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多維度創新的《1921》，如何與年輕觀眾實現時代共鳴？_風聞

新的創作邏輯自然會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格

文/龐宏波

寫實和寫意的結合。

這是關於《1921》最為關鍵的一個標籤。寫實的部分在於電影所聚焦的建黨故事是廣為人知的“大事件”，真實呈現歷史是觀眾的剛需。電影從立項開始就對歷史進行了大量的考究，在重現1921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一事件上加入了國際視角，對於歷史人物的挖掘也有很大的突破。

而寫意的部分在於電影並不侷限於“重現”歷史，而在於“呈現”歷史，時代語境的不同讓電影將聚焦點放在了100年前特定歷史事件傳遞至今的“火種”延續上。回到當時的時代語境下，一羣平均年齡28歲的“一大代表”聚集在一起，思考如何改變中國，這本身是一種超越生命本體的理想主義，想要讓100年後的年輕人感受到當時的信仰力量，就需要“寫意”的部分。

對於即將上映的《1921》來説，最為關鍵的產業意義在於“大背景、大事件、大人物”的主旋律大片，如何和當下觀眾建立起新的時代共鳴。

2019年，《我和我的祖國》以一種全新的創作視角重新激活了主旋律影片，但這種“大時代與小人物的歷史碰撞”不可能成為所有獻禮片創作的標準模版。

作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的主旋律影片，《1921》顯然承擔着很重的產業意義。這對於接下來重大歷史題材的主旋律作品來説，顯然具有一定的借鑑價值。

1

—歷 史—

歷史呈現方式的不同。

**對於重大歷史題材的主旋律電影來説，對於史實的考究是其“底線”。**此前《1921》的研討會上，製片人任寧就表示電影對於歷史資料進行了大量的挖掘。雖然電影2020年7月開機，但實際上《1921》整個項目在2016年就開始啓動。前期耗費了將近四年的時間，其中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於對歷史的研究上。

策劃編劇團隊在世界各地的檔案館挖掘新的史料，據黃建新導演介紹，在日本警視廳的檔案館策劃編劇團隊查到了一份破獲電報中，清晰顯示當時日方已經獲知中國共產黨要開大會，且日本當時有“赤色分子”也前往上海。於是，這條新的歷史線索，成為了電影裏重要的一條故事線。

此外，對於原型人物同樣如此。在片中飾演李達的黃軒表示，在接到這個角色同時，劇組會給每一位演員一份關於所演角色的”大禮包”，裏面包含了許多與歷史人物相關的書籍以及傳記，從而幫助演員對角色有一個更全面的瞭解。

**但是對於歷史的呈現，實際上同類題材的電影是經歷了幾番變化的。**早期的獻禮片，更多是一種“紀實性”創作，力求最大程度上還原歷史。而到了2009年，以《建國大業》為首的三部曲，則開始嘗試運用商業類型片的手法來呈現歷史，這就形成了如今主力觀眾對於此類影片最初的市場印象。在這個階段，該類影片以“大明星、大場面”為主要特點。

而在2019年，主旋律影片迎來了一個創作上的拐點。儘管依然呈現的是特定的歷史大事件，但是平民視角成為了主要選擇。這種平民視角也讓獻禮片迅速獲得了市場年輕觀眾的認可。但平民視角並不是一種長久的方式，對於主旋律影片來説，“大事件、大人物”依然是其核心任務。

和此前重大歷史題材的主旋律影片“紀實性”的創作方式所不同，《1921》給出的思考方向在於寫實和寫意的結合，原因在於歷史本身就具有“寫意”的一面。

電影裏，李達數次都碰到一個小女孩，實際上這個小女孩本身就是“理想和希望”。此前，黃建新導演表示，最初的共產黨人有超越生命的信仰。一羣未滿30歲的年輕人聚在一起，憂國憂民，對於現實的不滿，讓他們最終將理想付諸實施，去拯救這個國家，這個是超越了生命自身的理想主義色彩。

但如何拍攝出“理想主義色彩”以及如何與當下觀眾產生共情，則是電影的一個重點，其實也是同類影片在創作上的一個難點。“100年來，你看到的所有客觀變化都是這樣一羣人精神里程和心靈里程的實踐性體現，這就是電影想表達的內容。”

2

—人 物—

煙火氣和少年感。

相比“大時代和小人物的歷史性碰撞”，如何運用新時代的電影語言去重新塑造先輩，註定是一個難題。

從早期的“特型演員”到後來的“建字三部曲”，關於演員，一直以來都是這類影片的爭議點。1995年唐國強被《長征》選中飾演毛澤東，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但當時被視為“奶油小生”的他，成為了絕大多數觀眾對於毛主席的銀屏經典記憶。

而到了《建國大業》為首的“三部曲”時代，由於啓用了大量明星演員參演，同樣爭議滿滿。例如2011年，《建黨偉業》中“南陳北李”分別由馮遠征和張嘉譯兩位演員飾演，但在開拍前，馮遠征不僅因為“形不像”引發爭議，還有投資方質疑“馮遠征演陳獨秀？《不要和陌生人説話》裏的安嘉和？”

最終馮遠征憑藉“本身具備的儒雅”，塑造出了一個“神似”的陳獨秀。黃建新導演對馮遠征説：“這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個有特點的陳獨秀。”此後，“神似”成為了飾演歷史人物的核心原則之一。

十年過去，與《建黨偉業》不同，在《1921》裏，黃建新對於角色有了自己新的理解。“這十年我自己有變化，越來越關注心靈，（先輩的）心靈原動力是來自於哪裏？會越來越關注生動的七情六慾下，角色和理想之間的關係，所以這次有特別多生活細節的出現。”

最終，黃建新導演對於《1921》裏的人物，濃縮成了兩個關鍵詞：煙火氣和少年感。

在《1921》裏，電影花費了很大的筆墨去展現了李達和王會悟的生活細節。這在此前的主旋律作品中是鮮見的，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黃軒飾演的李達有憂傷、無奈的一面，也有青年熱血的一面，這讓其整個形象更加飽滿，也從李達這個人物，帶出當時共產黨成立的堅韌和不易。

印象比較深的兩個細節，很有代表性。一處是，李達冒着很大的危險去到被查封的印刷廠，堅持要將“百姓”兩個字改成“人民”，李達對於革命理想的執着給人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另一處是和王會悟在天台上聊天，當談及“中國當時連自己的火種都沒有”時的落淚，也讓人感到中國共產黨最終成立有很強的必然性。

飾演李達的黃軒表示，導演在和演員開會的時候，都希望演員不要先把革命先輩過度神化，而是要理解歷史偉人身上崇高信仰之下普通人的一面，有彷徨猶豫的艱難探索，最終選擇的信仰才愈發堅如磐石，有不捨小家的世俗情感，才更顯犧牲一切的精神之偉大。

**歷史上，見證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一大代表”平均年齡28歲，是非常有血性、有衝動的年輕人。而如今再去呈現歷史，實際上呈現的不能是100年後的一個“結果”，而是100年前的一個“過程”。**這需要演員更充分理解當時的人物，也只有演員演出政治家28歲時的狀態，才更接近於真實的歷史，也更容易讓年輕觀眾產生共情。

3

—角 度—

新鮮感。

**在《1921》裏，電影增加了國際化的視角來呈現歷史。**這是基於編劇團隊前期在世界各地挖掘出的新史料，一方面在於，當時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暗示了中國共產黨未來要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另一方面在於，“一大”召開時受到國內外反動勢力企圖破壞，這是當時一大召開繞不開的國際背景。

所以，電影在創作上也增加了很多諜戰元素，這不僅僅增添了主旋律影片的可看性，實際上也是通過一個格局更大的角度來呈現當時的歷史現實。

關於國際化的視角，黃建新導演表示“以前在建黨的作品裏，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只是一個情節需要的點，甚至都不能算是人物。因為之前的作品沒有去呈現他們的內心活動，只有我們需要的時候他們就出現。所以這不是一個角色，也不是人物，因為沒有太多的個性，只是語言傳達了共產國際的要求和祝賀。”

而在《1921》裏，馬林和尼克爾斯基都成為了真實的“人物”。他們排除萬難來到中國，實際上一直被追蹤，有着自身的危險。所以電影運用了諜戰片的拍攝手法，包括幾場飆車戲份都拍攝的非常有代入感。

如今，觀眾對於商業類型片包裝主旋律早就已經“免疫”，想要和年輕觀眾產生更強烈的共情就需要電影提供源源不斷的新鮮感，這某種程度上也在倒逼着主旋律電影尋求自我創新。尤其是對於2021年來説，特殊獻禮年份下“大背景、大事件、大人物”的主旋律作品必然會成為重點。這種主旋律作品，顯然和這兩年所盛行的“大時代下的小人物”在創作上有着極大的不同。

無論是國際化視角，對歷史題材“寫實”和“寫意”的創新之處，還是通過史料挖掘展現革命領袖更生活化的一面，通過對於心靈的關注來映襯革命原始動力，都為同類影片提供了參考價值。

同時，《1921》作為此次上影節的開幕影片，已經能夠凸顯出這部影片目前所獲得的認可。作為建黨100週年的重要作品，以更考究的史料為依據展現黨的革命歷程，影片有超越電影本體的價值。

和年輕觀眾建立聯結，實現共情是所有主旋律作品努力的方向，但不同視角的主旋律作品顯然需要不同的創作方法。《1921》的產業價值，就在於年輕觀眾對於主旋律電影最初印象的《建黨偉業》過去10年後，這一題材的作品，究竟會通過什麼樣的方法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