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學好英語，講好歷史，很重要_風聞

出品 | 外宣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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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讀“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出者Graham Allison的著作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書中談到中國的“愛國主義”，有句話講得很犀利，很有“歷史眼光”：

…nurtures a patriotism grounded in victimhoodand infused with a demand for payback.

Graham 認為，中國的“愛國主義”背後藏着中國人內心深處的兩個“心理情結”：“受害者心態（victimhood）”與“復仇欲（payback）”。

從晚清鴉片戰爭至新中國成立近百年的時間裏，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與屈辱：不平等條約、火燒圓明園、日本侵華……因此，我們常説“百年屈辱（a century of humiliation）”。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以及近代的“百年屈辱”也造就了特別有歷史觀、特別講歷史觀的中華民族。

中國的現代化強國之路其實就是從百年屈辱史開啓的。今天，中西對立的很多問題其實都繞不開這兩個“心理情結”。很多問題，無論是香港、人權、脱貧，還是更宏觀的“中國夢”“民族復興”等，都需要站在歷史的角度才能説透。

像Graham Allison這樣的哈佛精英可以用深厚的“歷史觀”透徹地看問題、看中國，但國際傳播的重點對象——“（立場）中間羣眾”——對中國的認知還是比較表面化。

在今年這個黨史、歷史學習年，國際傳播工作者善用“歷史觀”去闡釋、回應某些問題，換言之，輸出一點“歷史觀”，很有必要。

官方媒體在這方面其實也下了不少功夫，但“落地效果”常常不盡如人意。當我們尋求突破之道時，不得不正視那個有些老生常談的問題：國際傳播中的“身份”問題。

實踐中，同樣的話，同樣的邏輯，不同身份的主體講出來，效果往往差別很大。比如，16日，蔡崇信回答CNBC記者關於香港問題的提問時，便從鴉片戰爭娓娓道來，給外國記者一個“歷史視角”，也間接呼應了Graham 提出的那個“victimhood ”。

在文刀君看來，他的回答單從內容上並無新意，但是他的“身份”給內容增加了幾分力量。為何？

原因恐怕還是在老生常談的“中西差異”四個字上。

中西方在意識形態、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諸多差異，這直接導致民眾的思維方式差異。西方的政治文化決定了西方社會的一個基本特點：對個人自由的寬容度較大，而對官方聲音的警惕性較高。

不妨以西方代表美國為例。美國司法史上有一個經典案例：科恩訴加利福尼亞州案。1968年，19歲的科恩為了表達對越南戰爭的不滿，穿着一件帶有“Fuck the Draft（去他媽的徵兵）”字樣的夾克在洛杉磯法院走廊裏晃悠，當時走廊裏有不少婦女和兒童。按照加州法律，科恩此舉涉嫌尋釁滋事，因此受到加州法律懲罰。科恩不服，官司一路打到美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以5:4推翻了加州的判決。

哈倫（Harlan）大法官在代表多數派撰寫的意見書裏這樣寫道：“一個人的粗話是另一個人的抒情詩（one man’s vulgarity is another’s lyric）”。“美國政治體系的基石是個體的尊嚴與選擇自由”。

在“時刻警惕政府越線干預個人”的政治文化薰陶下，西方社會從個人到媒體，很容易對有官方背景的聲音產生質疑，常常將其視為“以刻意影響他人為目的”的“虛假宣傳（propaganda）”，無論這個聲音來自中國官方還是美國官方。

這就不難解釋為何某些官方“出海”行為容易“觸礁”，容易被某些外媒貼上“propaganda”的標籤。

是否重視差異，是否尊重差異，是否善用差異，關乎中國故事、中國話語能否“成功落地”。

在中西兩種文化裏徜徉的國際傳播工作者不難發現，西方政治文化薰陶下的廣大受眾一聽到官方媒體在某些問題上“萬馬齊鳴”般的發聲，會膝跳反射般質疑：這是“propaganda”？哪怕官方講的是熊貓和大象。

隨着中國日漸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國國內的“一顰一笑”越來越受到外部關注。移動互聯網時代，很多事情又可以輕鬆突破國界，國內的熱搜話題常常成為外媒報道中國的素材。

對國際傳播工作而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壞”在形勢越來越複雜，任務越來越艱鉅。“好”在參與的主體日漸多元，傳播手段日漸高明。

五月底，中央就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提出了一個目標：

“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也再次強調了一個任務：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首先必須承認，目標很宏大，任務很艱鉅。雖然外宣、外交在改變話語風格、構建話語體系等方面依然大有可為，但目標的實現絕非外宣、外交任何一個系統能獨立完成的。

還要認識到，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講述者身份（identity）的“立體”與故事內容（content）的“立體”同樣重要。身份對了，有時候可起到“一句頂一萬句”的功效。破除偏見，僅靠官方苦口婆心地“解釋”與“回應”遠遠不夠，有時甚至適得其反。講故事的主體勢必要走向多元化，非官方的個體大有可為，不但“有為”還能“有效”。

從這個意義上講，新時代的中國人，學好英語很重要，如果能學以致用，懂文化差異並善用一點“歷史觀”去解讀中國，講述中國故事，更是國之幸事。

機會無限，挑戰也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