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牆翻譯到外交官 | 童年在山西（下）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06-17 10:09
人物簡介 /profile
冀朝鑄 著名外交家，被譽為“中國紅牆第一翻譯”；歷任中國駐斐濟羣島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兼駐基巴斯共和國和瓦努阿圖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中國駐大不列顛及北愛蘭聯合王國特命全權大使、聯合國副秘書長、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2020年4月29日下午於北京逝世，享年91歲。
父親本來已決定到鄰近的陝北參加一年前剛完成長征的紅軍，但後來因得知我大哥朝鼎要在次年（1938年）從美國回國，於是決定先到漢口等大哥。
1937年夏末全家乘火車到達漢口，我們這些孩子們就在當地入學。一進校門，我馬上就意識到情況和在老家時大不一樣，到學校時，並沒有老師笑臉相迎。我走進教室到書桌後坐下，也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不過班上的一個小霸王很快就決定要教訓我一下，讓我知道他的厲害。下課後他大搖大擺地走到我面前，把拳頭在我鼻子前晃來晃去。幸而他穿的褲子太大了，他必須不斷地用兩隻手提以防褲子掉下來，這就給了我逃跑的機會。
冀朝鑄（右一）兒童時代在漢口同父母、四哥朝裏（中）、小妹妹青（左一）合影。（圖片來源：《從紅牆翻譯到外交官》）
我們到漢口幾個月後，南京陷落，日軍在南京進行大屠殺，數十萬無辜的中國人慘遭殺害，無數中國婦女被強姦後又被刺刀刺死。當聽到這個消息時大家都感到十分震驚，個個義憤填膺，那時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抗日情緒空前高漲。
緊接着日本飛機又加緊了對漢口的轟炸，但因為我們住在法租界，日本當時同法國尚未開戰，法租界就等於是法國的領土，因此相對來講還算安全。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全家人站在房屋外面的馬路上看日本飛機轟炸和中國軍隊的高射炮還擊。忽然聽到一陣歡呼，我們趕快抬頭看，原來一架日本鬼子的飛機被擊中，冒着黑煙掉了下來，我們也跟着歡呼起來。
祖父也跟着我們一起從汾陽到了漢口，幾個月後因病去世了，享年84歲。父親後來告訴我説，祖父一生住在山西鄉下，無法適應漢口法租界的生活方式，飲食也不習慣，所以一到漢口就感到身體不適。我想祖父去世雖然和水土不服有關，但主要還是因為老人眼看自己的家園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躪，老百姓慘遭不幸，生靈塗炭，憂國憂民而死。
民國初期，冀朝鑄的父親冀貢泉同祖父冀玉清、祖母、繼母、大哥朝鼎、二哥朝彝、大姐慧青等在山西汾陽縣建昌村祖父家。（圖片來源：《從紅牆翻譯到外交官》）
祖父去世後，許多權貴到我們家弔唁，這説明父親當時在漢口還是相當有影響力的。
南京陷落後，漢口是臨時首都。有幾個官員告訴父親説，蔣委員長想請他做司法部副部長，但父親拒絕了。大概父親那時已經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非常氣憤。
此後不久，我大哥朝鼎就回國了，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他。大哥和我的年齡相差很大，比我大26歲，他和我母親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在家時，也常常同母親在一起慶祝生日。
1924年，北京清華學堂清華甲子級同學畢業合影，（坐左一）梅汝璈、（坐右一）章友江，站一排（左一）冀朝鼎、（左四）施滉、（左五）胡敦元，倒數第二排（右五）徐永瑛。（圖片來源：月池熊家人）
我出生前幾年大哥就離家了，他13歲時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5歲就和同學一起倡導新文化運動，16歲時他積極地參加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他在1924年去美國深造以前，還同當時的共產黨領袖李大釗有過一次長談。李大釗鼓勵他去美國學習，要他多學習對建設新中國有用的知識。後來大哥在國內的共產主義運動處於最低潮時，於1927年在比利時參加反帝同盟大會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冀朝鼎
大哥在美國讀書時學的是法律，入黨後改學經濟。他曾接受黨的任務到莫斯科，為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的周恩來當英文翻譯，所以周恩來對他很早就非常瞭解。大哥那時已經同一位美國共產黨黨員結婚，並有了孩子，她是大哥去歐洲參加反帝同盟大會時在船上認識的，名叫海莉，出生成長在紐約，她的父母都是東歐移民。
大哥朝鼎那次回國，我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當時我對他最深的印象是他讓我頭一次嚐到了冰激凌和黃油。這兩樣東西一直到現在都是我最愛吃的，當然我現在知道年紀大了不應該吃太多的脂肪。
冀朝鼎(左二)（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我還記得大哥那時每天都花很多時間跟父親談話，後來才知道，他和父親主要是談去延安根據地的事情。
不久，在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大哥把我帶到長江邊上。我看見一架水上飛機停在碼頭，他和飛機駕駛員咕嚕了一陣，後來我才知道他當時同駕駛員講的是英文。
幾天後，我們全家就把行李收拾好，坐着水上飛機飛往重慶。飛行途中，飛行員告訴我們有幾架日本飛機尾隨我們。我們趕緊在長江上降落，都跑到了岸上，藏在一個墳地的灌木叢中，在墳墓旁平平地躺下，一直到日本飛機飛走，好在最後安全抵達重慶。
一到重慶，父親和大哥就着手準備去延安，而且開始安排和中共代表周恩來見面。可惜大哥突然得了急性闌尾炎必須做手術，所以我們就誤了去延安的車隊，而且需要等很久才會再有一次去延安的機會。如果我們單獨去延安，就會特別危險。當時，周恩來找父親和大哥朝鼎，向他們提出，也許更好的辦法是我們全家都去美國。
周恩來
周恩來預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快就會爆發。他認為，假如我們能在美國工作，做加強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工作，也許會對中國革命更有用。當時我們家有一些特殊的有利條件，就是大哥對美國相當瞭解，他的英文非常好；父親對日本相當瞭解，日文非常好，而且英文也不錯。那時漢口也被日軍攻佔，重慶變成了戰時首都。父親認識國民黨中央政府很多教育和法律部門的高級官員，所以我們一家辦護照都比較容易。
一切都安排好後，父母、大哥朝鼎、四哥朝理、我及小妹妹青就動身去了美國。家人中還在北平讀書的三哥朝輔、已結婚的大姐慧青以及在綏遠念大學的二哥朝彝未能同行。
我們先從重慶乘飛機到昆明。這是我第二次坐飛機，但還是很興奮。和上次從漢口到重慶不同的是，這一次飛行不是太穩定，因為飛機很小，又要經過很多山嶺，所以一會兒上，一會兒下。因為那時飛機上還沒有安全帶，我玩得很高興，一會兒跑到這邊，一會兒跑到那邊，可是母親、四哥和小妹都暈機，所以他們感覺很不好。
之後我們坐汽車、火車和輪船從昆明、西貢到新加坡，又從新加坡坐英國輪船橫渡印度洋和地中海到法國馬賽，走了大約一個月，最後再從法國的一個海口城市瑟堡遠渡大西洋到紐約。父親、大哥和我一路上都過得很愉快，因為我們在船上吃了很多好吃的，喝了很多汽水，天天像過節一樣，可母親、四哥和小妹又因為暈船，所以過得很不愉快。
在巴黎我們住了兩個星期左右。我們全家在巴黎有兩大發現：一個是法國飯，尤其是法國的美味羊角麪包（鄧小平也很愛吃）和法國的巧克力特別好吃；還有一個是巴黎的女士年輕時差不多個個都很漂亮，但等她們到了35歲後就會發胖，當然也就不漂亮了。
我小時候好奇心很強，對新奇的東西一直有很強的求知慾，這種好奇心一直跟隨了我一輩子。巴黎對我來説是一個全新的奇異的世界，我那時才9歲，剛從中國偏遠的內地來，從來沒見過這樣奇妙的西方世界。
有一天，我們全家散步的時候，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商店櫥窗裏琳琅滿目的商品讓我眼花繚亂，看了一會兒後就發現，前後左右都是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陌生人，我和家人走丟了。當時，第一反應就是要放聲大哭，也就是那次我意識到，在國外全家最重要的人是我大哥朝鼎，所以我拼命大聲喊叫大哥。大哥朝鼎當時已經是很緊張地在找他的小弟弟了，一聽到我叫就趕緊跑了過來。看到我後，大家懸着的心才放下來。
冀朝鼎（左一）與家人們，（中間）黃愛蓮（圖片來源：這才是戰爭）
1939年2月2日，我們的船到了紐約曼哈頓的哈德遜港，大嫂海莉帶着孩子們來接我們。我還記得大哥朝鼎非常高興地揮手大叫他大兒子的英文名字——埃米勒！從那天起我開始了在美國的生活。在美一待就是11年半，這期間，我小學畢了業，又上了中學，還上了兩年大學。
現在回想起去美國的這段往事，我也時常感慨，人的命運往往是由一些偶然事件改變和決定的，如果當時大哥沒有生病，我跟着父母和大哥去了延安而不是美國，我如今很可能就是延安的“三八式”老革命、老幹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