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幼平：礫石工業傳統與華南舊石器晚期文化_風聞

摘要：華南考古資料顯示，該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發展至少可分為三期：距今4萬年前後開始，持續到距今3萬年左右為初期，仍是以礫石石器占主導地位階段；從距今3萬年前後起，以遠距離輸入硅質岩原料加工的小型石片石器成為石器組合主體，礫石石器減少或不見，成為第二階段的發展特點；從距今2萬年開始到晚更新世結束為第三階段，陡刃礫石砍砸器等又重新成為主導石器類型，並相繼出現磨製石器與陶器等新技術。儘管有上述階段性特點，但礫石石器傳統始終保持顯著影響。這一發展過程，對於我們認識中國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發展尤為重要。

本文討論的華南主要是指北緯28度線以南，以南嶺山地以南為中心，東至閩浙丘陵，西到雲貴高原東南部。該地區屬於南亞熱帶到熱帶氣候環境，在第四紀更新世全球性氣候變遷的大背景下，與其北鄰的中國南方北部及北方地區相比，所受波及有限，仍能夠保持早期人類生存發展的良好條件。正因為如此，早更新世晚期以來，以礫石為原料，主要採用修形策略直接加工重型工具為特色的礫石工業傳統，得以在該地區長期延續，甚至到現代人已經出現的晚更新世後期，礫石工業傳統依然持續發展，明顯有別於東亞其他地區同時代的古人類文化。當前，對華南地區礫石工業傳統與晚更新世後期古人類文化關係的釐清，特別是對該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發展進程影響的認識，已經成為探討華南現代人的出現，以及狩獵採集向農業社會的過渡等史前考古重大課題的關鍵。

一、早期礫石工業傳統

早在20世紀30年代裴文中先生即在廣西武鳴等洞穴遺址發現了用礫石打製的石器。20世紀70年代李炎賢先生等在百色上宋的右江階地露天遺址再有發現。隨後到70年代末，曾祥旺先生在百色盆地內多處地點發現數量更多的礫石石器。差不多同時，在秦嶺南側的漢中盆地，也發現礫石石器。百色與漢中礫石石器的發現揭開了中國南方礫石石器發現的序幕，在北起陝南漢水流域，南到廣西百色盆地數量眾多的露天遺址或地點發現大量礫石石器遺存。礫石石器以其應用獨特的原料來源、簡單的生產操作鏈，及以重型工具為主體的組合面貌引起研究者的關注，並由此提出中國舊石器南北二元結構的認識。

從已經發現的考古資料看，包括華南在內的中國南方礫石工業至少在距今百萬年前後的浙江長興、安徽宣州陳山與湖北鄖縣曲遠河口等遺址已經出現。華南百色盆地礫石石器的年代亦可以追溯到距今80萬年或更早。進入新世紀以來，為配合高速公路建設等工程，百色盆地內新發掘數量眾多的礫石石器遺址。近年來學術目標明確的發掘項目如廣西田東高嶺坡與廣東鬱南磨刀山等遺址的發掘，更進一步揭示出華南地區早期礫石石器遺址的平面佈局，石器組合的完整面貌，以及從早到晚歷時性的發展過程。

最早出現的礫石石器主要是以礫石做加工石器的素材，採用修形方式，直接在礫石的側邊剝下石片，形成可以用於砍砸或切割的刃口來使用。這一階段可以劃分出的石器類型不多，僅有砍砸器、單或多台面石核、修制砍砸器等產生的副產品，以及這些副產品如石片等再加工或直接使用。這一階段採用礫石原料、直接修型加工石器的簡短操作鏈，以及以砍砸器為主體的簡單石器組合，構成了礫石工業傳統初期階段的面貌。該階段的典型石器組合在長江下游的浙江長興七里亭和銀澱崗下層、安徽宣州的陳山下層，以及漢水流域湖北鄖縣的曲遠河口遺址中下文化層皆可見到。

稍晚至早期礫石工業的發展階段，主要表現在石器生產操作鏈的多樣化，修形工具中有兩面修制的手斧、手鎬；還出現剝取大石片做毛坯，再繼續修理成型的薄刃斧與石刀等。然而這一階段直接修型加工的各類砍砸器仍佔據主導地位，以礫石為素材直接修形的重型工具仍是石器組合的基本成分。不同地區和時代雖有變異，但本階段仍然保持着上述礫石工業傳統主要特徵。這一階段已發現的遺址分佈密集，舊石器遺存數量最多的是廣西百色盆地。除了早期礫石石器組合的基本類型外，百色盆地此階段新出現最具特色的石器類型是大型尖狀類，或稱手斧和手鎬。關於百色的手斧，除了兩面加工的基本特點外，多保留着很厚重的未加工的尾部。因此研究者將其稱為類阿舍利手斧,但也有學者認為是石核斧輥輲訛。在百色盆地內已發現多處與手斧共存的玻璃隕石，其同位素年代測定結果為距今80萬年左右。類似百色手斧的發現在華南及東南亞地區分佈較廣，其特點也是大部分為地表採集，只有少數出自原生地層，也有與玻璃隕石的共存的情況。儘管對這類手斧與典型阿舍利技術之間關係，及其確切年代尚有不同認識，但對其在華南及東南亞地區礫石石器發展過程中的相對年代位置並無爭論。時代較晚的這類礫石工業則一直持續到晚更新世晚期，與舊石器時代晚期之初洞穴內的發現已無明顯區別。

華南早期礫石石器絕大部分出自露天遺址，分佈在古代河流兩旁或湖濱周邊。多數遺址發現石製品的密度都很低，顯示當時人口數量很少，流動性強，很少在同一地點長時間停留並遺下較豐富的石製品。洞穴遺址則很少發現，相較之下，福建三明萬壽巖的靈峯洞則是一處難得的發現。雖然該遺址出土石製品數量不是太多，但其有清楚的地層關係和明確的測年數據，屬於距今20萬年左右的舊石器時代早期較晚階段。由於熱帶、亞熱帶環境條件所限，華南露天遺址只能夠保存石製品等遺物，動物化石等有機質遺存多蕩然無存，既不能利用生物地層學方法判斷這些發現的相對年代，也難於找到合適的測年樣品。因此，靈峯洞保存有完整的舊石器時代早期石器組合和動物化石，則可以更清楚展現該地區礫石工業的技術特點與發展脈絡，也有助於認識當時人類利用動物資源等活動特點與行為特徵，以及古環境和年代背景。靈峯洞石器組合顯示在舊石器時代早期較晚階段的福建地區，雖然仍保留着典型礫石工業的特點，但已開始出現較多石片及片狀毛坯加工的工具，呈現出礫石工業石片化的新趨勢。

時代更晚的洞穴遺存當屬近幾年在雲南西南部距中緬邊境近數十千米的滄源縣硝洞遺址。該發現對華南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以及東南亞和平文化的研究都十分重要。硝洞遺址是一處巨大的巖廈，保存了豐富的晚更新世晚期文化堆積。已試掘部分距地表深0.25米的碳14年齡為距今2.3萬年左右，最下部距地表1.7米處，碳14年齡則早到距今4.3萬年左右。距今4萬年多年的原生堆積中出土兩件石核斧(Core-axe)，連同其他採集的石製品，都展示出與東南亞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初所流行的和平石器工業相近的技術與組合特點。因此研究者將這批材料歸類為時代最早和平工業，並據此進一步探討和平文化起源及現代人遷徙擴散等熱點問題。硝洞遺址出土的陡刃砍砸器等，則與華南更新世晚期的礫石石器組合表現出高度一致性。這一組合在東南亞大陸區亦有廣泛分佈，有學者將其稱為山韋文化（Sonvian）。儘管中外學者對其命名有所不同，但對這個礫石石器組合的技術特點及相對年代位置則趨於一致。將硝洞新近發現的石器組合與華南地區時代稍晚的發現相比較，無論是原料選擇、加工技術特點或是石製品類型也都很相近，顯然是聯結華南礫石工業傳統早晚不同階段的關鍵環節。

二、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開端

舊石器時代晚期是古人類發展歷程中非常重要的階段。始自歐洲的傳統舊石器時代的三分法，晚期開始出現的標誌是石葉與骨角器技術的廣泛流行應用。這一階段與早、中期相比發生非常顯著的變化，以至於被稱作為“舊石器晚期革命”。然而，在中國境內特別是華南地區，則很難見到石葉技術存在跡象，骨角器出現的情況也相對少見，給如何界定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出現帶來困難。儘管早年也曾有學者建議，華南劃分舊石器時代晚期與中期（或早期）可以採用古人類體質形態變化特點作為標誌，即與現代人化石共存的文化遺物劃為舊石器時代晚期；與古老型的智人同出者為中期或更早輦輱訛，然而由於人類化石在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存中的稀缺性，這一標準很難廣泛應用。隨着近年來關於現代人起源與發展研究的深入，對人類行為現代性或複雜化的認識的增加，則另為華南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的界定開闢了新視角。

世紀之交發掘的萬壽巖船帆洞遺址上、下兩個文化層的發現，為認識華南舊石器時代晚期初始階段的特點提供了非常難得的資料。從舊石器文化發展角度來看，距今4萬年左右的船帆洞下文化層的石器組合，很顯著地展示出與華南地區礫石工業傳統的技術聯繫。以礫石為原料，採用簡單錘擊剝片技術的石器加工方法，砍砸器數量較多，仍含有手鎬等特點，均顯示出與本地區更早期舊石器文化的密切關係。但刮削器數量明顯增多，特別是利用片狀毛坯修制的工具等存在的特點，則顯示出有別於早期的新發展。還有巨大石鋪地面的揭露，更清楚地展示當時人類已經具備有意識安排居住場所的複雜行為與能力。如果單就礫石工業特點以及尚未見骨角器等技術特點來觀察，船帆洞下層尚不具備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典型特徵，但大型石鋪地面的存在等則明顯是行為現代性或複雜化的發展趨勢。

船帆洞上文化層時代距今3萬多年，其石器工業整體也保留着礫石工業傳統的濃郁風格，但從技術到組合都有明顯的時代特點。錘擊技術仍然是剝片與二次加工的主要方法，但有零枱面石核和石片發現，則顯示鋭稜砸擊技術已開始應用。後者是舊石器時代晚期從雲貴高原貓貓洞等遺存到海峽對面台灣島上長濱文化皆可見。其在船帆洞的出現，更為探討華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這項標誌性技術的出現與發展提供了關鍵證據。石器組合與下文化層比較，砍砸器等重型工具的比重明顯增加，這恰恰與華南地區晚更新世早期以來礫石石器中出現石片化發展的趨勢相反，揭開華南舊石器晚期文化“非典型礫石工業”出現的序幕。更直接反映人類行為複雜化或技術創新的則是骨角器的發現。骨角器製作是舊大陸西側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標誌性技術，也曾經被列為辨識現代人行為的關鍵證據。船帆洞上層骨角器的製作技術典型、形制獨特，尤其是不經過製坯環節而直接磨製成型的操作鏈特點，雖與舊大陸西側同類製品迥然有別，但並不妨礙其仍可視為華南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出現的關鍵證據。

這一階段的礫石工業在廣西桂林市區的寶積巖遺址也有發現。寶積巖也是一處洞穴遺址，但發現時已被嚴重破壞，僅保留下少量的堆積。與石製品同時發現的還有現代人類的牙齒，數量較多的哺乳動物化石，皆屬於華南更新世常見的大熊貓-東方劍齒象動物羣成員。碳14的年代測定數據可早至距今3萬多年。石製品的數量雖不多，但仍保留着典型的礫石工業傳統。石器原料為礫石，用礫石為素材加工的邊刃或端刃砍砸器與本區時代更晚的同類發現，無論是器物形態，還是加工操作鏈均無明顯差別。在典型的礫石石器保留的同時，也出現應用石片毛坯加工的形體較小的刮削器。後者在年代與出土遺存均相近的百色盆地的田東定模洞發現更多，説明在以修形為主的石器生產系統外，又增加剝坯環節的石器生產操作鏈，也已成為本階段石器工業的顯著特點。

在洞穴遺址以外，本階段露天遺址的廣泛存在，隨着年代測定技術的發展也得到進一步確認。其中最重要的進展是近年來對田東高嶺坡遺址的重新發掘。這次工作對高嶺坡遺址地層剖面的系統劃分並提取年代測定的樣品，加速器碳14與光釋光兩種方法的測定結果顯示，該遺址不僅保存與隕石玻璃同層，距今80萬年以上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存，還存在數量更多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石製品。晚期石製品且明顯可以劃分早晚不同階段。出自第7層的石製品有采用礫石素材，加工成舌形與鋭尖的手鎬、邊刃或端刃砍砸器等本區早期礫石工業常見的石器類型。該層上部釋光年齡大於距今3.7萬年，下部的年齡則大於距今4.8萬年。其上的第6至4層的碳14年代數據，皆分佈在距今萬年前後。按照這兩組年代數據，第7層應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之初或更早，第6—4層則已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之末。期間雖有很明顯的較長時期的間斷，但一直到晚期萬年前後，礫石石器面貌仍無明顯變化，典型的陡刃邊或端刃砍砸器，單面加工的手鎬等主要石器類型一直存在，形態與加工技術皆無明顯變化，為認識本區礫石石器工業傳統的發展提供了非常確切的證據。

三、石片工業的出現與發展

與開始進入舊石器時代晚期階段的礫石工業相比，在距今3萬年前後開始，一直到距今2萬年左右，華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面貌發生比較明顯的變化。最突出特點是這一階段石器工業，與前相比礫石石器在石器組合中所佔比例明顯降低，石片石器的大幅度增加。有些遺址甚至很少或不見典型礫石石器。這種情況在較早發掘的嶺南柳州白蓮洞和鯉魚咀等遺址皆可見到。向北到南嶺以北的江西萬年吊桶環，向南到東南亞大陸區的越南與泰國等地，也都可以見到。

白蓮洞是最早發現石片石器的華南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該遺址發現於20世紀50年代，經過多次發掘，至90年代中期完成發掘資料的整理與綜合研究。白蓮洞下文化層（或稱I期）主要發現於西7和5層。此階段的石器組合中用礫石加工的砍砸器類僅佔整個石器組合的26.7%，刮削器與尖狀器等片狀毛坯加工的輕型工具則佔73.3%。加工石器的副產品中，石片的數量更多。與較早階段即已開始的礫石石器石片化的趨勢不太一樣，這一階段的石片原料很少採用遺址附近加工礫石石器的同類礫石原料，而是專門挑選的硅質岩，如燧石、石英等。典型礫石石器的原料主要是就近取材，用本地礫石原料加工重型工具。而本階段的石片石器則專門選取、多是遠距離運輸的優質硅質岩原料。這一變化既説明此階段人類活動的範圍擴大，也説明對小型利刃工具需求的增加。後者更顯示這一階段人類流動性增強，且可能是更依賴狩獵活動來維持生計所致。這種變化發生的時代大致為距今3—2萬年，經歷了MIS3階段暖期結束，開始進入MIS2階段，一直到最後冰期的最盛期。最後冰期最盛期是全球性氣候變遷的結果，這一變化在高、中緯地區尤為明顯，導致寒冷氣候帶南移，植被與動物羣也隨之移動，同時也會促使原來生活在北方地區的人羣發生南遷的情況。這當是促使白蓮洞下文化層小型石片石器劇增，礫石石器佔比下降的主因。

類似白蓮洞下文化層的情況，在柳州市區的大龍潭公園的鯉魚咀遺址也有發現。該遺址也已經過多次發掘，但主體部分可分為上、下兩期，早期的時代為距今2萬年以上，略晚於白蓮洞下層，但仍處在末次冰期最盛期階段。石器組合同樣是燧石加工的小型石片石器為主，類型為刮削器、尖狀器等。雖然仍可見到礫石加工的砍砸器，但所佔比例很有限。

與白蓮洞及鯉魚咀下層的石片石器組合相近的情況，再向南到近年來新發掘的隆安婭懷洞也有發現。雖然這個遺址的詳細發掘資料尚未發表，但就初步報道的地層、年代與石製品特點來看，均與前兩者很相近。婭懷洞也是以燧石等硅質岩類原料加工的小型石片石器為主，石製品的種類主要是石核、石片及刮削器等。雖然也可以見到礫石直接修成的砍砸器等，但數量也很少。類似的發現一直向南到東南亞的越南等地亦可見到，從地層序列、年代測定結果到石製品組合，均與上述幾個石片石器組合很相近。

這一階段從礫石石器工業到石片石器工業的變化到南嶺以北地區也可以見到，如江西萬年的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的發現。仙人洞遺址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即已經過發掘，當時的發現主要是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1990年代仙人洞遺址的發掘與稻作農業起源研究項目的工作，還擴大到附近的吊桶環遺址。在吊桶環的厚層堆積中發現多層時代更早的舊石器晚期遺存。雖然在華南及北鄰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早在晚更新世初期甚至更早，礫石工業已開始出現石片化的趨勢，即早期流行的以礫石為素材、通過修形生產重型工具為主的石器組合，逐漸出現越來越多的片狀毛坯加工的各類輕型工具。但儘管如此，礫石工業傳統的基本面貌，特別是依靠遺址附近礫石原料的傳統，在華南地區舊石器晚期之初的幾個遺址仍很清楚，其對隨後出現的石片石器的影響也可見到，反映出較明顯的連續發展態勢。這種情況在吊桶環遺址卻發生變化，吊桶環遺址最早出現的是典型的石片石器，如靠底部的L層發現10餘件石片石器，均為硅質岩原料，不見礫石石器。稍晚的K層，發現的石片石器數量更多達數百件。這些石片石器的形體均很小，是利用遠距離運至遺址的燧石等優質原料加工，類型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等。K層石器組合同樣沒有見到本地原料加工的礫石石器。同層還發現有加工精美的鹿角斧等骨、角器。該層的碳14年代為距今2萬多年，與白蓮洞下文化層相近。

從以上兩種情況來看，華南舊石器時代晚期出現石片石器是較為普遍的情況，甚至到相鄰的東南亞地區同時期也發生同樣的趨勢。然而就其石器組合的內容來看，在南嶺兩側卻有所不同。嶺南以南地區的石片石器組合中仍保留着較明顯的礫石工業傳統的影響，如可見到少量的砍砸器等礫石工業的典型工具，以及與礫石工業相關技術的存在等。但到南嶺以北，如吊桶環遺址的發現，則表現出更接近同期北方地區流行的小石片石器工業的特點，從原料選擇、到加工技術與工具組合，皆見不到本地更早的礫石工業傳統的影響。這種差別很可能與後者的地理位置有關。離北方地區更近的吊桶環遺址，顯然更容易受到北方地區同時代人羣遷徙與技術交流的直接影響或替代。而隨着地理距離的增加，直接影響則可能會減弱，而本地原有的技術傳統也更容易保留，所以可以見到帶有礫石工業傳統的石片石器在嶺南地區的存在與發展。

四、晚期礫石工業

到距今2萬年之後，華南舊石器晚期文化發展到全新階段。首先表現在遺址堆積逐漸增厚，螺殼等遺存開始增多，堆積的顏色漸變灰色，顯示此階段人類在洞穴遺址居住時間增長，生計方式也發生變化。尤其是陶片遺存開始在南嶺南北兩側陸續出現，標誌着製陶技術已經形成。還有穿孔及局部磨製的石製品也已出現，展現石器技術的變化。不過就石器組合的整體情況看，本地區長期流行的礫石工業傳統仍未消失，以陡刃加工技術為特色的邊刃和端刃砍砸器等形態穩定的石器類型更大量出現，顯示礫石石器技術發展到新階段。

這些變化在前述白蓮洞等保留了早期人類長期佔用，留下厚層堆積的洞穴遺址，可以找到很清楚的連續發展的軌跡。白蓮洞遺址下文化層（西5、7層）的石器組合如前所述，是以石片石器為主，硅質岩類加工的各類石製品占主導地位。但到距今1.8萬年前後，在西2、3層發現的石製品則發生明顯變化，砍砸器等礫石工業傳統所佔比例已接近一半，刮削器、尖狀器等石片石器則較早期明顯減少。特別引人矚目者是穿孔與磨製石器開始出現。到時代更晚，距今1.4—1.1萬年前後的東3、4、6層階段，砍砸器的比例已佔到整個石器組合的2/3以上，刮削器等小型石片石器則僅有2成左右，穿孔與磨製石器的比例也逐漸增加。上述情況顯示，該遺址舊石器晚期石器工業的發展雖受外來因素及時代變化等影響，但與本地區礫石工業傳統仍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與白蓮洞下文化層石片石器主導到礫石石器重新回潮的發展過程很相近者，在鯉魚咀遺址也同樣可以見到。該遺址雖經前後幾次發掘，對地層堆積與文化分期有不同意見，但對前述最下層首先出現小型石片石器組合，其上才出現較多的礫石砍砸器等變化過程則無不同意見。前者的絕對年代應為距今2萬年以上，後者顯然是2萬年之後的晚更新世之末。除了從石片石器再向礫石石器的轉變、磨製石器的出現外，在鯉魚咀還發現早期陶片遺存，證實了製陶技術的存在。與鯉魚咀類似的地層關係、石器工業的發展，以及早期陶器的發現，在廣西境內還有桂林廟巖與大巖，廣東陽春獨石仔、封開黃岩洞，湖南道縣玉蟾巖以及前述的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等。

由於有陶器與磨製石器等發現，以及大部分堆積都與豐富的螺殼等水生生物遺存共存，儘管石器工業的主體仍是打製的礫石與石片石器，但很多研究者對這一階段的文化性質長期存在爭論。部分學者強調這類發現中陶器與磨製石器的出現，因而主張將其歸入早期新石器。由於距今2萬年到距今1.2萬年仍處在晚更新世末期，文化遺存中主體部分仍是打製石器，其生計方式也仍是狩獵採集，因而很多研究者仍將其視為舊石器時代遺存。與前兩者不同的意見，是更強調這一階段的過渡性特點，強調其既不同與典型的新石器文化，也不應屬於舊石器時代，而主張將其劃分為中石器，或稱為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

近年來隨着測年技術的提高，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加強，尤其學術目標明確的專門發掘與研究，如廣東英德青塘黃門巖遺址等發掘，為觀察這一階段的發展特點提供了更詳細的資料。以黃門巖2號洞為例，最初進入此洞穴活動的是持石英等原料加工的石片石器人羣，僅留下薄層堆積與少量的石片石器遺存。時代為距今2.3萬年前後。到距今2萬年前後，2號洞佔用時間明顯增長，留下厚層堆積。更重要的是形態穩定的陡刃礫石砍砸器開始出現，併成為石器組合的主導。在其後，早期陶片及磨製石器等也相繼出現。類似的情況在南嶺以北地區也可以見到，如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在距今2萬年前後，隨着礫石石器重新佔據石器組合的主導地位，並逐漸增長居住在洞穴的時間。更引人注目的是發現了距今2萬年的陶片，成為迄今為止環南嶺地區時代最早的記錄。這些新發現更完整地展示出華南地區從狩獵採集到農業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

五、餘論

如前所述，華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發展至少可以分為三期，即初期以礫石石器占主導地位階段，時代從距今4萬年前後開始，持續到距今3萬年左右；第二階段從距今3萬年前後開始，以遠距離輸入的硅質岩原料加工的小型石片石器為石器工業的主要成分，礫石石器很少或不見；第三階段從距今2萬年左右開始，則是以形態穩定的陡刃礫石砍砸器等重新成為主導石器類型，隨後相繼出現磨製石器以及陶器等全新文化因素。華南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發展雖然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從早期的典型礫石石器到石片石器，再重現回到以礫石石器為主導的時代，但在此發展進程中，礫石石器技術傳統則始終保持顯著影響。這一特點明顯有別於中國北方，甚至與相鄰的南方北部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發展歷程，也有很清楚差異。

對華南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發展階段性的認識十分重要。首先，從區域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角度來看，近年來華南地區新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存，從早期的典型礫石石器工業，再到晚期的三階段發展，無論是地層、年代與古環境研究成果，還是石器原料、工具組合與技術特點等文化傳統的認識，皆為全面確立華南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系列增添了非常清楚的資料與證據。廣西百色盆地、廣東鬱南磨刀山到福建三明靈峯洞等系列發現，清楚展示了華南早期礫石工業發展軌跡。礫石工業的傳統一直延續到舊石器時代晚期之初，從廣西的寶積巖、定模洞，到福建船帆洞，乃至雲貴高原西南端的雲南滄源硝洞，華南礫石工業的傳統皆清晰可見。然而到距今3萬年前後，華南各地石器組合呈現石片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從嶺南的白蓮洞、鯉魚咀、婭懷洞到南嶺以北的吊桶環、仙人洞等，華南地區這一階段的舊石器遺存皆由小形石片石器主導。甚至到東南大陸區也可以看到同樣情況。然而到距今2萬年前後，華南各地卻又普遍發生礫石工業的回潮。不過晚期的石器工業已明顯有別於長期流行在中國南方與東南亞地區的典型礫石工業傳統，已屬於華南與東南亞地區廣泛分佈的晚期或“非典型”礫石工業，在局部地區或被稱為“山韋”與“和平”工業傳統等。這一發展趨勢亦證實，華南舊石器文化，尤其是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遠非“簡單石核石片技術”或稱“石器技術模式一”所能概括，明顯有其獨特發展軌跡和複雜性。

北緯28度線以南的華南到東南亞地區，受熱帶、亞熱帶環境與更新世氣候變遷的影響，礫石石器成為這種環境中維持生計的狩獵採集人羣的主要工具，也因此形成中國舊石器文化南北二元結構的南方傳統。礫石工業不僅在華南，且更廣泛流行於東南亞廣大地區，在時間方面則幾乎是從更新世早期一直流行到晚更新世末，甚至到全新世。礫石工業長期持續與廣泛流行，給研究該地區的史前考古研究者帶來難題與困惑。華南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發展三階段及其與該地區長期流行的礫石工業傳統之間關係的釐定，不但為重新認識中國境內舊石器技術發展複雜性奠定了堅實基礎，也為研究東南亞地區更新世人類與文化提供了可資對比的框架。

華南舊石器時代晚期之初的多個重要遺址如船帆洞與硝洞等舊石器遺存的發現與研究，不僅直接展示了這些遺址居住者的活動與行為特點，也為探討華南與東南亞地區現代人來源問題提供了新證據。從船帆洞下文化層的大面積石鋪地面，到上文化層骨角等有機質材料工具製品等出現，皆反映出人類行為複雜化或現代性的特點，證實現代人在該地區已出現。硝洞最早和平工業遺存的發現，更顯示出華南至東南亞地區長期流行的礫石工業傳統與該地區舊石器晚期文化發展的密切關係，為探討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現代人來源等問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證據。而從白蓮洞、鯉魚咀、仙人洞與吊桶環等早期工作的多學科研究成果，到近年來婭懷洞、青塘黃門巖等考古新發現，則更完整展示出華南地區晚更新世末從狩獵採集向農業社會邁進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