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不平衡難題待解：經濟走向集聚，人口流動滯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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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多地陸續公示省級國土空間規劃，為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劃定目標與方向。

　　以四川為例，將實施“西部保育培育、東部優化提升”的國土空間戰略，其中，成都平原經濟區以城鎮功能為主體，繼續提高人口承載能力，穩定現有耕地規模、兼顧農業發展；川西北生態示範區則以生態功能區為主體，適當調減耕地規模，引導人口向外有序轉移。

　　此前，中央“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要順應空間結構變化趨勢，“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生態功能區三大空間格局”。可以預見，承擔不同功能的區域之間，未來經濟規模和人口總量將大有不同。

　　不過，如此調整會不會加劇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一個參考在於，過去十年廣東常住人口增加2000多萬，但主要是往廣深等幾個珠三角城市集中，而粵北、粵東則是負增長，這一局面引發不少擔憂。

　　在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陸銘看來，包括坊間熱議的“南北差距”在內，類似的擔憂恰恰反映了當前社會對區域發展的規律仍然缺乏科學客觀的認識。

　　“我們首先需要明確，區域發展平衡到底是‘看總量’還是‘看人均’。”陸銘表示，如果關注人均，則會看到一幅與總量分佈全然不同的圖景。

　　以下觀點來自陸銘與上海交大博士李鵬飛即將在《China&World Economy》上發表的《城市體系：理解並預測人口的空間分佈》，從GDP和人口流動兩個角度，分析集聚與平衡的關係，探討經濟如何“在發展中營造平衡”。城市進化論獲授權發佈。

　　什麼造成了地區經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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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活動和人口持續向部分優勢地區集中，這一趨勢引發了社會對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擔憂。去年下半年以來，關於中國經濟“南北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又成了輿論焦點。

　　但我們必須承認，GDP總量的差距是由不同地區的綜合條件、產業結構和規模經濟強弱決定的，人均意義的指標實際上更能反映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和在發展中的獲得感。

　　因此，發展是否平衡，關鍵不是看地區之間GDP總量的差距，而要看人均GDP等指標的差距。

　　研究顯示，改革開放初期，北方的人均GDP約是南方的1.5倍；加入WTO，中國經濟開始全球化後，南方的長三角、珠三角經濟快速發展，形成了新的增長動力，實現了對北方的追趕。

　　“長期處在1的水平上，説明南北一樣了，”陸銘表示，“大家真正擔心的，是最近幾年好像北方的人均GDP掉到了南方（人均GDP）下面。”

　　△ 分地區人均GDP差異 注：數據根據CEIC數據庫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得到。

　　沿海地區包括：遼寧、河北、天津、山東、江蘇、浙江、上海、福建、廣東、廣西、海南，其他省市為內陸地區。北方地區參照盛來運等（2018）的定義，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其他省市為南方地區。

　　沿江沿海港口城市包括：珠江流域的廣州、佛山、深圳、珠海、東莞、惠州、中山、江門、肇慶；長江流域的武漢、鄂州、黃石、黃岡、九江、安慶、池州、銅陵、蕪湖、馬鞍山、南京、鎮江、揚州、泰州、南通、上海、寧波、舟山。

　　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變化？陸銘和李鵬飛研究認為，港口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他們把部分沿海沿江港口城市從沿海或南方樣本中去掉後發現，北方-南方間和內陸-沿海間的人均GDP比值均明顯上升，由此説明沿海和南方地區的人均GDP高，很大程度上是受具有優勢區位條件的沿長江和沿海港口城市樣本的影響。

　　“考慮到這一點，所謂內陸－沿海差距和南北差距都被嚴重誇大了。”研究表明，儘管在現實中，地區經濟發展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市場化程度、營商環境等，但根據經濟理論和中國發展的實踐，地理條件仍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陸銘解釋説，南方港口條件普遍比北方好，部分北方港口不僅冬天結冰，更重要的是沒有內河航運的配合（比如黃河，根本沒有航運能力），在規模效應和比較優勢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的空間分佈逐漸向東南沿海和大城市轉移，是符合經濟規律的。

　　什麼導致了人均水平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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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人口。

　　陸銘和李鵬飛認為，人口流動的本質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而人口流動的重要驅動因素就是地區收入差距。在不存在流動障礙的情況下，人口流動的結果往往是地區間實際收入和生活質量趨同，即達到“空間均衡”狀態。

　　換言之，人口的自由流動會帶來地區間人均GDP的趨同，最終實現“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經濟和人口集聚到少數地區，也是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

　　為此，研究採用基尼係數來表示地區間經濟水平和人口規模的差距，基尼係數越大，代表經濟和人口越集中在少數地區，地區之間的差異也就更加明顯。

　　研究發現，美國地區間GDP和人口規模的基尼係數都在0.7左右，説明美國的經濟和人口高度集中在少數地區。同時，美國地區間人均GDP的基尼係數僅為0.13左右，説明美國經濟和人口的空間佈局是基本同步的，從而導致地區間人均意義上的發展差距並不明顯。

　　日本的國土面積和城市數量等特徵，雖然與美國明顯不同，但在經濟和人口布局方面，日本也呈現出相同的規律。在人口自由流動的條件下，日本的經濟和人口也是同步集中的，地區間人均GDP基尼係數在0.1左右。

　　再看中國，經濟和人口的空間佈局並不是同步集中的，這導致了當前地區間人均GDP差距明顯。

　　具體而言，中國城市間GDP基尼係數大致與日本相當，但城市間人口規模的基尼係數卻明顯低於日本，最終導致中國城市間人均GDP的基尼係數明顯偏高，中國城市在人均意義的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失衡。

　　當人口自由流動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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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變化在於，隨着近年改革的不斷推進，人口自由流動的體制性障礙逐步破除，中國城市人均GDP的差距正在慢慢縮小——但仍明顯高於美國、日本。

　　所謂“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是指如果每個省在這個國家的GDP份額和人口份額高度一致，人均就一樣。對比2020年和2015年的經濟人口數據，中國正在走上這樣一條路。

　　陸銘和李鵬飛研究認為，如果未來讓人口更自由地流動，到2035年，中國人口進一步向以國家中心城市為核心的都市羣和都市圈集中，可以實現最發達地區的人均GDP是最欠發達地區人均GDP的大約1.5倍，此時，中國城市間的人均GDP差距可以達到美國和日本現在的水平，地區間差距將大幅度地縮小。

　　總的來説，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和人口分佈呈現偏北方、偏內陸的特點，這是中國發展的起點。

　　隨着市場化改革的推進，經濟佈局在客觀規律的作用下逐漸向沿海和大城市集聚，但人口布局的調整卻在户籍制度和傳統觀念等因素的影響下存在一定滯後，這是中國當前地區間在人均意義上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根源。

　　眼下，隨着改革不斷推進，中國正處於“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和“在發展中營造平衡”的道路上。（實習生劉雅玲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字 | 餘蕊均

​       來源 | 城市進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