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1927年也説自己要革命，怎麼區分真假？【大師計劃·周展安02】_風聞

觀視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大學中文系的周展安，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與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在前面的一講中，我們主要圍繞“從思想到現實“這個轉換的樞紐討論了中國革命的發生問題，

“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誤打誤撞嗎？

我們勾勒了“思想”如何導引革命的過程，也提示了“現實”的分量如何逐步加重，從而突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現實之間的密切關聯。今天我們要沿着這個脈絡繼續探討中國革命此後的發展問題，即”現實“本身不斷下沉、不斷深化的脈動。我們將主要圍繞”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這兩個關鍵來展開。

中國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是，走這條道路究竟是誤打誤撞、是迫不得已，還是反覆思考、深思熟慮的結果呢？如果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那麼這種深思熟慮的經緯和層次究竟是如何呢？這是我們今天要集中討論的問題。

中國革命經歷了異常艱難、曲折的過程。對此，毛澤東曾經這樣總結：“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戰爭，基本地説，是在國際無產階級和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影響和政治合作之下進行的。然而當着革命和戰爭的緊急關頭，首先由於大資產階級叛變了，同時也由於革命隊伍中機會主義者的自動地放棄革命領導權，這次革命戰爭就失敗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好，我們今就從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這裏講起。

1927年反革命政變的發生，誠然是大革命的失敗，但失敗並非是唯一的結果。從歷史上觀察，從一個長的視野來看，大革命失敗之後反而是革命的進一步激化和深化，並醖釀而成一個廣泛的“再革命化”進程。這裏説廣泛，是因為這一進程不僅表現在共產黨一邊，而且表現在國民黨內的部分勢力一邊。

大革命失敗後的再革命

在共產黨，特別是指從1927年“八七”會議開始，一直到1928年7月的中共六大，對於此前革命策略有更深刻的檢討。這兩次會議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都非常關鍵。“八七”會議的時候，《告全黨黨員書》，其中這樣説：“黨的指導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其基礎在於不瞭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不瞭解各種階級在每一革命階段裏的作用，以及共產黨的作用。”六大呢？六大在分析革命失敗之客觀原因的基礎上，更明確指出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共產黨指導機關的“機會主義政策”，六大有一個《決議案》，其中以嚴厲的口吻説：“當革命危急存亡的關頭，離開布爾塞維克路線的機會主義政策，客觀上簡直是背叛正在鬥爭的勞動羣眾的利益。”

不僅如此，在另一方面，受到蘇聯的托洛茨基理論的影響，從1928年開始陸續出現的“我們的話派”、“無產者社派”、“十月派”、“戰鬥社派”等託派組織，從他們各自的角度來説，也同樣都抱有檢討大革命失敗並深化革命的想法，同樣可歸於“再革命化”的潮流。

就是在國民黨，我們也可以做一點分析。反共不僅沒有加強其內部的團結，反而激發了部分有革命意志的勢力對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統治的抨擊與反對。表現之一呢，就是國民黨內部有一個叫做改組派的勢力，於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改組派這個派別總起來説是虎頭蛇尾、最終流於軍事投機的。但在當時，

改組派也有一些和蔣介石集團對抗的舉動，

他們不僅抨擊蔣介石“專制之野心，篡黨之陰謀，賣國之行為，殘民之罪戾”，也將“國家主義派、安福系、研究系、交通系、政學會”等等均劃為反革命組織。他們提出要徹底改造國民黨，復活革命的國民黨，要求“革命的再來過”。有一個挺有名的人物，叫做施存統的，他寫一個很有名的文章，題目叫做“復活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的精神”，要求恢復國民黨的民眾基礎，這就要“鞏固黨的農工基礎，確定農工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國民黨方面，還有一派表現出更加激烈和一貫的革命性，這就是以鄧演達為首的“第三黨”。這也是在大革命失敗後出現的政治組織。 “第三黨”不僅批評南京統治為背叛革命的反動組織，也批評改組派的投機行為。“第三黨”以南京統治為其主要攻擊對象，認為後者是一切舊勢力之淵藪的極端反動政權，而現今要做的就是推翻南京統治，鄧演達明確提出要“恢復中斷的中國革命”。

總之，在1920年代末期，國共兩黨同時出現了將革命激化和深化的“再革命化”進程。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進程中，有一種普遍的從政黨和主義之“社會基礎”來把握革命的傾向，就是説呢，不是隻看“主義”和“口號”是什麼東西，更要看看這個主義或者口號是不是建立在對“社會”的分析之上。更進一步説，對“社會”的分析呢，還是從階級視角來展開的。而農工階級成了各政黨各主義爭相搶奪的對象。這種一種新的現象，特別值得重視。

農工階級成各政黨爭奪對象

共產黨不必説，就是國民黨的改組派和第三黨也都格外強調自己的社會基礎。改組派倡言“沒有廣大的民眾要求，

一個革命決不會產生，沒有廣大的民眾擁護，一個革命也決不會得到保障”，“黨若離開民眾，不論其如何革命，也將消滅其革命性”。第三黨不惟將自己的社會基礎建立在農工平民之上，而且以社會基礎的寬和窄來分析同時代各派政治勢力的消長，並由此對大革命之失敗產生辯證性思考，他們説過這樣的話：“四年來革命很像是失敗，而在社會發展的機能上説，實在是一種進步。”

“再革命化”構成現代史的界碑

好了，我們稍微總結一下。可以這麼説，晚清時期的革命以排滿為主要內容、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革命以反對舊思想舊文化為主要內容、1920年代大部分時期的革命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為主要內容，概括來説，這些時期的革命儘管對象不同，但都有一種以反抗意識來表達“革命”的邏輯，或者説，是一種外向性的革命。相對而言，在大革命失敗之後，

各革命政黨在在繼續反抗的同時，更突出了以確立和擴大自身社會基礎來表達“革命”的傾向，這或者可以概括為內向性的革命。這種內向性的革命的普遍出現，標誌着中國革命的深化，即中國革命在此成為真正的社會革命。就此説，大革命的失敗及由此而起的“再革命化”構成了中國現代史的界碑。

當我們回想一下在“五四”前後

各種主義、理論、思想興盛的局面，那麼可以説，在大革命失敗之後的歷史語境中，真正實現了一種從“思想”到“現實”的轉換。而唯物主義成為席捲當時思想界的颶風。不説別人，就説國民黨內的一個大學問家陶希聖吧。

他是國民黨改組派的成員，但是，在當時也被認為是運用社會科學和政治經濟學來研究中國社會的代表性人物。他自己也反覆強調“要尋出正確的革命理論，必先對社會的實況有正確的認識”，。”

在對“實況”所做的“社會科學”的探討中，經濟學，嚴格説是政治經濟學被視為新思想的源頭。第三黨的領袖鄧演達説：“這種大進步的象徵，是社會科學已經完全奪取了中國的文化領域。而經濟學的探討和經濟生活的努力找尋，實為使中國由新舊士大夫時代到新社會秩序——生產的而不是寄生剝削的——形成的先驅。”這樣的話，在今天，或許大家聽來沒有什麼稀奇，但在當時，這真可以説是非常新穎的認識。

概而言之吧，在大革命失敗之後“再革命化”的進程中，出現了一個較為普遍的將“中國革命”置於對現實的知識化考察，在一般的層面上，無論改組派、第三黨還是託派，都關注到“農民問題”，

也都將農民作為自己的社會基礎，這是它們基於“現實”來推演“革命”的理路所決定的。但是，真正將“農民問題”貫徹為“現實”的中心問題，將之從對象化的位置轉變為主體性的位置，並以此發展出一整套的革命策略和政治規劃的，則只有當時的共產黨。

與共產黨相比，其他政治派別都不同程度地偏離開這一問題，或者只作皮相之談，或者僅將之把握為局部性的問題。

改組派、託派對農工問題認識的“空心化”

下面我們具體來看看。

改組派一面説“中國國民黨的基礎大部是建築在農民身上的。······國民黨要希望革命成功，也必定要走上農民運動的道路”，一面又反對所謂“農民暴動”，反對階級鬥爭，以“三民主義的出發點是民族，不是階級”為藉口，以“國民革命”取消“土地革命”，認為“要農民解放，應努力國民革命先求民族的解放”。他們看到解決土地問題對於解決農民問題的基礎性，但又否認農村土地集中的事實，把土地問題歸為無人耕作的技術問題，

他們説“中國土地，不患在地主之佔領，而患在有土地無人種，或不能應用科學知識去破除天然的障礙，以盡地力之使用”，從而得出中國土地問題“實在未成大問題”的結論。以上種種，必然使改組派之“代表痛苦民眾”、“走上農民運動的道路”云云流為空話，而這正與其將農民視為有待於消除的負面力量的看法相表裏。他們認為“農民多是生長在宗法遺制與封建遺制的氣味很深的農村社會中，知識淺陋，自治能力異常薄弱”，“農民的迷信與守舊，不懂得機器耕種，生產不能進步”，“農民的私有欲很強”等等。也因此，改組派雖號稱以農工為基礎，但其對農工並無正面的分析。就説陶希聖吧，他也雖然承認“農民土地問題形勢極為嚴重”但依然將“克服士大夫身份的傳統意識，防止官僚化的危機”為其思考重心，以求“革命的知識分子”將正確的革命理論灌輸給民眾。這種自上而下的思路與其“革命的唯物的立場”構成無法解決的矛盾。這一矛盾也屬於整個改組派。

在託派方面，同樣存在抽空“農民問題”的狀況，和改組派相比，這種抽空還取得了一個更嚴密的理論形態，即“農民問題”之無足輕重乃是中國社會性質所決定。

陳獨秀認為1927年大革命結束造成了資產階級的勝利，而封建勢力則變成微不足道的殘餘，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這種資產階級對於封建勢力的壓倒性優勢，在陳獨秀看來，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對封建主義經濟的壓倒性優勢，同樣就就是城市對農村的壓倒性優勢，在此格局之下，所謂“農民問題”就變成了只是“城市”和“資本主義化”的從屬性問題。他這樣説：“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構造，都為商品經濟所支配。”他把商品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經濟，把“資本主義經濟”看成是席捲一切的力量，“資本主義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態，不但佔領了城市，而且深入了鄉村，鄉村主要部分經濟都直接間接隸屬於市場，因此城市經濟絕對地支配了鄉村”。

從而，陳獨秀雖然極力批評中央在1925-1927年革命中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但他自己卻由上述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而走到了否定土地革命和寄望通過“國民會議”從南京統治手裏分享所謂民主權利的道路。大家看是不是這麼回事？他的分析中有很大的自相矛盾。不僅如此，陳獨秀還攻擊紅軍的武裝鬥爭為“遊民無產階級化和流寇化”，並將農民視為本質落後的力量，將鄉村和城市對立，將農民和工人對立，認為紅軍的政策乃是“屈服於農民原始情緒，而且很明顯的是‘以鄉村領導城市’‘以遊民無產階級領導工人’的政策”。如果我們同時也讀讀托洛茨基的書，那麼可以發現陳獨秀以上的幾乎所有論述的邏輯都可以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到。《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中對於中國革命的描述，尤其是對中共所謂從“機會主義”到“盲動主義”的批評可以説是托洛茨基《不斷革命》一書“初版序言”的擴充版。當然，我們這裏分析的是當時特定歷史語境中陳獨秀的思想狀況。

在理論上接近於中共的是第三黨。它認農民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又提出耕者有其田。這些政策在大方向上和中共的政策是接近的。這根源於其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判定和中共相近，即認為中國社會還主要是封建勢力支配的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的時代，而帝國主義的支配又使中國社會呈現更加複雜的狀況。

不同的是，第三黨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前提是國家收買土地，然後施行分配但是，這種辦法實際上沒有施行的可能，因為國家當時並沒有財政餘力來收買土地，且農民問題的急迫性，客觀上也無法等待這種先取得政權，然後以政權實現收買土地再分配土地的政策。

中共認為無產階級和農民是革命的動力

最後，我們要説到我們中共。應該説，就是中共，在對“農民問題”的關注上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1922年中共在“二大”宣言中已指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但在1920年中前期，對農民問題的思考和實踐基本是片段性的，尤其是農民運動主要還處在一種自發的狀態底下。對這一點，我們黨後來也有反思。如“八七”會議在總結大革命時期中共的農民運動政策時所批評的：“只有自下而上的運動，各地農民運動只有下級黨部及黨員羣眾領導着，中央只是時時阻滯革命的農民運動，甚至於拉它向後轉。黨的指導機關，一直沒有注意中國革命中農民土地問題的意義；第五次大會以前，黨的指導機關對於土地問題，只有絕少的注意。”毛澤東不是寫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嗎，

可以説，這也就是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開篇即提出“農民問題的嚴重性”的基本語境。

正是在大革命失敗之後“再革命化”的進程中，中共才明確將“無產階級和農民”規定為革命的動力，並在“六大”報告中專門提出了“土地問題決議案”和“農民問題決議案”，並以此規定了中國革命的內容即“農民的土地革命，仍舊是中國革命現時階段底主要內容”和中國革命的道路即“農民從一切資本主義前期落後關係之下得到解放，這件事，客觀上雖然是向資本主義道路進行的一個出發點，但是，在革命的過程裏，它一定要轉變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初步”。從而，就像蔡和森所指出的那樣，農民問題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換句話説也就是資產階級性的農民革命”。好，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共突出地區別於同時代的其他政治派別。就1930年前後的歷史語境來説，中共之為中共，就在於其對“農民問題”把握的徹底性和由此理論把握而來的行動性，再用蔡和森的話來説，就是“愈益堅決地深入到確定的革命階級中去做最艱苦的工作，準備革命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用這些艱苦卓絕的羣眾工作去代替小資產階級‘民權派’之虛偽的口頭禪。”隨之發展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表面上在爭論封建主義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帝國主義和中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等等，但核心還是在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中國社會性質之爭關鍵在中國經濟性質之爭，中國經濟性質之爭關鍵在中國農村經濟性質之爭，

更具體説是中國農村土地性質之爭。這裏有一個層層遞進的邏輯。就像當時有人指出的：“不瞭解土地問題的實質，決不能瞭解中國革命在目前階段上的實質，因之也決不能規定正確的革命策略。”也因此，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在經歷了社會性質論戰和社會史論戰之後，進一步聚焦於農村，而形成了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問題論戰。這表面上的三場論戰，其實是一個核心問題即“農民問題”探討深化的三個階段，也是中國現代史上“從思想到現實”這一認識論轉換的最終落實。

此後的革命道路也正是沿着對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真切認識的脈絡，而向前推進的，不消説，

這是一個由武裝鬥爭所伴隨的過程。這個向前推進的過程，是艱難然而又是一步一個腳印的，是看上去很土氣而實際上極具新穎性的，是看上去沒有教條理論而實際上極具理論性的。這是革命的過程，也是一箇中國的現實——尤其是以往被輕視乃至忽視的現實即農民的現實、農村的現實、內地的現實、邊疆的現實等等持續敞開自身的過程，也是一個持續創造新理論的過程，也是一個持續鬥爭的過程，是毛主席所説在鬥爭中創造新局面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