏散了隊伍，怕堵住毛主席乘坐的車輛，不能及時疏散。
我提出建議：根據以往情況的判斷，毛主席乘坐的車輛現在已進入中南海，應該馬上疏散隊伍。這時已是下午快5點鐘，再晚些天就黑了，路況不好，有的地段馬路上沒有路燈，加之人多擁擠，很容易出問題。但是，他們堅持己見。我再次説明：“毛主席乘坐的車隊隨着開道車行進，速度很快，已離開隊伍疏散區，絕對不會堵住毛主席乘坐的車隊。”他們仍不同意我的建議。
當時我想，機場隊伍是北京軍區負責組織，他們有權決定，不好勉強，尊重他們，把話説到就行了。之後，我再三叮囑請一定要安排好隊伍的疏散，千萬不要出問題，説完就回天安門指揮部了。
▣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首次在天安門接見了紅衞兵，由此掀開了紅衞兵運動。
剛到指揮部，北京軍區機場指揮部就來電話説：“一輛乘坐紅衞兵的車被翻在橋下，有人員傷亡。”放下電話，我又立即趕到事故現場，看到那裏周圍沒有路燈，那座橋的橋身兩邊有欄杆，而橋頭橋尾的兩邊都沒有欄杆，車輛就是從一端沒欄杆的位置翻到河裏的。那時，北京軍區指揮部的同志已把受傷的紅衞兵送進了醫院。後來，有兩名紅衞兵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死亡。
毛主席8次接見紅衞兵，前7次組織都很順利。最後一次卻出現了問題，我感到非常遺憾。
看台上的歡迎羣眾空缺
1967年的一天，為歡迎一位非洲國家元首，在工人體育場舉行10萬羣眾大會。開會時間定於下午3點，要求羣眾歡迎隊伍在下午兩點半鐘前集合完畢。
但到了兩點半時，看台上的羣眾只到了三分之二，還缺三分之一，看台上的羣眾稀稀拉拉的。我估計很可能那三分之一的羣眾不會再來了，當時我非常焦急，如不能按時召開大會，將造成不良的對外政治影響。
▣ 北京工人體育場舊照
如去批評各系統的領隊，不能解決問題，或再到工人體育場附近單位臨時調動羣眾，也已來不及。在這緊要的關頭，我靈機一動，立即召開了各系統領隊會議，説明了情況，提出調整隊伍的方案：
一是把主席台上面幾個看台的羣眾調到主席台對面羣眾缺席較多的看台上來。因為主席台上面的看台空了，坐在台下的外賓看不見；二是把每個看台上的羣眾安排坐均勻，以“丁字形狀”坐好，因按“丁字形狀”坐，在主席台上直觀看不出有空當兒的地方，好像看台上坐的人是滿的；三是要在20分鐘之內，把全部隊伍調整好。
當時各系統的領隊都很理解，聽指揮，他們很快就把隊伍調整好了。我看看錶，離開會時間還有5分鐘，心裏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馬上去向市領導彙報。大會按時召開，國賓和國家領導人都對會場情況滿意，在這次大型政治活動中沒造成不良影響。
▣ 倪天祚（左）與閲兵指揮部副總指揮楊成武（右）在天安門城樓上。
如今事隔多年，回想起這些舊事，我深切地感受到，做好外事工作真是一門藝術。不但要有極強的敬業精神，還要把握自控能力。遇事沉着，遇難事、棘手事更要機制應對，慎重行事，知難而進。
此外，協調好各方面的關係，發揮團隊精神；科學地掌握好大型活動的規律，事先進行周密的計劃。嚴密的組織、科學的安排和強有力的指揮等等，也是必要的功課和修養。
回憶我多年的外事工作經歷，雖然付出了很多，但組織才能得到了提高，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得到了昇華，這於我的一生，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