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互稱“同志”史考（上）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06-18 10:18
作者簡介
馬保奉 1965年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入外交部禮賓司；長期參與駐華使館管理、國賓接待、我國家領導人出國訪問禮賓工作；其間，曾在駐捷克斯洛伐克使館、駐列寧格勒總領事館、駐塔吉克斯坦使館供職。歷任秘書、副處長、領事、政務參贊。
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至1991年末蘇聯解體，42年間中國與前蘇聯保持了“同志”稱呼。兩黨、兩國關係曾由友好變成敵對，1989年後逐漸恢復了國家正常關係。在雙方關係惡化時期，“同志”稱呼經受了“嚴重考驗”，但基本上是勉強維持了這一稱呼。蘇聯解體，蘇聯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中俄國家領導人和外交人員之間的稱呼也隨之改變。
稱呼“同志”源自共產黨的習慣
我國古書上很早就出現過“同志”字樣。不過在我國古代，“同志”一詞的含義與今天完全不同，常常被用做是同性戀的意思。只是到了晚清，孫中山組織革命黨，領導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運動，在革命黨內部彼此以“同志”相稱。
於是“同志”一詞在我國獲得了嶄新的意義，即“志同道合”的人，為共同的理想、事業而奮鬥的人，特別指同一個政黨的成員。後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等都先後在各自黨內通用“同志”一詞。
俄文中“同志”，其含義與中文“志同道合”一樣。在俄國沙皇統治時期，處於地下秘密活動的俄國革命黨人中間，就已流行“ТОВАРИЩ ”這個稱呼了。他們除了彼此互稱“同志”，也常以“同志”來稱呼擁護革命的普通勞動大眾，在當時具有鮮明的進步意義。因為在俄文中與該詞對應的是“ ГОСПОДИН”（先生），那是對富人、社會地位較高人士的稱謂。
◕ 十月革命期間，扛起標有“共產主義”標語，在莫斯科街頭行軍的士兵。
十月革命後，“同志”這個詞被世界各國共產黨人廣泛採用，在共產黨人帶領勞動人民羣眾，爭取自由、解放、幸福的鬥爭中，“同志”一詞起到過巨大的鼓舞作用。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民族民主革命直接受到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列主義”。中蘇兩黨都以馬列主義為自己的指導思想，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目標，因而就有了稱呼同志的共同基礎。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早就建立了密切聯繫，毛澤東同斯大林的文電來往中都互相稱對方為“同志”。
請看1949年10月20日毛主席給斯大林寫的一封信：
◕ 斯大林同志：
茲介紹王稼祥同志給你。王稼祥同志到蘇聯的任務，除擔任我國駐蘇大使，並以我國外交部副部長資格兼管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一般外交事務外，同時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資格（他是我黨的中央委員），和你及聯共中央接洽有關兩黨之間的事務。請你及聯共中央同志們站在同志的立場上隨時對他給以指導，使他的工作獲得較多和較好的成就。我在這裏預先向你表示敬意。
致以同志的敬禮！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於北京
新中國初期雙方曾互稱“先生”
儘管中蘇兩黨領導人早已互相稱對方為“同志”，然而新中國成立初期，卻出現了一種不正常現象：在中蘇兩國來往的正式文件中互相稱呼“先生”。
首先，中國方面對蘇聯發的第一份外交文件中首次出現了“先生”的稱呼，如1949年10月1日，周恩來外長致蘇聯駐北平總領事齊赫文斯基的信：
蘇聯駐北平總領事齊赫文斯基先生：
茲通知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發表了公告。現具函將此公告送達給您，並希望您轉給貴國政府。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建立正常外交關係是必要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長周恩來
1949年10月1日於北京
第二天，即1949年10月2日，蘇聯就通過其廣播電台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10月3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什維爾尼克簽發致毛澤東主席的國書，任命羅申為蘇聯首任駐新中國大使。在該國書中蘇聯方面首次對新中國領導人使用“先生”稱呼。國書抬頭為：“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先生”。
◕ 圖源：《建國初期的外交部》
接着，新中國對蘇方領導人稱呼“先生”的第二件外交文書出現了，那是新中國首任駐蘇聯大使王稼祥的國書。國書中不僅稱“先生”，而且還加上“閣下”，國書的抬頭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史維爾尼克先生閣下”。
國書由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外長於1949年10月20日簽發，兩人的簽名下方還分別蓋有個人印章。這是新中國對外簽發的第一份國書，因此編號為：國字第壹號。
◕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訪問蘇聯，在抵達莫斯科車站時，受到蘇聯黨政領導人的熱烈歡迎。
在蘇聯方面，另一些稱呼中方領導人為“先生”的顯著例證，出現在1949年末毛主席首次訪問蘇聯時。
那次訪問期間，儘管毛澤東和斯大林在口頭上互相稱呼對方為“同志”，但蘇聯媒體在報道時，卻稱毛澤東為“先生”。如當時《真理報》是這樣報道的：“毛澤東先生抵達莫斯科”；“約·維·斯大林接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先生”。
更有意思的是，訪問期間毛澤東參觀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該院院長彼得·波斯別洛夫在致歡迎詞時，也稱毛澤東為“先生”。
為什麼會出現“先生”字樣
大家都是共產黨人，本來應該互相稱呼“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尚未掌握全國政權以前，中蘇兩黨人員，都是這樣稱呼對方的。然而新中國成立以後，雙方在互相稱呼對方時卻都謹慎起來了。這是為什麼？
我對這種矛盾現象的理解是，雖然按照黨的關係，應稱“同志”，可這是國家關係。新的共和國剛剛成立，在對外交往無先例可循的情況下，認為寧可保守一點比較穩妥。再説，中國傳統的影響，即對有地位、有文化的人士應當稱其“先生”，以示尊重。
中國共產黨剛從解放區進城不久，仍遵循着這個傳統，所以周恩來稱蘇聯總領事“先生”。至於對外國的領導人，更應尊重，這是外交禮節的需要。於是，在蘇方任命羅申大使國書稱呼我方領導人“先生”的基礎上，我方稱對方領導人時又特意加上“閣下”。在國際交往中，以“先生、閣下”的尊稱稱呼對方領導人，早已成為慣例。
◕ 毛澤東與斯大林
在蘇聯方面來説，中共掌握政權以後，毛澤東帶領中國會走什麼道路？是走向社會主義還是走向資本主義？斯大林心中並無絕對把握，不敢貿然行事。
當時的南斯拉夫就是明顯例證，在斯大林看來，鐵托雖然自稱是共產黨人，但同蘇聯並不一致，所以不把南看作“同志”。於是在1948年6月28日，蘇聯操縱共產黨情報局，宣佈把“鐵托集團”開除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國的毛澤東將來會不會走南斯拉夫的老路呢？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蘇聯對新中國的發展方向尚有疑慮，而這種疑慮也並不是毫無根據的。事實上早在1947年，毛澤東就表示了對南斯拉夫的某種嚮往，如那年11月30日他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説，中國革命勝利後將仿照蘇聯、南斯拉夫的一黨制。
中蘇兩國領導人在口頭上互稱同志，而在書面上又稱先生，這只是發生在1949年的最後三個月中，即兩國關係最初磨合期的一段插曲。此後雙方很快都做了調整，不論在兩黨之間，還是在國家關係中，不論在口頭上還是書面中，便將“同志”作為唯一普遍使用的稱呼了，一直維持到1991年蘇聯解體，維持到蘇聯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
◕ 1949年，劉少奇訪問蘇聯期間在莫斯科賓館的辦公室裏。
當然，除了“同志”之外，新中國成立前後幾年中，中國人還稱呼蘇聯為“老大哥”。中國領導人首次稱呼蘇聯為“老大哥”，是在1949年7月劉少奇訪問蘇聯時。
當劉少奇在斯大林為他訪問舉行的宴會上稱蘇聯為“老大哥”時，斯大林曾謙虛地説：“但願弟弟能趕上和超過老大哥。這不僅是我們大家的願望，而且也是合乎事物發展規律的，後來者居上。”
兩國關係惡化時期的稱呼
1959年至1989年中蘇關係惡化，經歷了論戰、對抗甚至武裝衝突，但誰也沒把對方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雙方對對方基本上仍維持着“同志”稱呼，但是中間經歷過很多尷尬。
◕ 蘇聯《真理報》頭版刊登了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發表的對華關係講話。圖源：《別樣風雨情緣》
勃列日涅夫黨政時期，是中蘇關係最困難的階段，即使在那時，蘇聯仍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1982年3月24日，他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在中亞塔什干發表長篇講話，講話中雖然仍舊攻擊中國，但卻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説，中蘇共產黨人仍有互稱“同志”的基礎。
開始，1959-1969年，中蘇兩黨從意識形態分歧、論戰，逐漸惡化到國家關係，雖然都承認對方為“同志”，但互相指責對方背叛馬列主義，中共稱蘇共領導為“修正主義”，後來簡稱“蘇修”，對方則回敬中共為“教條主義”“毛主義”。
1969年3月中蘇在邊境地區珍寶島發生武裝衝突，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即使在這一時期，雙方仍堅持稱對方為“同志”，如當年9月11日，周恩來應蘇方要求，在北京機場會見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討論了兩國關係的緊迫問題，特別是邊界問題。
我作為禮賓司工作人員參與安排了那場會見活動。周恩來在機場迎接柯西金，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您好嗎？柯西金同志！”
1969年至1989年，兩國進入對抗和談判時期。有人用三個“一”形容這20年中蘇兩國關係，即“一個使館，一架班機，一列火車”。作為維持兩國國家關係的使館，其工作條件是相當困難的，門口“警衞”嚴密把守，使館人員外出有人跟蹤。雙方的外交人員接觸主要是互相遞交抗議照會。而來往於莫斯科、北京的班機，旅客寥寥；特別是火車，經常是空空如也，有時一節車廂裏只有一兩個旅客。
這個時期雙方互相攻擊對方更加嚴厲，中方給蘇方扣的帽子有：新沙皇、蘇修叛徒、社會帝國主義等；而蘇方回敬中方的則是：軍事封建專政、毛分子、毛派等。
◕ 1949年10月16日，蘇聯首任駐華大使羅申向毛澤東主席遞交國書。
在這段漫長的困難時期，彼此的外交人員在接觸中都儘可能避開“同志”稱呼，而由於沒有適當稱呼代替，所以在不得已時，“同志”一詞偶爾也會出現在口頭上，雖然雙方在內心裏誰也不把對方看成是“同志”了。
那些年我在外交部禮賓司工作時，常常稱對方的職務，以便避開“同志”。稱職務，在中文中顯得更尊重對方，可是在俄語和其他外語中，光稱職務而沒有尊稱是説不通的，讓人感到很彆扭。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