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人民民主——四維一體｜國情講壇實錄_風聞

【編者按】6月7日晚，清華大學110週年校慶系列智庫論壇之一，“國情講壇”第54講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舉行。本期講壇由清華大學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研究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共同舉辦。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榮休講座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兼職高級研究員王紹光發表了題為**“人民民主：四維一體”**的主旨演講。本文根據王紹光教授現場發言整理，已經本人審定。全文共約1.7萬字。

很高興回到這個講台，“馬甲”換了，人還是那個人，現在“馬甲”是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國情講壇”於2017年11月開壇。榮幸的是，我是第一個講演者；之後好像還講過。很高興被“隔離”了16個月之後，終於回到這個地方。

今天講座的題目是**“人民民主：四維一體”**，很可能是我下一部書的標題，其主題是人民民主。

我們怎麼理解人民民主和它的發展歷程？即從所謂的“民主”到“人民民主”這個過程。我花了大半年時間在讀材料，現在正在梳理，我今天彙報的是最近的一些思路。

進入到現代社會以後，要實現民主，要實現真正所謂的直接民主，即所有人直接參與政治過程、自己當家作主是有這種可能的。例如在地方、基層，但在全國範圍內實現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民主基本上都是採取間接形式——通過某種形式的代表。但是代表這個詞是很難理解的，漢娜.皮特金1967年出的一本書《代表的概念》（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整本書談的就是這樣一個概念。據她梳理分析，“代表”至少可以分成四個維度。

**第一個象徵性代表，**即用一樣具象東西代表另外一個抽象的東西，比如國旗代表中國，國歌代表中國，都是象徵性的，一塊紅布上五顆五角星，我們賦予了它某種意義，它就具有了代表的含義。

**第二個描繪性代表，**即代表者跟被代表者是非常相像的，好比一張地圖，這張地圖必須跟它所代表的地形是有相關性的，是它的一個縮影或者縮樣，或者有些時候叫做化身。

**第三個形式性代表，**即被代表者通過中間人，或者代理人代表他們去幹什麼事情，比如説老百姓打官司請一個律師，這個律師代表你的利益，這叫形式性代表。

**第四個實質性代表，**即某些人與你一點關係都沒有，既沒有象徵意義，也與你的出身不同，還不是你選出來的，但是他們是你的貼心人，急你所急，想你所想，誠心誠意地為你辦事，代表你的利益。英文講可能有這種Soulmate，中國人講貼心人，他可能和你不是一樣，但屬實質性代表。

我今天要講的是人民民主和代表四個維度的關係。我的基本觀點，可以用一段話概況：**西式代議民主是單維代表，只有一個維度，即形式性代表。人民民主是全方位代表，不是單維度代表，它將象徵性、描繪性、形式性和實質性代表四維聚為一體，所以叫做四維一體。**這個框架有助於我們將人民民主與西方的民主理論、民主實踐做一個非常簡單、清晰的對比。

限於時間，我今天大概講不了四個維度，一個是時間不夠，還有一個原因，第四個維度，即實質性代表的實現方式——羣眾路線，我以前專門講過，鄢一龍也正在寫一篇這方面的文章，所以今天只講前三個維度。

**一、**人民民主的象徵性代表維度

我們先熟悉一些概念。**很多抽象的政治概念往往需要可感知的具象的標誌或者符號來代表。**比如説像國家這一概念，國家看不見、摸不着、沒有味道，但是你要有一個東西來知道某種東西是國家，你可能需要一些可感知的具象的標誌、符號。國家、民族、人民等等都是抽象的政治概念。符號、標誌要起到代表的作用，需要話語的塑造。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甚至家庭給孩子們日常生活裏面灌輸的東西，塑造了某些象徵與某些抽象政治概念的關係。任何國家都如此，沒有這種塑造，具象的象徵和它代表的政治概念是建立不起來關係的。

**除了具象的標誌和符號以外，話語還可以塑造出抽象的象徵，**這個是我剛才提到的皮特金書裏面沒有談到的，她沒有談這一點，我覺得是一個缺憾。我借用另外一個學者的詞把它叫做“意符”（Ideographs），意識形態的符號，也是一種有象徵意義的東西，它本身就抽象，又代表另一個抽象的概念，叫意符。

我們以美國為例。美國的政治裏面有很多抽象概念：民主、自由、財產、隱私權、言論自由、法治、暴政全是抽象概念，這些概念實際上形成了在美國政治生活層面的意符。這個意符就好像形意文字一樣，用圖形符號代表一定意義。

在美國政治裏面分析起來其實有兩大類詞，一類詞叫做“神詞”，就是好詞，比如説美國夢、美國生活方式、自由，一談到這些東西美國人就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我們是山顛上的民族，高人一等；作為對比，他們還發明另外一套意符，叫做“鬼詞”，不是我講的，是我引那篇文章講的。比如説“非美”un-American是個很壞的詞，以前麥卡錫主義盛行時，對嫌疑人的指控往往就是非美，在美國的政治話語裏面，非美是非常骯髒的一個詞，共產主義是另一個非常骯髒的詞。**離開了“神詞”和“鬼詞”，美國的政治實際上難以運作。**讓特朗普不説這些詞，他根本不知道怎麼講話，拜登也一模一樣，他的國務卿也一模一樣。他們的話語裏面充滿着這種意識形態的符號。比如説講到中國的時候用什麼詞，講到美國自己的時候用什麼詞，講他們所謂盟友用什麼詞，都是非常小心選擇的，而且這些都是在現實用到的地方。

中國的話語體系裏面也有一些意符。我今天要講的是**“人民”“為人民”“人民共和國”這些耳熟能詳經常使用的詞，都是當代中國符號或者意符體系當中佔據核心位置的一些詞。**這些詞象徵着中國黨和國家代表着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很多人聽到象徵性的時候，往往感覺沒有什麼實際意義、靠不住、敷衍。但是我自己在分析過程中間，覺得象徵性的代表或者意符在政治生活裏面至少有四種功能：

**第一個是承諾-責任功能。**一種公開莊嚴的承諾，會對代表方產生實現承諾的壓力，比如説共產黨説我代表人民，反覆這樣説大家就當真，不僅當真，還會叫真，你不這樣做，就會產生壓力，起到將承諾變成責任的作用。

**第二個是認同-團結的作用。**既是對被代表羣體共同承諾，也是對雙方目標一致性的確認。我説一件事情時候説我代表你，實際上我們構成一個共同體，我們認同我們屬於一個共同的共同體，這樣我們就會團結起來。

**第三個是倡導-促進的功能。**尤其被代表方規模越大，內部構成越複雜，代表方象徵性的這些詞，它的倡導作用就會越大，在這麼多的人裏面倡導某一種方式，某一種做法，就有促進這件事情的作用。

**最後是賦能-增勢的作用。**如果前三個功能發力，就會產生賦能增勢效應。比如説共產黨或者國家代表人民，會促進國家工作人員，黨的工作人員做一些事情，同時為他們與人民賦能、增勢。

回到關鍵詞**“人民”****。**

“人”這個詞和“民”這個詞在漢語中間有很悠久的歷史，但是原來屬於完全不同的羣體，“人”是一種羣體，“民”是一種羣體。“人民”這個概念真正變成一個在政治生活之間常用的一個詞，不過百年，甚至短於百年的歷史。我們今天琅琅上口、熟爛於心，影響無處不在的概念“人民”，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是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創造的。創造“人民”這個概念的過程也是認同人民、解放人民、代表人民的過程。

甲骨文與金文中有“民”這個詞。郭沫若最早研究的時候沒有看到甲骨文，他看到的是金文，金文裏面的“民”字，他説好像“有刃物以刺之”，一個人有一個眼睛，有一個刀刺進去，這個東西叫“民”，所以他就認為這些人肯定是很低下的，被侮辱和欺負這樣一個階層的人才叫“民”，這是郭沫若看到金文。

後來又出現了甲骨文，甲骨文並不完全是這麼回事，但是甲骨文“民”字，實際也好像是不敢抬頭對視的人，也就是地位低下的人，所以“民”這個詞一開始是社會地位低下的人的含義。

我們看“民”的古意。《説文解字注》裏面講：“民”是什麼呢？“民”就是“眾萌也”，今天“萌”聽起來是很好的詞，但“萌”就是“草芽”，剛剛出生的那種懵懵懂懂東西。段玉裁對“民”的註解是，“萌猶懵懵無知貌也”，像一個小孩子，什麼都不開竅的人就是“民”。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裏面講：“民者，瞑也……”，看不見東西，不瞭解事情的人就是“民”，“……性而瞑之未覺，天所為也；效天所為，為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為言，固猶瞑也”。所謂“民”就是什麼都不懂得、什麼也不瞭解、懵懵懂懂這樣人叫“民”。

朱熹説得更明白，“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民”是“庶”，是一般的老百姓，“人”才是有地位的人，“人”和“民”是完全不同兩個階級。

有一位老先生趙紀彬以前寫過一篇文章《釋人民》，專門談“人民”是哪來的。他説《論語》裏面“人”這個字出現了213次，“民”出現了50次，得出結論“孔門、儒教所説的‘人’和‘民’是指春秋時期相互對立的兩個階級”，所以“民”和“人”本來是兩個階級，沒有“人民”這個説法。

後來慢慢的“民”和“人”出現了有兩種組合，一個叫“民人”一個叫“人民”。“民人”這個組合出現的比較早，後來才出現的“人民”這個組合。不管叫“民人”也罷，“人民”也罷，含義是偏重於“民”，而不是偏重於“人”，講“人民”的時候實際上是“民”的一部分。

“民人”或“人民”又有很多同義詞和近義詞，可以列舉一些在古代和近現代使用的詞語，如黔首、子民、庶民、黎民、蒼民、蒼生、白丁、布衣、匹夫、民眾、羣眾、大眾、貧民、百姓等等，它們都是指社會底層的人，“民人”“人民”都是指這些人。以前“人民”偶爾出現，但不是社會中常用的一個概念。

“人民”最早不帶貶義出現，據有一些人考察，是1833年創辦的一個刊物叫《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但是在餘下來19世紀裏面，這個詞的使用基本還是帶有貶義的。

電子時代讓可以蒐羅到很多電子版的舊辭典，比如19世紀中葉出版的《英漢詞典》通常把英文裏面的People譯為民人、子民、平民、庶民、黎民、百姓、白衣等，説明這些編詞典的外國人到這邊來以後也知道，people指的是這些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梁啓超、孫中山等更多地開始在正面意義上使用“人民”這個詞，但是當時還混同於其他的詞並用，包括“國民”“公民”“平民”“庶民”“羣眾”“勞動者”等，談到“人民”的時候，很多人還是非常鄙視的。

比如説20世紀20年代的時候有一篇文章裏面講，別的國家有“國民”，我們國家只有“人民”，這句話就是説“國民”是高大上的，“人民”是上不了枱面的，我們只有人民，沒有國民，“國民”是一個好詞，“人民”不是一個好詞。

很可能是中共創造了“人民”這個詞，把它變成了我們日常通用的概念。1920年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將people譯為“人民”，但是《共產黨宣言》裏面更常用的概念是“階級”。在中共早期話語裏，“階級”出現的頻率大大超過“人民”，經常出現。“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中，只有“階級”這個提法，沒有“人民”這個提法。

1922年以後，“人民”逐漸替代了“國民”，我懷疑是因為要跟國民黨打交道，國民黨用了“國民”，所以中共的話語裏面更多用了“人民”這個詞；尤其是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後，中共更傾向於用“人民”這個詞。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共有26卷，僅僅1926年一年，中共留存文獻裏面使用“人民”達到71次，是比較高的。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共打出了工農革命的旗號，因為要強調“工農”，“人民”這個概念消失了一段時間，使用頻率大幅度下降。同樣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裏，從1927年下半年到1934年年底，“人民”這個詞一共出現了37次，很少，“階級”“工農”“工農兵”出現的頻率非常之高。也就是説，到這個時候，“人民”這個概念還沒有被廣泛使用。

毛澤東有一點點不一樣。在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在著作裏面頻繁使用“工農”“工農兵”“民眾”“羣眾”來替代指稱他心目中的“人民”，他不直接用這個詞作為主語，但把“人民”作為形容詞，副詞比較多的。比如説，在1927年—1934年間的著作裏面，可以看到毛澤東用“人民武裝”、“動員人民”、“人民革命事業”、“人民的革命勢力”、“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敵人”、“革命的人民”等提法，“人民羣眾”更是反覆出現。毛澤東還明確指出“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裏面，最大多數是農民”；有關“人民”概念的數量指標，他一生中反覆提及。

中共與毛澤東的“人民觀”的提出是在1935年底，當年12月17-25號中共開了一個會議，我感覺這次會跟遵義會議一樣重要——瓦窯堡會議。這個會議通過了《中共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其中“人民”這個詞出現了57次，超過了此前7年文獻總和。這個會議結束以後，毛澤東在一箇中共活動分子會議上做報告，其中使用了35次“人民”。這兩份文件裏，“人民”這個概念如此高頻出現，在我看來，拉開了人民走上歷史舞台的序幕。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是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以後在活動分子會議上講話的標題。他在這裏不光提到了“人民”這個概念，還給“人民”一個非常周密的定義。其內涵是：人民是屬於“革命的動力”，只有革命的動力才是人民，反對革命就是反動的概念。“人民”的外延是：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其他階級，這其中包括民族資產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屬於人民，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是敵對階級，不屬於人民，所以外延也説得很清楚。“人民”包括這麼多階級，但還有一個主體。毛澤東、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都強調階級觀，在“人民”這個更大的羣體裏，毛澤東講得很清楚，它的主體是佔全民族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和人民。最後還有一個人民的數量概念：人民構成了全國人口的“最大多數”，即超過90%。毛主席在這個講話裏面頻繁使用“人民”這一概念，並把這個概念的定義完整地提了出來。

大家知道美國憲法一開始就説“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很多人就説，你看人家美國多重視人民。但是我們可以做一個對比，從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定義的“人民”就是一個包容性極強的概念，包括90%以上的人口。而作為對比，先看在被西方奉為“民主發源地”的雅典。雅典不過是一個很小的地方，肯定沒法與中關村比，中關村現在是無所不在了。雅典總人口15—25萬之間，中間包括婦女、兒童、外邦人以及奴隸，而“人民”僅僅指成年男性公民，數量在3萬左右，佔總人口比重在15%—20%之間。

美國憲法説“我們人民”，但是美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790年，當時美國只有390萬人，不包括印第安人，100年以後才把印第安人算作人，納入美國人口統計。所以不知道當時在美國大地上生活了多少人，但是它的“人民”僅僅指16歲以上成年白人男性，不到81萬人，佔普查人口的20%，如果包括印第安人，其比重更低，也就是説，它的“我們人民”是極少數人。

所以我説只有共產黨及其喚醒的人民，才真正夠資格自豪地説“我們人民”，從一開始就跟西方不一樣。

上面講“人民”是誰？瓦窯堡會議不僅回答了“人民是誰”的問題，同時也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了誰”的問題。在《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裏面寫到“共產黨不但是工人階級利益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這個提法和以前的共產黨文件裏面提法完全不一樣，以前是工人階級代表或者工農代表，這裏講是中國最大多數人民利益的代表，是全民族的代表。還有一句話“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的先鋒隊”。後來我們總結兩個先鋒隊提法也是這裏面來的。這就回答了“為了誰”的問題。

▲講壇現場

為什麼要**“為人民”****？**

在毛澤東當時的著作和後來的著作裏面講的非常非常清楚。共產黨為人民不是發慈悲、做慈善。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來講，人民是革命的動力，是歷史發展進步的根本動力，這是毛澤東反覆強調的東西。同時，在民主革命期間，以及在後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中間，都可以引用毛澤東的話，需要“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只會“使革命停滯孤立、縮小、降落，甚至走到失敗道路上去”。把人民組織起來，才能把革命搞好，取得勝利，這也是共產黨為什麼要“為人民”，非常理性的解釋。所以，黨和人民的關係是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關係，這也使得共產黨代表人民的利益更真切，而不是虛晃一槍爭奪，實際目的是吸引選票、爭奪支持。這樣的出發點更可信賴，更靠得住。

“為人民”是毛澤東的構詞要素。井岡山時期他講紅軍要“為人民打仗”，到延安時期他講共產黨説的話要“易於為人民所接受”，共產黨必須“是為民族、為人民利益的政黨”，文藝必須“為人民”，不能離開“為人民大眾的根本原則”，1944年寫出著名的老三篇之一《為人民服務》。所以“為人民”是那個時期頻繁出現的。尤其是“七大”，“七大”的時候講到了“緊緊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唯一的宗旨”，不僅是軍隊也是黨的唯一宗旨。而且講到中國共產黨區別其他任何政黨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羣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脱離羣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出發”。而且“七大”報告正式把“為人民服務”寫進了黨章，明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這都是在“七大”裏面的。所以定義了“人民”，確定了“為人民”，變成了我們的話語體系中很關鍵的東西。

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到習近平，“人民”永遠是判斷一件事情，或者提出一個提法的關鍵所在。鄧小平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判斷各項工作根本尺度。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我自己理解第三個代表最重要，即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其本質和核心是“以人為本”，這個“人”指的是最廣大的人民羣眾。習總書記上任後，2012年第一次公開講話標題就叫“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奮鬥目標”；2016年建黨95週年大會上講“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人民”這個詞出現了203次；2020年以來，面臨來勢洶洶的新冠疫情，反覆強調另一個詞“人民至上”。所以“為人民”也是歷屆中共領導人的關鍵詞。

在“人民”、“為人民”之外，**“人民共和國”**是第三個關鍵詞。

1935年瓦窯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共和國”的概念，這個概念提出以後馬上就要準備抗戰，希望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估計這個口號不會被國民黨政府接受，所以1936年改成“民主共和國”，沒有堅持使用“人民共和國”的提法。同年9月17號中共中央通過決議説明改這個口號的原因是，為了建立“最適當的統一戰線”。當然，共產黨希望建立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共和國”，而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國”，但是當時為了抗戰簡稱“民主共和國”。

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雖然全國沒有解放，但是中國有大量的地方解放了，我自己的老家山東膠東1939年就解放了，我父母都參加過兒童團、青抗先、婦救會，他們十來歲的時候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在這些地方，“人民民主”的理念、“人民共和國”性質的政權實際上已經建立起來了。

1949年，毛澤東關於“人民共和國”的理想在全國範圍實現了。歷史性轉折關頭誕生的國號、國旗、國徽、《憲法》，都是人民政權象徵體系的亮點。

**國號的人民性。**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在著作裏使用“人民民主”這個詞更加常見，而抗戰的時候談的比較少。1939年第一次提出“人民民主”這個概念，抗戰勝利以後、解放戰爭時期使用的更多。1948年1月第一次提出“人民大眾組成自己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頻繁使用“人民共和國”這個表述。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籌備建國，毛澤東致辭時高喊口號“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張奚若先生認為這個提法太長了，建議把民主兩個字去掉，所以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提法。當時民主建國會常務理事黃炎培、復旦大學法學教授張志讓提議叫做“中華人民民主國”，沒有被接受，最後採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號。之後，董必武有一個解釋，他説“我們現在採用了最後這個名稱，因為‘共和國’説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兩個字在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人，它有確定的解釋，這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複一次了”。我們建立的就是一個人民的民主共和國，人民已經把民主這個概念包括進去了，可以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國號的人民性。

**國旗的人民性。**1949年，經過7月14日至8月15日一個月的徵集，共收到2992幅國旗圖案，充分顯現了徵集過程的人民性。經過反覆審閲，多次討論，評選委員會將應徵稿件分為四類：第一類有模仿蘇聯國旗的痕跡；第二類圖面複雜，不夠簡潔；第三類一半模仿美國星條旗，一半模仿蘇聯國旗；只有第四類比較合適。9月23日至26日，新政協全體代表600多人經過認真、熱烈的討論，最後選中了“復字三十二號”國旗圖案，其設計者是當時名不見經傳的上海青年曾聯松。他的設計靈感來自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講到了共產黨領導要代表人民，人民就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產黨加上構成人民的四個階級，這是國旗象徵的意義，具有鮮明的人民性。毛澤東後來對這個設計是稱讚有佳，説“這個五星紅旗圖案表現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

**國徽的人民性。**毛澤東講“人民”的時候不光要講“人民”包括哪些階級，而且強調人民的主體：工農聯盟。國旗象徵人民的四大階級，國徽則要象徵人民的主體。國徽實際上是新中國成立後才確定的。在徵集國徽的過程中，收到稿件112件，圖案900餘幅。1949年9月，毛澤東看到徵集的國徽設計圖案後，提出兩個意見：1）國旗決定了，國徽可以慢一點；2）“國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農聯盟，但在國徽上應當表明”。為此，清華大學營造系和中央美術學院設計組展開了長達9個月的設計競賽，雙方拿出的草圖大同小異。政協國徽審查小組於1950年6月20日選中清華的國徽方案。國徽的內容為五角金星、天安門、穀穗和齒輪。五角金星象徵共產黨與全國人民；由紅綬帶聯結的穀穗和齒輪象徵着工農聯盟；天安門象徵有悠久歷史的中國。所以它也具有鮮明的人民性。

**憲制的人民性。**從延安時期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陝甘寧邊區憲法原則》開始，共產黨主導制定的憲法文件只使用“人民”一詞，基本不再使用“國民”這個詞。新中國誕生之初的《共同綱領》一共6000字，“人民”一詞出現了183次，“國民”只出現了3次。1954年《憲法》使用“公民”34次，“人民”出現了268次，人民總是最重要的。毛澤東曾批評國民黨政府，“以‘國民政府’為表面名稱”，“並不代表老百姓，並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謂‘國民’之列”；新中國則應“循名責實”。也就是説，你叫什麼就得做什麼，你叫人民共和國，就得代表人民。

政府的人民性。“人民政府”這種説法也是人民創造的。在井岡山時期、延安時期，沒有使用“人民政府”的概念，“人民政府”很可能是老百姓自己叫出來的。1944年2月，延安各界舉行憲政問題研討會。現在舉行這樣的研討會，來者恐怕都是專家學者，來北大法學院、清華法學院等等。而當時的憲政問題研討會邀請了農民代表，其中一位叫作吳滿有，他在發言裏面講邊區政府是“人民的政府”，這是一般老百姓樸實的語言。參加會議的謝覺哉（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兼政府秘書長）予以關注，在日記中寫下“吳滿有稱邊區政府為‘人民政府’”。謝覺哉的日記非常好看，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記載，這是一個例子。毛澤東與共產黨接受了這個説法。所以到了1945年召開“七大”時，毛澤東在其報告裏面多次採用了“人民政府”的提法。

1948年9月，三大戰役即將拉開序幕前，毛澤東正式提議使用“人民政府”的提法，並明確的指示“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做人民解放軍，以示和蔣介石政權不同”。解放後，不僅政府機構，包括公營機構都是這麼做的，出現了人民銀行、人民郵政、人民鐵路等等。1948年9月26日，全國政府還沒有成立，華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謝覺哉當選華北人民政府委員和司法部長，他在就職會上講“人民政府，以前沒有過，沒人敢這麼稱呼過。資產階級國家自命民主，但膽怯，不敢叫它的政府為人民政府，怕人民戳穿它……少數人不是人民，多數人才是人民”。這個理解我覺得非常到位的，我們的政府也具有人民性。

1949年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憲法》規定，新中國所有國家機關名稱前面都需要冠以“人民”兩字。

總之，講到人民民主第一個維度，你放眼世界，**除了新中國，世界上很難找到另外一個政治體制，在其話語體系與符號體系中使用“人民”一詞如此頻繁，對人民的定位如此之高，對人民的承諾如此大張旗鼓、婦孺皆知。**敢於作出這種承諾，就必須經受歷史和人民檢驗，必須兑現，沒有任何退路和彈性。作出這種承諾也是對共產黨員與國家工作人員響鼓重錘的鞭策；由此形成一個有效的象徵性代表機制。

▲講壇現場

二、人民民主的描繪性代表****維度

什麼叫描繪性代表？經常有人提到林肯著名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孫中山把它翻譯成了“民有、民治、民享”。

“民治”、“民享”都很容易理解，那麼“民有”是什麼意思呢？我的理解是，of the people其含義是描繪性代表，當政府的構成和人民的構成差不多時，才夠格被叫作of the people。也就是説，“民有”應該是自己代表自己人，被代表方和代表方屬於同一類人，例如男人代表男人，婦女代表婦女，工人代表工人，中國人代表中國人……這些也許我們都覺得習以為常，但是在正式的代表機制裏面往往得不到體現，真正做到“民有”應該是一種描繪性代表概念。

**“民有”其實很有道理，因為只有同屬一類人才能對彼此的境遇感同身受。**你不是工人，整天舒舒服服，養尊處優，卻宣稱自己代表工人利益，人家很難相信。在歷史上，民主長期都是“民有”的民主，與描繪性代表聯繫在一起。實現描繪性代表要求代表者和被代表人羣大致差不多，其最好的實現方式很可能是在被代表者中抽籤，隨機挑取。我寫過一整本書《抽籤與民主、共和》介紹這方面的歷史，從公元前四五百年一直講到1800年左右。在這兩千多年曆史中，人們理解的民主就是和抽籤聯在一起的，而選舉被認為是寡頭政治、貴族政治的工具，而不是實現民主的方式，這是那兩千多年裏的共識。所以，人民民主應該有描繪性代表這個維度。

《抽籤與民主、共和——從雅典到威尼斯》

▌ 王紹光  著

中信出版社，2018年12月

我們可以區分描繪性代表實現的不同程度。

最高程度是，代表者的構成與被代者的構成在比例上完全吻合。比如説人民裏面有一半是婦女，代表裏應該有一半是婦女代表；人民裏面有50%是工人，代表裏面應該50%是工人，這才叫最高程度。

次高程度是，代表者的構成和被代表者的構成板塊相近，但是比例未必相同。如果代表中的婦女沒有達到50%，但有25%，那也不錯。比例不同但板塊相近是説，人民裏面每一個板塊在代表裏面都有反映；如果人民裏面的某些或者大量的板塊在代表裏面一個都沒有，這就不對了。

較低程度是，每個或者大多數被代表羣體都有自己人作為代表，但是有些羣體只有極個別的代表，完全是象徵性的點綴。

最低程度是，相當多的被代表羣體完全沒有自己人作為代表，聲稱代表他們的人完全來自於另外的羣體。

我們一般講代表的時候往往想到的是選出來的所謂“民意代表”。實際上**還有一種代表機制叫政黨。**在相當長時段裏，政黨是具有代表功能的。19世紀中葉之前，歐美政黨幾乎全是精英階層俱樂部，人數很少，沒有普通黨員，普通人沒有辦法參加，只有請到了你才能加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是小圈子政黨。19世紀的中葉到下半葉開始出現了大眾政黨，這跟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工人運動的形成有關係。當時出現了農民黨、工人黨、青年黨、社會黨、民族黨等等，工人黨代表工人，農民黨代表農民，民族黨代表各個不同民族，當時民族國家正在形成。因此，政黨當時是一種代表機制，當時也出現了共產黨。

按照研究政黨最好的兩位歐洲學者的説法，大眾政黨“是第一批明確聲稱只代表社會某一階級、階層利益的政黨；政黨是它所代表的社會羣體的政治利益得以表達的論壇”。除了大眾政黨以外，圍繞着大眾政黨還出現了商會、工會、農會、婦女聯合會、青年會等等，他們往往跟相關政黨有密切關係，實際上也是一種描繪性代表的平台。例如，婦女組織成員基本是婦女，代表的是婦女利益。當被代表羣體和代表他們的羣體在構成上相似時，便是一種描繪性代表關係。

但是也有例外，例外就是美國。在美國研究文獻中，長期討論一個現象：別的國家都出現過工人階級政黨，為什麼美國沒有出現過？這樣説，並不意味着美國完全沒有聲稱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其實美國也有共產黨、社會黨。但是我們所説的黨是指在國會里面佔用有一定席位的黨，這樣的黨才算數。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沒有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而英國有工黨，在高峯的時候，工黨有很多黨員甚至領袖就是普通工人。這是美國沒有的情況。我把美國政黨叫做“三無政黨”，沒有黨綱、黨員、黨組織。美國的黨沒有黨員party numbers，只有party affiliation。“三無產品”一般是劣品，美國的“三無政黨”也是劣質的。美國從來沒有過大眾政黨。

歐洲情況如何？從以上這張圖可以看出，在20世紀中葉以前，歐洲國家還有很多大眾型政黨，但此後就開始衰落了，黨員人數大幅度下降，導致黨員佔註冊選民的比重越來越低，只有個別國家還比較高，但是大量的國家都降至5%上下，甚至1%、2%上下。如果大家熟悉研究西方政黨文獻就會知道，這個發展趨勢已經有很長時間了，產生了大量的研究。

近幾十年來，歐洲各國大眾政黨逐漸式微，黨員大量流失。現在歐洲國家活躍的黨員基本上是由精英階層組成的。如果説，以前政黨曾發揮過描繪性代表作用，現在它們還能代表誰？隨着黨的運作卡特爾化（Cartelization）或精英化，可以説，它們已逐步喪失了描述性代表功能。社會中下層階級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失聲的情形越來越嚴重，導致西式民主日益空洞化。歐洲最著名的政黨學者彼得·邁爾 (Peter Mair)留下一部遺著，標題是“虛無之治”，副標題講得更清楚，叫作“西方民主的空洞化”，也就是説，基本喪失了描繪性代表的機能。

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基本判斷，**如果一種政治制度中間存在主要政黨，其成員大多數來自於社會中上階級，不管他口頭上如何把“民主”喊得震天響，這種政治體制代表的就是中上階級的利益。****反過來説，一種政治體制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其中必須存在其成員來自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政黨，它是人民的化身。

**共產黨從建立到現在，走過了三個階段。**從它的自我定位來看，第一個階段，從建黨到大革命失敗，中國共產黨把自己定位為工人階級先鋒隊，重點發展工人黨員。第二個階段，從井岡山時期到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將自己定義為“兩個先鋒隊”，既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還是全民族的先鋒隊，這個時期重點是發展農民黨員。第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共產黨將自己逐步定位為“三個先鋒隊”，既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也是中國人民的先鋒隊，使得黨員構成更具包容性，更能描繪性地代表全國人民。

**第一個階段，**1925年黨的“四大”以前，發展黨員的重點放在了工人階級，幾乎完全忽略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導致黨在規模上只是一個“小團體”。這個是當年黨的文件自己講的，就是一個“小團體”，看數量可以知道，1921年-1924年以前，幾乎沒有幾個黨員。1927年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組織問題議決案》，當時提出來“努力擴大黨員的數量，並吸收產業工人、進步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到黨的隊伍中來”，這已經是很大進步了。以前僅僅説吸引產業工人，現在講吸引進步的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到黨的隊伍裏面來。1925年五卅運動以後，黨員數量開始增加；到1927年，黨的規模達到將近6萬人，已經發展成為“真正羣眾的黨”。當時黨的構成，工人佔50%左右，知識分子佔19.1%，農民比知識分子佔比還要少一點，只有18.7%。

**第二個階段，**4.12反革命政變以後，黨員本來6萬只剩下1萬人。土地革命以後，農民黨員所佔的比重一直在80%左右。但是出現一個矛盾現象，一方面80%黨員來自於農民，但是另一方面黨的文件一直反覆強調發展產業工人入黨。真正解決這個問題，還是在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解決了“代表誰”的問題，講了是兩個先鋒隊，既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這樣發展黨員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樣了。到了十年後“七大”的時候，《黨章》列舉了黨員成分，把人民的主體成分都包括在裏面。所以到全國解放時，黨員數量大幅度上升，黨的構成則像全國人口的一個鏡像：80%以上是農民，當時全中國人口也是80%左右是農民；工人比重下來了，因為舊中國工人本來也很少。

**第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以後頭幾年還是用了“七大”《綱領》，“七大”已經確定了黨的定位：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八大”的時候《黨章》有一點點變化，把最後那句話去掉了，只説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不再有兩個先鋒隊的提法了，但是《黨章》裏面又有一句話説，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黨還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九大”“十大”“十一大”召開於文革期間或者文革結束初期，這個時期強調，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成，變得沒有那麼包容了。但是從“十二大”到“十五大”開始，對黨的定位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十六大”開始又發生了變化，定位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這樣它的包容性更寬了。

▲新中國成立以後，黨員構成變化

我們看第三個階段的黨員構成。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趨勢，隨着階級、階層在社會中的比重上升或者下降，其在黨內的比重也在上升或下降。比如説工人，工人在解放以前很少，解放以後開始工業化。中國的工業化是在毛澤東時代實現的，本來工業佔GDP的比重很低，但是毛澤東去世前後已經佔48%左右，將近一半，工業擴大了，工人階級擴大了，所以工人在黨員中所佔的比重擴大了。與此同時，農民占人口比重相應下降，其佔黨員的比重也下降了。但工人、農民依然占人口很大份額，因此，最高的時候工農兵的黨員比重加在一起，高達72.5%。改革開放後，經濟結構逐步變化，工人與農民占人口比重開始下降，工農佔黨員的比重也縮小了。現在工人是7%，農民27.8%，加在一起還有三分之一以上，作為人民的主體，他們在黨員成分裏面還是佔很大的比重。

下圖是2014年-2019年中共黨員構成，可以看得很清楚，最底下那塊是離退休人員，其中絕大部分是工人、農民。在9200萬黨員裏，工人、農民基本佔5000萬左右的份額，,人民的主體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主體，共產黨還是描繪性地代表了人民。黨是人民的化身這個判斷，我覺得是有依據的。

▲現階段中共黨員構成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包括了來自中國社會任何一個階級、階層、職業、性別、學歷、民族、地區、成年年齡段的人，所以它就是一個人民描繪性的代表，都反映在共產黨成員裏面。遍佈神州大地9200萬黨員，同時也是人民一員，來自於人民，生活工作在人民中間，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人民的所思所盼就是他們的所思所盼。在座的很多都是普通黨員，也是普通的人，所以中國共產黨就是人民的化身。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做這樣的判斷，如果今天還有描繪性代表機制，中國共產黨是全球最好的描繪性代表機制。

三、人民民主的形式性代表維度

西式的民主理論強調形式性代表，西式代議民主理論的焦點不是代表Representation，而是代議士Representative，即經過一套形式性的程序產生的、被賦予“代表”其他職責的人。現在我們通常將Representative譯為“代表”，這個詞既是名詞，又是動詞，容易產生混淆。民國時期曾將Representative翻譯成“代議士”，只能作為名詞，顯得更準確一點。很明顯，“代表”與“代議士”是兩碼事。

“代議士”到底是什麼人？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選民？“代表”哪些選民？這些都是需要追問的問題，但西式主流的代議民主理論並不關心這些問題，其基本假設是，**不管選出的代議士是什麼人，做什麼事，只要選舉他們的過程符合多黨自由競爭的程序性標準，人民就得到了代表。這完全是偷樑換柱，**其盲點是迴避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問題，也就是這些選出來的人在多大意義具有代表性？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國談代表的文獻不多，但是中國談代表的文獻裏面談代表性的文章比重非常大。大家可以蒐集一下英文或者其他西方語言有關“代表”的文獻，它們談代議士的東西很多，但是談代表性的東西非常非常少。説明，我們更注重選出來的人必須具有代表性。

西方代議制產生的基本上是一個精英俱樂部，因為競爭性選舉是一種拼資源、偏向精英的選人方式，缺乏資源的人很少有機會當選。古希臘的民主基本不用選舉，絕大多數公職人員是抽籤產生的；它僅有的不多選舉，目的都是選出某種精英，因此，當時的思想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説，抽籤是實現民主的方式，選舉是實現寡頭政治的方式。羅馬共和國就是寡頭政治，其選舉和今天一樣的骯髒。我們知道古羅馬有一個思想家馬庫斯·西塞羅，他曾經贏得過選舉。但很多人不知道，公元前64年，他弟弟昆圖斯·西塞羅曾為他寫過長長的選舉策略建議，包括向所有選民承諾他們想要得到的所有東西，在羣眾面前充分展現自己魅力，時刻在身邊安排大批支持者，攻擊對手，尤其是性醜聞。前幾年，這份建議被譯為英文出版，題為《如何贏得一場選舉》，得到歐美很多政客的好評，放在今天依然是適用於歐美選舉的精妙策略，選出來的都是各路精英。

**20世紀以前，英國的議員幾乎完全由“有閒和擁有財務自由”的人組成，**這裏我打了引號，因為這是從當時文獻裏面摘出來的，就是這樣一羣人，變成了英國議員，與普通英國人毫不沾邊。今天英國議會仍然是精英的天下，工人出身的下議院議員佔比只有2%，而英國有60%成年人自認為屬於工人階級，上議院議員則並非選舉產生，而是世襲與委任的。英國其實已經算是不錯的例子，二十世紀有一段時間，工黨的黨員和黨的領袖確實有普通工人，這種出身的下議院議員比重高達10%左右，慢慢降到今天的2%左右，現在工黨領袖大部分是職業的政治精英。其他的歐美國家比不上英國，從19世紀中葉到21世紀，工人出身的議員佔比從未超過10%，達到英國曾經達到過的水平，不少國家現在已經基本接近0。他們議會的成員都是選出來的，但是基本上沒有工人，很少普通人。

**美國從1789年到現在，眾議院席位已經換了14000多次，其構成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工人出身的國會議員極為罕見，國會議員家庭淨資產價值中位數是美國家庭淨資產中位數的10餘倍，稱得上是富翁治國。他們來自於完全不同的社會羣體，所以缺乏廣泛的代表性。這樣的“代議士”怎麼可能代表普通民眾？在2013年的調查中，美國公民有52%的人認為自己屬於工人階級，但是總統、最高法院法官、州長中沒有工人出身，國會議員2008年是2%，州議會成員是3%，市議會成員是10%有工人背景。

最近幾年由於西式民主遇到了大量嚴峻的挑戰，人們開始反思問題在所。最近出現的研究出現了一些新動向。**大家認識到，選舉僅僅依靠競爭性的程序是不夠的，形式性代表必須跟描述性代表結合起來。什麼意思呢？就是為了更好地代表女性，必須有適當比重的女性議員；為了更好地代表少數族裔，必須增加有少數族裔背景的代議士。有些國家出台了法律，要求為婦女或少數族裔保留一定比重的席位。這樣做的理據是，只有那些背景相同的人才能感受與體會同胞的切膚之痛。但是，到目前為止，還很少有人談到工人階級的代表。工人階級規模那麼大，但卻很少有人談及，這不奇怪嗎？強調黑人要有黑人代表，婦女要有婦女代表，已有相當多的文獻，強調工人階級代表的文獻卻如鳳毛麟角，這其中必有奧秘。我最近看到美國杜克大學一位教授的兩本書是例外，一本題為《白領政府：階級在經濟決策中的隱蔽作用》，另一本題為《金錢天花板：為什麼只有富人競選？我們能做些什麼？》。這兩本書裏面對有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實證性分析，其中一個重要的觀察是，“精英階層執掌的政府往往是為精英階層服務的政府；而為精英服務的政府往往對其他階層都是有害的”。**這句話可謂一針見血，頭半句説代議士們來自於精英階層，所以只會為精英階層服務；後一句話説，代議士們不僅為精英階層服務，而且不惜損害底層民眾的利益。這不是氣話，而是基於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類似的研究還不多，但是已經開始出現了。

中國的形式性代表體現在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裏。**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它強調並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我把它放在引號裏面，是因為這個詞組在有關人民代表大會的文獻裏面是頻繁出現的。1949年新政協成立時，籌備會代理秘書長林伯渠就強調，這是一個“具有十分廣大的代表性”的機構。它不會任由占人口極少數的精英獲取各級代表機構中的多數席位。後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罷，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也罷，不管是人民中間的哪一個羣體都必須有自己人代表自己，包括普通的勞動階級。當然這個也不意味着一定完全成比例，我們也知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裏面的人大代表和全國人口的比例未必相符的，政協也未必相符。但是我們判斷它們具有廣泛代表性依然是有依據的。

這張表是從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到最近的第十三屆代表大會代表的背景。工人、農民、解放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幹部、婦女、少數民族都在其中佔有一定比重。我們早就注意到要由婦女代表婦女，由少數民族代表少數民族。在這方面，領先西方國家至少幾十年，因為他們最近這些年才開始強調少數族裔、婦女自身的代表，而我們從一開始就強調這一點。我們工人、農民的代表有一段時間佔比非常高，1975年四屆人大時，工人與農民代表佔比高達51%；後來佔比降下來了，但到現在工人農民代表在全國人大代表裏面仍佔15.7%，這個比重也許低於他們在整個人口中間比重，但畢竟全國最高權力機構中依然有大量普通的工人農民，這在其它國家是罕見的。

最近這幾屆全國人大，特別強調要增強普通勞動人民的代表，強調工人農民必須是一線工人農民。所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中的工人農民概念與十二屆、十一屆的概念有點不同，更嚴格，限定於一線的工人、農民。總之，社會各個階層都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裏面有所體現。 

更重要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並不只是全國人大，還有地方各級人大。中國有五級人大，除了全國人大，還有其它四級，加起來全國一共有260多萬各級人大代表。我們可以依據過往的數據做些推測，在263萬五級人大代表中，大約有175萬是普通的工人、農民，佔代表總數的2/3。級別越低，普通工人、農民的佔比就越高。我們看到，在鄉級人大，幾乎絕大多數代表是普通的工人農民；在縣級是幾乎一半；市級是1/3，省級是1/4。從全國人大一直到基層人大，放在世界進行對比，中國人大的代表性之廣泛是毋庸置疑的。

**廣泛的代表性不僅體現在代表構成上，還體現在我們努力的方向上。**關於全國各級人大的代表有三類法律很重要，《選舉法》《組織法》《代表法》。這幾個法律最近這些年修改，都是在強調增強它的代表性。《選舉法》最新的修改稿裏面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應當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應當有適當數量的基層代表，特別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代表；應當有適當數量的婦女代表，並逐步提高婦女代表的比例”。《組織法》也是歷經修改，現在強調，要規範各級人大代表的行為，尤其是他們代表選民和人民的方式，“同人民羣眾保持密切聯繫”是各級代表的法定職責。《代表法》也是歷經修改，最新版本具體規定了“和人民羣眾保持密切聯繫”的方式。上述這一切都是為了體現人大廣泛的代表性。

作為對比，西式民主重視形式，人民民主既重形式也重效果。西式民主只關注選舉過程是不是自由的、多黨的、競爭性的，而人民民主更多關注人民代表怎樣才能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這是很大的不同。

我們可以做這樣一個小結，回到我最早講的論點：代議民主的基礎是單維民主，只強調形式性代表這個維度；人民民主的基礎是全方位的代表，集象徵性代表、描繪性代表、形式性代表、實質性代表四維於一體。四維一體的人民民主有天然的優勢，有大量實證證據證明，我們人民民主制度的運作可以比西式代議民主好得多，這裏只提一點。

西方最著名的民調公司每年會出一份全球信任報告，其中一項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如果有人每年追蹤這個報告就會發現，幾乎每年中國都是排第一的，偶爾是第二，人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遠遠高於西方國家。這不是中國調查機構的結論，而是西方調查機構自己做出的，2020年中國的信任度是90%，比上年增加4%；美國39%，比上年減少1%。這表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它的運作依然是世界一流的。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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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阮萍晶

攝影｜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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