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高喊「娛樂至死」「奶頭樂」，真的已經拆穿所謂資本的謊言了嗎？_風聞

文 | 女孩慧敏

　　前現代社會的特徵是物資、信息、話語權及社會承認的匱乏，後現代社會的特徵是以上資源的過剩。但是在二者進行碰撞時，人們會發現許多看起來相似的東西。比如，兩種狀態下人都會抑鬱、倦怠（前者更可能因為“習得性無助”，後者更可能因為選擇過多），都可能被“精神鴉片”吸引（看起來都像是“娛樂至死”），都可能產生一種“回到過去”的願望，都對原始宗教產生一些興趣（前者更可能是為了尋找精神的立足點，後者更可能是為了補充、完善自己已有的世界觀並將之當成一種有異域風情的小眾藝術）。

　　德國後現代哲學家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指出，後現代的精神疾病

　　“是一種梗阻病，不是由免疫學上他者的‘否定性’導致，而是由一種過量的‘肯定性’引發。”

　　他説：

　　“20世紀是免疫學的時代。在這一時期，內外、友敵、自我和他人之間存在着清晰的界限。冷戰也遵循了這種免疫學模型。20世紀的免疫學範式中充斥着冷戰話語，由一種嚴格的軍事化規則控制。攻擊和防禦主導着免疫學行動。這種免疫學原則超越生物學範圍，到了社會領域，最終蔓延至整個社會層面，一種盲目性被烙印其中：對一切陌生之物，都採取防禦措施。……即便陌生者毫無惡意，即便不會產生任何威脅，仍然會基於其‘他者性’而受到排擠。”(韓炳哲，《倦怠社會》，中信出版社，P4)

　　而後現代的特徵是：

　　“‘差異’取代了他者，不再引起免疫反應。……陌生者被弱化為一種消費用語。陌生性讓位於異國情調。遊客們在旅行中尋覓它的蹤跡。遊客或顧客不再是免疫學式主體。”（P5）

　　“肯定性的暴力不需要一種敵對關係為前提。相反，它正產生於一個寬容、平和的社會。……它存在於一個缺乏否定性的同質的空間內，沒有敵我、內外、自我與他者的兩極對立。”（P11-12）

　　也就是説，發達社會的後現代問題在於，因為各方面資源足夠豐富，雖然階級對立、性別對立、種族矛盾等問題依舊存在，但因為人們擁有足夠的自由去討論、逐步解決這些問題，反而越來越無法再使用這些外在衝突去解釋生活中自己感受到的多數痛苦，最終會因為“外在肯定性過剩、外在壓力過低而導致個體的內在衝突帶來精神的消耗，進而產生倦怠感”。

　　中國人存在“外在壓力過低”、“消費過多”的問題麼？

　　我們這個社會對於“娛樂至死”和“消費主義”的警惕，遠遠強於對過勞死和壓抑所導致的各種身心疾病的警惕，這種對娛樂至死的警惕與其説是獨立思考的結果，是從思想上“拆穿資本的謊言”，不如説是無反思地接受大環境對自己的訓誡。

　　回想一下，有多少人在小的時候看一會兒電視，玩一會兒電腦，就被家長説成是“會把眼睛玩壞的”，而做學校佈置的作業不論做多長時間好像都沒有關係；有多少人在中學階段想去網吧玩就被學校批評“玩心太大了，對身體不好”，而學校不論讓學生如何縮短睡眠和吃飯時間，都好像是沒有問題的；有多少人想看一些課外書就會被老師沒收，並被批評為“玩物喪志”。等到長大以後，其實也沒有什麼豐富的娛樂資源可言。每天的工作時間加上通勤時間導致下班回家後根本沒有什麼時間和精力去娛樂，好不容易有個休息日就只想睡覺，連打遊戲都覺得太“費腦”。

　　娛樂能力也是需要培養的，當一個人從來都沒有被允許過自由地娛樂時，那麼“娛樂”對其來説就不是一種充滿樂趣的享受，而更像是一種維持精神不崩潰的藥品，因為這些人與自己的感覺體驗疏離得太久，從自己的工作和學業中都無法感覺到自我的存在，只有在脱離監管的時刻能感到一絲真實的體驗，這看上去就很像是“娛樂至死”。

　　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討論的是資源過剩導致的後現代問題，其批判的核心是人們本可以用來自由思考和嚴肅閲讀的時間被快節奏的電視節目給割碎了。波茲曼推崇早期美國人的那種對於閲讀的熱愛，在那個年代，美國社會沒有發達的娛樂業，閲讀被全社會看做是神聖的，而這提高了公眾的理性思維的能力。保羅·安德森説：“不管讀的是莎士比亞、愛默生或是梭羅，農家孩子一手執書一手扶犁絕不是擺擺樣子的”。這體現在，堪薩斯州成為美國第一個允許婦女參加學校選舉的州，懷俄明成為第一個實現完全平等選舉權的州，這與這些地區的婦女擅長閲讀有很大的關係。波茲曼懷念的是美國社會出現娛樂業之前的那個全民推崇閲讀的年代，是全民都有閒暇去圍觀甚至主動參與複雜問題討論的年代。然而中國在歷史上從來都不曾出現過一個全民推崇閲讀的時代，在娛樂業產生之前，中國的文化土壤更像是文化荒漠，但這種文化荒漠首先不是娛樂發達造成的。考慮到本國的起點太低，娛樂業的引進和傳播甚至客觀上起到了某些人性解放和啓蒙的作用，甚至，有許多人因為其喜愛的明星推薦了某些書籍而立即買來用心閲讀，並由此開始自我啓蒙之旅。

　　我們還遠不到討論後現代危機的時候，與《娛樂至死》所討論的文化困境相反，我們正處於時間、物質、社會認同都嚴重匱乏的環境中：

　　許多人討論“我不得不結婚生子”的原因是因為（1）收入不夠高，沒把握在老年時有足夠的能力支付有能力的保姆、護工、養老院等各式扶助系統的費用；（2）養老院太少；（3）養老院水平參差不齊，多數生活其中的老人生活狀態讓人心寒；（4）做“另類”的成本太高，“唾沫星子淹死人”，許多人選擇從眾純粹是因為來自他人的承認過於匱乏，只有從眾才能勉強擁有一些質量堪憂的朋友，但聊勝於無……

　　比“認命”或“躺平”更可怕的是“飢餓”。對於數量龐大的受教育水平不高且缺少技能的人來説，今天“躺平”意味着明天捱餓，這月不幹活意味着下月沒錢付房租，人們甚至缺少在大城市流浪翻垃圾維生的自由：大城市不定期驅逐“影響市容”的不體面的人，作為“躺平族”的“三和大神”的“基地”的三和人才市場被取締，橋洞下的流浪漢被“清理”，甚至連晚上睡公園都可能會被驅趕，不得已去流水線打工的人們發現不僅要忍受每週超80小時的工作時長，晚上勉強休息身心的地方竟然是三層上下鋪……

　　比吃飯問題更嚴重的是表達受阻、獲取真實信息的通道被限制，嘗試在網絡上暢所欲言、隨心所欲表達觀點的許多人都享受過“禁言套餐”，受限的信息來源使人們產生了“我不幸福是因為我沒有別人努力”、“多數人都比我更有自控力、更擅長管理時間”、“多數人都比我花更多的時間用於閲讀、健身”的錯覺，不甘平庸的人們一次次努力，一次次失敗，卻發現這大環境所渲染的那種“優秀”離自己實在太過遙遠，努力都沒結果的話，大概就只能説“我不行”了，結果就像那些被家暴的女人與孩子一樣，越來越不敢反思外在環境對自己的傷害，反而將一切歸疚於“都怪我不好”。

　　在習得性無助、完全找不到生命的意義時通過一些精神鴉片來維持自己存活的狀態，這在多大程度上能歸結為“後現代病”或者“資本主義之惡”呢？

　　到底什麼是“資本主義”？黃仁宇在《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説：

　　“資本主義雖説是一種經濟體系，但它亦與Politics不可劃分。因為統治大眾的方法，基本上不出三途：一、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激勵，以religion或黨義主持之；二、是警察權逼迫就範，以軍事力量和法庭為後盾；三、是在法制上依循各人私利觀，使公私利害凝合為一，各人在爭取本身名利時，即在無形中增強了國家社會的組織與結構。固然這些條件全待客觀環境而展開，同時任何政體也希望折衷混合，並用三者之長。可是資本主義無可否認的是將最後一種方案作最高度和最有效的發揮。“（第八章）

　　“資本主義帶着整體性，它能在一個國家內暢行而且成為不可改變（irreversible），乃是由於得到司法權的承認，其下層機構裏各種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第五章，《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

　　這裏重要一條是“各人爭取本身名利”，隱含了“法的權威高於任何擁有權力的具體的人的權威”、“各人只以法律為準繩，法無禁止皆可為”等規則，與之相應，前現代的人情社會的狀態是，法律首先是“騙人的”，要麼看人情、要麼看影響、要麼講政治，但就是不講法律本身。

　　我們最需要拆穿的不是“資本主義的謊言”，而是“雖然大洋國的生活不完美，但已經不存在更好的選擇”的謊言。  

　　李慧敏，2021.5.28，於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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