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超前部署變追魂索命龍應台的“小民尊嚴”還能説服誰_風聞

台灣疫情大暴發，截至2021年6月14日為止，已經有452人不幸病逝。

“河裏撈上來的、廁所裏發現的、陋巷公寓裏無聲無息的…遺體，全部成為台當局官員嘴裏一個號碼、案例。”龍應台在臉書寫道，“為那死得不知所以的同胞，為那被剝奪了死別最後一個温暖擁抱的家人，我心沉痛。”

台灣防疫毀於“情”

而類似的話，幾天前有台灣名嘴也在講，“他們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啊”，動情時還大哭。

對於每個生命的離世，悲憤、痛苦、感同身受皆是人之常情，當民進黨標榜的超前部署變追魂奪命，以號碼、案例呈現的數據固然殘酷，但以理性取代濫情，用科學取代政治掛帥，以此挽救更多的生命才是當務之急，龍應卻沒抓到重點。

事實上，台灣疫情惡化至今，正是因為談情太多，講理太少，尤其涉及兩岸關係時。

一年多前，陳時中在記者會曝出首批搭乘武漢包機返台的旅客中有1名台商確診染疫，他説讓這些人留在武漢得不到好的救治，還不忘哽咽，稱“好在把他們接回來”。然而，根據大陸《新華社》報導，武漢市台辦當時表示，該名確診的台商搭乘包機返台後，市台辦多次與其聯繫表達關心慰問，該名台商均表示自己一切正常，也沒有收到任何確診通知。為此，武漢市提出7點質疑，但並沒有得到正面回應。可陳時中卻因落淚而被台媒封神，幾十萬網友湧入台衞福部網頁為其打氣。

在這樣的造神運動下，不只“小明的回家路”被徹底阻斷，從限制口罩出口到譏諷方艙醫院，從扣關世衞大會到不分藍綠責罵譚德賽（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超前部署的不是普篩和疫苗，只有政治，由此也為疫情大暴發埋下伏筆。

迴避台灣社會反中的集體理盲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開始肆虐全球，台灣起初得以獨善其身的很大原因在於，兩岸交流此前幾乎已經停擺，此外，在沒有感染源輸入的前提下，又得便於為一海島，沒有毗連的陸地邊境需要防守，因此有效隔絕了病毒的擴散。這是機緣巧合下的產物，並無涉所謂“超前部署”，但一年多來，台灣不分藍綠一直沉溺在所謂“民主防疫”的假象中不能自拔。

因為要維繫“民主防疫”的皇帝新裝，台灣更拒絕全民檢測，參考大陸成功的防疫經驗，因為反中的政治心魔作祟，不願承認面對大陸技不如人，現在疫情告急，竟然連該不該設立方艙醫院各方觀點都莫衷一是，而面對對岸不計前嫌遞出橄欖枝，台陸委會卻以“假好心”回應，帶着這樣的心態處理防疫，不啻為把人命當兒戲。

而比起龍應台事後諸葛，一年之後忽而想起的對生命的關懷，反中的政治“獨”疫才是導致台灣防疫失守的根源所在，但龍應台只談現象，不問原因，更不敢面對這股來自台灣社會的集體理盲。

一年前生命還不如修辭

龍應台可以用“我心沉痛”，表達她對她界定的同胞的悼念。但一年多前，武漢抗疫，龍應台隔海發聲，她不談生命，要講修辭，她在一篇轉載文章的開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一般輿論中，對社會行為的反省多，對文化深層的思索少，對文字語言的深究就更少了，而其實，文化深層是種種社會行為的來由，文字語言又更是文化最深處、埋在地下的根了。這位武漢的學者問：為什麼別人會寫風月同天，而你只會喊武漢加油？如果集體的語言貧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那是因為集體的心靈貧乏、草率、粗糙，甚至粗暴了?“

大疫當前，不談救命，卻拽修辭。面對台灣政治人物、電視名嘴的幸災樂禍、落井下石，面對一眾人對武漢疫情的冷血，為何不見她替武漢人民發聲？當台商包機也有人藉此對陸配羞辱詆譭時，既然有大把時間分享修辭，為何她不捨得多花一秒為這些奉養台灣公婆、照顧台灣小孩的大陸配偶説句公道話？

龍應台針砭時事時，常説胸懷之闊、眼光之遠、氣度之大、包容之廣，但面對大陸抗疫一線，有人揮灑熱血，激昂青春，有人老驥伏櫪，醫者仁心，有人不落人後，奮勇爭先、有人堅守信仰，無私奉獻，還有人行者無疆，大愛無言，她一律視而不見。當生命還抵不過修辭，她的胸懷、眼光、氣度、包容，只是用來指摘他人，卻從不反求諸己。

談防疫也要“大江大海”

這篇臉書發文，表面上看是表達對離世者的悼念，內裏仍是一篇防疫版的《大江大海1949》，只談現象不問原因如同龍式筆下“刺刀從軍”的故事，提到走了一千多里的山東流亡學生，她會寫“為了能夠平順長大，安靜讀書而萬里輾轉的五千個師生，哪裏知道，他們闖進了一個如何不安、如何殘酷的歷史閘門裏呢”？

問題是，當年十幾歲的孩子背井離鄉輾轉到台所求者何？而他們跟共產黨又哪裏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當年李敖曾追問，龍應台總該探索一下答案吧？可是她沒有，只有一副學生流亡圖，這樣子寫書，太偷懶了吧。

同理，如果繼續追問，是什麼原因讓明明口罩九成從大陸進口的台灣，在武漢疫情爆發時多此一舉限制口罩出口；是什麼原因導致疫苗在台灣一劑難求，而面對大陸遞出的橄欖枝仍要詆譭非議；什麼原因連建方艙醫院都説不要出口，帶頭抹黑者一年後又唾面自乾稱索性改成圓艙；是什麼原因，讓連自產快篩都沒有的台灣去質疑已有九億人接種的大陸疫苗，不去追問這些，只談關懷生命，當小民卑微到只為活命，一句“我心沉痛”，太敷衍了吧。

龍應台曾説，大國之為大國，絕對不在於導彈，金錢和權力，不在於一個黨的鐵腕統治……花園的地上有一顆雞蛋。我們是怎麼對待一顆雞蛋的呢？我們彎下腰，輕輕拾起，捧在手心，萬萬不能摔破的。可是當去年11月，美國國會山飛起子彈的時候，面對有人不皺眉頭直接砸蛋的時候，面對很多人也盯着需要細心呵護的那顆蛋的時候，彼時的龍應台卻以沉默代替吶喊。

數年前，龍應台在演講又説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裏…..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羣。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然而，如果追求國家統一成了“不文明”，那龍應台最該譴責的是用戰爭與鮮血不讓美國分裂的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如何台灣談民主、論自由，又將美國價值奉為圭臬？

龍應台要求多數對少數温柔以對。但四十年來，誰一再讓一再被辱、誰一邊拿一邊又罵？誰忍辱負重、仁至義盡、誰頤指氣使、顧盼自雄？若照盡陽光，硬説只見北風，妄言民主又無視多數民意。當小民尊嚴，在反中的嗆辣愚勇中，醖釀的是以虛幻的“台灣民族主義”將14億人作為歧視與仇視對象，這樣的想象共同體建構的不是文明，是戰爭，而“台獨”不正是龍式文明的終結者。

龍應台將統獨問題拉入“文明”的語境中，説“一千顆飛彈對準我家，我怎能還有中國夢啊”，當她的夢是可以只問現象、不談原因，甚至接納分裂，若“中國”都沒了，夢又當繫於何方？

小民尊嚴的文明障眼法

某種程度而言，龍應台“文明在我”的背後折射了相當一部分在台外省二代精神世界的虛無，四十年前，反攻大陸還可算是最後的民國殘夢。然而，伴隨台獨思潮日盛，分離意識漸起，當面對中國，他們失去可及的舞台、渴望的目標，在極端的羣體壓力下，也勢必面臨自我身份認同的解構。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和台獨的話語霸權，外省族羣的普遍特徵是缺乏自信，而最廉價最快捷的切割方式，是將自身定位在“反國民黨反中國”的位置上。這種弒父情結多見於民進黨中激進的台獨主張者，像王定宇、範雲、段宜康等等。

但龍應台是温和的，她不需要金剛怒目、不需要橫眉冷對，更不必展現極端效忠，而是改以“文明”包裝，以尋找內心世界的“自我實現”。以出身論，龍應台與郝龍斌、馬英九不可同日而語，龍父只是1949年數百萬外省人中被時代洪流裹挾的一個，她的“英美情結”並非基於家世淵源，從昔日的黨國侍從文人轉向祖述漢奸，對她而言即是價值觀的異變，也是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這一族羣在台灣現實環境下媚俗自保的角色定位。

而填補這一批人虛榮與落寞的最簡單的方式，是將白人視為文化上的優越他者，而將對岸人民被建構為危險、落後、不文明的次等族類，進而確立自身乃至台灣社會的優越感與優越性。在這一點上，並非“高級外省人”的龍應台們，對所謂文明、文化所表現出傲慢與偏見甚至遠遠超過馬英九們對兩岸制度優劣的執拗。

而將這種心態集大成者，便有了《大江大海1949》，一個小兵之女要為大時代代言，因為改不掉只問現象不談原因的老病，所以把歷史寫成倒果為因。而這樣的心態集大成者，也有了那句文青語言“請用文明説服我”，歸根結底化為一句話，“我才是文明標準，我可以説三道四，你們通通閉嘴。”

説“我怎麼能沒有中國夢的”龍應台不會承認自己是台獨，旁觀者看她談中國，或也不認為她是，但她的“文明論”、“飛彈説”無一例外都在台獨邏輯下的延展，只是加上了文明的偽飾。

面對龍式文明的基調從來就不是一套標準，一種尺度，這樣的“請用文明説服我”又能説服誰？當民主防疫變成追魂奪命，難道還能用“小民尊嚴”，説服14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