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土豬拱了白菜？_風聞

　　文 | 飛劍客

　　高考前夕，一個勵志演講中不太體面的比喻，把一個帶着衡水中學標籤的學生被推上風口浪尖。

　　衡水中學的高三學生張錫峯，因為一段演講視頻，他備受矚目。在視頻中，張錫峯迴應了外界對他們衡水中學的“古板印象”，直言衡水中學的學子們“不是高考機器，只是一羣窮人家的孩子，想要成為父母的驕傲”。而在演講的過程中，張錫峯也飆出了“金句”——我就是一隻來自鄉下的土豬，也要立志去拱大城市裏的“白菜”。這樣的話語一出，立馬引起極大的質疑與紛爭。

　　如果不是自媒體刻意斷章取義，只選中了這一句：“我就是一隻來自鄉下的土豬，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裏的白菜。”，其實看演講我們知道，張的演講內容並不是一個讓都市女拳蓄勢待發的鳳凰男的故事，也沒有仇富，**相反，他在仇窮。**整個演講甚至還以“窮人家孩子”的身份，為“富人家孩子”説話：“誰説他們就只是不知進取、混吃等死的紈絝子弟，他們往往比你更努力。”，這兩句話立馬把我拉回到了咪蒙體還在流行，逼乎精英大肆宣揚“階級固化”話語的那個五年前遙遠的午後。

　　我們從常識角度正視這位同學身上的人設，能在學費高達兩萬五千元的著名高考工廠衡水中學上學（實際上衡中在初升高已經進行過一輪篩選，掐尖，招來一羣好學生，學生一般也多來自學風較好的初中），且他本人舞台經驗豐富，毫不怯場，是真正的窮人的孩子概率不一定會很高。

　　不過更有意思的是，張同學也在演講上一直強調自己是寒門學子，如果不是誤用“寒門”，那麼按照魏晉的標準，這種説法可能是真誠的。因為寒門是有門檻的，不是隨便的老百姓能稱自己是寒門。不巧有人發現，高考結束，這位為“窮人家的孩子”代言的人坐着父親的帕薩特，絕塵而去。

　　如果高考順利，這位同學大抵能如願進入985、211高校，如他所言，什麼“清華金融系，北大中文系”，家庭給他鋪上的再生產之路才剛剛啓航呢。進入社會以後，這位同學究竟是會像拉斯蒂涅那樣，滿懷着實現跨越階層的憧憬，在大都市的燈火通明裏輕易地丟掉了自己的心；還是像於連那樣，以激情和理想之名，被蹂躪在階級上升的奇妙敍事裏；或者終於只成為一個打工人，甚至可能無法被大城市吸收，回到小城市，或變成一個躺平青年。這些我們説了都不能算數，但願他能順遂。

　　拋開張同學令人詬病的，演講裏充滿着的“瘋狂乖戾的感覺”，表達諸如高考改變命運這些觀點並沒沒有錯，且可以這麼説，在張錫峯們篤定教育實現階層上升的路徑選擇的預設裏，藴含着近晚四十年幾代人階層流動的啓示：在改開以來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中底層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積極性是很高的，是因為那會家庭投資子女教育的回報率高；教育投入回報率較高，

　　這個路徑當然是從張錫峯的師兄們，也就是六零後和七零後的“白巖松們”成規模實踐的，以至於多年以後，白巖松被推上了網絡雞湯的頭把椅上，還是要感慨一句：“高考有萬種毛病，但卻是目前最公平的一種方式。沒有高考，你拼得過富二代嗎？”，誠然，父輩那代的農家子弟，很多就是靠着高考這個機制躍遷到城市的，迎來較高回報率。待到“白巖松們”大學畢業，找到了一個例如公務員、央企或外企的這樣的工作，再繼續努力擴展上升空間。這時候就完成了從工農子弟向城市中間階層的身份轉換。不僅如此，當白巖松們進城工作之後，還會一定程度上幫助自己的兄弟姊妹進城，使得其收益可以溢出到整個家庭。

　　時過境遷，當前社會流動性減弱，繼承了教育實現階層上升意志的，主流未必是更下一代來自農村家庭的“土豬”們，而是出自縣鎮、中小城市市民階層的子弟，家庭條件再好一點的，就如同本文的主角，張錫峯們。他們這十幾年主要就是進大城，在進了一二線，在擁有了穩定身份之前，會比較信奉一些內卷哲學。

　　因為我國崛起不夠充分，各種羣體甚至都無法做到充分的再生產，但經過城市化洗禮之後的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骨子裏是把自己當“中產預備”來用的。大學擴招及其帶來的學歷通脹又讓他們趨於無產化。

　　不過這裏要聲明，出沒於大眾媒體意義上焦慮的“中產”，並不是典型階級分析法中的“中產階級”，後者通常是“中等資產階級”的簡稱，比如在教員早期的各階級分析裏會用到這個概念，而前者是一種社會身份認同，不僅僅是一種財產權利，也代表了一定範圍的空間權利。

　　有些人認為不存在中產，他們就是無產，中產是分化手段，其實這是不準確的説法，**中產是一種為了社會身份認同搞出來的二階自我命名，也是一個潛在的利益共同體，而非實質的階級，**他們構成非常複雜，有老市民，高級打工人，有小資，小老闆，但利益傾向上又保持非常類似的行為規範，就比如有些人屬於無產階級，但他的社會活動，生產出一個封閉的社會空間。他們的訴求和實踐總是和這個圈層化的社會空間相連，而不是與住出租屋裏望房興嘆的無產階級相連。

　　一批一批的“張錫峯們”要湧入大城市，想重複“白巖松們”的際遇，問題在於，在不同的經濟週期裏，不同年齡階段的“張錫峯”發生了“斷裂”。很明顯的，例如16年前從名校畢業工作幾年上車的“張錫峯”，和16年以後從名校畢業出來的“張錫峯”，同處於北上廣的他們會有不一樣的社會情緒。

　　在16、17年關於“階層固化”的討論處處可見。就比如《北京摺疊》獲得第74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説獎提名那會，儘管《北京摺疊》改成《紐約摺疊》可能更貼切，但仍讓很多人將之延申到階層固話這個話題。再比如《殘酷底層物語，一個視頻軟件的中國農村》等爆款文出來，勾勒出一個與北上廣深陌生而隔絕的世界，被輿論情緒表達認為“快手背後看到了真實的中國農村”。這種焦慮又進一步蔓延。

　　真正讓“階層固化”這個論調成為火熱議題之一的事件，歸功於17年現象級熱劇《人民的名義》中祁同偉這個角色。和電視劇前半部分給人的印象不同，劇本後半部分，對他的身世、經歷的交代也會越來越多，當時普遍認為，這一人物形象的設定“超過了劇中反腐的深意”，在自媒體上，祁被建構成一個承載着“實現階層跨越而墮落”、“奮力抗爭身份命運審判”的“勝天半子”的形象，讓人聯想到《紅與黑》中的於連，《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蓋茨比等等。自媒體在處理“祁同偉”與外界他者的階層上升困境時，這些符號其實一定程度呈現出高度的關於追求階層上升的形象的同情，也因此，類似“為什麼同情祁同偉”式的話語源源不斷在生產。

　　這套説法的流行固然有着階級社會的依據，可以被用來廣泛地解釋公共領域的話題。但我們要注意，**本質上，這不是階級敍事，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議程焦慮的擴散。**在這種“階層固化”的敍事裏，人們都被描述成渴望階層跨越，底層是多麼多麼殘酷，人下人是多麼多麼慘，哪怕要像祁同偉那般付出代價成為無恥的官僚，也是值得同情的，就這樣，“階層跨越”的目標彷彿被抬升至崇高的客體，一個終極的幻象支撐。

　　為什麼説這種話語非常中產小資呢？因為在他們看來，上層是一個難以抵達而無法符號化的實在界，上層是不可描述的，所獲得的教育資源是不可觸摸的地帶，早已跳脱出高考的遊戲規則；而他們對底層的敍事則是“寒門難出貴子”，對他們充滿儀式化的同情，還有暗自慶幸，**一方面依舊認為尋求階層上升或者階級再生產是個體人類的本性，一方面要通過講述故事渲染殘酷環境。**這種話語偽裝成階級敍事就算了，無形中也把中間階級的焦慮擴大或者誇大。

　　我們亦能從還在校園裏張錫峯的演講裏窺探出以上話語如出一轍的階層上升論的症候：立窮人家的孩子的人設又仇窮，把階層上升視作幻想支撐。別看演講者激憤於自己的出身，但演講者本身卻看不到階級意識，反而是對社會現有的權力結構的保守主義的崇拜。就像當代中產的焦慮的問題一樣，散發着對於生活理想的單調化理解，譬如高薪職位，擁有學區房，島嶼度假，美食、攝影、咖啡廳、馬拉松的精緻生活，還有對平台、人脈、眼界的神話，恰好文化工業又不斷地把這種模板投餵給年輕人，桎梏我們對於美好生活的想象，把我們塑造出單向度的人，無法探索差異化的出路，最終困死在內卷遊戲裏。

　　時代終究是不同了，白巖松們成為了社會精英，對青年説教不會吧；十年前的進入社會的張錫峯們憋勁上車，雞娃有感；五年前的進入社會的張錫峯們轉正失靈，大呼固化；還在校園的張錫峯躊躇滿志。看不清時代，招來的是焦慮和盲動。須知“階層上升”論不是階級敍事，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