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的“科學”與“人文”_風聞

來源：《文史哲》2021

摘 要：學界通常所謂“文史不分家”,其中的“文史”應指所有的人文學科。各人文學科都包含人文與科學兩方面的因素。其中它們所涉及的事實、文本等屬於科學，適用於科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對這一切的理解和評價等則屬於人文範疇。我們提倡科學與人文結合，關鍵在於科學與人文、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之間的相互尊重。

　　關鍵詞：人文學科；科學；文史不分家；儒家思想

　　作者簡介：葛劍雄，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一、何為“文史”

　　學術界一直有“文史相通”的説法，我沒有查到此話的最早出處，不知道始於何時，但以往常聽老師前輩這樣説，或者説成“文史不分家”。年輕時以為“文史”就是指文學和歷史，以後才明白不是那麼簡單。

　　如清人章學誠著有《文史通義》,這裏的“文史”都是就史學而言。章氏認為史學包括史事、史文、史義，“文史通義”的大意就是通過對史事和史文的研究達到通曉史義的目的。所以這裏的“文”是指歷史文本和所記的歷史事實，而不是指文學。

　　我理解“文史相通”中的“文”,並非僅指文學，而是泛指人文、文化。古代中國沒有現代的學科分類，《四庫全書》的經、史、子、集四部，除了史部以歷史為主，其他三部都可以概括為“文”。所以“文史”實際上是指所有的人文學科，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毫無疑問的。就是在今天，中華書局的《文史》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華文史論叢》所刊登的文章，並非只限於文學和歷史，而是涵蓋傳統的人文學科。我注意到，《文史哲》雜誌的宗旨是“傳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學統”,自然亦不限於文學、歷史和哲學，同樣是指傳統的人文研究的全部內容。

　　在傳統文化中，“文史”二字的涵義是不成問題的。但到了近代學科體系中，“文史”具體對應哪一門或哪幾門學科，就需要特別加以明確了。前幾年有人提出要將國學設立為一級學科，要設立國學博士、碩士學位點，就遇到這個問題。無論是教育部的學科設置，還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學科分類，都是按照現代學科的標準，無論幾級學科，都沒有“國學”一門。另一方面，“國學”涵蓋文學、歷史、哲學等學科的古代部分、傳統部分，卻不是這些學科的全部，更沒有涵蓋所有的人文學科。硬要在兩套不同的學科體系中採用同樣的標準，自然會左支右絀，無法自圓其説。

　　現在又提出要建立“新文科”,我認為前提是要説明“新”在哪裏；有了具體目標，才談得上建設。我國現行的“文科”,實際包括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或者稱之為哲學社會科學。無論是人文學科還是廣義的哲學都屬於人文範疇，與社會科學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和體系。以往主管部門往往不顧兩者的明顯差異，使用統一的“文科”標準。例如在項目申報或評獎時，無論是人文類還是社會科學類，均專設一欄曰“社會影響”或“經濟效益”。我在參與評審人文項目或論著時，總是感到非常為難：如果如實填寫的話，只能寫“沒有”，至多寫“極少”；但要這樣寫的話，豈不是降低了對它的總體評價！如果其他人不是按實際情況進行評價，我這樣評豈不是斷送了這一項目的勝出可能？我不明白，“新文科”的“新”是要體現在打破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界限呢，還是要在兩者內部重新劃分學科，或者兼而有之？如果完全要新構建一個學科體系，是根據什麼理論、什麼原則、什麼標準？

　二、科學與人文如何結合

　　多年前，周振鶴教授提出“歷史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的説法，我深韙是言，得到很大啓發。此後我經常引用，並一直在思考兩者的關係及其對學科分類和學術研究的影響。

　　科學是運用範疇、定理、定律等來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知識體系。它的基礎是物質，是一個整體，人類按研究的需要才劃分出不同類型的科學和各門學科。而人文是人類社會的文化現象，本身也是一個整體。人類出於訓練、學習和研究的需要，才將知識和技能劃分為不同的類型，由此產生了不同的學科。嚴格意義上的精神文化的基礎在於精神，但物質文化就離不開物質基礎。

　　物質是客觀存在，既可定性，也可定量，所以科學有唯一正確的答案或結論，可以檢驗，也可以重複。但精神出於人的意識，沒有客觀的定性或定量標準。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不可能通過科學手段加以定性或定量，或者可以正確地存儲、記錄下來。所以人文現象不可能有唯一正確的答案或結論，無法重複，更難驗證。

　　精神是人類特有的產物，又因具體的個體而異。由於迄今為止，還沒有科學客觀的手段加以感知和記錄，即便是本人的精神，也只能通過自身的動作、語言、文字等信息來顯示、表達、傳遞，但本人未必能做到隨心所欲、恰如其分、準確解釋。而他人，即使與某人保持着切近的接觸並予以即時、詳細的記錄，也絕對無法保證與其本人完全一致。何況現代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基本都是過去存在的精神現象，豈能找到唯一的答案、相同的結論，又怎能重複和驗證呢?

　　正因為如此，現代人文學科，都包括人文與科學兩部分。作為研究主體的精神部分屬於人文，但我們已經無法直接感知、記錄和研究這些精神本身，只能藉助前人記錄的文本，以及這些文本中涉及的人和物，總之是通過物質而不是精神，這無疑屬於科學。

　　以歷史學和歷史研究為例。以往存在過的人物，其生卒時間和地點、事蹟和遺蹟、作用和影響、因其產生或消亡的物質，有關這一切的直接間接的記錄及其文本；以往存在過的事物，其存在的時間和空間、演變過程及遺存、對人類社會的作用和影響以及有關這一切的直接或間接的記錄等等，都是物質，都屬於科學，都可以用通行的科學方法進行研究，存在唯一的正確答案。只要具備必要的條件，也可以得到驗證。

　　即使對歷史上一些最機密、最敏感的人和事，事實和結論也只有一個。其中有一些之所以成為千古之謎，甚至永遠無法解答，都不是科學因素，而是人文因素所導致的。例如，一片土地應該歸屬於哪個國家，只要證據還存在，無論是當事國家的歷史學家，還是其他國家的歷史學家，如果採用科學的研究態度，得出的結論也應該是相同的。但對這個結論是全面公佈還是片面公佈，是保密還是銷燬，是肯定還是否定，是正確解釋還是斷章取義，就取決於國家利益、價值觀念和利害關係，都屬於人文，與科學無關。如果毫無證據或證據太少，由臆測或推理得出結論，或者僅僅通過電腦程序、IT技術、大數據得出結論，即便是出於傑出的歷史學家或天才的科學家，由於目前還無法重複或得到驗證，仍然不能被承認為科學。它們最多作為“猜想”,而猜想只有百分之百得到驗證，並形成相應的理論和方法，才可能成為科學。而對這一切的評價，對它們涉及的精神部分，對歷史價值觀念和歷史哲學，都屬於人文，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找到唯一正確的結論或答案，人類羣體與個體之間都可能會有差異，甚至截然不同。

　　同樣的，文學、哲學、美學、藝術等人文學科無不如此，都內涵有科學與人文兩部分。它們所涉及的人物、事物、文本、實例等等，本質上都屬物質，都屬科學，都適用於科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都有唯一正確的答案或結論。但對這一切的理解和評價，對它們涉及的精神內容、價值觀念、道德倫理、意識形態等等，就屬於人文，不適用於科學的標準和方法。

　　即便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儘管它們的主體是科學，也不能缺少人文。譬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對象，都包括相關的人物、思想、制度、理論、觀念、歷史等，無不包括科學與人文兩部分。就是純粹的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生物等，如果涉及它們的歷史、人物、事件等，也還離不開人文。

　　“人文”是一個整體，並無學科之分，無需也無法人為“打通”,——不存在標準答案或唯一正確的結論。科學是由具體的個體構成的，個體之間都存在差異，科學越發達，個體劃分越細，差異也越明顯，答案或結論也越精確具體，由此產生的知識和信息隨時都在爆炸性地增長。從這一角度説，在科學內部，相互之間是無法“打通”的。哪怕是最傑出的天才人物，也不可能真正成為無所不知、無所不包的“百科全書”。

　　倡導科學與人文的結合，在科學家、專家學者中提倡人文精神，並不是要打破科學與人文的界限，——實際上也不可能打破，而是體現在科學家、專家學者本身的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體現在其對研究成果的評價和運用，體現在其對社會、對國家、對人類的貢獻。譬如基因編輯的原理和技術是科學，有標準答案，沒有國家、民族和羣體間的差別。但如何評價、運用這方面的成果，主要依據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法律法規、公序良俗，則屬於人文，不同的國家、民族、羣體甚至個體，在不同的時間、地點，都可能作出不同的判斷和決定。

　　像哈佛大學等世界名校，不論何種專業，都要求學生在本科階段必須學習多門人文課程。在這些人文課程的教學中，從來不要求聯繫本專業的實際，也從不考慮是否有利於學生今後具體的專業學習和研究。這些課程的目標顯然是為了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和增加人文方面的基礎知識，以利於他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歷史觀念、科學態度、職業道德、審美觀念、生活情趣，教學成果主要體現在學生們自身的人文素養和他們今後通過科學技術對社會和人類的貢獻。

　三、儒家思想與儒家社會

　　1989年12月21日，先師譚其驤先生在“儒家思想與未來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的閉幕式上發言，他指出：

　　儒家思想是發生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一種學問，當時社會不管是封建制也好，奴隸制也好，領主制也好，總而言之，與現在大不相同，與未來更沒有什麼關聯。儒家思想是歷史上的一種思想，我們只能把它擺在思想史中去研究，歷史地對待。孔子以後，歷代都有儒家思想的發展，比如兩漢的經學、宋明理學，我們都應針對當時社會的情況來研究、分析。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中，分析它們到底是先進的還是保守的，革命的還是反動的。

　　有的人聽了以後，認為先師是在批判和否定儒家思想，其實他的主要觀點是要將儒家思想與社會實際區別開來，即儒家思想不等同於儒家社會。而這一點恰恰是被混淆或等同了，不少學者有意無意地認為凡是儒家思想成為主流或獨尊的年代，當時的社會就已是儒家社會，儒家思想已經轉化為社會存在和社會現實。然而持這樣觀點的人往往只研究哲學史或思想史，卻沒有認真研究過相應的階段的歷史，甚至根本不瞭解這一段歷史。

　　儒家思想本身屬於精神範疇，對它的理解和評價屬於人文領域，但記錄儒家思想的文本是物質，屬於科學。對儒家思想的理解和評價沒有標準答案，不同的人之間不可能完全形成共識。但對相關文本的解讀包含科學部分，離不開文本，必須符合公認的基本概念和邏輯推理關係。至於儒家思想中有多少成分已經轉化為社會實踐，在當時整個社會中佔據了怎樣的地位，有多大比例，這個社會能不能稱之為儒家社會，都是事實存在，屬於科學，必須通過歷史研究、特別是社會史的研究，找到確切的證據。不能認為文本就反映了社會現實，更不能將文本當成社會存在的證據。

　　正是基於對中國曆代社會的深入理解，先師認為：“無論是從孔子以詩書禮樂教三千弟子以來的二千三四百年，還是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的二千年，還是從宋儒建立理學以來的七八百年，儒家思想始終並沒有成為任何一個時期的唯一的統治思想。兩漢是經學和陰陽、五行、讖緯之學並盛的時代，六朝隋唐則佛道盛而儒學衰，宋以後則佛道思想融入儒教，表面上儒家思想居於統治地位，骨子裏則不僅下層社會崇信菩薩神仙遠過於對孔夫子的尊敬，就是仕宦人家，一般也都是既要參加文廟的祀典，對至聖先師孔子拜興如儀，更樂意上佛寺道觀，在佛菩薩神仙塑像前燒香磕頭祈福。”1

　　遺憾的是，那些不贊成這一觀點的人，從來沒有對這些事實提出過相反的證據，或者提出過他們自己對自孔子以降的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的看法，而是一味對儒家思想予以頌揚，或者堅守“學科”界限而不越雷池，只討論哲學、思想。但要真是如此，他們又有什麼資格討論古代社會，甚至想當然地肯定古代社會就是儒家社會呢?

　四、鄭和下西洋的科學問題

　　自從梁啓超重新“發現”鄭和，肯定鄭和是中國最偉大的航海家以來，有關鄭和下西洋的研究不計其數，近年來更成為一門顯學。

　　鄭和七次下西洋是歷史事實，鄭和及其隨員其人其事、船隊的規模、攜帶的物資、航行的路線、到達的地點、停留的時間、與當地人的交往、產生的影響、留下的直接和間接的記錄等等都是客觀存在，對它們的研究屬於科學。可是迄今為止，有關的科學研究少得可憐，在很多方面幾乎是零。

　　譬如鄭和所乘之“寶船”,其船隊的數量、人數是客觀存在，標準答案只有一個，但由於原始檔案早已被銷燬，有關記載中的數字一直有爭議。但現有的爭議侷限於文本本身，比較普遍的看法是有關尺寸的文字不見於馬歡的原始記錄，而是後人竄入的，所以並不可靠。但是從國家隆重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週年直至今日，這些數字還在作為事實被普遍使用，並用來顯示明初造船和航海成就的偉大。

　　中國科學院院士、船舶力學的權威專家、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楊槱先生在2004年便告訴我，木製船舶龍骨絕對不可能超過100米，因此無法造出符合“寶船”尺寸的船，而且按這個尺寸的長寬比例，造出來的船是無法在海上行駛的。他早已發表過有關這一問題的論文，然而贊成寶船尺寸的人對此置若罔聞，依然堅持舊説。當時海峽兩岸的學者曾策劃按此尺寸模擬造一艘寶船，但由於種種原因而流產。南京倒是造了一艘，可惜只是模型，無法下水航行。

　　其實，以今天的科研水平和物質條件，即使不按等大模擬造一條寶船，也完全可能進行相關的科學研究。人文學者不懂科學技術，就要聽科學技術人員的意見，接受科學研究、科學實驗得出的結論。我們提倡科學與人文結合，不是要求人文學者都懂科學，或者科學家都瞭解人文，——實際也不可能做到；而是科學與人文、科學家與人文學者相互尊重，科學方面聽科學家的，人文方面聽人文學者的。至少不能對同一問題的另一方面也懶得了解，或者超越自己的研究範圍和能力，越俎代庖，對另一方面妄言妄斷。

　　註釋

　　1.譚其驤：《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差異》，《長水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6頁。

年第3期　作者：葛劍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