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從權益黑洞到去技能化，外賣騎手還將面臨多少障礙？_風聞

文/陳根

自2020年起，關於外賣騎手羣體生存現狀的討論度和關注度上升。

2020年3月，“人物”一篇題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的深度報道展現了外賣行業中險象環生的現狀，幾乎引爆了全網。文章中，面對外賣市場的激烈競爭，平台持續地追求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採用大數據技術和人工智能算法，並在發掘人力極限的過程中，不斷降低送餐時限**。**

全行業外賣訂單單均配送時長在2019年比3年前減少了10分鐘。這個過程裏，超速翻車、逆行撞人、闖紅燈被撞等諸多交通事故頻發。網絡上充斥着對餓了麼、美團等外賣平台的撻伐之聲。算法等科技手段對外賣騎手的“盤剝”和系統平台的對外賣騎手的規訓，也讓外賣行業成為眾矢之的。

今年來，前有北京人社局副處長送外賣，體驗騎手真實生活；後有北大博士後陳龍為做研究，發表論文《“數字控制”下的勞動秩序——外賣騎手的勞動控制研究》。**然而，除了關注外賣行業的系統之難，外賣作為當前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模式結合的代表行業，**其所面臨困境卻遠未結束。

從權益黑洞到去技能化，外賣騎手，不止困在系統裏。

靈活用工成為權益黑洞？

不可否認，近年來，以平台經濟、共享經濟為代表的新業態發展迅速，網約車、快遞物流、外賣送餐、網絡直播等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催生了大量新型就業形態，外賣騎手就是其中的典型。

《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 》數據顯示，這些平台經濟、共享經濟中的服務提供者，總人數已達8400萬人，約佔中國人口總數的6%。這裏面，又有相當一部分人隸屬於組織型平台。對這類平台來説，平台方是整個勞務過程的組織者，勞務供需雙方分別與平台進行締約，至於二者之間，鮮有直接的締約行為。

具體來説，平台擁有完備的信息系統。消費者通過搜索引擎快速找到餐廳、下達訂單並選擇物流配送，最後通過在線支付劃轉貨幣，整個交易均在網絡上完成。網絡信息聯接着外賣商品的生產、流通、消費環節，成為不可或缺的生產資料。

在這樣的系統下，餐廳按訂單生產，騎手按訂單配送，生產、勞動方式以及勞動關係均發生了相應的轉變。外賣配送有餐廳自配送和平台配送模式，由於餐廳自配送需僱傭並管理騎手**，為節省用人成本，集中發展主業，餐廳往往把非核心業務即配送剝離，外包給平台（餓了麼、美團等）**。

平台獨攬配送業務後，改變了原來的中間渠道（用人單位），將傳統的“用人單位+員工”模式替換為“平台+騎手”模式，通過一定的法律手段，直接或間接地使用騎手，“即需即用，用完即散”。當前，騎手與平台間的用工關係主要有三種類型：專送模式、外包模式、眾包模式。

**專送模式是平台自營騎手，即全職騎手，與平台形成勞動關係。**專送騎手由系統派單，每單提成基本固定，不受距離影響。此外，專送騎手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有固定底薪，薪資月結。專送更注重服務質量，如“餓了麼”專送有“準時達”服務。此外，專送還有距離補貼和重量補貼等。

**外包模式則為補充平台直營（專送）騎手的運力不足採用的第三方團隊模式。**平台將業務外包給外包公司，如“餓了麼”平台將配送外包給“蜂鳥配送”，騎手由外包公司自行招募，與外包公司建立勞動關係。騎手以勞務派遣等形式輸送入平台，騎手與平台間只存在用工關係，無直接勞動關係即用人關係。

**眾包模式即平台“向大眾外包任務”，把過去由其組織內部員工執行的配送任務，外包給非特定的騎手，美團、蜂鳥等都有自己的眾包配送系統。**眾包騎手無需受僱於固定的用人單位，只需登陸APP、註冊帳號，即可搶單配送。眾包騎手多為兼職騎手，實行搶單制，由餐廳派單，騎手競爭搶單，手快則單多，送單多則掙錢多，不搶單則零收入。

眾包模式成為當下外賣騎手的主流模式。然而，眾包模式也使得眾包騎手面臨着權益黑洞。一方面，平台與騎手間是否為勞動關係，成為當前眾包騎手用工繞不開的棘手問題。眾包模式下勞動者由於工作時間自由、一般不以外賣配送作為唯一收入來源、工資發放時間不固定，實務中往往不將眾包騎手與單位之間的用工關係界定為勞動關係。

目前，勞動關係尚無明確的法律定義，且勞動關係與諸如勞務、合作、僱傭關係等其他民事法律關係邊界、區分規定不詳。大多數平台不與騎手簽訂勞動合同，我國勞動法律對事實用工關係的判定嚴重滯後。除專送外，其他騎手身份定位依然面臨組織從屬性弱化，為誰提供勞動認定困難；人格從屬若即若離，接受誰的管理難以界定的問題。

**另一方面，由於目前外賣騎手大多與第三方機構簽訂“合作協議”，而非勞動合同，**這就使得外賣騎手進一步陷入權益困境。比如，外賣巨頭的行業報告顯示，註冊外賣騎手人數已達600萬。而中國社科院2020年11月在北京進行的調查顯示，受訪外賣騎手六成以上沒有社保。有社保的騎手多為兼職，是原單位交的社保，或是騎手自行繳納。

親身體驗了5個半月外賣員生活的北大博士後陳龍也在論文中提到，“在互聯網平台行業，控制權的重新分配使平台公司更易擺脱勞資關係和僱主責任”。據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1年4月發佈的數據，在新業態用工引發的勞動爭議案中，有58.74%的案件（84件）因從業人員要求確認勞動關係引發，而在這些案件裏，用工企業為從業人員依法繳納社保的只有6件。

就這樣，浩浩湯湯的外賣騎手們，“裸奔”在了用工權益的邊緣。

 去技能化危機隱現

事實上，外賣騎手作為一種職業選擇，時間並不長。然而，作為新藍領職業之一，外賣則因其較高的工資收入，工作時間自由等優勢一時成為眾多“打工人”青睞的職業。從困在流水線上的產業工人，到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獨行騎手，“自由”成為騎手們提的最多的詞。

在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勞動力人口逐年減少、經濟結構向第三產業轉型升級等多方因素作用下，外賣騎手羣體正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與此同時，2020年的疫情也在改變着藍領羣體的就業考量，錢多、離家近、自由度高等因素逐漸被重視。所以，新冠疫情困擾下，中國外賣騎手卻不減反增。

不僅如此，作為一種全新的靈活就業形式，外賣騎手吸納大量勞動力。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其數據尤為突出。 2015年，美團的註冊騎手只有1.5萬人，但根據美團披露，僅2020年1月20日至3月18日，美團就新聘騎手33.6萬人。如今，這個數字已達1000萬。美團和餓了麼是中國兩家最大的外賣平台，聯手佔據了中國外賣市場九成以上份額。

在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的加持下，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快遞小哥等靈活用工模式在促進就業、擴大內需、提振經濟方面發揮了積極推動作用。2020年，DCCI曾發佈了一份《新藍領就業與生活狀況研究報告（2020）》，報告中指出，分別有38.3%、42.8%、40.3%的快遞員、網約車司機、網約配送員，平均月收入超過9千元。這同樣高於2020屆大學畢業生首份工作起薪。

可以説，對於整體中國經濟而言，這一類新職業正逢其時。2016年，中國GDP增速降到7%以下，開啓了“六時代”，並且逐年放緩。但同期，失業率卻沒有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包括餐飲外賣在內的平台經濟發展。

然而，在外賣平台經濟呈現就業繁榮的背後，外賣騎手的高流動率似乎也暗示着外賣平台經濟存在的問題與挑戰。不同於工業時代，工人可以通過職業技能提升，成為熟練工，有一定晉升空間。在算法加持下的互聯網時代，對於個體而言，職業技能提升不僅無利益，而且有害處。

北大博士後陳龍的研究中就曾描述“去技能化”的內部機理——每到飯點，中國人民大學知行公寓樓下總會有大量騎手等候學生取餐。由於學校只允許騎手從北門入校，所以平台的限時測算依據一開始是從北門騎行進入的時間。後來，騎手們在“搶時間”的過程中發現，步行走側門能節省幾分鐘，平台通過算法監測到後，就縮短了配送時間。

也就是説，騎手們的努力工作、發揮主觀能動性節省出來的時間，並沒有給自己帶來多賺錢或者休息的機會，平台在壓縮時間上永不滿足。換言之，如果一名騎手通過經驗和送餐技能的提升，降低了送餐時間，他短暫獲得的職業優勢，會迅速被算法捕捉，並自動成為新標準，逼迫所有外賣騎手共同提升。因此，通過個人努力提升技能，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會造成外賣員整體“內卷”。

此外，從勞動層面看，外賣行業仍具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特點，勞動力需求量大，技能要求低，勞動替代性高。而從技術層面看，外賣行業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的探索與應用迅速發展，並具有替代腦力思考的趨勢。在勞動密集型和信息技術應用的影響下，外賣行業呈現出低技能要求與高技術發展交織的複雜態勢。

外賣行業在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的同時，也限制者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提升。平台的准入門檻低，技術性不高，吸引了許多低技能勞動者就業，這使得勞動者不需要提升技能就能完成目前的工作，缺乏市場機制對人力資本提升的倒逼。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湧入外賣行業，當越來越多外賣騎手的工作年限的增長不再能促進勞動者技能的積累時，平台勞動者將面臨與傳統勞動力市場脱節的問題。

人工智能技術總有完全成熟的一天，那意味着，低技能勞動者將會面臨更加嚴峻的就業問題，這是困局之外的困局。

外賣行業走向規範必然

 “無社保”意味着缺乏保障，“去技能化”的職業意味着沒有前景，兩者的疊加正醖釀着外賣騎手羣體的職業風險，使得千萬級的外賣騎手羣體在未來面臨陷落的可能。外賣騎手等職業的規範化成為整個行業發展的必然。

首先，從平台設計來看，在圍繞外賣騎手困境的討論中，改善騎手的激勵和獎懲機制是人們關注的一個焦點。在此過程中，值得重點關注的是，這套**“最優”方案只是在給定的歷史數據和預設的模型參數下、通過模擬現實得到的“理想值”或者“樂觀值”****。**

藉助於大數據處理技術，平台可以對所有騎手的所有訂單進行服務能力評價，並進行動態化調整。以等級獎勵為例，等級獎勵以周為計算單位，每位騎手的本週的送餐數據將決定騎手下週的峯值。騎手想要維持較高的峯值，獲得優先派單的機會，就必須一直處於少超時、少差評的水平。

而在基於人工智能算法的外賣配送系統中，從顧客成功下單的時刻起，該系統便會自動化計算最優的訂單分派和騎手配送路線，並且預測訂單的“預計送達時間”，然後以此考核騎手的“準點率”。一旦訂單配送超時，騎手們將面臨降低收入甚至淘汰出局的懲罰。

因此，面對複雜多變的現實場景，外賣騎手的激勵機制需要具備容錯性和靈活性，幫助外賣騎手抵抗已知或者未知的市場不確定性帶來的負面衝擊，降低外賣騎手收入的波動，這不僅有助於提升騎手們的福利水平，也將會增強平台的總體運力。

其次，從企業角度來看，藉助於信息技術的進步和大數據處理技術的發展，平台公司建立起互聯網平台交易的信息鴻溝，並實現了信息壟斷。勞動者想要進入平台勞動力市場就必須依附於平台寡頭，且必須遵守平台制定的規則體系。佔據絕對優勢地位的平台，制定了定價體系、獎懲制度和服務能力評價規則。

而想要外賣騎手等職業走向規範化，正當的市場競爭必不可少。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平台之間的自由競爭將會影響平台選擇最優的騎手激勵機制以及運營流程和算法。然而，競爭形成的市場結果並不一定能夠實現社會各參與方的福利最大化，可能陷入“囚徒困境”的局面。

例如，如果一個平台沒有嚴格遵守法規制度，漠視騎手權益，那麼，為了維持甚至擴大市場份額和利潤，其競爭對手很有可能也不會選擇嚴格遵守法規制度和提升騎手權益。為此，企業應負擔其社會責任，良性競爭。這也提示監管部門應該充分考慮多平台競爭的市場環境，以問題為導向制定相關法規，對平台有所監管。

最後，精準的政府監管對外賣行業實現可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社會保險法規定，用人單位應當自行申報並按時足額繳納社保費。用人單位既未足額繳納社保費且未提供擔保的，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可以申請法院查封、扣押、拍賣其價值相當於應當繳納社保費的財產，以拍賣所得抵繳社保費。

這意味着，相關部門需要加快出台法律法規，明晰包括外賣騎手在內的自由職業者與共享經濟/零工經濟平台之間的勞資關係，對全職騎手與兼職騎手的法律地位進行清晰的分類，界定相應的權利和義務。並且，交管、人社、應急管理等相關部門應當督促和加強對平台和騎手的資質審核和安全培訓。

互聯網平台效率的提高得益於技術的發展、大數據的分析整合能力和對勞動者的控制。在大數據分析計算能力不斷提升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術體現出智能決策、人機交互和個性化指導的優勢，對於工作效率的提高具有積極效應。但也只有技術帶來的效率提高真正輔助於人類，釋放善意，社會才能夠合作共贏，全體人類福利水平也才能真正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