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學生產人中人，而不是人上人_風聞

　　作者 | 蘇米

　　大眾對精英不買賬了。白巖松、俞敏洪、馬雲……一批這個社會上可被稱作精英的人物開始接連“翻車”。

　　如果我們把這些當作一種社會心理的新近變化，那麼因衡水張錫峯演講引發的大討論，可以看作是同一類心理的不同側面。

　　張同學正承受着來自四面八方的火力。很多人擔憂他的想法中呼之欲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一種將農村的土豬和城裏的白菜看作兩種對立世界的念頭，怕自認為是“土豬”的他，有一天通過高等教育成為社會上的精英後，會反過來鄙薄落在了他後面的人。

　　《超級演説家正青春》衡水中學張錫峯演講（截圖自超級演説家官方微博視頻

　　或許這種擔憂有些思之過早，但當它演變為一個公共輿論事件，真正重要的就已經不是張同學個人的想法如何，而是這種想法是否正越來越變成大多數人的想法，進而牢固為現實。具有提醒意義的是，一則演講引發的爆炸式討論，可能是精英和底層割裂的先聲。

　　明白了這點，大體可以理解為什麼一個高中生的小小演講，竟然能引發如此軒然大波。很多人被張同學表現出來的誇張姿態和激昂情緒嚇到，雖然可以理解，但這種時候，指望他不該憤怒，表現得温文爾雅，未免強人所難。

　　張同學是社會結構的承受者而不是塑造者，無論如何，前浪精英們都比他更有資源、有空間、有可能做得更多更好。

　　所以，欲指責他的想法不夠“正確”之前，不妨想想，這個社會的精英，都幹了些什麼，他們或許看起來沒有張同學那麼咄咄逼人，但更可能只是躲在背後，圓滑地悶聲發大財罷了，如果他們對此完全沒有意識，恐怕只會造就更多的“張錫峯”。

　　無論社達還是精緻利己，哪怕在個人道德上已不至於有太大負擔，但當一個社會上越來越多的精英和精英預備軍都變得如此，就別指望還能長久的歲月靜好，“大眾的反叛”將不期而至。

　　結束了高考，張同學就將進入大學，加入精英預備軍了，我們指望未來的他們如何，就要先注目於大學，前些年錢理羣所擔憂的“大學只產生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關切至今依然。

　　蔡美兒

　　十年前，美國“虎媽”蔡美兒以極嚴苛的方式培養自己的女兒，終於得償所願將她先後送進哈佛和耶魯，不過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畢業後的女兒並沒有去過一種多金的“高端生活”，而是選擇了從軍。

　　什麼樣的大學才算是好大學呢？或可説，是產生人中人，而不是人上人的地方。人中人，求知、求真、求善、求美，守護共同的價值，增益共同福祉，人上人，追求千鍾粟、黃金屋、顏如玉、車馬多如簇。

　　我們關於大學的討論，也將從這裏開始。

1

　　精英身份與精英意識

　　從有人類歷史以來，一個社會的等級結構——不管它赤裸表現為殘酷的奴隸制，還是隱身於民主社會，都還是無法避免的。

　　雖然平等是人類理想的燭火，引發一次次的革命，但是不平等結構的存在本身不意味着社會一定會失衡失序。

　　從現有的人類社會經驗來看，要維持一種等級結構社會的平穩，有幾個條件：

　　一是社會分配不至於出現太大的問題，底層能夠獲得基本的生活資料以維持生存，否則就會發生歷代農民起義那種活不下去了、乾脆拼死一搏的起義。

　　二是社會上的大多數成員相信，或至少能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事實上，在前現代，無論中西，對不平等結構的理論建構和論證曾長久地支配着人類的頭腦。

　　孔子的“正名”樸素地道出社會分層的道理，要求各種身份有相應的地位和規矩，一個合格的人要按照他的身份要求來行為表現，這一下子就管了兩千多年；

　　柏拉圖的“理想國”，建構了一個典型的金字塔結構，哲人王高居其上，金銀銅鐵不同材質的人，身具不同功能，各安其分，各守其位。

　　在現實中，出身論、血統論，貫穿西方社會歷史，貴族穩穩地坐在社會上層，和平年代，大多數社會成員也基本認可榮譽、血統這套分配規則。

　　三是存在一定的社會流動，以給底層上升以基本的希望。當然，不同的社會結構對流動性的要求也不同。對血統這種先天分配規則認可度比較高的，對社會流動性的要求就較低，而對先天分配規則認可度低的，就會要求較高的社會流動性。

　　中國在漢代還是軍功貴族集團主導的統治結構，戰爭年代的軍功榮譽主導了基本的社會分配規則，但到了唐宋時期，科舉制實行，配合土地財税制度的變化，社會從某種角度來説更加平等化了。通過官僚科層制來落實社會治理，穩定社會結構，這在世界範圍內，都被認為是一個政治早熟的表現，也奠定了中國社會相對來説更看重平等的觀念。

　　但平等的相應要求是，需要一個公平的機制以維持社會的上升通道不至於被扭曲，這也是為什麼自古以來的中國社會，都如此重視科舉，重視高考，對任何作弊都難以容忍。因為它關乎社會的穩定。

　　四是精英意識和精英身份的基本重合而非大面積分離。

　　精英身份和精英意識不同，經濟學教授汪丁丁對這一區分的思考頗有助益，按其定義，一個社會中，對重要問題掌握決策權力或決策能力的人，可以被稱作是精英。

　　既然處於這種位置，那麼就需要對重要問題有理解力和判斷力，進而，這就要求他不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考慮，而是要兼濟天下，否則他自身也會被反噬。

　　雅典學園。意大利畫家拉斐爾·桑西於1510～1511年創作的一幅壁畫作品。現收藏於意大利梵蒂岡博物館（圖源：視覺中國）

　　中國的古裝電視劇就對此做了很有意思的展現：在康熙、乾隆這種太平盛世，皇帝高官常常微服私訪，體察民情，崇禎這種末世帝王，卻是悶在深宮，脱離了民眾。

　　中國讀書人有着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雖然近代在國家救亡刺激下儒家被痛罵，但在士人羣體內部，道統與政統的張力一直存在，前者的精神落腳點在天下，而非帝王。張載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情懷，激勵了多少中國知識分子。

　　類似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中國社會一種普遍的道德嚮往。至於在宗教情懷濃重的社會，甚至還推崇窮也兼濟天下的精神，傳教士可能自己身無長物，還不忘扶危救困。

　　這種悲天憫人的公共情懷，是一個社會的精神黏合劑，它主要就是由有錢有閒能夠讀書的人來提供的。而學校，就為這幫有錢有閒的人專心讀書論道提供了場所。

　　比如古典時代的中西先賢，孔子、亞里士多德，開班授徒，授業解惑都在其次，他們教授的主要還不是某種求生的具體技能，而是一種函融世界的，求道的教育。

　　孔子施教圖（圖源：視覺中國）

　　中世紀的歐洲，誕生了現代大學的前身，起點被認為是12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簽署了被稱為學術特權的法律文件，正是因為它通過契約的方式，為大學裏的人員提供了制度性保護，學術人員才有了專心學習的自由權利。

　　比如，大學人員有神職人員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權；有要求由學校和教會而不是地方法庭進行裁決的權利；有免於因學術觀點和政見不同而受報復的權利；還有為了學習自由旅行和遷徒的權利。

　　從而，大學人員既獲得了一種高於普通人的地位和身份，也獲得了一種無功利的，無依附的精神活動的相對空間，在一種有保障的學術自由環境中，專心學術活動，傳承服務社會和上帝的責任意識與公共情懷。

　　現代大學在倡導平等的社會中，相比於過去，它的准入資格基本為相對公平的考試製度替代，大學本身，則類似一個容器，一個轉換器，主要功能是兩點：其一，培養精英後備軍，在一個高流動性要求的社會，促進平民到精英的轉換；其二，它培育精英意識，以及理解並解決重要問題的能力。

　　《覺醒年代》劇照

　　但進入大學不能保證精英身份的獲得，在一個階層固化的社會，可能家庭條件越好，才越有可能進入大學，而一般家庭出身即便進入大學，日後進入上層的可能性或許也不高，其結果可能造成培養的人只有精英意識而無精英身份，這就會造就一批犬儒和窮操心的知識分子；

　　而另一種情況，更為糟糕，即有精英身份的人，脱離了精英意識，他們不再就重要問題進行求索，也不再保有社會責任感和公共精神，只關心個人的名利和享受，那可能會使精英階層退化為社會的腐蝕者而不是供養者。

　　而這，可能是倡導平等的現代社會的一個致命弱點。

2

　　通才和專才之間

　　從起源來看，早期的大學都和教會有着緊密的聯繫，世界上最早的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莫不如此，直到1871年，牛津大學還要求所有的學生必須信奉英國國教，美國的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也有着教會學校的性質。

　　因此，大學人員的學習活動中，除了人文藝術、自然哲學、修辭學等課程之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學。

　　尤其在經院哲學發達的時期，心無旁騖、不問功利地專心於對上帝全知全能的論證簡直是學者的一項中心工作。

　　經院哲學用思維邏輯蓋了一座神聖殿堂，外表看去，富麗堂皇，但無法徹底掩蓋內裏的漏洞。有一些思維困難是始終無法克服的，舉例來説，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塊他自己也舉不起來的石頭呢？

　　巴黎大學的索邦神學院：神學是歐洲大學裏的主要課程，可以説中世紀一切學科都是圍繞神學展開的，此圖是索邦神學院古老的建築（圖源：視覺中國）

　　信仰超出人類的邏輯能力，為了減輕人和神之間的緊張，一部分思想家轉向了取道中間路徑——自然。簡單來説，就是不再把思考重心放在探求事物的本質上，而是去研究事物如何變化、發展。

　　而當人的注意力從這個世界的目的——上帝，轉移到這個世界的動力——自然，現代科學就開疆拓土地闢出來了。

　　順着這個演化脈絡，美國政治學教授邁克爾·艾倫·吉萊斯皮就認為，現代性是從神學中生長出來的。現代世界不是像韋伯説的那樣，通過理性化為神造世界祛魅，相反，現代世界實現了返魅的轉換，神的屬性逐漸轉移到了人（一種無限的人的意志）、自然界（普遍的機械因果性）、社會力量（公意、看不見的手）和歷史（進步的觀念、辯證的發展、理性的狡計）之上。

　　想想看，科學、人民、進步史觀，是不是從上帝那裏搶走了很多人的信仰？而與教會緊密關聯的大學，可以説是實現這一思維轉換的轉換器。

　　開啓現代性的人，無不在大學裏接受過滋養，培根——劍橋大學，伽利略——比薩大學，笛卡爾——普瓦提埃大學，牛頓——劍橋大學，這些偉大的頭腦，貢獻了對人類社會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知識模型和思維範式，牽引了現代性的高歌猛進。

　　牛頓（圖源：視覺中國）

　　現代化造就了我們現在所生活的世界，引起了諸多後果，也帶來了大學的兩種變化。

　　其一，出現了社會分工，配合這一需要，大學也開始細分出各學科和專業，在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之外，也出現了工科和社會科學，以及具有專門功能，服務特定需要的專業學院；

　　其二，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國家間的“大分流”，發達國家將其他國家和地區迅速甩在身後，發達世界中的落後地區——普魯士，率先建立起一套培養專業人才教育體系。後來包括蘇聯、中國、一些東南亞國家在內的許多後發國家和地區都借鑑和採用了這種教育體制。

　　比如建國後，進行了一輪全國範圍內的學校和院系調整，清華的文、理、法三大學院都劃給了北大，只保留了一些工科專業，轉變一所“又紅又專”的，培養“聽話、出活”的學生的工科大學。

　　清華大學（圖源：視覺中國）

　　這套教育體系的功能在於迅速提高為國家工業化建設輸送專門人才的效率，它也的確起到了這樣的效果，批量的理工科人才被培養出來，很多理工科人才，後來也集中成長為新世紀前後一代的政治精英、國家領導人。

　　而在經歷過初期理工科人才的短缺，進行文理分科，開設專業大學之後，近些年也慢慢重視通才，趨向學科間綜合的跡象。

　　比如改革開放後，一批綜合性大學恢復，清華的人文社科短板，也得到了彌補，尤其它的經管學院、法政學科，在國內已經達到較高水準。

　　至於北大，由於一直保留了綜合性大學的底子，又承接了來自清華的三大學院，人文社科得以獨步全國，以至於今。

　　北京大學（圖源：視覺中國）

　　相比於求真和務實的理工科，人文社科的特點在於思辨、開放，從現實來説，人類所面臨的問題的複雜化，社會治理難度的增加，也都日益要求一種綜合的能力和跨學科的思維與視野，而如何應對如今社會廣泛存在的智識的匱乏，品性的匱乏，精英的失責，更是一項急迫的任務。

　　這些都對大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沒有現成方案的情況下，我們更加需要回歸大學的本質，它的自由精神。

　　總體來看，一些保持着世界最高水平的歐美大學，之所以能保持的優勢，是因為它們擁有了獨立的校務管理，從而保障了自由的學術環境；從教學上看，它更要求學生的思辨、創新、判斷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增長知識。

　　未來，一個能夠適應新的需要的大學，也一定是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形成的。

3

　　自由還是平等

　　大學因自由而興，大學培養的精英意識須有悲天憫人的“平等”關懷。但自由和平等，這最重要的兩個人類現代價值，卻是政治價值光譜的兩級。因為自由強調資源配置的效率，天然傾向於不平等的結果。

　　而平等的極致，卻可能造成激勵的喪失，熄滅了人類發展的動力。所以這兩者雖然都是人類所欲，之間卻也存在着天然的緊張關係。

　　而這兩種價值，也在如今的大學教育中持續較勁。

　　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美國常青藤名校，培養着毋庸置疑的社會精英，一方面以其優質的教育資源和高水平的學術能力吸引着全世界的學子，另一方面，它的錄取卻也被頻頻詬病。

　　斯坦福大學（圖源：視覺中國）

　　前有曾經競選加州州長的羅恩·昂茨寫就的長文《藤校錄取有多麼腐敗》，後有普利策獎得主、《華爾街日報》調查記者丹尼爾·金寫的《大學潛規則：誰能優先進入美國頂尖大學》，都聚焦那些美國頂尖學府錄取不公的問題。

　　丹尼爾·金的書中舉例説明，一個政商界精英的後代被錄取的概率要遠遠高於平民階層普通家庭的後代，但是優秀的亞裔，卻可能被常青藤名校一一拒絕。以校友捐贈的名義來賺取以大學名額，幾乎成了不言自明的錄取規則。

　　雖然有些學校在也在某些時期引入一定比例的人為調劑，兼顧平等的需要，但這又被指違背了公平。正是因為錄取標準並非全然看一紙分數，還在相當程度上賦予學院、教授乃至學生以決定權，所以造成無人能説得清標準究竟如何，這就給了“暗箱操作”以空間。

　　以平等、公正的標尺來衡量，名校錄取可指摘之處的確頗多，但從另一面來説，這些頂尖高校多為私立大學，維持學校運轉的經費中，相當一部分來自校友捐贈，相比於其他族裔，亞裔的捐贈總體是較少的，對於這些高校來説，如果完全以考試結果錄取，讓捐贈意願較低的亞裔大量湧入，長遠來看，可能要導致學校因為缺錢而開不下去了。

　　《天空之城》劇照

　　同樣的道理，在虧錢的本科階段，亞裔雖然沒有錄取的優勢，但到了學校能掙錢的碩士階段，亞裔卻能夠大量進入，因為這時候他們可以交上高昂的學費。

　　如果説，精英教育在美國還能高枕無憂，但在光譜靠左的法國，日子就沒那麼好過了。

　　法國的國家行政學院是法國高級公務員的搖籃，培養了四任總統，九任總理，還有數不完的部長，但在2021年4月8日被廢除。

　　這所大學本來是二戰後，為了政治專業化，防止裙帶關係，決策封閉而缺乏全局意識所設立，但在德斯坦總統後，慢慢又變成民眾眼中政商精英集團的代表。

　　而近些年來，在全球化的演進中，法國國內矛盾的轉移使這所學校又吸引了更多火力。

　　馬克龍宣佈關閉法國國家行政學院，曾培育4位法國總統8位總理。圖為當地時間1992年1月3日，法國斯特拉斯堡，學生參加法國國家行政學院遷址後第一屆開學典禮（圖源：視覺中國）

　　法國學者迪迪埃·埃裏蓬曾做過如此觀察：在法國，曾經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與另一些階層（如公共部門職員，教師）的關係被打散，大量散落的，脆弱的貧民階級，退休人員，舊式天主教家庭，結合起來，它模糊了法國的左右之爭，比如在選舉中，法國工人一方面以左派自居，另一方面卻投票給民族主義主張的右派，極左和極右聯起手來，把憤怒撒向外族和精英集團。

　　在這個社會背景下，國家行政學院也在黃馬甲運動的餘波中，成了草根對精英不滿的犧牲品，被它的學生法國總統馬克龍親手拆掉。法國社會對平等的崇尚和光榮的鬥爭傳統由此也可見一斑。

　　無論是美國還是法國，它們都有着各自的好大學，但沒有完美大學。大學不是烏托邦，它也要適應其所在的社會訴求，要面對各種價值和利益的衝撞和拉扯，陽光照拂不到的社會暗面，也會探進大學。但是，這並非對大學悲觀之言，而是它的希望所在。

　　《覺醒年代》劇照

　　大學雖不是烏托邦，卻是最接近烏托邦的地方，它能夠提供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在這個庇護所裏，求學者能夠暫且放下過於功利和實際的目的，僅僅為了人本身，為了人的求知、求真、求善、求美的需要，自由地思考、對話，探索智識的邊界，找尋人類問題解決方案的種種可能，這或許就是大學作為理想而存在的價值。

　　在這個意義上，大學是普羅米修斯盜回的火種。我們有責任守護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