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大學教授怎樣晉升？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1-06-15 10:01
撰文 | 丁玖（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數學系教授）
大學的運行主要靠學生和教授，前者是“學而不厭”者，後者是“誨人不倦”者。清華大學歷史上有名的校長梅貽琦（1889-1962），1931年在其校長就任典禮上，説過一句常被引用的話：“所謂大學者，非所謂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一言道出教授，尤其是真才實學的教授，在大學中的決定性作用。
在中國，正教授才被稱為“教授”，而在美國，只要是助理教授，就被稱為教授了，原因是“助理教授”屬於教授的定義範疇，它是教授三個等級中的最低一級，晉升後成為副教授，再晉升後就是正教授。當年我剛當助理教授時，我的博士導師李天巖（1945-2020）教授在寄給我信的信封上，中間第一行就是“丁玖教授收（Professor Jiu Ding）”。我當時國內的習慣思維比現在多，覺得奇怪，也有點得意。後來知道這是美國的習慣。所以在本文我依然按照這個習慣談論教授。
過去的教授不是水平高就能馬上當
各個國家對大學教員的職稱有不同的政策。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一本數學家傳記《希爾伯特》（Hilbert）書中讀到這樣的一個描述職稱的細節：十九世紀，一所德國大學的正教授名額極其有限，只有佔位者退休或離校才能補缺。即便像希爾伯特和他早逝的親密朋友閔科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1864-1909）如此傑出的數學家，也是等到前輩退休或跳槽後才能接班。這樣做的好處是確保了教授的權威性。
八十年代萬人空巷的日本電視連續劇《血疑》中，女主角幸子的養父，當了多年的醫學院副教授，因為唯一允許存在的正教授還在位置上，後者恰好是幸子的生父。我當年從事最優化理論學習和研究時，崇拜過並見過幾次面的日本最優化權威小島（Masakazu Kojima）教授，儘管早已是所在領域國際上最著名雜誌的編委，但他很長時間在其祖國，還只能屈居副教授的職位。
記得我在南京大學讀書時的八十年代，情形頗為類似。但這歸結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中國職稱凍結的十年。“文革”前中國大學的正教授數目就不多，自然是校園內最受尊敬的一批學術權威。我的碩士導師何旭初（1921-1990）先生，儘管四十年代中期大學畢業後，就留在中央大學任教，後來成為南京大學計算數學專業的學術帶頭人之一，但他當了許多年的講師。我大學同學田剛的母親王明淑（1931-1984），在常微分方程的研究領域裏推翻了蘇聯著名數學家、莫斯科大學校長彼得羅夫斯基（Ivan G. Petrovsky，1901-1973）的一個猜想。但她因病去世時，還未晉升為正教授。
如今教授職稱“通脹”
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的職稱升遷速度加快了，而且連加速度都不斷地增加，尤其剛開始時對海歸博士的高職稱待遇令人羨慕。我在美國參加的第一個學術會議上，與英國倫敦皇家學會的一位會員聊到他剛回到中國的博士一下子就是正教授，這讓他“不可思議”，儘管這位弟子的成就深受他的誇獎。我另一個大學同學王雪平，在法國留學四年就拿到了國家博士。在法國，那是比一般博士難得多的最高學位，相當於蘇聯時代的科學博士（蘇聯的副博士相當於美國的博士）。之後他一回到國內，很快就被聘為北京大學數學系的副教授。而我們的一個同學，當時還在同一個系讀博士呢。當然，這些破格提升者都是公費留學生中的出類拔萃者。國家歡迎他們回國工作的特殊舉措也是合情合理的。殊不知，在美國也有一些成就非凡的學者，博士畢業一、兩年或三、四年，就被名校聘為正教授。別的不説，在數學領域，光是華人就有丘成桐、林芳華等。但在正常情況下，美國的新科博士，從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正教授，一路走過來，平均要花差不多相當於初等教育時間總長度的十二年。
現在的中國，正教授頭銜早已是遍地開花了，連更高等級的“博士生導師”都比比皆是。二十二年前，當我在上世紀結束前的1999年八月正式晉升為正教授時，很慶幸自己剛四十週歲。但現在回國學術訪問時，碰到的正教授三十多歲的不算稀奇。除了一些頂尖大學和科學院的研究機構，可能對晉升的質量把關很嚴外，一般院校也許更加註重的，是論文發表的數目。對產量高的教授來説，這佔了很大的便宜。這些年來國內對正教授也評級了，院士自然成了一級教授，沒有院士的院系裏面，二級教授具有最高的學術地位。固然部屬名校和省、市級大學的同級教授的晉升標準有差異，但這也是很自然的事。
晉升標準強弱有別
在美國亦然。研究型大學與教學型大學，助理教授晉升副教授及副教授晉升正教授的標準相差頗大，側重點也不一樣。前者主要的評估依據在於研究，但教學好壞也是重要的考察指標，而後者則重點檢視教書成績。
有十個校區的加州大學系統，和有二十三個校區的加州州立大學系統，它們的教授晉升標準完全兩樣。明尼蘇達大學也有好幾個校區，其中只有位於雙城（Twin City）的最大校區才是榜上有名的研究型大學，其餘的皆為本科院校，但個別校區的教學成績或本科生研究水準反而更高。如位於德魯斯（Duluth）的那個校區數學系的Joseph Gallian教授，指導了好多優秀的本科生研究論文，將許多可塑之才送進了名牌大學的研究生院。他擔任過一屆任期兩年的美國數學協會（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簡寫MAA）主席（2007-2008）。
實力不可同日而語的研究型大學，晉升教授所依據的研究標準也大不一樣。名列前茅的研究型大學，眼睛主要盯在學術論文的質量上，而非數量。在美國計算數學領域名氣很大的華人教授許進超多次參與本系晉升委員會的工作，他談到他所在的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數學系怎樣晉升教授時曾經説，他們根本不看論文的數量，只看質量。
美國的一般研究型大學裏，不乏全國領先的學科和優秀的人才。如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學，它的計算數學團體是相當強盛的，因為在這個領域備受尊崇的瓦格（Richard S. Varga）教授，長期在那裏掛帥，擔任計算數學研究所的所長。這很像中國的湘潭大學，其王牌的計算數學專業，畢業了許多優秀學子。現已九十二週歲的瓦格，六十年代出版的書《矩陣迭代分析》（Matrix Iterative Analysis），譽滿全球。在哈佛大學數學教授沃爾什（Joseph L. Walsh，1895-1973）門下拿到博士學位的瓦格，不去名校當教授，卻去了一個地方性的州立大學，是因為家鄉對這位赤子的巨大吸引力。他不負眾望，將肯特州立大學建成美國計算數學界的一個吸引子。此例隱含着這樣的研究生報考哲理：申請研究生院需要考慮的兩大因素——大學排名和專業實力，後者應該是決定一切的。我校的最強專業高分子與高性能材料，教授工資很高，研究基金最多，博士後和訪問學者也最多，有些直接來自中國大陸。許多人對像密西西比這樣的南方諸州知之甚少，卻不知道這個專業的本科、碩士、博士畢業生的就業飯碗噴噴香。
在一般的高校裏，上述那些強盛專業的系科，數量稀少，但對教授的晉升要求比較苛刻。原因很簡單，它們既不愁聘不到好教授，又要想在全國甚或全球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我相信，儘管肯特州立大學天下人知道的不多，但它的計算數學的教授不是太好當的。因為瓦格退休前在那裏坐鎮，助理教授和副教授晉級的門檻肯定不低。我成了正教授以後，已當了三屆所謂的“院長顧問委員會”成員，每屆任期三年。這個委員會每年花的主要精力和時間，集中在十一月下旬感恩節前的那幾周。任務是討論各系報上來的教授升遷候選人，即那些助理教授晉升副教授、“準永聘（tenure-track）”定位到“永聘（tenure）”、副教授晉升正教授的申請者，對每位申請人無記名投票，為院長向教務長提出的“是”或“否”之推薦建議提供委員會的意見。從院屬十幾個繫上報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強壯系與貧弱系對晉升標準的不同詮釋。高分子與高性能材料系教授的厚厚申報資料（dossier）上，既能看到許多高檔次專業雜誌的論文列舉，又能讀到校外專家苛刻的獨立評審意見，系裏資深教授的討論全面而專業，最終投票認真而民主。而一些學術氣氛不甚濃厚的系科，系一級的教授晉升評定容易降低條件。這時，院、校兩級委員會，作為院長、教務長的智囊團，就要發揮把關的重要作用了。當然，弱系的晉升標準應該低於強系，但是整個學院的標準差不能太大，每個系所屬的行業，無論是數學、物理，還是生物、化學，都有一些公論的學術評估準則。
為什麼要有Tenure制度
那麼，美國大學教授的晉升體制，到底有哪些具體做法呢？當一個博士，無論是像我當年那樣的剛出爐的新鮮貨，還是那些已在學術舞台上經歷過幾年洗禮的博士後，只要拿到“準永聘”助理教授的正式位置，就邁出了通向永聘之路的第一步。美國所有行業中，只有大學教授和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才有“永聘”一説，連美國總統頂多也只能再任一屆。歷史上，這歸功於斯坦福大學的一位社會經濟學家羅斯（Edward A. Ross，1866-1951）教授。他1900年關於“鐵路應該國有”的大膽言論，得罪了當時還健在的斯坦福夫人，因為她已故的丈夫，就是靠鋪設鐵路發大財的。她的校董會董事長的身份，足以影響校方辭退“犯上”的教授。“羅斯事件”導致了十五年後，美國大學教授聯盟（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建立，並採用了德國大學的教授終身制方式，保證大學教授“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天賦權利。從那時起，“tenure”這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名詞，進駐了大學的殿堂。1994年，美國國會甚至立法，規定大學不得強迫永聘的教授退休。
從助理教授到拿到永聘資格的副教授，一般需要六年時間。之間的這幾年是助理教授最為緊張、也最能出成果的“試用期”。這時候的他（她），如果躋身於一流大學的教師隊伍，那就得像我小時候見到過的鄉間水牛那樣，早起晚睡地耕田耙地，辛勞備至。之前的日夜苦幹，拿到博士學位，“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並且，“以後的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但是，絕大多數的助理教授，他們從小就有遠大理想，熱衷於他們一直所喜愛的專業，披荊斬棘地走這條路，充滿激情而無怨無悔，往往越走越興奮，收穫頗豐地向前進。加上試用期內的飯碗還不是鐵造的，新上路的初級教授一般不敢掉以輕心，辦公室的燈光常常亮到半夜。
這種試用期制，對於真正出類拔萃的人才，只是小菜一碟。他們中的個別人中鳳凰，甚至可以提前炒了校方的魷魚，被挖到頂尖大學，越級提升為正教授了。但是，對其他一些人，光能吃苦但運氣不佳，可能還是解決不了升遷的大問題。有的人儘管博士論文非常出色，甚至能到好大學去做助理教授或博士後，但很快就江郎才盡，缺乏後勁。這幾十年來，由於不愁聘不到最優秀的青年才幹，研究型的大學大耍“永聘”利器，把膽怯的助理教授嚇得不是落荒而逃，就是拼死拼活保住飯碗。我在讀博士期間，眼見戴着頂尖大學數學博士帽子的新聘助理教授，面臨系裏同領域的資深教授對其新發論文質量的“不屑一顧”，絞盡腦汁地拼命撰寫檔次更高的文章。當然，那些喜歡警告別人的大牌教授是有資格的。他們儘管早已拿到鐵飯碗，職稱正教授，但仍像拼命三郎似地苦思冥想。對學問的酷愛，已讓他們中的一部分不想結婚，或乾脆離婚，因為他們已和自己的專業結了婚。
助理教授的“期中考試”
助理教授聘用到第三年的春季學期，從最低的系級到最高的校級，要對此人進行一次全面的鑑定，所用術語是“pre-tenure review（試用期期中評估），就像大學生的期中考試。這時，被鑑定者要書面總結，這幾年幹出了什麼活。大學教授規定做的工作，在研究型大學裏，分為三個部分，即研究、教學和服務。一般它們各自佔用教授的時間分配是：40%、40%、20%。把教學與研究所佔的時間比例設為同等，並不是説評估教授的成就時，研究和教學所佔的比重一樣。大學教授的薪水，無論是州政府負擔或私立財團供給，主要是用來支付教授對學生的“教學報酬”，這就是教書的收入。因為學生是付了學費來接受學校提供的教育服務的，他們才是學校的真正主人，是理應得到優質服務的天下第一號大顧客。這就是為何在任何學校的所有教授，無論是國家科學院院士還是初出茅廬，在教學工作量的分派上，總是一視同仁，沒有尊卑之分，在工資面前人人平等。至於研究，本質上講這是個人自己的事，即對研究的好惡，完全基於自己的本性，與僱主付薪水的最原始原則關係不大。由於大學是探討未知事物的場所，是誕生新興知識的源地，加上探索與教學總是相輔相成的，為了保證大學是知識創新的排頭兵，研究型大學不僅大力鼓勵教授做研究，而且把研究成績列為獎賞“永聘”的首要依據。但這絲毫沒有改變教書育人仍然是聘用教授的第一要素這個基本原則，因此學生對教授的教學打分及評語在初級教授的年終小結、三年評估及晉升鑑定中也佔有重要一席。
教授的服務工作分為兩種。一是學術性服務，比如文章審稿、論文評述、雜誌編輯，都是與個人的專業領域有關；另一種是為學校服務，像校、院、系級的各種委員會等。這些工作當然要花時間。系主任通盤負責全系的行政管理，但他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什麼都管，很多事務更要體現民主原則。例如，系裏要有專人負責研究生事務；可能需要一個抓教學的副系主任；對計算機在行的教授管全系的電腦系統；每個教授擔任若干本科生的學術顧問；招新的教授就要組成本學年的“招聘委員會”，全面負責登廣告、審閲申請材料、安排校園面試、推薦最終候選人等事務。學生申請獎學金需要教授組成獎學金委員會，確定人選。甚至選擇新的微積分教科書，也需要一個常教微積分課的教授集體討論。一般而言，剛起步的助理教授，系裏安排的服務性工作較輕。有的系甚至在他們的前三年，給予每年少教一門課的優厚待遇，以便他們有更多的研究及申請基金的時間。
初級教授三年評估的第一階段，自然是系裏的所有已獲永聘資格的教授們集體討論。他們一般是副教授和正教授，但也有極個別的助理教授。如我係一位搞數學教育的美國老師，她1994年拿到博士學位後就被僱來當助理教授，接替那年退休的一位正教授。但她到現在還是助理教授，因為寫不出研究論文。雖然她的晉升副教授之路不通，但她終於被帶有同情心而“刀下留人”、重視數學教育的院長保住了“永聘”的飯碗，因為這一專業在一百多年前以師範學院為名出生的我校很重要——本州的中小學教師，許多在這裏獲得文憑。
我服務過的院長顧問委員會，每年花時間最多的第二高峯期，就在春季學期的四月，討論各系報上來的“試用期期中評估”花名冊。這個過程不及再過三年討論決定同一個人去留問題的“永聘資格”那麼關鍵，畢竟被評估者還有三年的路可走，無論其目前的表現是優是劣。絕大多數還未升遷的助理教授都乾得很起勁，許多人成績斐然。生命學科、工程院系的經過努力，紛紛拿到聯邦政府或工業界資助的研究基金。對於需要建立自己實驗室才能系統研究的那些專業，新教授如果幹了三年，還沒有能從校外搞到經費，期中評估就會留下警告之語，尤其是院長的鑑定報告，因為學校除了僱傭之初提供啓動資金外，不會永遠施展援助之手。等到第六年開始申請副教授職稱和“永聘”資格時，如果在校外進口資助上，還未能“脱貧”，那就非走人不可了。這種殘酷的競爭體制和生存現實，迫使那些科研戰線上的新兵，整天伏案起草“研究計劃書”，向國家科學基金會、國立衞生研究院等聯邦或地方政府或公司資助機構四處寄出。據生化博士方舟子自稱，他就是因為不喜歡這樣整天申請研究經費而失去精神及時間自由，才轉向科普事業的。對於極難拿到研究基金的人文學科和部分理工科來説，比如英文系或數學系，這種苛求略為放鬆。但是許多研究型大學，還是要求各類教授外寄研究計劃書。拿不到不要緊，但是一定要寫，這是嚴肅的態度問題。
跨越Tenure門檻
一旦助理教授工作到第六個年頭的秋季學期開學，他們就要申請晉升副教授及永聘。遞上的申請材料一般都有幾英寸厚。除了羅列科研、教學及服務三大範疇所有成就的個人履歷表及每年的年終業務小結外，還有發表論文的複印件和學生匿名填寫的教學評價表。此外，系裏也會請校外的三到五名本領域專家，提供獨立的學術鑑定，因為這些人可能對申請者的論文質量和學術影響提供客觀內行的專業評鑑。這很重要，因為即便是同系的教授，甚至屬於同一個大學科，彼此研究課題的交集可能很小甚至為空集。
譬如數學中的動力系統領域，這是研究一切依時間而變化之量種種性質的一門學問。常微分方程地盤的人，可以稱自己做的是動力系統。偏微分方程方向中探討演化方程解行為的人也這樣説，搞函數迭代探討混沌現象的傢伙，更把自己納入動力系統的範疇。要命的是這些人可能是隔行如隔山，或許根本就不懂對方在幹什麼。如果這樣的話，系裏的一些資深教授大概會看不懂申請人的論文，而難以對其質量做出客觀的評價，因此只能靠數研究論文的篇數和依學術期刊的檔次這兩個最簡單的方法投票了。所以就像雜誌投稿文章的匿名審閲一樣，專家評審顯得十分關鍵，尤其是在那些評職稱最能嚴格行事的著名大學。
系主任一般並不參加系裏高一級教授羣對申請人的表決，但他可以被晉升委員會邀請參與討論，最後他自己寫出獨立的推薦意見寄給院長。秋季的院長要比春季忙得多，不僅註冊的學生人數多一點，而且要閲讀本院幾十個申請提職稱者的書面材料。好在“院長顧問委員會”可以幫他一手。這個特設團體，每系一名代表，必須至少是“永聘”的副教授，給院長提供院一級的集體投票結果（當然副教授成員不能參與正教授晉升申請的討論）。這樣院長僅僅可以粗讀申請材料，而不必一字一句地精讀，除了那些贊成票和反對票幾乎是勢均力敵的棘手情形。很自然，如果本級委員會的投票結果幾乎是一正一負百分之五十，上一級的委員會為此所花的精力，就是費時討論甚而激烈爭執，而對應的行政長官——院長或教務長——也會細讀材料、上下比較、深思熟慮，做出自認為最正確的推薦意見。畢竟晉升與永聘，是助理教授夢寐以求的人生大事。離了婚可以再娶再嫁，但拿不到“永聘”，説不定意味着從此終生地遠離自己曾經喜愛的專業。
等院長的推薦信到了教務長手裏，學校一級的“顧問委員會”就開始忙碌了。這個委員會一般由各院對應委員會的主席另加一名委員組成，在有的大學可能由教務長獨立任命成形，章程和程序全由學校的《教員手冊》制定。教務長根據這個委員會的表決結果，做出自己的推薦建議。這次的推薦，是向一校之長提出的，因為校長是這個長達大半年的晉升申請過程的最後仲裁者（有的學校最後要得到州或其他更高一級機構的批准，但那基本上是走形式的）。他有權力否決所有之前的一致推薦——從系級教授羣到教務長，但必須是理由充足的。否則他的獨斷專行，有可能在校園引起震盪，甚至導致他的下台。
當踏過了“永聘”的門檻，這些新款副教授自然是喜形於色的。大學教授的最大吸引力，大概就是可以獲得終身教職的鐵飯碗制。那是學術自由的象徵和體現，使得教授，尤其是人文學科的那些精英，可以自由地研究、自由地發言，而無需擔心被“解甲歸田”。一個新出爐的博士如果去了公司，起薪往往高於去大學教書的助理教授。加上公司的股票分紅等誘惑性，令去工業界成了不少新科博士的首選。但是，事物總有兩面性。經濟不景氣時，公司常常裁員，幹了多年的老僱員更有被炒魷魚之險。而有了tenure的教授，則可安心睡大覺，除非經濟蕭條到大學要關門——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大學教職的彈性工作制，無課可以不去學校，種種自由自在的工作方式，對於那些為學問而生的才俊，真是理想的王國。如果按每週的教學量——研究型大學一般每週教六個五十分鐘的課程（如有聯邦研究基金等，甚至可能更少），這是兩門課六個學分的教學量——來計算單位時間掙來的工錢，大學教授大概屬於最高薪的幾個階層了。
誠然，研究型大學的教授，按照上世紀傑出的微分幾何學家陳省身(1911-2004)先生的説法，可能“每時每刻都在想問題”。但是他們生來就喜歡探索未知的世界，並不把物質利益視為生活的第一需求。如果一個關鍵的科學概念是你的產兒，如果一條重要的數學定理或自然定律是你的貴子，比如“陳省身示性類”、“李天巖-約克混沌”、“卡拉比-丘成桐流形”、“楊振寧-米爾斯方程”或“丁肇中J-粒子”，那對人類的貢獻和由此而生的喜悦之情，是難以估量的。
因此，許多人晉升後繼續進步，步伐甚至更大。對他們而言，幾年後的正教授職稱，僅僅是水到渠成的順理成章之事。當然另外的一些，可能就失去了繼續衝鋒的動力，或是主觀能動性受到了束縛，或是崎嶇的山路絆倒了他們。他們在吃終身飯碗的生命長河中，心安理得地與副教授的頭銜終生相伴。這也是人之常情。儘管人們欽佩陳景潤那樣地痴迷數學，吳健雄那麼地精於實驗，但一般人難以效法他演算幾十麻袋的草稿，或跟着她待在實驗室每天十幾小時不回家。更多的人則把人生享受與事業追求，依着不同的比例調和在一起。當然上進心減速的那些副教授，也應能坦然面對與辦公室隔壁鄰居相比較，低幅度的加薪以及在學術上、行政上説話有氣無力的現實。我們在《人民日報》上見到過多次的一句話“落後就要捱打”，用在這裏也很合適：業務能力欠缺的教授，當然在系裏講話的底氣不足。因此他們也要聽聽鄧小平的六字名言：發展是硬道理！
但是，切切不要以為拿到永聘證書，就是萬事大吉，可以高枕無憂。對遵紀守法的教授，這的確是吃了一枚終生放心的定心丸。但是一旦個人行為破了道德底線，“永久聘用”不再是“護身之符”。美國的各級學校對教員的道德水準要求頗高，尤其對與學生相關的傷風敗俗乃至“權色交易”之事，絕對零容忍，從嚴懲罰。這完全是對我們從小起經常聽到的崇高稱號“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最大的保證措施。我們在美國教書的每一個教授都知道這一“校紀院法”的嚴肅性和可怖性。只要犯事，幾乎都會丟掉飯碗，身敗名裂。大學的《教員手冊》對此規定明確，人事部門也有啓動調查、聽證、處分等過程的詳細説明。新的助理教授一來校報到，就被要求對此心知肚明。於是，教授辦公室有了一個不成文的習慣性做法：當異性學生來辦公室答疑時，最好“打開天窗説亮話”，將大門敞開，不僅使空氣更為流通，而且能防患於未然，謹防極個別學生倒打一耙，控告教授“不懷好意”。此外，丟掉鐵飯碗還可能有其他原因，“學術腐敗”或許是最明顯的“一票否決”。即只要有證據確鑿的學術不端行為，例如剽竊，那基本上就被開除。
晉升正教授
晉升正教授的整個程序與副教授的相仿，但要求高多了。如果説部分研究型大學晉升副教授甚至不需要校外鑑定信的話，那幾乎所有學校對升遷正教授則非要不可了，而且相關領域鑑定人的數目更多。當然，所請評判人所在的系科之學術聲譽應與本系旗鼓相當，至少相差不能太懸殊，因為系裏晉升委員會的信函經常會問對方一個問題：本系候選人若在貴系，是否有資格榮升？這和不能拿人和馬放在一起賽跑看誰跑得快發獎牌一個道理。密歇根州立大學數學系的晉升標準，就不能拿哈佛大學的數學系作為參照物。但是前者的計算機系可以請後者的計算機系教授審查本系申請者的升遷資格，因為哈佛大學的計算機系，不比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好多少。我參與過好幾個我校高分子與高性能材料系的教授晉級評定，發現校外專家的鑑定信函，大多發自高分子化學領域的世界名校，如阿克隆大學和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校區（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這兩個學校的總體“排名”並不顯赫，但在這個學科裏，它們都有如雷貫耳的鼎鼎大名。
但是有時系裏也會向強得多或弱得很的校外同行教授尋求鑑定。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和申請提職者的研究課題相當靠近，甚至在彼此的論文中，互相引用過對方的結果，因此比較清楚被評審人的工作。當然從理論上講，他們不應是合作者，或不具有所謂的“學術裙帶”關係，以免對方的評語誇大其詞、無限拔高、鑑定不公。
但由於有的系科讓申請者提供外校審核人的幾個候選名單，放進系裏擬定的花名冊裏一起考慮，在客觀上讓少數不太誠實者覺得有機可趁。不説真話的教授總是存在的。毛主席早就説過，凡是有人羣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推而廣之，凡是有教授的地方都有好中差。我讀到過一些校外鑑定書或申請系主任的推薦信，把當事人吹得比天還高。明明是學術水平低下的研究者，卻被吹噓成世界級的武林高手，完全是親朋好友之間的“蓋棺論定”，只有放在葬禮上美言幾句還屬無妨。此類事更容易眷顧來自東方世界的學者，因為他們辦起事來最有“人情味”，願意為老朋友赴湯蹈火。在重視誠信教育的氛圍中長大的西方教授，大都堅守秉公辦事的原則，一是一、二是二，恰如其份地用事實説話，這樣實事求是的有分量的評價是靠得住的。
為了充分顯示民主的原則，申請晉升者，收到校內任一級委員會負面的投票結果後，有權向上一級委員會寫反駁信，甚至可以到場“據理力爭”。
我院某系十幾年前有位女副教授，比我早來兩年當助理教授。由於一直和同系的正教授丈夫合寫研究文章，在她申請正教授的時候，所在系的某些正教授（當然，她的丈夫按規定迴避討論）算不出夫婦合作論文各自貢獻的百分比，認為這道算術題太難了。最後表決結果是一半贊成、一半反對，而另一位和她同年獲得博士學位的男候選人則全票通過。但是這位膽識過人的白人女子，居然在我們院長顧問委員會開會討論前來到會場，宣讀了一份個人聲明，用逐一比較法“證明”自己比同系另一候選者強，埋怨系方教授評選不公。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們被她感動了，覺得武斷認定她的論文主要為其丈夫所寫，是個偽命題，應予推翻。最後的投票結果，幾乎是一邊倒地全部贊成。而那位被她比下去的白人男士卻慘遭滑鐵盧，理由之一是他極少外出開會“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儘管其論文的質量和數量均優於對方。這名據説比較老實做學問的讀書人那年與晉升無緣，而那位主動出擊的奇女子反敗為勝。升到正教授的她不久就換了學校當系主任去了，後來又晉升為一院之長了。
終身教職的申請之路，漫長而令人心焦。這條路通向終點的結局，就是七十年前，中國電影名片《一江春水向東流》中，唱出的那一句宋代民謠“幾家歡樂幾家愁”。成功者全家高興，畢竟這一段人生之旅以順利告終；失敗者儘管心情沮喪，但也並非世界末日來臨。至少校方還要簽發最後一年的合同，留給其人充裕的時間“另謀高就”。這個“人道主義”的做法，值得中國高校尤其是頂尖大學借鑑。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就像當年在密歇根州立大學數學系沒通過博士預備考試的一個數學尖子，後來輕而易舉地在工程系畢業。説不定他現在以一頂工程博士的高帽，慶幸自己改換門庭帶來的幸福生活。生活之路總是長青的。
上面講的這一大套美國高等教育嚴格實行的晉升體制，其最大的獲益者就是大學及它旗幟下的大學生、研究生。這套體制給各大學的科研與教學帶來蓬勃向上的發展之勢。它讓學校充滿活力，進取精神瀰漫四方。“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個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其實適用於現實社會的各個方面。而在美國高校的管理中，它體現得淋漓盡致。
注：本文根據作者所著《親歷美國教育：三十年的體驗與思考》之第十六章《教授晉升》修改而成。大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