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十大考古發現發佈_風聞

6月18日，2021絲綢之路周主場活動在中國絲綢博物館隆重舉行，期間，中國考古學會絲綢之路考古專業委員會和中國絲綢博物館作為《2020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年報》考古發現的聯合發佈單位，共同發佈2020絲綢之路十大考古發現。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影響下，考古工作者們不畏艱難，創造條件，取得了很多新發現。經過考古團隊專家們的篩選，從全球範圍內遴選與絲綢之路相關的考古新發現，最終確定較有代表性的十項新發現。

1. 2018血渭一號墓，2020年，中國青海

熱水墓羣位於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熱水鄉境內，是6至8世紀的重要墓葬羣。2018年至202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了“2018血渭一號墓”。

經過三年的發掘，目前確定了遺蹟的大致範圍，瞭解了墓葬的結構與規模，墓葬由地上和地下兩部分組成。地上為墓園建築，平面呈方形，由塋牆、祭祀建築，以及封土和迴廊組成。地下部分由墓道、照牆、甬道、墓門、墓壙、墓室組成。聯合考古隊在墓道內發現長條形殉馬坑，殉葬6匹4歲至6歲的公馬。墓壙填土中發現殉人和殉牲坑，坑內出土了牛、羊、羚羊、岩羊、犛牛等動物骨骼。墓室為木石結構，由一個主墓、四個側室組成，主室設有東西向紅砂岩棺牀，並放置棺槨，主室內發現兩個個體的人骨。墓內出土金銀器、銅器、鐵器、漆木器、皮革、玉石器、玻璃器及紡織品等各類文物1000餘件。其中發現的墓園祭祀建築、殉牲坑、五神殿的墓室結構、壁畫、彩棺，還有出土的精美遺物等，對研究唐（吐蕃）時期熱水地區的葬制葬俗及唐帝國與少數民族關係史、絲綢之路交通史、物質文化交流史等相關問題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2018血渭一號墓”的考古發掘，是多單位、多學科合作的成功典範。通過科學發掘，“2018血渭一號墓”被確認為是熱水墓羣發現的結構最完整、體系最清晰、墓室最複雜的高等級墓葬，是熱水墓羣墓葬考古研究的重要發現。

2. 安陽石棺牀墓，2020年，中國河南

2020年5月，一座規模較大、佈局嚴謹的隋代漢白玉石棺牀墓在河南安陽被發現。專家表示，該墓砌築和雕刻技術高超，為研究隋代美術工藝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對研究民族及宗教融合具有重要意義。

墓誌顯示，該墓是隋開皇10年（公元590年）麴慶夫妻合葬墓，墓葬的形制為磚室石棺牀墓。兩合墓誌字跡工整、筆畫優美，描述了墓主及其夫人的出身和生平。麴慶此前史書並無記載。墓誌不僅對研究隋代文字演變和書法藝術提供了新的佐證，也具有證經補史價值。

據介紹，石棺牀各部分均雕刻有圖案，圍屏圖案刻有墓主日常生活場景和宗教典故；正面兩處壼門內各刻有一瑞獸，壼門兩側刻有手持樂器人物；石棺牀兩端各雕刻有一神王，圖案具有濃厚的祆教風格。以墓主人麴慶為代表的麴氏家族長期生活在隴西地區，佔據絲綢之路要道，深受歐洲、西亞、中亞等文化影響。墓內石棺牀及數十幅佛教、祆教色彩深厚的浮雕圖案的發現，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鑑的歷史見證。

此外，墓內還出土了數量大、種類多、製作精美的相州窯白瓷器。孔德銘表示，這展示了隋代安陽相州窯高超的瓷器燒製水平，填補了相州窯瓷器研究的空白，為中國白瓷的起源與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3. 阿里桑達隆果墓地，2020年，中國西藏

12月5日，一項最新考古研究表明，西藏阿里桑達隆果墓地出土大量遺物，其中首現青藏高原木俑。這一墓地的考古發現，為探索西藏西部早期社會結構、生活模式，以及西藏與喜馬拉雅山脈南麓、新疆、中原等的交往提供了新材料。

桑達隆果墓地位於阿里地區札達縣，桑達隆果即藏語“桑達溝口”。這一墓地墓葬分佈密集，出土遺物包括陶器、銅器、扣器、石器、紡織物、料珠、木棺等，其中出土的木俑是青藏高原首次發現，其形制特徵與新疆吐魯番一帶墓葬出土的木俑相同。

從2017年至2020年間，桑達隆果墓地3座墓葬中累計出土7（6件）金、銀面飾，面飾形制與其臨近的曲踏墓地、古如甲墓地，以及印度西北部馬拉里墓地、尼泊爾北部桑宗墓地出土的金、銀面飾形制相同或相近。此外，出土的兩件青銅無足匜，則與四川、湖北一帶形制相似。出土的單耳鴨嘴流寰底壺，與西藏中部拉薩曲貢遺址的陶器形制相似。從約公元前300餘年開始，人羣在此地出現大規模聚集，期間經歷了政治實體萌芽，生產生活大力發展，來自其周圍包括新疆、尼泊爾北部、印度北部、西藏拉薩、山南腹地以及漢地的文化在這裏交融匯合。公元600年以後，桑達隆果墓地不再被使用，結束了人羣在此地的活動。

這一墓地的考古發現，為探索西藏西部早期社會結構、生活模式以及西藏與喜馬拉雅山脈南麓、新疆、中原等的交往提供了新材料。

4. 北庭故城，2020年，中國新疆

2020年北庭故城主要的考古收穫是清理出8號大型建築居址，位於內城北門南側90米處，遺址為東西向長方形結構，南部為一個夯土台，現在南北寬15.8米，東西長30米。根據疊壓打破關係和瓦當等材料，大致分為三個階段，説明這是一處自唐代到宋（包括遼和西遼）元時期不斷重建的重要建築所在。子城夯土牆發現兩次修補遺蹟。出土文物有唐宋時期的錢幣、蓮花聯珠紋瓦當殘片、地磚、筒瓦殘片、陶器和動物骨角器等。另外，在城內6號高台佛殿遺址北側、西側探溝發現半環繞佛殿遺址的人工池子。在佛寺西側還發現一段土坯牆（寬0.8米），可能是佛寺的院牆。出土文物有黃綠釉彩龍身建築構件、塑像殘塊、瓷片等等。

北庭故城最終的格局可以總結為“兩套四重八塊”。“兩套”指內外兩城。“四重”分別是核心的子城、內城內部包裹子城的一圈方形牆垣、內城和外城。故城有一些相對獨立的分塊，大致分為“八塊”。

考古證明，北庭故城基本是唐代中央王朝通過庭州、北庭都護府為代表的機構，在統治西域150多年間不斷建設完成的。其大小兩套城牆的變化，反映了故城從庭州到北庭都護府的發展演變歷史。高昌回鶻和元代基本沿用唐代北庭大的形制佈局，僅做局部的修補和更改。

5. 奧斯曼帝國巨型沉船，2020年，地中海

2020年4月，一支由英國領導的探險隊使用機器人，在地中海東岸1.2英里深處的海牀上發現了12艘船隻。這些船隻來自公元前300年開啓的希臘、羅馬和奧斯曼帝國的香料和絲綢貿易的古老航線，被認為大約是在1630年左右，在埃及和伊斯坦布爾之間航行時沉沒的。

出水文物中最令人矚目的是一批中國瓷器，這是地中海海域沉船上迄今發現的最早一批，包括360件施有紋樣的瓷杯、瓷碟和一件瓷瓶，均為明末崇禎皇帝統治期間的景德鎮瓷窯出品。中國茶杯在17世紀被奧斯曼人用來喝咖啡。

其中的一艘沉船是17世紀的巨型奧斯曼商船，被稱為“絕對的巨人”，長達140英尺，大到足以在甲板上容納兩艘正常大小船隻。它的大小與貨物的寬度相匹配，這些貨物由來自14種文化和文明的數百件人工製品組成，其中包括從地中海沉船中找到的最早的中國瓷器、來自意大利的彩繪壺、咖啡壺和花椒。這艘巨船上的12個銅咖啡壺很可能是埃及或土耳其製造的。咖啡壺是奧斯曼帝國的傳統樣式。又因形制各異，推測其是船員的個人財產。

6. 庫勒塔佩遺址，2020年，哈薩克斯坦突厥斯坦市

據哈通社6月30日消息，哈薩克斯坦中央國家博物館（Central State Museum of Kazakhstan）考古隊的亞歷山大·波杜什金（Alexander Podushkin）教授，在本年度的考古發掘中再次發現粟特文刻銘磚，這是在庫勒塔佩（Kultobe）遺址中首次發現完整的粟特文刻銘磚。

庫勒塔佩遺址位於哈薩克斯坦突厥斯坦市市中心，北部為卡拉套山脈，南部為錫爾河，這裏是絲綢之路最古老的文化、宗教和商業中心之一，始建年代約為公元前2世紀，其後一直延續使用，在不同時期被稱為沙夫加、雅西、突厥斯坦。1964年，哈薩克斯坦考古學家波杜什金教授首次發現該遺址，年代起初定在公元4~14 世紀。2004 年以來，波杜什金教授在庫勒塔佩陸續發現15塊破碎的粟特文刻銘磚，其年代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4世紀，也就是我國史書中的康居國時期，林梅村先生認為此地應為《漢書·西域傳》所記康居王的夏都“蕃內地”。

此次發現的刻銘磚上共有7行218個字母，已由辛姆斯·威廉姆斯教授做了初步釋讀，內容主要是講城市的建立、主要統治者，同時還提到了很多地名，這是30年來首次發現的內容完整的銘文。葛樂耐根據中亞史料推測，這些粟特銘文磚原來可能砌築在城門上，但城市衰落後，這些刻銘磚被當作了普通的建築材料被再次使用，此次發現的刻銘磚也是被砌築在一處居址的牆壁上。鑑於庫勒塔佩遺址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藴，哈薩克斯坦政府決定將該處遺址區建成考古遺址公園，目前公園正在緊張的建設中。

7. 烏賽拉墓地，2020年，卡塔爾多哈

卡塔爾博物館宣佈在Al’Usaylah公墓發現一古代考古遺蹟，該公墓是卡塔爾最古老的歷史遺蹟之一。該發現在多哈烏姆巴布以東12公里處，其中包括重要人物的遺體，這些遺蹟被埋在山頂的公墓中。現場還發現了一把劍，一些金屬工具和金耳環，説明其財產狀況良好。

該墓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這使該發現在卡塔爾的考古歷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Usaylah公墓的發現為深入瞭解古代文明鋪平了道路，這將使卡塔爾博物館能夠追溯這些文明對塑造卡塔爾遺產的影響。

Usaylah遺址的發掘工作在一項系統計劃框架內進行，這項計劃已經進行了多年，已發現卡塔爾各地的數千個墓地，目的是對定居居民的生活本質有一個普遍認識。研究隊表明自己的目標是保存、發現和記錄卡塔爾的遺產，並將其與人們所居住的現在聯繫起來。儘管這些古墓是在古代被盜的，但卡塔爾博物館考古部門的古物部門團隊卻能夠找到這些遺體。在現場還發現了屬於駱駝及嬰兒骨骼，並指出他們很可能是很久以前在“與人類墓地相連的石室”中獻祭所用。

在卡塔爾隨處可見考古遺址，這裏有許多早期人類定居的遺存證據，尤以墓葬為主。

8. 西伯利亞墓，2020年，俄羅斯西伯利亞

在西伯利亞發現了一個有2500年曆史的墳墓，墓葬內出土了一對勇士夫婦、他們的孩子和他們年老僕人的屍體。考古學家判斷這對夫妻年齡30歲餘，是斯基泰戰士。除人骨外，還發現了包括武器在內的其他遺物。

該墓位於哈卡斯西亞，由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所SB RAS和OOO Arkhgeoproekt的Askiz考古考察隊之一發現。塔加族文化在西伯利亞南部的公元前8世紀至2世紀之間蓬勃發展，這種特殊墓葬是塔加族文化的一部分。

在一座女性墳墓中發現了近戰武器，這種情況並不常見。從該女性隨葬的戰斧可推測她屬於戰士階層。隨葬品有兩把斧頭和兩把青銅匕首——這些貨真價實的青銅武器表明了其為一個高規格墓葬。

儘管研究人員將這對墓主夫婦描述為“戰士”，但據信他們死於感染而非戰鬥，因未發現有戰鬥傷痕的證據。墓中是老婦和兒童也可能同樣死於感染。

9. 斯瓦特婆羅門教神廟遺址，2020年，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區

2020年10月，巴基斯坦與意大利聯合考古隊在斯瓦特河谷的巴里果德-斯瓦特地區獲得新發現。該考古團近期由威尼斯卡·佛斯卡利大學魯卡·瑪麗亞·奧力維埃裏（Luca M. Olivieri）教授的領導下在巴里果德-斯瓦特地區的巴子剌古城（Bazira）區的和萬岱（Ghwandai）崗頂，發掘一座婆羅門教或天神的寺廟遺址、一座水池遺蹟及一座加茲尼王朝時期的瞭望塔。

對突厥-薩珊（印度-薩珊）時期寺廟遺址的科學發掘開始於1998-2000年間，但至2019-2020年方得恢復，其中有重要的儀式性大理石雕刻被發現。根據對有機質遺物的放射性碳素測年，其紀念性建築最初使用階段的校正年代為7世紀後期至8世紀。同時，該考古團在基台上方的崗頂發現了一處大型管理區，以保護一座巨大水池。

古巴子剌（巴里果德）是斯瓦特谷地的主要地標，該遺址亦具有世界意義。這一事實是從1926年以來由國際學術團體所提出的，當時是出於驗證公元前327年被亞歷山大大帝所圍攻的城市貝拉（巴子剌）。後來又依據在遺址中的衞城所發現的一通公元10世紀時的碑刻（現藏拉合爾博物館），巴子剌被稱作“Vajirasthāna”，亦即Vajra/Vajira的強固之地或要衝。正是由此地名衍生出了巴里果德（Bir-kot）的達爾德語（Dardic）名稱“比爾堡”（the kot of Bīr）。巴子剌（巴里果德）具有開伯爾-普赫圖赫瓦地區最重要且有據可考的考古遺存序列。

10. 馬鞍山龍泉窯址，2020年，中國浙江

馬鞍山窯址是甌江下游北岸的一處元代龍泉窯遺址，位於永嘉縣三江街道南岙村馬鞍山東南山麓，西距諸永高速温州北收費站1.7公里。永嘉馬鞍山窯址考古發掘是配合省重點工程建設項目杭温高鐵而開展的考古發掘項目。該項目從4月中旬開始進場挖掘，經過半年多的野外考古發掘和初步整理，順利完成任務，於12月下旬正式收工。本次揭露面積近230平方米，清理出龍窯1處（3條）、儲泥池1個，清理產品廢棄堆積1處，獲得了數千件產品和窯具標本。窯址產品以日用器為主，器類包括盤、碗、盞、盅、洗、小口罐、高足杯、蓋盒、爐等，圈足底部通常不作斜削處理。裝飾紋樣豐富，常見紋飾有蓮花、菊花、葵花、梅花、蘭花、卷草、雙魚、龜、雜寶、八卦、弦紋、稜線紋等。

馬鞍山窯址若干產品品類均可在東南亞、西亞、日本等地以及沿海多地沉船打撈的器物中找到蹤影。特別是印花小口罐，在馬鞍山窯址中佔比最大，這類小罐在東南亞等多地發現數量非常多，亦多見於太倉樊村涇元代倉儲遺址、平潭大練島沉船及韓國新安沉船中，而國內則少見出土，為典型的外銷瓷品種。由此可見，馬鞍山窯場產品除部分滿足本地需要外，主要銷往海外。

馬鞍山窯址是甌江下游地區發掘的首座龍泉窯遺址，產品質量頗佳，並有自身特色，為研究龍泉青瓷生產與貿易提供了新鮮的實物資料，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