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城市布爾喬亞的身份鑑定_風聞

　　文 | acel rovsion

　　前段時間，我們推送了一篇文章《北上廣是世界公民嗎？》，討論了全球化時代中，都市主導的生活模式和價值認同導致大城市居民尤其中產往上的身份認同錯位問題。今天我們進一步從歷史和社會學角度分析這種“世界公民”身份認同的由來。

　　對布爾喬亞文化的總結由來以久，在盧梭的社會契約理論體系中，布爾喬亞與那些普遍服從社會契約，社會意義的人相比，屬於公共責任感薄弱，沉溺於消遣藝術和娛樂，在公共社會中進行孤立個體生活的社會階級。

　　在盧梭的總結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布爾喬亞文化與其説完全基於某一種階級而存在，不如説它更基於一種對集體的排斥，對個體的追求。畢竟不是什麼有產階級都可以獨立於社會生活，排斥集體。當然前提是這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經濟地位和生產關係可以支撐這種生活。

　　在當代，顯然支撐這種生活方式的物質基礎和生產關係更為發達了，**導致布爾喬亞們對實在的社會體系越發疏離，更多的追求個體性和種種”價值認同“替代。**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當下全球化產業鏈重構和跨國資本網絡帶來的新秩序，使得依賴於專業知識和信息專斷的新中間階級不斷壯大，他們與傳統科層制僱傭模式形成差異，更高的行業溢價和風險承擔帶來了相比於傳統生產部門更高的勞動報酬，這些新市民和職業團體的社會網絡比起傳統社會結構更加扁平。

　　其次是價值認同構成和文化慣習形成的身份壁壘。在《美好生活》等早期中產階級文化研究中，體現商業秩序和公共衞生制度的城市生活與傳統鄉村的區隔，最簡單的就是衞生習慣。而在當今更多基於生活方式、價值共同體和社交模式上的區隔。這有別於傳統的以血緣、熟人社會為基礎的集體性認同和互相規訓的鄉愿體系，屬於對個體權利基礎的選擇主義和自我人格完善的世俗價值。

　　**比如城市階層和有閒中產一邊享用城市基礎的物質設施，一邊眼裏完全看不到支撐這些設施的底層結構和勞動力，以為靠自己就可以獨立生活在城市中。**我們過往多次討論過這一現象。

　　然後是當代都市的公共生活方面，用我國社會學家張旭東等人的用等人的概括來説，全球化和晚期現代性話語產生了某種普遍認同，這給世界不同文明的城市之間帶來了新的共同話語空間，這個空間裏面地域性被弱化，形成了跨文化的共同公共議程，包括多元主義敍事、平權議題、世界公民想像等等。**這使得比如我四大一線城市的公共議題和青年亞文化談資可能和紐約灣區沒有什麼區別，而與市民階級文化為主的鄰近城市可能是兩個完全割裂的文化地形。**這也是之前那篇《北上廣是世界公民嗎？》中着重討論的。

　　最後是話語代表性政治，輿論機制通過話語代理人和傳播節點形成在建制外的輿論空間，使得布爾喬亞們更有能力基於價值身份、羣體認同等方式通過輿論擴散和市民空間集體行動來影響公共事件的結果，設置議程，直白舉例比如各種操弄中產焦慮議題的自媒體大V以及依附於這些大V節點的中產話語體系。

　　對於身處的社會實在環境的疏離，對社會責任的淡薄，對集體秩序的否定和拒絕，對想象中的”價值認同“的追求，成為當代城市布爾喬亞的一種”個體性”的認同與追求，它更接近我國唯物史觀定義中的”自由主義“。這種“個體性”的存在實際上明明是離不開社會經濟關係和基礎結構的支撐，但它往往又體現出對普遍的歷史價值觀和族羣歷史記憶的排斥拒絕。

　　當代布爾喬亞這種對”個體性“的追求，對集體秩序的背離，在西方發達國家那裏，主要是由於科層制和僱傭體制等現代性機器製造的社會認同和社會交往模式走向解體。在我國則更復雜，市場驅動的人口流動、教育提高和城市化導致人際關係同傳統地域性宗族意識和熟人社會的脱鈎，同時外來户新市民階層的價值認同又和依賴於房產和熟人社會的本地傳統市民階層完全隔離。

　　對於廣大後發國家來説，”世界公民“的產生又與西方國家對落地地區的經濟殖民有關。在後發國家進入國際分工體系，參與全球化經濟機制時，本國自然就會形成依賴於“全球化”經濟機制的階層。

　　比如印度文化批評家斯皮瓦克就論述過孟買的信息資產階級，以及東南亞完全服務於國際資本的歐美跨國企業分部。**對於處在這類階級中的個體來説，現代性自然就等於西方性，**擁抱以西方為代表的“世界”，自然就能讓自己飛昇中產天堂。這是一種典型的後殖民話語。

　　這樣自然就會使這些受益於全球化的新市民在主同上於本土的價值和秩序相割裂。這些新的分工階層需要新的集體認同和政治代表性，以及新的相互承認模式，所以就會更多的去認同西方已經出現的但本土還處於空白的價值觀，包含性別問題、少數羣體問題等等。

　　總之，“世界公民”這種認同來自於全球文化互滲和經濟中間階級的誕生，也立足於傳統秩序與現代性社會之間的空白。

　　基於以上分析呈現的現實基礎，當代追求“個體性”的布爾喬亞們呈現出三種明顯的價值觀特徵。

　　**一是對傳統秩序進行“否定”。**這種”個體性“體現在對各層面的傳統秩序進行否定，女性否定傳統性別秩序，新興行業否定傳統行業模式，亞文化羣體否定傳統主流文化。這種否定運動本質上處於一種停滯狀態的，它沒有揚棄到下一個和解的階段，也並不提供新的集體價值，個體選擇成了一種單純是“政治正確”的東西。

　　**二是為了自我正名而出現的“多元主義”。**自我正名敍事是經濟分工個體化進程的一個衍生物，這包含個體勞動報酬積累和職業訴求，也包含社交價值的自我承認，以及個體選擇的積極自由和相互承認。自我正名變成了一種晚期現代性的世俗倫理基礎，也製造了一個基於個體互相承認的新市民文化圈層，也重構了新的主流文化取向。典型的比如各種LGBT和曾經的邊緣羣體進行的“自我正名”，甚至一些處於灰色地帶和法律道德邊緣的羣體，比如癮君子羣體也會在”多元主義“的大旗下進行自我正名。

　　**三是對價值觀非常敏感。**我們在網絡上經常可以看到因價值觀引發的衝突無處不在，很多時候這種衝突是不基於邏輯和道理的，這導致互聯網輿論或者社交場在涉及價值觀討論時，往往就變成了一種霍布斯森林。

　　這是由上面所説的”否定“和”自我正名“兩點導致的。每個人都要對限制自己個體追求的東西進行否定，每個人都想為自己的身份和行為進行自我正名，這必然導致一種無處不在的衝突。社會傳統的身份同化機制日趨失效，個體間的認同由傳統階級屬性，熟人社會，生產關係和文化血緣的認同轉變為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的符號認同，這也是我們以往多次討論過的歐美”身份政治“問題的由來原因之一。這導致城市布爾喬亞們一方面精神上是”世界公民“，一方面對自己社會的成員和同胞們反而時刻都在進行爭鬥。

　　那麼，城市布爾喬亞文化前景如何？“世界公民”的身份想象將走向何方？作者下回文章繼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