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卡爾·馬克思來到今天的浙江，他將會有什麼感想？_風聞
财经无忌-财经无忌官方账号-独特视角记录时代冷暖2021-06-14 00:52
文 | 胡宏偉 （澎湃新聞副總編輯）
編者按：中央宣佈浙江將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這一消息來得“突然”，但又顯得“當然”。毫無疑問，改革開放至今，浙江無論是在經濟發展和改革創新上，都走在全國前列，是中國“模範生”，由浙江來探索“共同富裕”無疑是最佳人選。
但如果我們深問：浙江究竟做對了什麼或者做了什麼才最終擔此重任？一萬個人或許有一萬個答案。
胡宏偉老師是浙江發展和浙商研究領域裏的專家，作為資深媒體人，澎湃新聞的副總編輯，他長期致力於轉型期中國區域經濟與政經領域的研究。本文節選自其著作《東方啓動點》的前言《浙江為什麼是“中國模範生”》，並獲得了胡宏偉老師授權發佈。
***本文寫於2018年，但胡宏偉老師在文中就預判：作為“第一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先鋒，浙江無疑應該承擔更大的使命。*在面對浙江發展取得的成就時，他更是提出：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導向的激勵下，財富總量的爆發式膨脹，既是中國改革突飛猛進的最優質助推劑，也可能成為扼殺改革最危險的旋渦。關鍵在於，財富是怎樣產生的以及財富的流向是否具有良性的制度安排，進而惠及最廣大人羣。
現在，浙江領到任務，破題共同富裕。
作為改革開放後第6任省委書記，最高領導人從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在浙江工作了6年。2016年，他在杭州G20工商峯會開幕式上做主旨演講時深情地説：“我曾在這裏工作了6個年頭，熟悉這裏的山水草木、風土人情，參與和見證了這裏的發展。”
這6年，在改革開放的浩蕩歷程中，恰是浙江前後20年轉型發展的關鍵時刻。
2015年5月25—27日，就任最高領導人後，總書記第一次重訪浙江。他諄諄囑託浙江要再接再厲，“幹在實處永無止境，走在前列要謀新篇”。40年，總是“走在前列”的浙江沒有辜負他的期待。
時光拉回到2004年3月5日晚上7時30分，北京長安大飯店宴會廳，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招待會如期舉行。
當晚的主角是本次人代會浙江代表團的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魯冠球、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等7位全國人大代表，他們的另一個共同身份是私營企業主，其中4位旗下的企業曾先後躋身中國十大民營企業之列。
**“如果卡爾·馬克思來到今天的浙江，他將會有什麼感想？”**提問者是德國《明鏡週刊》的駐華記者，來自偉大導師馬克思的故鄉。
短暫的沉默，尷尬的笑聲。沒有一本政治教科書會對此給出可能的答案，哪怕是提示。
這位德國記者肯定沒有想到，他的有些調侃、荒誕的提問，竟會得到浙江私營企業主坦然而自信的回應——“我想馬克思如果來到浙江，看到浙江經濟發展得這麼成功，首先肯定會很高興；第二點，我想他老人家也會很驚訝，因為他看到我們的實踐已經超越了他的理論。”
即將走過的改革開放40年，如同一場誰都無法預知答案的世紀“大考”，把浙江稱為這場“大考”中成績優異的“中國模範生”應該是恰如其分的。
其模範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這片土地貢獻了令人歎為觀止的經濟增長數據，更在於其每時每刻所展現出來的與舊思維迥異的改革新世界。
在很多情況下，活潑潑的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髮，進而綻放於中國。浙江，乘着時代的大江大潮，矗立於一路向前的“東方啓動點”。
正是依循這樣的視角，我們清晰地發現了改革開放40年浙江樣本的中國價值。
把發展權還給民眾
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負》中，有這樣一段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經典闡述∶
社會文明進步的擴展秩序並不是人類的設計或意圖造成的結果，而是一個自發的產物……人們不知不覺地、遲疑不決地，甚至是痛苦地採用了這些做法，使他們共同擴大了利用一切有價值的信息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在大地上勞有所獲，繁衍生息，人丁興旺，物產豐盈”。
幾乎在同一時期，中共農村問題元老杜潤生評點温州及浙江改革成功的基本經驗是“民辦、民營、民有、民享。它是自發的，又是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秩序”。
杜潤生進而斷言，浙江的事實表明，在民眾的自發秩序下，出現先行者的實踐樣板，產生誘導作用，通過相互博弈，不斷擴張完善，形成新的體制、新的制度，這正是社會進步的一般性規律。
改革開放40年來，作為領跑者，浙江的秘密就像哈耶克與杜潤生所描繪的如下畫卷∶釋放民間力量的精靈，由小及大、由近及遠、由弱及強，並最終匯聚成如同浩蕩錢江大潮一般的自發擴展的秩序。民間力量在浙江人烹製的財富大餐上的分量，必須用“蔚為壯觀”這樣的字眼才足以形容。
截至2017年，浙江民營企業在全省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達65%，貢獻了全省54%的税收和80%的就業崗位；《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上榜人數及財富總額、人均市場主體擁有量、私營企業佔企業總數的比重等重要指標均居全國首位；國家工商聯發佈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上浙江一騎絕塵，連續19年上榜企業家人數奪冠。
經濟總額的佔比與“浙江製造”的數量，還不是彰顯民間活力的全部舞台。幾乎在浙江的每一個角落，你都可以嗅到這股神奇能量的氣息∶
1984年，6300多户“有點錢”的鄉下人集資2億多元，中國第一座農民城龍港旁若無人地從昔日的灘塗上崛起；
1990年，很想“飛起來”的老闆們掏出了佔總投資額80%的9000萬元真金白銀，中國第一個以民間集資為主的温州機場建成並首航；
2005年，中國首條民資參股的幹線鐵路衢常鐵路動工，浙江民營企業獨家持股18.88%；
2017年，中國首條民營控股高鐵項目杭紹台鐵路開工興建，由復星集團牽頭的民營聯合體佔股51%。如水銀瀉地，無處不在；如精靈翻飛，魔力無邊。“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恰是對浙江民間力量看似誇張卻又精準傳神的寫照。
必須看到，民眾的發展動力在浙江超乎想象地生髮膨脹，並非人們預料之中的刻意的制度安排。改革開放之前30年，國家投資的嚴重匱乏、國有經濟的脆弱無力，以及與此相伴隨的計劃經濟主流思想的相對淡漠，為浙江民間力量率先於夾縫中求生存創造了客觀的“邊區效應”。
**十分幸運的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浙江省各級政府對此給出的集體性姿態是默許和寬容。**這一姿態的基本前提是，他們較早就清醒地意識到，浙江民眾生活艱苦，政府可供運作的資源有限，放手讓民眾為擺脱貧困“各顯神通、八仙過海”，這是實事求是的執政選擇，也是必須具有的最起碼的政治良心。
於是，在浙江，改革開放回歸了其應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質不是一場浮華的高高在上的意識形態運動，而是以千百萬民眾為主體的樸素的脱貧致富的偉大長征。
這樣的迴歸對執政者來説是巨大的自我考驗。它意味着要擺正心態、放下身段，甚至放棄某些被長期認為是理所應當的權力。這需要理性的光芒和可貴的勇氣。當我們為民間力量的雄起歡呼時，真的不應忘記同樣要為執政者的理性和勇氣鼓掌。
有觀察者曾將浙江一路走來堅韌不拔的民間力量形象地比喻為“老百姓經濟”。很普通，很不起眼，但它作為順乎自然規律的產物，在市場力量的推動之下，最終聚沙成塔、滴水成河，藴含着、迸發出勢不可當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即便是改革開放走到第4個10年，盲動的自發開始更多地讓位於理性的自覺，社會經濟的轉型與提升需要政府更多的有效作為，浙江主政者依然堅信放活民間才是最好的出路。從倡導各級官員的“店小二”精神、推行“四張清單一張網”到承諾“最多跑一次”，作為構建小政府大市場最為成功的省份，讓民眾及其身後市場的力量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理念，已經深深植根於這片大地。
來一次人的解放
“七山一水二分田”，這是形容浙江的最廣為人知的一句話。
有山、有水、有田，聽上去很美，但真實的境況是：改革開放之初，全省人均耕地為0.68畝，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6，其農作物產出僅夠果腹；由於山高水深，交通極為不便，人稱“浙江到，汽車跳”。一個陸域面積為10萬平方公里的小省，從省城杭州驅車前往距離不過400多公里的邊遠山區縣市，竟然要顛簸勞頓將近20個小時。
再看各類礦產資源，更是十分匱乏，幾乎沒有。名聲最響的浙江北部國有長廣煤礦也於2007年因礦藏枯竭被徹底關閉。據官方權威統計，如果以全國平均指數為100計，浙江自然資源人均擁有量綜合指數僅為11.5，即相當於全國的11.5%，僅略高於上海及天津，居倒數第3位。可憐的浙江!
然而，改革開放40年後，在浙江遍地開花的，卻是令許多學者大跌眼鏡的“零資源經濟”奇蹟。地處水鄉平原的嘉善縣沒有森林也不產木材，平地而起的數百家膠合板企業的年產量卻佔全國市場的1/3，一個只有30多萬本地人口的江南小縣的生產能力，超過了世界膠合板傳統強國馬來西亞整個國家；海寧市本地不出產一張毛皮，卻崛起了全國最大的皮革市場，年產皮衣上千萬件；浙江最南端的蒼南縣與人蔘、鹿茸毫不搭界，其縣城靈溪鎮竟一度成為中國南方最負盛名的蔘茸集散中心，滿大街用麻袋堆放的高中低檔人蔘足以讓所有到訪者目瞪口呆。有數據顯示，在浙江的500多個傲視全國的區域特色產業集羣中，至少有80%完全沒有當地資源的依託，屬於徹頭徹尾的無中生有。
印象中，浙江人體態瘦小，操着混雜而奇怪的方言，很少有人用大嗓門説話。但是改革開放40年間，關於他們縱橫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膽”故事可謂車載斗量，無一省市可比。
25歲的蒼南縣農民供銷員王均瑤心比天高，開出了國內第一條私人承包的班機航線。“膽大包天”從此成為一代浙江人敢於向命運挑戰的絕版案例。
温州第一位下海官員葉康松，隻身飛往大洋彼岸的美國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農業跨國公司。不懂英文的他口袋裏揣着一疊小卡片，正面是漢語，背面是英文。在異國他鄉，葉康松逢人就掏出來一個勁比畫，跌跌撞撞地闖出一片天。
“汽車瘋子”李書福的成功故事人所共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當年中國還不允許私營資本涉足汽車領域，李書福根本拿不到生產許可證。“請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這位台州人一番驚世駭俗的表白令前來視察的中央高官都為之動容，而不怕失敗的背後藴藏着的恰恰是成功的機會。
馬雲應該是浙江創業者中夢想最大、膽子也最大的傳奇。他曾經在西湖邊和根本不認識的外國遊客搭訕來學習英語；第一次去美國談生意甚至被人綁架並軟禁在拉斯維加斯賭場酒店；阿里巴巴剛開張的那天，手裏只有50萬元本錢的他卻朗聲宣佈∶“我們要建成一家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最終，馬雲贏了。
**40年間，浙江英雄輩出。**事實上，所謂英雄，如當年的農民供銷員王均瑤，本是鄉間極草根的小人物，膽子大了，天地也就大了，因此一切變得皆有可能。更為關鍵的是，在浙江，像這樣渴望成功、無懼失敗的英雄不止一個，而是一羣，是上千萬。
關於民營企業的率先突起、專業市場的率先發育、民間力量的率先勃發、互聯網新經濟的率先驚豔，所有對浙江改革中具有樣本價值的現象解讀，都將無一例外地迴歸於人的解放。
準確地説，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發生於浙江的人的解放並不是一個被灌輸、被教育的被動等待的過程。
具有浙江個性化特質的是，基於歷史淵源的積澱，地域廣泛的遷徙與遊商的傳統習性，為浙江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提供了無限的機會和可能。
費孝通在分析社會變革的內在根源時曾認為，社會變遷起源於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非但使各個人能夠見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個人遭遇新環境，要求新應付。正是因為比其他省份人羣更為頻繁地“遭遇新環境，要求新應付”，浙江“人的解放”豁然洞開。
改革開放40年來，浙江呈現的鮮活事例表明，人的解放必定會生髮出財富的解放。換言之，如果沒有人的解放而僅有財富的解放成為改革的全部內涵，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樣的改革是蒼白且灰暗的。
我們在浙江看到的最為激動人心的情景是，被這場偉大的改革所解放的，不僅僅是這片大地上的人們的手腳，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他們的視野、他們的精神以及他們自由的靈魂。
“第一中國”與市場經濟的勝利
1994年後，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四省構成的第一經濟方陣雖然彼此位次各有先後，但在中國遙遙領跑的格局從未改變。到今天亦是如此：2017年，廣東GDP達8.99萬億元；江蘇GDP達8.59萬億元；山東GDP達7.27萬億元；浙江GDP達5.18萬億元。
如果從經濟運行質量的維度考量，我認為可以把山東列於其外，而將廣東、江蘇、浙江單獨看作更為強勢的“第一中國”。
一個可資參考的數據是，在中國各省區中，廣東、江蘇、浙江給中央貢獻了最多的財政收入。以2016年度為例，三省貢獻率均為幾幹億元級，總計約2萬億元，分別是山東的數倍甚至十幾倍。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這一強勢的形成與上述三省改革開放的力度和深度有關，其核心則是作為中國改革取向的市場經濟的成熟度。
追根溯源，作為既往40年最經典的樣本，中國開放看廣東珠三角模式，改革則花開兩朵：浙江的温州模式與江蘇的蘇南模式。由於歷史背景和改革開放路徑的差異性，三省市場經濟的發育亦呈現了相對不同的顯著特徵：
——廣東是自上而下的植入式市場經濟。如果沒有來自港澳台的資金、技術、理念，沒有中央領導旗幟鮮明的鼎力支持，沒有被生機勃勃的開放吸引而來的外省市人才，廣東的市場經濟生長是不可想象的。
——江蘇是從腰部發力的半市場經濟。蘇南經濟的起點是鄉鎮集體企業，比國有經濟更“市場”，比私營經濟更“計劃”。產權制度安排的曖昧，決定了其改革發展之路的搖擺不定。20世紀90年代末，走不下去的蘇南模式一度學“温州模式”，更多的卻是利用自身交通便捷、高素質勞動力充沛的優勢，全力轉向了珠三角式的開放並大獲成功，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崑山之路大放異彩。
——浙江是自下而上的更為徹底的草根型市場經濟。以早期温州的崛起為代表，浙江式市場經濟擁有三方面率先突進的典型氣質：一是所有權極為清晰的產權制度；二是民間力量而不是政府，成為市場經濟的最關鍵培育主體；三是異常活躍繁榮的市場交易體系。很顯然，浙江市場經濟的發育主要依靠來自底層的星火燎原般的內生性力量，而且一開始就深度觸及中國改革最本質的所有制核心問題，因此浙江市場經濟的發展最為徹底、最為成功，也最為艱難。在很長時間內，浙江現象尤其是温州現象呈現出所謂的“臭豆腐效應”：由於逾越了最敏感的“私有化”邊界，所以聞着很臭；但由於真真切切推動了生產力的爆發式增長，所以吃着很香。
一些觀察者往往容易將浙江市場經濟簡單理解為義烏小商品市場式的專業市場或無數個專業市場的組合，事實上，浙江市場經濟的超級發育無疑是宏觀市場層面的——包括市場主體發育狀況、要素配置的市場化程度、市場經濟價值觀與行為規範確立的程度，以及政府管理經濟方式的轉變程度等綜合範疇。
廣東和浙江很可能是當下中國市場經濟最為成熟完善的兩個省份，其進化路徑一個自上而下、一個自下而上，但都抵達了生機盎然的彼岸。相比之下，廣東式市場經濟離不開難以複製的歷史機緣和時間窗，浙江式市場經濟則更具學習的共性和普遍意義。
在上述三省之外的一些地方，我們更多地嗅到了吳敬璉先生曾經強烈擔憂的偽市場經濟“權貴資本主義”的氣息：在市場中交易的是權力，而權力被交易的價值恰恰在於其掌握了最優質的社會資源。唯有真正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才能遏制這種“權貴資本主義”。
從某種意義上説，浙江改革開放40年的勝利是市場經濟的勝利。而從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角度而言，“第一中國”贏，中國才能贏。作為“第一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先鋒，浙江無疑應該承擔更大的使命。
浙江“最驕傲”的是什麼
浙江始終吸引着太多人好奇而驚羨的目光：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温州參觀潮，21世紀初“中國第一商幫”浙商的崛起，以及“外星人”馬雲和他背後的互聯網神話，等等。
來浙江看什麼？究竟什麼才是浙江“最驕傲”的？民營企業、浙商羣體，或者義烏小商品市場與市場經濟，它們都是浙江的“驕傲”，但它們同樣僅僅是發展的載體和手段。
浙江“最驕傲”的，應該是也只能是其改革開放的終極目標與結果：人民，尤其是幹百萬底層民眾，成為改革的主體和作為改革成果的財富的主人。
以2017年為例，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42046元，由於直轄市市域面積較小、區域特徵趨同、農村比重不大而呈現一定的特殊性，在更具可比性的各省區中，浙江老百姓的收入高居第一。
**如果再做細分，浙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1261元，同樣摘得各省區之冠。最為關鍵的是農村居民收入，這一羣體龐大而弱勢。**2017年，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4956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不僅遙遙領先於各省區，甚至超過了除上海之外的各直轄市，廣東、江蘇、山東等GDP大省亦難以望其項背。
繼續追溯可以發現，自1985年始，浙江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已連續33年居全國各省區第一位。這一鉅變背後更多的事實是：1997年，浙江在全國第一個消滅貧困縣；2002年，浙江在全國第一個消滅貧困鄉鎮；2005年，浙江在全國第一批取消農業税，延續了數幹年的“皇糧國税”畫上句號；2015年，浙江在全國第一個實現絕對貧困人口全面脱貧，浙江農村社會保障覆蓋率同樣高居全國之首。2017年年度的統計公報還告訴我們，中國各省市區中城鄉差距最小的依然是浙江，城鄉收入比僅為2.054。以千百萬農民為主體的底層民眾財富的普遍增長，與浙江式市場經濟密切關聯。
改革開放40年間，浙江市場機制發育及民營經濟勃興的全民參與的廣泛性是其他省市區難以比擬的，這與我們此前所闡述的浙江人的解放的廣度和深度是呈正相關的。
全民參與的廣泛性決定了改革力量的主導者不再是少數背景特殊的上層人物，而是如作家梁曉聲所描繪的這樣一大羣人∶他們原本不過是些普通的工人、農民、脱去軍裝復員的下級軍人，甚至是一些失業者，某一個時期內幾乎窮途末路的人。於是，符合邏輯的必然結果是，社會民眾參與改革並獲取財富的機會相對均等，財富的累積亦相對均衡，並更容易滲透到全社會的每一個個體。
再進一步的合理推論是，在浙江，千百萬白手起家的成功者贏得了應有的尊重，仇富心態難以成為普遍的主流意識，因財富裂變可能產生的社會結構性壓力消融於無形。
由此，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的追問：為什麼要改革?改革將向哪裏去?衡量改革成敗的標準又是什麼?毫無疑問，改革開放就是為了實現中國夢。****“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構建了中國夢的基本內涵，其核心與根本是人民幸福，而國家富強則是人民幸福的保障。
國民幸福感概念的最早提出，源於中國的鄰居——國土面積約為浙江一半的小國不丹。20世紀80年代末，不丹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全球首創了“國民幸福總值”（GNH）體系。該體系主要涵蓋了發展經濟、保護文化遺產、保護環境和實行良政四個方面，其核心價值指向為人民幸福。
美國《洛杉磯時報》曾在《追求另一種經濟發展》一文中寫道，很多年以來，我們一如既往地把以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的經濟增長與幸福當成同一件事。但與半個世紀前相比，美國人的財富增加了兩倍，幸福感卻並未增加。“不丹的國民幸福總值重新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怎樣才是一個國家為最多的公民謀取最大幸福的合理方式?”
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導向的激勵下，財富總量的爆發式膨脹，既是中國改革突飛猛進的最優質助推劑，也可能成為扼殺改革最危險的旋渦。關鍵在於，財富是怎樣產生的以及財富的流向是否具有良性的制度安排，進而惠及最廣大人羣。
**既往40年浙江所發生的事實是，不追求急風暴雨式的改革演進，秉持十分注重均衡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妥協與平和的姿態，面對財富的生產及分配等改革的核心命題，以機會均等的市場經濟為基石，以有序、公平的政府助推力量為調節，浙江展現了温和派改革的成功實踐。**在這一理念的主導之下，最大多數的社會羣體普遍成為改革的受益者，努力減緩了改革裂變所可能帶來的惶恐與震盪，從而實現最廣泛意義上的身心和諧。
在努力讓老百姓致富並將財富二次分配的天平向弱小羣體傾斜的同時，由於得到了執政者的鼓勵，浙江民眾開始舒展表達自我主張的空間，民主新芽稚嫩而鮮活。從經濟、社會、政治的多維層面，越來越多的浙江人匯聚到了政通氣順、榮辱相依的同一面改革旗幟之下。
可以確信，中國改革不歡迎顛覆性對抗，根本目的是在温和變革中推進和諧進步。它肯定不應該僅僅是一場少數人的盛宴，而需釀造最大多數人得以分享的幸福。唯有如此，改革方能顯現其永久迷人的魅力。
在浙江，我們已經率先看到了令人欣慰的景象。
將改革進行到底
40年很長，40年也很短。
我們一直在改革開放的時光隧道中疾步狂奔。驀然回望，我們為自己已經趕了那麼遠的路、翻越了那麼多的坎而感到大吃一驚。
其實，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一萬四幹多天亦不過是轉瞬之間。40年，我們破解了數不清的改革難題，但尚未破解的難題肯定比已經破解的這些難題要多得多。
浙江改革開放40年並非一條平坦的直線，意識形態、產業交替、經濟週期等諸多因素糾纏，風雨跌宕，冷暖自知。在具體發展路徑、格局方面，亦顯現出了耐人尋味的“鐘擺”現象：從南浙江到北浙江，從温州到杭州，從實體製造業到互聯網經濟，有曲折，有迴歸，也有螺旋式突破。
**40年間，關於中國改革有過四次大的辯論。**辯論的正反方無一例外均為改革“好得很”派或改革“糟得很”派，在不同的歷史拐點，兩種聲音的強弱此起彼伏。而事實上，觀點如此截然對立的激辯並無實質意義。改革開放40年所造就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解放，已經使堅持改革成為中國未來的代名詞，對此發動挑戰，必將無人喝彩。關鍵在於，下一個40年繼續改革的真實內涵是什麼?對所有社會階層而言，其價值取向是否還能完全或基本一致?
無須迴避，面對巨大的既有改革紅利，相對分離或彼此交疊的利益集團悄然形成。我們已經告別了改革攻堅目標十分明確的純真年代，大無畏的改革勇氣不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利益的多元化使得改革的含義同樣開始變得多元化，在令人振奮的改革口號聲中，我們的眼前卻常常是大霧瀰漫。但是，我們的改革共識已堅不可摧，我們對未來始終心存炙熱的渴望。改革，是最高領導人近年來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
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最高領導人説：“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我們要以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為契機，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進行到底。“
從浙江到中國，下一個40年充滿不確定的懸念。唯一確定的是，我們只有將改革進行到底，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