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Ιστορία”譯作“歷史”也許是個不小的錯誤_風聞

希臘文“Ιστορία”（英文“history”）被我們的日本鄰居譯作“歷史”，先不説在“史”字前強加“歷”字構成一個新的合成詞是否合宜，但就原文本義來説，就不妥當。

“Ιστορία”是“研究”的意思，希羅多德寫 Ιστορία不是為了要記載希波戰爭的歷史，而是為了“研究”希波戰爭為什麼會發生的原因。他的這本著作定名為《研究》才是得當的譯法。

中國的“史”，並不是“研究”。

《説文解字》釋“史”字曰：從又執中。又補充道：“中，正也。”

王國維認為，“中”是一抽象意義，“無形之物德，非可手持”。這個“中”本非象某物形，如何能“執”呢？

江永説：“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王國維表示同意，認為這才是“中”字的本義。“從又執中”本是“以手持簿書也”。

然而在我們看來，許慎將“史”字看作一個會意字（“又”即象“手”形，“中”乃“中正”之中）卻並非毫無意義。

正如“一貫三為王”、“止戈為武”等反映了當時人們的思想認識一樣，許慎認為“史”字“從又執中”反映了當時人們關於“歷史”、“歷史書寫”以及“歷史理解”的思想認識。我們現在一般將這種思想認識概括為“秉筆直書”，這是中國“史官文化”的核心內涵。豈不聞“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乎？

在現代，中國傳統史官文化曾遭到痛批。

梁啓超認為，整個二十四史只不過是“二十四姓之家譜”。故“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敍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於是國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

顧準曾經在與希臘思想和基督教的比較中，對中國的史官文化展開批判。他把史官理解為“服務於政治權威的史官”，認為“所謂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於政治權威，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問題的這種文化之謂也”，從而將之完全看作一個負面因素，直斥其阻礙了中華文化中那種追求真理的理性主義的長成，並由此造成與希臘文化在精神上的差距。

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史”的觀念的產生，以及史官制度和史官文化的形成，是中國不同於世界其他文明——如古希臘文明，古猶太文明，古印度文明——特有的一種“哲學突破”。這種“哲學突破”“最為温和”，它不僅體現在以孔子為代表的知識階層特別“善於融合新舊”，還體現在“三代以來所謂王官之學的禮樂傳統”以一種更能為當時社會所接受的方式不斷地“因革損益”，“生生不息”。

近日有位歷史學者在社交媒體上引起爭議。

他説，“任何國家、政黨、羣體講的歷史都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政治合法性”。

也許是吧。但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孔子刪述春秋和司馬遷著史記可都是反對現實政治合法性的啊！就我自己的閲讀體驗來説，歷代春秋解釋者也多是現實政治的反對者。説文釋“史”“從又執中”，“執中”即體現了強烈的現實批判精神，以及超越的理想主義情懷。

他還説，“……只是失敗者一般不具備傳播、推廣、解釋、影響的條件，甚至無法保存他們記錄的歷史。”

我們還是以孔子刪述春秋為例：眾所周知，孔子不是勝利者，而是處處碰壁的大失敗者——所謂喪家之犬。然而難道不正是一代代春秋學大師（我沒看到哪一位是勝利者）借春秋傳播、推廣、解釋“春秋大義”並繼而產生巨大影響了嗎？他們要不是受到現實政治的毒打，難道能發憤注春秋？

否則，關公為什麼熬夜讀《春秋》？勝利者的宣言需要這麼讀嗎？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認為歷史研究應該摒棄現實政治的干擾，幻想一種價值中立的客觀立場。然而歷史正如其他一切人文學科一樣，其方法只能是“理解”，其結果也只能是“理解”。而“理解”則是“此在存在的一種基本形態”，此在的“生存性”決定了“理解”包括歷史理解的“生存性”。

不過，需要我們認真加以對待的是，這種“生存性”“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雖不體現絕對主義的真理，但仍具有顯明的超越性——與現世性融合的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