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架”成為上影節主角的背後_風聞
跃幕-电影博主-影响有影响力的电影人2021-06-16 20:48
吵架的背後,是整個行業的焦慮已經藏不住了。
文/龐宏波
又是吵架。
幾乎每一年的上影節,“吵架”都成為了必備的環節。只是和往年不同,今年的片單屈指可數,在沒有PPT粉飾之後,“吵架”就格外刺耳。在金爵論壇上,於冬再度“發炮”,將矛頭指向服務費。儘管此後,兩家票務平台和於冬發佈了聯合聲明,但這件事的詭異之處遠不止如此。
**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説,上影節算是整個產業的風向標。矛盾指向哪裏,體現的是整個產業焦慮在哪裏。**雖然於冬的發炮滿足了大家對於上影節“大尺度”的期待,但詭異的發炮實際上揭開了整個行業藏不住的焦慮“新衣”。
“大家好,在第一屆資本與影視大會上,在這裏也做過一次發言。後來效果不太好,因為我當時説一句話,我説最壞的時候還沒有來,沒有想到自從那一次演講過後,中國影視界就直線下落。”
這是賽富亞洲投資基金創始管理合夥人閻焱今年的“開場白”。2018年,在同一塊場地上,在王長田發言過後,閻焱的“最差的時候還沒有來”引起了極大的爭議。以至於當時這場論壇的新聞稿都出現了嚴重“延遲”。
而那一年的背景,絕大多數人都非常清楚。在税務風波下那一年的上影節有着明顯的“低氣壓”。但讓人沒想到的是,從那一年的上影節開始,整個影視行業經歷了長達三年的“絕命至暗時刻”。
如果説去年的上影節,整個產業還帶着復工“解凍”的信心,今年的上影節,焦慮遠遠大於信心。
2020年,疫情給全球電影市場帶來了超過200億美金的直接損失。儘管中國電影市場超過了北美,成為了全球最大的單體市場。但是在一個特殊的競爭環境和長遠的競爭趨勢裏,中國電影市場實際上還有非常多的問題需要解決。
藏不住的焦慮和行業長期低迷的前行,這就是“吵架”或者説所謂“大尺度”背後更重要的東西所在。
1
—衝 突—
金爵論壇的爭議,本質上是線上和線下發行的話語權之爭。
“大家可以拿出手機看看,昨天端午節前一天的票房7500萬,去掉服務費是多少?6700多萬,有800萬是服務費。”
於冬在金爵論壇上的發言瞬間引爆了整個行業的眼球,尤其是今年的金爵論壇的參會名單裏阿里影業幾年來首次缺席。雖然看似於冬是對票務平台高服務費不滿,實際上事實並非只是如此。
在當天的金爵論壇上於冬炮轟服務費過高,提出電影票務平台如今的服務費過高,應控制在5%以內。“如果一張30多塊的電影票,現在服務費要3塊以上。一天7000萬的大盤票房,服務費要佔800多萬,已經超過了10%。”
對此,光線傳媒董事長王長田進行了回應,認為票務平台的服務費構成有三部分,貓眼要將服務費同時分給售票軟件和院線方,最終票務平台只拿到其中的三分之一。而隨後,貓眼、淘票票、於冬的三方聲明實際上佐證了王長田的觀點,服務費絕不只是流入票務平台一家的腰包。
但在會場,已經拿下院線牌照並且佈局影院的博納影院董事長於冬聲稱服務費院線並沒有收到過,並且“詢問”了坐在旁邊的萬達電影的總裁曾茂軍。曾茂軍並沒有直面回應,但其也有自己的“炮火方向”。
他聚焦在營銷平台的成本越來越高的情況。他表示,平常一部戲的營銷成本可能只需要3000萬~4000萬,但到了春節檔,由於各方面的費用都在進行提高,一部影片的營銷費用會飆升至2億。他呼籲,由於目前電影主要的營銷平台都掌握在互聯網公司手中,行業能否發佈規範,對營銷費用進行控制。
總結一下兩人的發言,就是院線一方認為在當下的市場,互聯網票務平台需要行業規範。而一人從服務費的具體運作“盲區”入手,一人從高額營銷成本開炮,本質上是一樣的。
而作為貓眼曾經最大的股東,光線傳媒董事長王長田則將矛頭指向了院線的“排片費”,尤其是黃金檔期頭部影片的“排片費”甚至高達億元。而參會的於冬和曾茂軍,恰恰是院線方的絕對代表。
大佬在同一場論壇如此爭鋒相對其實是非常罕見的,整個行業也認為當下的電影市場已經過了線上和線下發行方式爭高論低的階段。如今,線上線下發行並存互補成為了行業共識。但是從今年金爵論壇的衝突來看,行業忽略的一個問題在於,當頭部影片營銷成本高的不堪重負之時,可能雙方的矛盾會再度暴露。
2
—旋 律—
內容仍然是繞不開的話題。
就在上影節期間,被寄予厚望的端午檔表現的十分掙扎,同體量影片過分扎堆所帶來的結果卻是票房走勢的極度低迷。目前這個階段,實際上處於整個行業的“疫情後綜合症”。由於內容本身吸引力不足,必然會給整個產業上下游負載更大的壓力。
具體來看,進口片受制於國外疫情管控的影響導致影片全球檔期大亂,在這個整體背景下好萊塢加速了自有流媒體平台的佈局,而其餘國家優質影片也被Netflix、亞馬遜等平台收入囊中。總之,進口片“入網”成為了大趨勢,這對於國內電影引進來説面臨着極大的難題。
尤其是中國電影市場,目前仍然有四成左右的票房貢獻來自於進口片。一旦進口片無法滿足供應,起不到調節市場的作用,整個市場的冷熱不均就會異常明顯。
其次,就國產片而言,去年復工後產業還能消化存貨。但存貨消化完成後,整個市場由於缺乏足夠數量的新片開機,必然會陷入明顯片荒。這一點,去年在上影節期間阿里影業總裁李捷就持有相同觀點,認為真正的片荒會在今年暑期檔體現,事實也恰好如此。
此外,今年又恰逢特殊歷史節點,主旋律影片的數量達到了一個頂峯。《1921》將會在近期上映,這部影片也是今年上影節的開幕影片。而博納影業則在上影節期間官宣了“中國勝利”三部曲,此外中影集團、光線傳媒均宣稱為了迎接建黨一百週年規劃了超10部影片陸續入市。
光線傳媒董事長王長田表示:“在接下來的五年時間裏,電影行業要拍攝50部類似題材的主旋律題材或者主流題材的影片,這些影片需要大量的投資,我自己計算至少需要150億~200億元的投資。如果我們不能製作好電影,受到觀眾的歡迎,這些影片的拍攝將是難以為繼。”
所以,如何提升主旋律影片的市場表現,實際上成為了目前整個電影產業的核心任務。對此,騰訊集團副總裁、閲文集團首席執行官、騰訊影業首席執行官程武進行了總結。
認為第一點是要講究對於歷史的尊重,講究嚴謹,講究反映真實;第二點是在這個基礎之上,發揮電影作為影像,作為光影的藝術特點,特別是作為很多包括一大的重要歷史事件,其實我們中國每個人都瞭解,瞭解這個事件,知道這個人物,但是對於這個人物和當時這個羣體的行為、思緒、生活狀態、日常中的場景,包括真正背後還有很多關於如何形成的思想,這個其實如何用藝術化的形式、合理的形式,用藝術化的再創作,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第三點則是所有的藝術創作最終都是要靠藝術家、靠個人、靠演員、靠導演、主創整個羣體來完成呈現。
**主旋律承載整個市場的重任,的確是整個行業的一個挑戰。**但從《1921》身上實際上也能看到整個行業對於主旋律影片追求創新的思考,對於重大歷史題材採用更國際化、更年輕化的方式進行創作;同樣博納影業“中國勝利”三部曲,也突破了前幾年“大背景小人物”的主旋律製作“模版”,其中《長津湖》和《無名》也都嘗試運用當下類型片視聽語言去拍攝具有歷史感的主旋律影片。
3
—行 業—
行業需要一個更長線的生存環境。
在金爵論壇上,王長田呼籲電影主管部門應建立一套以“內容創作方為核心”的政策、税收扶持體系,以幫助現存的電影公司走出眼下的收入困境。並且認為,應該提高電影製作與發行在整個票房收入中的分賬比例。王長田表示,中國是全世界片方分票房最少的國家,100塊票房中,片方能拿到大約38.5塊錢,拋去發行費,最後回到內容公司的就32-33塊錢,而整個產業鏈中,內容製作公司卻承擔了最大的風險。
於冬則表示,去年除武漢地區外,其他各地5%的電影專資僅減免到了8月份,但實際情況是電影公司直到7月份才剛剛復工,相當於僅僅減免了一個月的專資。他在現場呼籲,希望相關電影主管部門能考慮讓專資緩交三年,讓廣大影企休養生息。“不是不交,而是緩交,等大盤衝擊1000億的時候,大家可以交的更多。”
2020年,受疫情大環境的波及,中國電影總票房剛剛突破200億元,相比2019年的總票房下降了三分之二。儘管中國電影市場躍升成為了世界第一,但是在一個非正常發展態勢下這一點應該謹慎樂觀。
中國電影市場實際上在2019年就體現出了明顯的下游負載過重,微增的票房規模和不斷下降的單銀幕票房產出和幾乎“停滯”的觀影人次直接角力,今年再加上片荒的出現就毫無疑問會導致整個下游的過分焦慮。
當然,除了寄希望外力的解壓外,整個產業自身也需要修煉內功。今年上影節期間,關於中國電影過度依賴票房已經成為了主流聲音。中國電影公司80-90%的收入來自於電影票房,但電影投資成本和營銷成本迅速陡增,整個市場也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這都加重了影視公司失敗的風險。
所以如何延長電影的“生命線”歸根到底還是需要影視公司自己解決。其次,就是在內容上游儘可能打造IP,從而提升整個行業的產業化水準。
在金爵論壇上,程武也表示:“我覺得我們電影行業的同仁們要充分珍惜電影本身這種藝術展現形式的特點,但是我們不要關起門來,不要固步自封,我們要打開這個電影行業的門,和我們的劇集,和我們的動漫,和我們的文學,和我們其他的文化娛樂的形態能夠充分地優勢互補,聯動起來,我覺得這樣才能為我們電影行業帶來更多的可能性,帶來更多好的作品,會帶來更多的人才。”
疫情常態化的大趨勢之下,全球電影行業想要重回2019都尚需幾年的時間。但疫情所帶來的變革,包括線上生活方式的常態化、線上消費勢力的崛起,都將會對電影這一堅守傳統模式的娛樂形式產生重大影響。
吵架,只是焦慮的外在表現。在吵架的背後如何解決問題,才是解決焦慮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