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榮｜中國哲學的現代走向：反思與展望_風聞

楊國榮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一

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中國哲學經歷了衍化和發展的過程。中國哲學的這種變遷當然並非憑空而起，它乃是以整個中國近代哲學演進過程為其歷史前提：20 世紀後半葉以來的發展與此前中國近代哲學的過程彼此關聯。與之相聯繫，考察 20 世紀後半葉以來的哲學歷程，首先需要簡略回顧整個近代中國的哲學演化過程。大致而言，中國近代哲學的衍化呈現兩重形態。其一，借用馮契先生的看法，其演進表現為哲學的革命進程。其二，中國近代哲學又呈現走向現代的趨向。

從哲學的革命進程看，中國近代哲學展開為多重方面。在人道觀上，中國傳統哲學首先關乎對歷史的理解。以歷史觀而言，傳統哲學對歷史的理解往往與變易觀念相聯繫，同時，其特點往往在於通過回溯過去以指向理想之世。到了近代，變易的歷史觀開始與進化論相結合，面向過去的回溯，轉換為對未來的展望。由進化論，又進一步演化為唯物史觀，從社會經濟的變動考察歷史過程，成為新的歷史視域。人道觀同時涉及何為人、何為理想之人等問題，後者所指向的，是理想人格的學説。從主流的方面看，傳統的理想人格主要以聖人為形態，而人格的培養則以“成聖”為目標。比較而言，中國近代更多地追求人格的多樣形態，包括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從天道觀角度看，傳統意義上的天道觀的特點是基於直觀和思辨，通過理氣關係、道器關係、心物關係等辨析，以構造某種思辨的系統。近代以來，對自然、世界的認識越來越趨向於基於科學發展的理解。思辨的形而上學，開始轉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辯證法與唯物論的結合，則賦予宇宙觀、世界觀以新的內涵。

從認識論角度看，傳統的知行觀主要涉及對個體日用常行以及倫理踐行和倫理原則的思考，到了近代以後，知行之辯開始轉向以廣義上的實踐為基礎的認識理論，認識的對象，也不再限於日常生活和人倫關係，而是同時指向更廣的世界。基於實踐的這種認識理論，可以看作是對僅僅關注日用常行、倫理踐履的一種超越。進一步，認識論上的知行之辯與心物之辯，逐漸引向“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

就哲學的現代走向而言，近代哲學的演化過程首先表現為實質意義上的體系開始向形式的體系轉化。馮友蘭先生曾經區分了實質體系與形式體系。實質體系主要側重於圍繞某個核心觀念展開相關哲學思想。形式體系則注重在形式化的系統中，通過概念的重重辨析、理論的層層推演而展開較為嚴密的哲學構架。中國哲學在古典形態下主要側重於實質體系。到近代以後，形式化的體系開始得到較多的關注，實質意義上的古典哲學逐漸趨向於近代的形態。

馮友蘭

與以上轉換相聯繫，傳統的天道觀開始轉化為現代意義上的本體論或形而上學理論；傳統的知行觀則演化為現代意義上的認識論，後者注重考查認識所以可能的條件，認識過程展開的不同環節，包括感覺、概念、推論，等等；與知行之辯相關的名學，則開始轉化為現代意義上的邏輯學。相應於以上過程，傳統意義上的人道觀進一步展開為現代形態的倫理學、歷史觀，其中的治道或所謂“外王之道”，則逐漸轉換為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如此等等。

中國近代哲學的以上趨向，包括前面提到的革命進程與現代走向，在 20 世紀後半葉以來的演化過程中並未中斷，事實上，它在某種意義上依然得到了延續。就哲學的革命進程而言，1949年以後，哲學革命延續的重要表徵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逐漸在哲學的各個領域中佔據主導地位，後者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哲學革命的深化。到了 20 世紀 70 年代末，出現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這既是近代哲學革命的進一步延伸，又展現為哲學革命新的形態，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再次確認，則是其積極的成果。在理論層面上，這樣的討論也許沒有提供很多新的看法，但在實踐上又確實產生了重要影響：它在某種意義上成為開始於 20 世紀 70 年代末的中國社會變革的先導。恩格斯曾經提到，哲學革命可以成為政治革命的先導。哲學變革與社會變革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看作是哲學革命進程的延續與深化。

就哲學的現代走向而言，20 世紀後半葉以來，倫理學、美學、邏輯學、認識論等哲學的分支，在不同層面上都得到了現代意義上的具體考察。在 20 世紀 50 年代，先後有關於形式邏輯、美學等問題的討論，在中國哲學方面，也有對中國哲學中的不同人物，如孔子、老子、莊子等人物的研究。到 20 世紀末，中西哲學的互動再度成為引人矚目的景觀。縱觀 20 世紀的思想衍化過程，可以看到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20 世紀初，隨着西學東漸的推進，中西哲學之間開始了某種互動的過程；20 世紀中葉以後，隨着馬克思主義哲學主導地位的確立，西方哲學逐漸走向沉寂，然而，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中西哲學的交流、互動再次成為一種引人關注的歷史現象。這一時期，中國哲學的研究與西方哲學的研究呈現某種同步的現象，西方主流的現象學、分析哲學不僅都在中國哲學中得到傳播，而且在各個方面得到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進一步看，20 世紀 50 年代後，哲學的革命進程與哲學的現代趨向之間往往呈現互動的格局。以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一方面，古典的中國哲學得到了系統性的、現代意義上的梳理，在專題的研究和不同觀點的爭鳴中，出現了各種形式的中國哲學論著，這可以看作是中國哲學走向現代的具體成果。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以前，哲學的近代走向同時也受到了哲學革命進程中某些教條化的影響，如以兩軍對戰（形而上學與辯證法、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作為梳理哲學史的模式，後者深深地影響着 20 世紀後半葉中前三十年對哲學史的研究。在這裏，哲學的革命進程與哲學的現代走向在另一種意義上呈現相互關聯的形態。

在這段時期，各個具體領域中也出現了多樣的研究成果。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等各個哲學的分支，都可以看到不少研究論著。同時，在哲學理論方面也有較為個性化的研究，後者同時以較系統的理論建構的形式呈現，這方面兩個代表性人物即馮契和李澤厚。馮契提出“智慧説”，其內容集中地體現在他的《智慧説三篇》中。《智慧説三篇》由三部相互聯繫的著作構成，這三部著作即《認識世界和認識自我》《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馮契對認識論作了廣義的理解，認為它不應限於知識論（the theory of knowledge），而是應研究智慧的學説（thetheory of wisdom），要討論元學（形而上學）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等問題。這裏既涉及具體經驗領域的知識，又涉及關於性與天道的智慧，元學與知識論統一於廣義的認識論。馮契肯定，邏輯思維能夠把握具體真理：人能夠在有限中認識無限，在相對中揭示絕對，而這一過程即表現為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就對象而言，通過如上飛躍，自在之物不斷化為為我之物；就主體而言，精神由自在而自為，自然賦予的天性逐漸發展為自由的德性，從而達到理想的人格。從無知到知又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既是知識論的問題，又是元學或本體論的問題；以廣義的認識論為基礎，馮契先生對知識論與本體論作了溝通，並由此展示了統一本體與現象、名言之域與超名言之域的獨特思路。

馮契：《邏輯思維的辯證法》

李澤厚不僅構建了歷史本體論，而且提出了許多為人所熟知的命題。如經驗變先驗，即經驗形態知識可以逐漸提升為一種普遍的概念形式；歷史建理性，即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在運用工具的活動中可以逐漸形成理性知識並提高人的理性能力；心理變本體，即人的心理趨向可以沉澱為人的內在心理本體。肯定心理本體的理論意義之一，在於回應現代哲學中消解本體的哲學趨向。在現代哲學中，實用主義便往往由注重特定的問題情境、將概念加以工具化而表現出對哲學意義上的精神本體的消解。從現實的認識和實踐過程看，內在的本體是不可忽視的，中國傳統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中對工夫與本體的關係討論，也涉及這一方面。在中國哲學的語境中，本體指涉的是內在的意識結構，它以價值取向和知識觀念為內容，其意義不同於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實體。對中國哲學而言，工夫的展開需要以精神本體為內在依據。從實質的層面看，心理變本體之説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對中國古典哲學以上思想的現代提升。

二

從以上方面看，在 20 世紀後半葉以來的哲學現代演進中，中國哲學確實取得了多方面的積極成果。然而，如果撇開紛繁多樣的哲學衍化現象，從更為內在的深層考察 20 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哲學發展的趨向，便可以發現，儘管哲學的演進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果，也出現了一些具有創造意義的哲學系統，但總體上，這一過程中仍然存在着需要加以反思的趨向。具體來説，這種趨向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哲學向哲學史的還原。從總體上看，20 世紀後半葉以來，無論是中西哲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其關注的重點始終主要是哲學的歷史而非哲學理論本身。馬克思主義哲學雖然通常被視為哲學原理，然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探討仍然主要關注歷史上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包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思想，而對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理論內涵，卻缺乏較為系統的、創造性的探討。從更廣的視域看，哲學領域中包含的問題，往往古老而常新 ：古希臘、中國先秦時期所提出的問題，在後世都不斷地被審視並重新加以討論，可以説，每個時代都以不同的方式關注以往的哲學問題並對此作出新的理解。從本體論上看，中國哲學主要以性與天道方面的論題為關注點，西方哲學則常常指向何物存在、如何存在等問題，這些具有形而上學意義的問題，都是哲學研究之域題中應有之義。但是，在哲學向哲學史還原的格局之下，這些理論問題卻難以在新的歷史背景中得到深入的探討。從倫理學層面看，何為善，如何理解道德實踐，道德中的德性和規範關係如何定位，道德實踐的主體、自由人格如何培養，等等，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也沒有得到十分系統的討論。在認識論上，雖然對某些認識環節已有若干考察，但是在創造性地對認識過程的研究和把握方面，仍顯得比較薄弱。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20 世紀後半葉以來，沒有出現一部類似於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的認識論著作。

如果對 20 世紀後半葉以來的中國哲學與現代西方哲學，尤其是分析哲學，做一比較，便可發現一個饒有趣味的現象：較之 20 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哲學表現出的將哲學還原為哲學史的傾向，現代西方的分析哲學呈現相反的立場，即趨向於將哲學史還原為哲學。分析哲學對哲學史的問題往往並不十分關切，其關注之點主要指向當代分析哲學共同體中所提出的問題，如果涉及哲學史，也常常是因為需要解決當代哲學關切的問題。可以看到，分析哲學的總體取向是關注其所謂的哲學問題而疏離於哲學史，這種將哲學史還原為哲學的傾向與中國 20 世紀後半葉以來將哲學還原為哲學史的趨向，表現為不同的哲學進路。從哲學之思看，兩者都呈現各自的偏向。

人的存在和世界之“在”，都包含多方面需要探究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考察首先需要以哲學史為背景：離開哲學史的反思，便無法對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做出有推進意義的把握。哲學不能從無開始，它總是以歷史上的哲學家的研究成果為出發點，並表現為相關思考的延續和展開。另一方面，哲學的研究又始終不能遺忘對哲學理論問題本身的關注。如果把哲學的理論問題推向邊緣，僅僅關注歷史上的哲學家的工作，便容易限定於對歷史材料的羅列梳理而缺乏對問題本身的深層理論思考。就此而言，無論是將哲學史還原為哲學，還是把哲學還原為哲學史，都需要加以揚棄。

20 世紀後半葉以來哲學發展中的第二個問題，是哲學趨向於專業化、學科化。倫理學、邏輯學、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科學哲學或自然辯證法，等等，都作為二級學科而彼此相分；一般哲學系中建立的教研室，也是基於二級學科的劃分。二級學科的這種區分，是哲學學科化、專業化的外在體現，而哲學的學科化與專業化，則關聯着哲學的知識化。如所周知，哲學的本來形態，表現為智慧的追問和智慧之思，作為現代漢語的“哲學”是對西語“philosophy”的翻譯，而“philosophy”則涉及智慧。中國古代哲學雖然沒有“智慧”這一現代術語，但它以性與天道的考察為指向，性道之學可以視為“philosophy”的中國古典形態，其實質的內涵也指向智慧的追求。與智慧相對的是知識，知識與智慧展現為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相對而言，知識的進路主要表現為以分門別類的方式去理解世界，科學可以視為其典型的形態。然而，世界在被知識加以分解之前，其本身並不是以此種彼此分界的方式呈現，僅僅停留於知識的進路，顯然難以真實地把握世界：對世界真實形態的理解，需要跨越知識的界限。智慧在實質上即體現了跨越知識界限以理解世界的進路，哲學之所以必要，也在於它以智慧的方式追問、思考世界。然而，當哲學趨向於學科化、專業化之時，其以智慧追求的方式把握世界這一內在意義便會逐漸退隱，哲學本身則容易由此被降低為知識。事實上，這種現象在哲學的現代衍化中便不難注意到。就哲學研究者而言，常常只能看到某種二級學科的專家，如中國哲學史專家、西方哲學史專家、倫理學專家、認識論專家，等等，卻很少有一般意義上的哲學家。從研究學會的角度看，可以看到各種二級學科的學會，如現代西方哲學學會、倫理學學會、邏輯學學會或者中國哲學史學會，等等，卻沒有形成統一的哲學學會。以哲學研究刊物來説，雖然有《哲學研究》這樣的綜合性刊物，但其中仍然以分門別類的方式，如西方哲學、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其中的論文進行分類。在這樣的構架下，一些本來屬於一般哲學理論問題的研究，也往往被人為地歸入某種二級學科中。作為智慧的探索，哲學按其本義與知識相對，當哲學被還原為知識時，哲學之為哲學的根本特徵就會被模糊。與哲學的專業化、學科化相關的是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分離：後者可以看作是哲學的學科化、專業化的自然延續與展開。在這種分化中，中、西、馬的區分也逐漸演變為壁壘分明的界限。

以上學科化的現象與哲學的本來品格顯然存在距離。如前面提到的，按其本質，哲學本身具有超越學科的性質：以智慧的追求為指向，表明哲學既不同於特定學科，也不能限於某一具體的學科之中。然而，隨着近代大學的形成，哲學逐漸成為大學中的一個學科，哲學也由此具有了學科性的特點，這是一種歷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現象。從更廣的世界哲學的演進過程看，哲學的專業化、學科化趨向，也有哲學自身衍化的內在根源。近代以來，世界哲學的演化經歷了幾次重要的轉向，首先是所謂哲學的認識論轉向，20 世紀初以來，又出現了哲學的語言轉向，這一類轉向同時意味着哲學側重於或偏向於存在的某個方面。哲學本來表現為以跨越界限的形式把握世界的觀念形態，無論是側重於認識論，抑或偏向於語言哲學，都可能遮掩哲學的以上品格。中國哲學中出現的學科化、專業化偏向，從一個方面折射了世界範圍內哲學的以上歷史演化過程。

以上趨向主要表現為多樣的思想現象。如果更為深層地考察以上現象產生的內在根源，便可注意到，其出現與知性思維方式的泛化密切相關。“知性”這一概念首先與德國古典哲學相聯繫：德國古典哲學至少從康德開始，便已區分感性、知性與理性。從思維方式的角度看，知性的特點在於或者把過程截斷為一個個片段，或者將整體劃分為不同的部分。在現代哲學衍化過程中，上述知性思維方式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

在 20 世紀 50 年代至 70 年代，受到關注的現象是辯證法形式下的知性思維。從形式上看，這一時期辯證法得到了推崇，不僅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而且黑格爾的辯證法也得到了關注。然而，在實質的層面，知性思維的方式卻往往大行其道。各種形式的劃界，如兩軍對戰，亦即劃分唯物與唯心、形而上學與辯證法，成為重要的思想景觀。這樣，形式上的推崇辯證法與實質上的側重知性劃界，往往並存，這種現象顯然疏離於真正意義上的辯證法：真正貫徹堅持辯證法，便應該揚棄這種簡單的、非此即彼的劃界方式。同時，辯證法本身也往往被公式化，一些概念、範疇每每被形式化地套用，幾對範疇、幾大規律彼此區分清楚、界限分明，這種劃分也從一個方面體現了知性思維的方式，辯證法的內在精神則由此逐漸趨於消退。20 世紀 60 年代曾有關於“合二為一”與“一分為二”的爭論，“合二為一”被視為形而上學的觀念而受到批判，“一分為二”則被看作是需要加以堅持的辯證原則。按其本來意義，辯證法既應講“一分為二”，也需要談“合二為一”，二者彼此相關。片面強調“一分為二”而拒斥“合二為一”，實質上偏離了辯證法趨向於知性思維。

在 20 世紀末以來的 40 年中，知性思維取得了另一種形態。步入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黑格爾的哲學漸漸處於被遺忘的狀態，其辯證法思想也很少有人問津。與拒斥黑格爾的哲學相應，辯證法不僅備受冷落，而且成為被質疑的對象。相應於疏遠辯證法的立場，知性成為普遍接受的思維方式，在各種形式的劃界、區分中，便不難看到這一點。以心物、主客關係的討論而言，晚近以來主流的哲學趨向是“凡合皆好，凡分皆壞”。一談到西方近代哲學，便常常批評所謂笛卡爾以來的西方近代哲學觀念，後者主要被概括為執着於主客、心物的兩分，對這種近代哲學的否定，則每每與推崇主客合一、心物不分的哲學觀念相聯繫。事實上，“合”本身需要加以分析：“合”既可以指未分化的“合”，也包括分化之後重建之“合”。分化之前的“合”往往表現為混沌、朦朧的狀態，尚未經過理性分析的洗禮，從理論上看，不經歷分化的過程，思維便將單純地停留在樸素、直觀的狀態。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固然不能僅僅停留在“分”之上、將“分”絕對化，但從“分”構成了超越混沌、朦朧的狀態而走向更深沉之“合”的前提這一方面看，它在邏輯上又有其必要性，籠統地説“凡合皆好，凡分皆壞”，無疑忽略了這一點。

黑格爾

在天人關係的理解上，也可以看到類似趨向。談到天人關係或人與自然的關係，晚近的中國哲學常常責難近代西方哲學只講天人相分，僅僅注重對自然的掠奪與征服，頌揚中國傳統哲學如何肯定天人合一。這裏同樣存在前面提到的問題，即對“合”未做分梳。天與人在原初的形態下，呈現合而未分的形態，但這是一種未經分化的“合”，此時人還沒有完全走出自然，與之相應，天與人的合一尚處於混沌的形態。在人對天的作用過程中，人逐漸走出自然，成為自然的他者。當然，天與人之間的這種分化既推進了人對自然的認識和變革，也包含着天人疏離甚至對峙的可能，後者決定了不能僅僅停留於“分”的狀態，而是需要超越單純的“分”，走向天人之間合一的重建。這種經過分化而重建的合一，不同於未經分化的原始合一，籠統地以“凡合皆好，凡分皆壞”理解天人關係，顯然既沒有看到作為重建合一歷史前提的“分”的意義，也未能注意到重建的合一對原始的（混沌的）合一之超越。

進入 21 世紀以後，如何把握中西哲學的關係，成為受到關注的問題。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不斷增長，相應於此的是對西方哲學的疏遠以及向中國傳統思想的迴歸，在國學熱、儒學熱等現象中，便不難注意到這一點。與以上現象相呼應，在研究方式上，所謂“以中釋中”等主張也隨之而生，後者的核心是要求在中國哲學的探索中剔除一切西方哲學的概念和理論，純粹從中國哲學自身的角度理解中國哲學。這種主張的背後藴含如下觀念：中國傳統思想自成系統、完美無缺，運用西方哲學的觀念，將偏離中國哲學本來具有的完美形態。事實上，在走向世界哲學的歷史背景下，哲學思考需要多元的智慧之源，對哲學傳統的理解，也需要有不同的思想參照系統，中西哲學作為不同文明傳統發展的成果，既構成了當代哲學思考的思想資源，也是深入闡釋各自傳統的重要思想背景。相對於此，“以中釋中”的主張所執着的卻是中西之間的劃界，它從研究方式的層面，體現了知性思維的趨向。

三

知性思維方式的多重呈現，構成了 20 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哲學演進中無法忽視的方面。從認識世界與認識人自身的維度看，以知性思維的泛化為哲學思考的進路，顯然難以真正達到真理性的認識。未來哲學的發展，無疑需要超越以上趨向。

具體而言，首先需要注重史與思的統一，兩者的關聯以哲學史與哲學的統一為其實質的指向。前面已提到，哲學的問題總是古老而常新，在當代背景下對歷史中的哲學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哲學史的反思是不可或缺的。在智慧之思的展開過程中，需要運用哲學史上已有的成果來回應、解決哲學中具有恆久意義的問題。與之相聯繫，哲學史的考察與哲學的思考無法彼此分離。在倫理學中，對德性與規範、成就人與成就行為關係的探討，便既涉及歷史的考察，也關乎理論層面的關切。從中西哲學的演進來看，不同的哲學家對相關問題提出了什麼觀念，留下了何種思維教訓，這都是在面對具體哲學問題的時候需要加以關注的。從認識論來説，將認識理解為狹義上的認知，還是更廣義上的認知、評價、規範的統一，同樣是難以迴避的問題。認知、評價、規範統一的背後，涉及世界是什麼、世界對於人具有什麼意義、世界應當成為什麼形態（如何按照人的理想去變革世界）等問題。從哲學史上看，不同的哲學家對於這些問題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理解這些問題，便需要對歷史上哲學家的考察加以梳理，這種梳理又並非僅僅滿足某種歷史的興趣，而是始終包含理論的關切，在這裏，史與思、哲學史的回溯與哲學的研究呈現互動的形態。

從學科與超學科的關係看，在肯定哲學具有學科形態的同時，需要關注其超越學科的性質，避免不同的哲學分支之間形成壁壘分明、畫地為牢的格局。就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言，應當在世界哲學的視野下理解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相互關係，將其發展成果理解為形成世界哲學的不同思想資源。如上所述，在當代思考哲學問題，需要運用人類文明衍化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多方面成果，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都應理解為建構具有世界意義的當代哲學的智慧之源。與之相聯繫，不能以簡單劃界的方式來處理三者的關係，而是需要基於哲學基本問題的考察，展示這些哲學傳統的不同意義，並進一步實現三者的內在融合。

就思維方式而言，如何超越知性思維，同樣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在這裏，重要的是對辯證思維予以必要的關注。哲學所指向的對象本身是具體的，世界也具有多方面性，並處於過程之中。惟有注重對象本身的多方面性及過程性，才能再現其真實的形態。辯證思維的基本要求之一，便在於從整體及過程的視域考察對象，以對其加以全面把握。從這些方面看，揚棄知性的方式、注重辯證的思維，是真實地把握世界的方法論前提。

史與思的統一、不同哲學傳統之間的融合以及對辯證思維的認同，體現了在更高層面上回到智慧的走向。前面提到的認識論轉向、語言哲學轉向，往往使哲學偏向一端，史與思的統一、不同哲學傳統之間的融合以及對辯證思維的認同，則意味着揚棄這種轉向所內含的理論偏向，由此以更深沉的方式確認哲學作為智慧之思的本來形態。進一步看，智慧的探求本身又展開為一個多樣化、個性化的過程。就此而言，迴歸智慧並不是走向千人一面的形態。恰好相反，回到智慧與智慧的多樣化、個性化探索具有內在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