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友好使者”文幼章（下）_風聞

作者簡介   

趙振宇 1945年12月生於江蘇揚州寶應縣，曾任中國政府加勒比事務特使。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1970年入外交部工作，先後在外交人員服務局、外交部美大司、駐多倫多總領事館、駐加拿大使館等部門任科員、秘書及參贊等職；1999年至2003年任中國駐巴布亞新幾內亞大使；2003年至2006年任中國駐牙買加大使兼任中國常駐國際海底管理局代表；2009年，被外交部授予優秀外交官稱號；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任中國政府世博會副總代表。

蔣介石“新生活運動”的顧問

星期五晚間，加拿大人通常不約請朋友來家做客，也不外出赴宴，因為那是留給家庭聚會的時間，但1990年歲末的一個星期五晚上，文老和埃拉破例邀請我們夫婦與其家人共進晚餐，我特意帶去一瓶產自四川的五糧液給大家助興。我想文老雖不喝酒，但聞到熟悉的酒香，會讓他有置身於“第二故鄉”四川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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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幼章

埃拉説，文老近來喜歡懷舊，每逢我們以及其他中國外交官到訪，他的興致就會立時高漲，有説不完的往日話題。用餐之後，我們邊品茗邊聽文老述説他精彩人生的一個個篇章。在座的一位家族晚輩問及他當年擔任蔣介石顧問時的經歷，文老便高興地把記憶的日曆翻到了193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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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在重慶參加“新生活運動”七週年晚宴，與社會各界顯達一同帶頭吃素

當時，蔣介石在南昌發起一場“新生活運動”，其實質是在“新”的名義下，打着“民族復興”旗號，用封建主義倫理綱常規範人民言行，配合其“剿共”反共，推行法西斯主義。1939年國民政府被迫遷都重慶，為了粉飾後方“太平”，並控制人民的思想與行動，在蔣介石主導下，蔣夫人宋美齡再次積極倡導所謂的“新生活運動”，並把此作為戰時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宋美齡開始到處尋覓熟悉本地情況的傳教士協助其開展工作。在一名參謀的推薦下，她聘請精通中文、熟諳四川、在中外團體中享有很高威望的文幼章擔任“新生活運動”的顧問。

1939年3月的一天，文幼章應邀前往蔣介石夫婦在重慶的官邸接受聘書。蔣介石在向文幼章頒發聘書時説，作為“新生活運動”的主席，他和夫人請文幼章定期向他本人或夫人彙報其在“新生活運動”中的所見所聞所思。如果瞭解到有什麼貪贓枉法和徇私舞弊的事，一定要告訴他們，因為他們想讓中國強大起來，打敗日本侵略者。蔣介石説已任命文幼章為中央軍教官，請他以後在招兵大會上或者軍營裏發表演説，鼓舞與激發軍人的抗日鬥志。

那天，蔣介石先行離開會客廳後，宋美齡單獨對文幼章説，“新生活運動”是建立在基督教友愛的原則上的，目的就是要培養出一批嶄新的、深受百姓信賴的官員。其各級工作班子中均實行“三三制”，即共產黨人、基督徒和其他黨派人士各佔三分之一。文幼章的主要職責是協助解決班子中出現的難題，並經常視察生產部門、訓練班和宣傳機構，向其如實彙報存在的問題。她還希望文幼章在某些特殊的慶祝場合發表演講，介紹國民政府取得的民主進步並向歐洲和美洲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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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傷員也是新生活運動的內容之一。圖為宋美齡抗戰時期穿梭於抗日後方的大小傷病醫院，親自為傷兵包紮慰問。

在此後的日子裏，文幼章隨同宋美齡四處奔波，負責培訓照管戰時孤兒的人員，組織給傷員發放救濟金，鼓動民眾踴躍從軍，監督官員不克扣下發的錢糧等。他感到宋美齡肩負國家重任，日理萬機，對蔣介石説其夫人“一個人要頂二十個師軍隊”的褒獎之詞深表認同。然而，後來發生在身邊的三件事使文幼章顛覆了他以前的印象，看清了蔣介石夫婦的真實面目。

其一，有十幾位反貪最為得力的“新生活運動”幹事，被縣長們指為“共產黨”而突然消失。當時蔣介石向提出抗議的文幼章等人解釋説，失蹤者都是共產黨的要人，他們是奉其上級命令轉移他處了。蔣甚至還向他們保證，要其不必再為這些失蹤者擔心了。當時文幼章對蔣委員長的謊言竟信以為真，但其後他在“新生活運動”副總幹事楊武新那裏，見到了蔣介石關於逮捕上述失蹤者的手令，並得知他們最終慘遭軍統特務殺害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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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在南昌推行“新生活運動”

其二，在文幼章配合宋美齡工作一年後的某日清晨，他在住家門口發現一份秘密文件。展開一看，是國民黨關於解決共產黨問題措施的決議文本，細讀後，得知這是國民黨要在抗戰中消滅共產黨的計劃。他隨即向身居國民黨高位的朋友、時任四川省主席的張羣求證，並獲其默認。如此看來，蔣介石夫婦的一切所謂關心民主和國家團結，以便一致抗日的主張都是騙局。文幼章對自己在“新生活運動”中所扮演的國共兩黨中間人的角色，感到極度不安。 

其三，文幼章與宋美齡發生了一次激烈的交鋒。在宋美齡親自督導下培訓的新生活女青年隊，與蔣介石仿照希特勒的青年團而組建的三青團進行了合併。

重慶的學生們被國民黨當局要求集體加入其中並宣誓效忠。文幼章就此事責問宋美齡：“在這種公開的壓力下，讓學生在沒有其他選擇的背景下加入該組織並宣誓效忠，與法西斯所為有何兩樣？”宋美齡則辯稱：“並沒有人逼他們這麼做！”文幼章直言，把“新生活運動”納入國民黨的軌道是錯誤的。國民黨應該是一個幫助中國的民主制度誕生的“接生婆”， 而這個“接生婆”卻在設法扼殺新生的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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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新生活宣傳畫

後來文幼章又向蔣介石面陳了自己的意見，他認為如果“新生活運動”按國民黨制定的路線和方針去做，他作為一名顧問所能起的作用也就結束了。最終，他不顧宋美齡挽留其再工作一年的請求，憤然辭去了“新生活運動”顧問職務，去西南聯大英語系教書了。

中國革命的戰友

我們每次去文老家探訪，內心都充滿強烈的期待，坐在他的身邊，聽其娓娓道來，我們不但穿越了歷史的隧道，而且走進了他的精神世界，自己也受到一次思想洗禮和心靈觸動。一個外國人何以能有這樣的變化，從一位傳教士成為中國革命的戰友呢？他的親歷故事給出了一個完美的答案，深深地吸引着我們。

文幼章從對中國革命鬥爭逐步理解到深懷同情，從支持進步青年的革命行動到認清國民黨依靠美援打內戰已失信於民，從確信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幸福到最終成為中國革命的戰友，不但實現了思想上的昇華，也完成了行動上的跨越。

文幼章在華西協和大學任教時，與進步青年組織“星星團”交往密切。該組織成員都是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骨幹分子。他們聽過文幼章的演講，瞭解他的思想，便提出想借用其在校園裏的住房，閲讀國民黨當局禁閲的進步書刊，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來自延安的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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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幼章一家人

學生們知道他當過蔣介石的顧問，且正在教省政府主席張羣學英語，認為他家應該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他們還問可否安排一些學習小組在他家開會，文幼章均滿口答應，並把家中鑰匙交給他們，歡迎其隨時前往。“星星團”成員經常利用他家做掩護，學習革命理論和印製宣傳材料。文幼章總是以花生和茶水招待這些進步青年，有時還和他們一起談論國事，接受中國革命思想的薰陶。

1944年10月，當日軍有可能突破防線，繼而緊逼中國國民政府陪都重慶時，文幼章作為一名為盟軍提供戰時服務的志願者，間接地成了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兼職成員。

1945年1月的一天，他隨一位西方記者朋友前往中共駐重慶辦事處參加周恩來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其間，譯員在翻譯《時代-生活》雜誌記者講話時遇到難點，文幼章不由自主地在現場以準確的翻譯及時相助，周恩來因而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便在記者會後與他作了一次長談。獲悉文幼章的經歷、工作和思想，包括在戰略情報局兼職的情況後，周恩來希望他能將共產黨的主張和活動情況全面地報告美國戰略情報局，因為周恩來想讓美國瞭解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一切。文幼章欣然應允，並表示希望能定期獲得共產黨方面的消息。

一個月後，中共地下黨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張友漁奉周恩來之命，開始定期與文幼章晤面。文幼章遂成為抗日戰爭末期美國軍方和中共之間的聯絡人。他將對抗戰後中國形勢走向的看法報告美方：共產黨不可能被消滅，他們的綱領切實可行，符合廣大窮苦大眾的需要。如果美國政府需要中國穩定，需要中國的市場，中國政府必須是一個可靠的、民主的、包括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府。

1946年5月，在文幼章前往上海歸國途中，周恩來囑人寫信約他路經南京時與之會見。在長時間的交談中，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向他指出，中國國內政治形勢非常複雜和緊迫，國共在局部地區的爭端正演變成一場全面內戰。美國政府正在秘密幫助國民黨軍隊運送兵員，訓練使用美製飛機和坦克，修復機場和鐵路。沒有美國援助，國民黨反動派連三個月也堅持不了。

這是一場生死搏鬥，把這種情況介紹給全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會對形勢的發展起決定性作用。周恩來説，文幼章可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中國與西方的技能與知識，增進中國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間的友誼，制止美國和西方國家向國民黨政府運送武器彈藥，以避免更加激化中國的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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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會見文幼章

周恩來問文幼章是否願意推遲返回加拿大，並表示希望他能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安頓下來，秘密創辦一家時事通訊刊物，幫助中共做宣傳工作，使中外的重要讀者對實際的形勢和解放軍的狀況有更清楚的瞭解。周恩來強調刊物要秘密發行，以防國民黨的鎮壓，並提醒文幼章不要讓國民黨當局發現他是該刊物的編輯，以免被驅逐出境。

文幼章愉快地接受了周恩來的委託，回到上海，臨時住在法租界艾伯特路上一名出自中產階級家庭的昔日的學生家裏。

半年後，他又讓文筆好的夫人文月華從多倫多來到上海，做他的幫手。他以在附屬於聖約翰大學的梅德赫斯特學院教書作為掩護，開始發行地下英文週刊《上海時事通訊》，創刊號於1946年6月19日出版。他通過一位外國老朋友的關係，郵寄刊物時避開國民黨當局的新聞檢查，又通過其他朋友的幫助，使郵寄名單不斷擴大，將之順利地送達包括在中國和各英語國家在內的政治家、外交家、報界人士、教會領袖、工會負責人、大學教授和一些友好人士。

每逢星期五晚上，周恩來手下的喬冠華總是先在一家茶社和人們閒聊，趁秘密警察稍不注意，便離開茶社，悄悄走進附近艾伯特路上的文幼章住處。他們一起分析形勢，確定《上海時事通訊》下一期的報道重點。刊物向美國和加拿大一些組織，如紐約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和加拿大援華原則委員會等，提供中國內戰的第一手資料，再通過這些組織動員有影響的人士對美國和加拿大政府施加壓力，阻止其給中國國民黨政府提供貸款和武器。

近三十年後的1975年4月，已擔任中國外交部長的喬冠華對來華訪問的文忠志回憶説：“《上海時事通訊》對我們有極大的價值，它使我們和許多有影響的機構建立了聯繫，並爭取了很多新的外國朋友。我們需要國際上儘可能多的同情與支持，以挫敗把美國更深地捲入中國內戰反對我們的企圖。在這場鬥爭中，文幼章是我們的戰友。”

獲贈“人民友好使者”榮譽證書和獎章

新中國成立後，文幼章曾以加拿大和平大會主席、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等身份五次訪華，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宋慶齡副主席和郭沫若副總理等中國領導人的親切會見。

他在積極投身世界和平事業的同時，仍在大洋彼岸堅持耕耘《加拿大遠東通訊》這一革命園地，直到1992年的某一天，讀者在《通訊》終刊號上讀到他的告別文字：“我已年屆94歲，精力也不如以往，是結束這項工作的時候了。此刻我因肺炎住在醫院，正在康復之中。我委託兒子文忠志編輯這期終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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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6日，筆者陪同中國駐加拿大大使張毅君，代表中國人民對外友協，向文幼章頒發“人民友好使者”榮譽證書和獎章。（作者供圖）

1993年8月6日，我曾陪同中國駐加拿大大使張毅君前往醫院探望病榻上的文老。同日，張大使代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向文幼章頒發了“人民友好使者”榮譽證書和獎章。這一光榮稱號是中國人民對外友協代表中國人民，向所有為增進人民友誼、維護世界和平作出傑出貢獻的國際友人授予的最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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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文幼章參觀他出生的房子

這一年的11月27日，文幼章走完了94個春秋的人生之旅。他用畢生的精力、智慧與膽識，不斷探求真理，勇於獻身，無所畏懼，熱情支持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不屈戰士。中國人民為有他這樣的革命戰友和“人民友好使者”感到驕傲。我代表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參加了文老的追思會，向埃拉及其親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遵從文幼章的遺願，其部分骨灰回到了被其稱為“第二故鄉”的四川，飄灑進浩浩蕩蕩、奔騰不息的大渡河中。                  

 （注：該文首發於《黨史博覽》2018年第3期，此次文字有少許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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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趙振宇  圖片 | 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