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那位大師為何選擇了這條不歸路？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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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命去殉我，殉我之執念

　　人間盡是滄桑事

　　1926年，軍閥混戰,山河破碎。

　　1927年， “四一二”政變,殺意凜然。4月，北大教授李大釗命喪絞刑，天地動容。

　　殺戮與血腥，充斥着這個國度，迷茫與恐懼在沉默中滋生着、蔓延着。一時間，知識分子紛紛逃離北平避難。

　　此時的清華導師梁啓超再次做好了流亡日本的打算，並邀請王國維一同避難。而那位曾因辛亥革命避難日本的王國維，此次反倒不慌了，也越發淡定了，似乎也沒有任何避難的想法。也許在冥冥之中，王國維已經看破了生死。

　　1927年的6月2日，離端午節還有兩天，王國維在北平頤和園魚藻軒縱身一躍，選擇了自沉。大師忽然先去，只徒留一腔國學絕唱。事後，一封遺囑呈現天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寥寥數語，字字泣血。一時滿城熱議，卻也道出了王國維多年來一直縈繞於心的困惑與苦澀。一代國學大師自此駕鶴而去，也留予世人更多的是漫天猜測，難有定論。

　　窮者獨善其身

　　王國維的自沉，很容易使人聯想類比到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齊。在這易代鼎革的時代，以前朝遺民自居的文人拿着民國政府國立大學的俸祿，我們可能難以想象王國維當時內心的煎熬。就在王國維就任清華國學院導師後兩年，內心鬱悶的情緒應該從未離去，“自沉”思想一直隱隱發作

　　而在這段內憂外患的歷史時期，奔赴在殺身成仁路上的仁人志士，應該比歷朝歷代都多。而對於王國維的自沉，清末一些著名人士獨特的生死觀來剖析王維的“死”由，也許是個獨特的視角。

　　回到1918年，著名學者梁漱溟父親梁濟在北平積水潭投湖自盡，當年也同樣掀起了一陣熱議。但梁濟在遺言中卻對自己的自沉，留有這樣一句話：“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濟遺書錄》）

　　從梁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出，梁漱溟父親自沉遺言中的“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是非常契合王國維遺書“義無再辱”傳統文化的自覺思維，且這種生死觀本身就源於儒學“氣節”的衍生精神思維。而王國維與梁濟身份上也有很多共同之處，兩人同為儒學大家，傳統文化理念亦根深蒂固。且最重要的一點，是兩人都有共同為清廷效力的經歷。

　　但梁濟遺言話鋒一轉，又有看似非常矛盾的説法：“此身之死，係為清朝而死。絕非反對共和，而且極贊成共和，因辜負清廷遜讓之心，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故憤慨而死。”（《梁濟遺書錄》）

　　説明梁濟內心是認可共和制的，一定程度上擺脱了“帝制”的思維枷鎖。而王國維呢？他在辛亥革命之前思想上也屬於維新派，以新學為尚，又深刻研究叔本華哲學且有自己見解，民主與自由的思想自然是瞭然於胸。而在辛亥革命後東渡日本，才開始真正深入研究舊學。所以他們都存有“西學”再生思維的，並認可西學。

　　雖然兩人都兼有“儒學”和“西學”思想烙印，尤其在生死的抉擇上無疑是忠於儒學的，但在“殉”的目的上是有所區別的。

　　“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梁濟遺書錄》）

　　就“殉”的目的上而言，梁濟的思維或説是“殉國”，或説是“兼濟天下”。我們這個國度的輿論慣性，太需要用死亡去吸引眼球，太需要用死亡去重新審視這個社會，進而去喚醒國民。所以，梁濟的自沉是“殉”和喚醒兼而有之，是存在兩種自我實現的目的性。雖看似矛盾，其“兼濟天下”的追求也是十分明晰。

　　而王國維“殉”的目的性則更為純粹些，或者説很保守，更強調自我修身、愛惜羽毛，是一種傳統文人的思想“固執”。王國維除了受任“南書房行走”，受恩於清室，而以後種種際遇幾乎與政治絕緣。“學而優則仕”，但憑藉其國內學術泰斗地位，謀個小官應該不成問題，且當時國內眾多學府可謂是不止一次真誠拋出了橄欖枝，無論北大，還是清華諸高校，但都被王國維一一回絕了。雖然王國維當時經濟很是不寬裕,但他旗幟鮮明的義利觀還是深受儒學薰陶，幾乎牢不可破。而最後就任清華國學院導師，也是半推而就，因為在某種程度上，王對於“貳臣”這個詞眼還是有所忌諱的。當然王國維天生就不是政客，在政治上的覺悟可能略顯滯後些，所以他在裏面舉步維艱，並不能左右逢源，更遑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縱觀王國維一生中，唯有和政治搭上邊界也僅有這羅振玉照顧的“南書房行走”。於內心而言，王國維的確將此次的入仕看作人生榮譽頂峯，畢竟這是他曾經在科舉體制下孜孜以求的夢。所以在馮玉祥政變“逼宮”之後，王國維毅然決然相約清朝遺老去“殉”，以保全清臣的身前身後名。

　　但王國維在馮玉祥發動政變後，1924年第一次“殉”的內容是單一的，是失敗的。就如同1645年,清兵逼進南京，大學士錢謙益相約柳如是一起自沉，不投清室。當然，錢是懦弱的，一句“水太涼”，淪為後世的笑話，而為儒學大家們所詬病。王國維當然熟知這段歷史插曲，也必然從中汲取教訓。“殉”則成全忠義名節；像錢謙益“逃”則鬧出了笑話，為世人恥笑。

　　更何況王國維家族有世祖王稟之在靖康元年殉國盛舉，這樣的榮耀和氣節，對後世子孫有着強大的潛移默化影響力。

　　王國維在追溯先祖王稟之的忠烈事蹟時，寫道：“城陷時，被圍二百五十日矣，公率羸兵與金人巷戰，身被數十創，遂入原廟中負太宗御容，與子合門袛候荀赴汾水死。”

　　可見王國維對先祖殉國的事蹟，是引以為傲的。誰又能料到七百年後的端午前夕，王國維效仿了與他遠祖王稟之父子同樣的人生終局—投水自沉。

　　以命去殉我，殉我之執念

　　我們再從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來思考下文人王國維的自沉。

　　自屈子投江後，中國文人大有出世入世的思想，鮮有文人自殺（除了當代天才詩人居多），可以説是相當惜命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歸功於魏晉風流,一直深刻影響着這個國度文人在政治失意，懷才不遇時迴歸桃源的選擇，這點我們完全可以在“竹林七賢”身上捕捉出其風采。契合文人騷客的“進則入仕，退則隱世”志趣，尤其是蘇軾將這種生存理念詮釋得淋漓盡致。作為堪稱近代國學瑰寶的王國維不可能不懂這些，但現實中他為什麼無法做到？

　　我們首先要考慮到王國維的生存狀態是值中國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西文化碰撞異常強烈，國民思想混沌迷茫。新文化後，反“傳統”一直是主流，這是歷朝歷代從未出現過的思想文化背景。

　　電影《建黨大業》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在新文化與舊文化辯論中，拖着長辮的北大遺老辜鴻銘，遭遇到了學生強烈的非議與不滿。儘管清華的王國維沒有受到如此“禮遇”，但王國維與辜鴻銘同樣堅守的“辮子”，本質就是堅守一種深刻的傳統文化認同,同樣也必然會接受到不同理念的衝擊和打壓。

​　　據説，一次王國維的夫人在給他洗頭時，漫不經心地説：“都到這個時候了，還留着這個東西做什麼？”王國維答道：“正是因為已到了這個時候了，我還剪他做什麼？”

　　“我還剪它做什麼？”一個“還”字，似乎也暗示了王國維曾有剪辮子的想法。畢竟新文化運動後，西學漸入人心，“打倒孔家店”是主流，人人都言民主、自由、科學，全盤否定舊文化。大家爭先恐後剪辮子，不敢落下，迫不及待向大家標榜先進。但辮子是王國維傳統文化精神的外化，他鐘情於“辮子”，本質就是對內心“文化”的鐘愛。王國維飽讀西方哲理，不可不知新潮，置身思想新潮，而不隨波而逐，又不可不謂獨善其身。所謂的“異類”，總是要付出別人沒有的代價。也許正是這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思維在左右，王國維更加迷茫的。新文化思想運動多年，國內禮崩樂壞，精神斷裂，整個社會思想道德環境急速處於混亂狀態。這在文人王國維看來，必然是一種深刻的痛。

　　對於王國維的自沉，陳寅恪先生寫了****“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誠如斯言,傳統文化於王國維而言，那便是生活之鏡，生存之根。文化的消亡，那便是其生命精神養分的流失。

　　陳寅恪先生關於文化的敍述中將其死因闡釋為與傳統文化共存共進的理念，是十分有令人信服的。王國維自沉，另有避債等現實説法，但他對傳統氣節文化操守理念的堅守，還是主導力量。

　　縱觀王國維一生，成也傳統文化，敗也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