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觀察 | “普拜會”後，美俄關係會否“重啓”？_風聞

走出去智庫觀察

6月16日，拜登和普京在日內瓦舉行了首次峯會，談判持續了4個半小時。但****“普拜會”****後沒幾天，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就警告稱，美國正準備就納瓦利內事件對俄羅斯實施新的制裁。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此次峯會召開前，美俄關係正處於“歷史性低谷”。儘管此次峯會沒有帶來歷史性成果，但有效避免了美俄關係繼續滑向難以控制的“深淵”，峯會上兩國發布聯合聲明，重申永遠不應該發動核戰爭的原則，維繫了兩國之間核軍控合作，為國際局勢的穩定可控帶來重要保障。

****美俄關係在拜登執政期可能發生怎樣的變化？對中美關係有哪些借鑑意義？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教授劉瑩的分析文章，供關注美俄關係的讀者參考。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美俄關係經歷數次重啓，但都有始無終，最終難破失敗的舊局。這説明兩國之間既有改善和發展關係的切實需求，又受到關係結構中固有矛盾的束縛。

2、體制和意識形態因素在為美俄重啓關係創造可能性的同時，又成為了雙方繼續深化合作道路上的阻礙。這體現了美國對俄政策的"矛盾的統一"和兩國意識形態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之間的角力。

3、拜登對俄政策會更具戰略性、策略性和靈活性，或在有限領域與俄開展合作，但會堅持意識形態立場，強化盟友關係以維護美國地緣政治利益。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文/劉瑩****

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教授

美俄關係是攸關地區和國際安全大局的重要國家間關係。拜登於2021年1月入主白宮後即對外闡明瞭對俄態度和政策，強調將以與特朗普政府截然不同的方式強硬對待俄羅斯，捍衞美國利益。與此同時，在疫情導致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遷的形勢下，美俄也並未完全關閉對話窗口，拜登與普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已分別通話，表達了交流和合作的意願；最重要的是，美俄兩國間僅存的軍控條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延期協議於2月3日正式生效，條約有效期將延長至2026年2月5日。

以上種種，是否表明美俄關係會在拜登執政期發生一些新的變化?抑或兩國會重複以往曾經歷的關係起伏，難以擺脱結構性的沉痾?本文總結並分析冷戰後美俄關係數次"重啓"的路徑和邏輯，嘗試探討以下問題：冷戰結束後美俄雖然都有改善關係的意願，但為何一直沒能建立起卓有成效的建設性夥伴關係，且關係發展一直在重啓—失敗的怪圈中往復而行，甚至陷入"螺旋式下降"的困境?美俄關係中到底存在哪些既能促成兩國合作但又難以徹底解決的問題?美俄關係在拜登執政期又可能發生怎樣的變化?釐清這些問題有助於理解大國競合對國際關係格局變遷的影響，同時對分析當前中國外交所面臨的挑戰也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重啓"還是"重複”∶美俄關係"重啓"的路徑

冷戰結束後至特朗普執政前，美俄關係共經歷了4次重啓（見表1）。“兩國往往是在經歷了一個關係緊張、僵持、相互指責及悲觀失望的時期之後，便開始進入一個對話、進步和樂觀的時期，週而復始。“這四次重啓的背景、過程、結果雖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相似之處。

分時段來看，蘇聯解體前後美（蘇）俄關係的局部重啓是預熱階段，雙方在軍控談判等領域取得的合作成果開啓了關係發展的新局面，兩國實力地位不對等和美對俄經濟援助不力是重啓"流產"的主要原因。克林頓—葉利欽時期奠定了美俄關係發展的總基調，其間遺留的問題也基本是兩國關係結構中的固有矛盾。小布什—普京和奧巴馬—梅德韋傑夫兩個時期相比，俄、美分別做了重啓的主動方，第一個時期兩國關係"蜜月期"最短，分歧矛盾較多;第二個時期美俄之間互動面擴大，重啓成果豐厚。總的來看，蘇聯解體後，美俄關係既有改善、重啓的內外需求動力，也有結構性矛盾形成的阻礙，兩方面因素糅雜在一起，形成了美俄關係經歷數次重啓—失敗、重複這種循環的內在邏輯。

“全面"還是"有限"的夥伴關係?——美俄關係"重啓"的邏輯

美俄關係經歷數次重啓，但都有始無終，最終難破失敗的舊局。這説明兩國之間既有改善和發展關係的切實需求，又受到關係結構中固有矛盾的束縛；一些具有連續性的問題，如軍控、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導彈防禦、獨聯體國家、歐洲—大西洋安全體系、中東政策、俄羅斯國內形勢等始終是困擾兩國曆屆政府的難題。以下列出的三方面因素體現了美俄關係中的主要矛盾，也是導致美俄關係不斷在重啓—失敗循環中反覆的原因——在推動關係重啓的同時也成為抑制關係發展的阻礙。正是因為衝突性、自發性、矛盾性、侷限性和暫時性的特點，使得美俄關係發展呈現出多變性和不確定性。

（一）體制和意識形態因素

俄羅斯獨立後建立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體制，美俄在體制和意識形態領域不再呈對立之勢——這是美俄發展關係的重要前提。但隨着俄羅斯的發展道路逐漸與西方的預期相偏離，特別是在普京主政時期出現了"可控民主"和"主權民主"模式後，體制和意識形態因素再次成為美俄關係發展的阻礙，衝突性是造成重啓屢次失敗的主因之一。

一方面，美國有意通過改善關係影響俄羅斯的體制轉型進程，以達到弱化俄羅斯並對其進行改造的目標。例如，老布什和克林頓都積極支持葉利欽在俄羅斯國內大搞政治和經濟改革，其真正目的是推動俄羅斯民主變革，使之符合美國的利益。這樣建立起來的所謂"戰略性夥伴關係"從一開始就是片面和不完善的，雙方的政治利益只是暫時一致。另一方面，受政治文化路徑依賴的影響，俄羅斯的政治體制和外交決策機制有別於西方，美俄兩國在體制和價值觀上的差異逐漸在關係磨合過程中凸顯出來，最終導致互信闕如、合作受限、重啓失敗。究其原因，冷戰後的美國外交政策深受民主和平理論的影響，美國認為民主化更為徹底的俄羅斯不會再對西方構成威脅，這也成為美國干涉他國內政、推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主要依據。而21世紀的俄羅斯發展戰略受"普京主義"主導，帶有權威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保守色彩，與美國對俄政策定位截然對立，這也成為普京上台後美俄矛盾增多的主要原因。

另外，美俄兩國政府在相關政策制定上還存在內部矛盾。美國國會一直對與俄合作持懷疑態度，是否將改善兩國關係與俄國內政治掛鈎是兩派爭論的焦點;以經濟人士為代表的主和派認為與俄合作符合美國的利益，但受到冷戰思想影響的安全部門卻對此心存疑慮。在某些歷史節點，國會立法程序還會成為阻撓美俄關係改善的絆腳石。例如，克林頓執政期，國會因對美俄關係正常化存疑而遲遲不取消《傑克遜-瓦尼克法案》;奧巴馬時期，國會又將廢除這一法案與是否給予俄羅斯"永久性正常貿易國地位"及通過《馬格尼茨基法案》掛起鈎來，對美俄發展經貿聯繫造成了阻礙。特朗普與俄改善關係的主動性也受到了國會的掣肘。俄羅斯也有相似之處∶混合經濟體制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中產階級和經濟精英渴望擺脱冷戰思維桎梏，與西方特別是美國企業界在能源、金融、高科技領域甚至是公民社會層面加強合作，但俄安全部門和外交決策層卻對國外勢力滲透十分警惕，這也導致精英內部有發生分裂的可能。

由此可見，體制和意識形態因素在為美俄重啓關係創造可能性的同時，又成為了雙方繼續深化合作道路上的阻礙。這體現了美國對俄政策的"矛盾的統一"和兩國意識形態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之間的角力。

（二）領導人因素

美俄關係重啓是兩國外交決策的一種結果，而後者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其中主體間認知差異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作為國家最高外交決策者，美俄總統在兩國關係發展過程中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但正是因為有主體間認知差異的存在，領導人因素的自發性決定了其作用的雙重性——既有可能推動關係重啓，也有可能導致關係破裂。

1987年老布什擔任美國副總統時，就已經開始與戈爾巴喬夫對話並建立起個人聯繫。在兩人的合力推動下，1991年7月美蘇簽署了《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同年8月，布什譴責加速蘇聯解體的政變企圖，警告"自殺性民族主義”，其講話被美媒諷刺為"基輔雞”，但卻贏得了戈爾巴喬夫稱其為"真正的夥伴"的讚賞。克林頓和葉利欽則奠定了美俄關係中領導人發揮主動作用的基礎。兩位總統在任期間共會晤了7次之多，二人良好的私人關係推動了同時期美俄關係的快速發展。在葉利欽政權面臨威脅的1993年"十月事件"和1996年總統大選中，克林頓給予了有力的支持。小布什和普京執政初期，兩人在"9·11"後的通話和克勞福德農場會晤中建立起來的私人關係帶動了美俄外長和防長間的頻繁互動，“戰略穩定小組"和"美俄能源對話"機制的建立也見證了這種互動的成效;小布什2001年與普京首會後讚賞俄羅斯總統的過於個人化的表達甚至招致了很大非議。但是，短暫的關係升温最終不敵因兩位領導人主體間認知差異帶來的價值觀和執政理念的分歧。有意思的是，梅德韋傑夫與奧巴馬似乎是在"無差異"的基礎上以個人之力推動美俄關係再次重啓。二人同為法律專業人士，都主張摒棄冷戰對峙，力求在兩個核大國間建立一種基於經貿往來、高科技發展、公民社會交流的新型關係。2010年6月梅德韋傑夫訪美，他在硅谷與企業家會談、開通"推特"賬號及與奧巴馬在快餐店舉行輕鬆愉快的"漢堡峯會"都成為這一時期美俄友好的美談。但這種和諧很快因俄總統易人而終結，普京與奧巴馬關係不睦成為第四次重啓失敗的重要因素。不難看出，領導人可以是關係建構的重要因素，但以此推動關係發展並非是一種長久可靠的模式。依靠領導人因素髮展關係也暴露了美俄關係缺乏制度性保障的問題。

（三）安全問題因素

戰略安全是影響美俄關係的核心問題，美俄兩國在歐洲—大西洋安全體系構建、軍控談判、防核擴散、反恐問題上都曾有過合作，但這並不能消解兩國在安全觀念和戰略部署上的分歧和摩擦，安全問題因素的矛盾性、侷限性和暫時性使美俄關係重啓不斷重複失敗的結局。

1.歐洲—大西洋安全體系構建

受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俄羅斯對自身在歐亞地區的身份認同一直存在矛盾心態，而這種矛盾性也體現在冷戰後俄羅斯與美國及其盟友構建新歐洲安全體系的過程中。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自由改革派積極主張本國融入西方的經濟和安全體系，但對美國主導的北約心存疑慮——既視其為安全對手，又認為北約是俄保持與西方關係的重要多邊機制渠道。在構建歐洲安全框架的問題上，美國及其盟友的立場也有自相矛盾之處——既希望接納中東歐國家融入西方安全體系以保證歐洲—大西洋地區的穩定和安全，又想打消俄羅斯的顧慮，讓其參與歐洲安全機制建設。這種雙重矛盾性直接影響了美俄關係的重啓進程。

20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與美國主導的北約關係經歷了從戰略忽視到戰略關注的發展過程，呈現出階段性、脆弱性、非對稱性與象徵性的特點，是一種參與性的夥伴關係。與視俄羅斯為重要安全夥伴的德、法、意等歐洲國家相比，美國並不認為俄可以在維護歐洲和全球安全中發揮重要作用;而俄羅斯雖然因北約和歐盟不斷蠶食自身傳統勢力範圍備感威脅，但囿於能力有限和利益所趨，又必須在對抗和合作中謀求平衡。這使美俄雖然能就歐洲安全問題進行談判，作出一定讓步和進行有限合作，但卻始終不能達成實質性進展，關係重啓也因此受到重要影響。美俄、美歐、俄歐之間戰略利益的衝突性導致冷戰後的歐洲一直沒能成功構建起一個攸關俄羅斯利益的新歐洲—大西洋安全體系。

2.軍控和防止核擴散

軍控和防止核擴散一直是美俄關係中的敏感問題，在數次重啓中，兩國在此領域的合作帶有一定的侷限性，成果也經常表現為一時的權宜之計，不能成為雙邊關係長久發展的基石。

美俄關係第一和第二次重啓階段，在俄羅斯作出一定讓步的前提下，雙方達成第一和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為美俄關係改善奠定了基礎。小布什—普京時期簽署的《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是當時美俄建立新合作關係的標誌，但兩國並未就更改《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條款問題達成一致。美俄之間最重要和最全面的軍控協議是第四次重啓時簽訂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然而雙方在談判過程中也遇到俄方要求將導彈防禦問題與新條約綁定的難題。總的來看，美俄在軍控領域的合作成果確實能作為一定時期內關係改善的重要例證，但無論是以維持戰略力量平衡為目的的談判，還是軍控協議條款的約束力，都帶有很大侷限性，美俄並未在軍控合作中建立起真正的互信。也正因為這種對對方"競爭對手"身份的認同，美俄難以就進行大規模實質性削減核武開展進一步談判，甚至無法保證維護業已達成的協議。美國先後退出《反導條約》和《中導條約》以及美俄在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問題上相互指責，都説明軍控合作無法成為兩國關係的立足點。

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方面，美俄合作也跌宕起伏。以伊朗核問題為例，美國一直希望俄羅斯在限制伊朗發展核技術、安理會通過制裁條約等問題上予以配合，但俄羅斯自有利益考量。克林頓—葉利欽時期，美國副總統戈爾和俄羅斯總理切爾諾梅爾金於1995年簽署秘密協定，以俄停止向伊朗出售常規武器換取與美國進行經濟合作。但2000年普京以美國沒有履行承諾為由廢除了這份協定，此後俄伊開始繼續在軍事和技術領域開展合作。2007年俄羅斯簽署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系統的協議。2009年美俄關係再度重啓後，俄方終止了這份軍售合同。2010年6月，在俄羅斯的配合下，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制裁伊朗的1929號決議，這被視為彼時美俄關係改善的重要成果。然而奧巴馬對德黑蘭"接觸＋制裁"的政策並未助其實現無核化世界的目標，而俄羅斯也一再強調伊朗有發展民用核能的權利，並不顧西方反對最終幫助後者建成並啓用了布什爾核電站。美俄就伊朗核問題合作的侷限性也成為了兩國關係發展的巨大障礙。

3.反恐

美俄反恐合作受制於雙方在界定恐怖主義問題上的分歧。“9·11"事件後，美俄在反恐戰爭中的合作曾助推兩國關係的第三、第四次重啓，但雙方在車臣、伊拉克戰爭等問題上的分歧並未因此消弭，反恐合作只能在短時間內形成正向動力。在對恐怖主義的認知上，美國認為俄羅斯只把在北高加索活動、威脅到自身安全的宗教極端勢力視為恐怖分子，而俄羅斯則指責美方在車臣問題上奉行"雙重標準”。2004年別斯蘭事件後，俄羅斯向聯合國安理會其他4個常任理事國散發了一項決議草案，呼籲各國在合作懲治恐怖分子時不以政治、意識形態、種族、民族、宗教等作為標準，這顯然是針對美國的"雙標"態度。在敍利亞戰爭中，美俄雖然聯手打擊"伊斯蘭國”，但卻在對待巴沙爾政權問題上尖鋭對立。由此可見，美俄雖然一直強調大國合力打擊恐怖主義的重要性，但是難以達成共識，反恐合作對兩國關係重啓的推動作用也只能是暫時性的。

縱觀冷戰後美俄關係的四次重啓，體制和意識形態、領導人互動及安全領域的三方面因素代表了兩國的主要利益關切，體現了雙方既合作又對立的雙重性動因，其作用帶有衝突性、自發性、矛盾性、侷限性和暫時性。美俄實力地位不對稱，價值觀念相牴觸，利益需求有錯位，戰略互信難建立，加之缺少合作機制保證，導致兩國關係出現了重啓—失敗的循環起伏。歷史經驗證明，在美俄關係發展過程中，只有當雙方就狹義的共同利益暫時達成一致，且為追求某個特定目標而對彼此抱有一定信任感時，雙邊合作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效果。正是基於這樣的內在邏輯，美俄關係雖然屢次嘗試重啓，但卻難以發展到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高度，而只能在有限領域實現部分有效合作。

“冷戰"還是"熱和平”∶美俄關係"再重啓"前景暗淡

特朗普上台後，美俄關係兩次出現"再重啓"的跡象∶一次始於特朗普任職初期，一次表現於2020年疫情期間。與前四次"重啓"相比，2016年以來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的互動既有相似動因，也有特別之處。

首先，領導人的作用再次顯現出來。特朗普競選期間即開始對普京釋放友好信號，後者也適時回應，雙方你來我往、不吝溢美之詞的場景甚至被媒體戲謔為"兄弟情”。正是在兩國總統主動摒除2014年以來兩國之間敵意、積極頻繁示好的基礎上，美俄關係再一次重啓的希望被燃起。然而，因受到國內政治和社會輿論的掣肘，特朗普對俄新政策無法施行，美俄關係更在"干涉門"“通俄門"“間諜門"等事件的影響下不斷呈現螺旋式下滑的趨勢。2017年8月特朗普被迫簽署的對俄製裁新法案不但擴大了制裁範圍和對象，還對總統解除制裁的權力進行了限制;此番制裁2018年更是涉及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外長拉夫羅夫等多名政要和商界精英。美國在此間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核態勢評估》等文件將俄稱為"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對手”，兩國先後打起了外交驅逐戰和媒體制裁戰，還在敍利亞上演了冷戰結束以來的首次代理人熱戰。凡此種種，表明特朗普和普京以一己之力帶動的第一次關係重啓嘗試也宣告失敗。

在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和中美關係惡化的形勢下，美俄兩國總統再次抓住契機，從4月中旬開始頻繁通話，相互支援醫療物資、分享醫療信息，還在軍控、油價等問題上開啓對話通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和普京於4月25日發表聯合聲明，紀念美蘇兩國軍隊在德國易北河會師75週年。二人聲稱"易北河精神"是美俄偉大事業摒棄分歧、建立信任和開展合作的典範。對此，有學者認為，發揚歷史上的戰時同盟精神有利於美俄在利用現有溝通渠道保持聯繫的基礎上進一步避免衝突。

與以前的經驗相比，美俄這兩次嘗試重啓關係，領導人和意識形態因素髮揮了前所未有的特殊作用。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特朗普主義"和堅守"強國夢"的"普京主義"都帶有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特徵，兩者又都建立在大國勢力劃分的基礎上，這既為美俄創造了開展現實政治對話的氛圍，又會讓兩國在某些領域的競爭加劇。鑑於此，研究未來美俄關係走向應重點關注執政者權力及治國理念的存續問題。目前來看，“特朗普主義"會隨着拜登上台"偃旗息鼓”，後者會否重複奧巴馬的對俄政策仍是未知數，而蘇爾科夫的《長久的普京之國》已經預言普京及其執政理念將長期引領俄羅斯走非西方的發展道路。因此，美俄關係仍有很大變數。

其次，在安全領域，美俄雖有合作空間，但仍無法擺脱矛盾性、侷限性和暫時性。在構建歐洲—大西洋安全體系方面，美俄關係因歐洲內部和美歐關係分裂而呈現出更加複雜的態勢。特朗普上台後抨擊歐盟成"德國的工具”，宣稱"北約過時"，還歡迎英國脱歐，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俄羅斯緩解自身戰略壓力的需求。但俄與北約的戰略對峙狀態並沒有改變，軍演成為雙方博弈的主要方式，波羅的海是軍事交鋒的重點區域;美俄在北極地區的軍事競技也有所升級。新冠疫情在全球暴發後，北約盟國繼續對俄進行軍事擠壓和戰略圍堵，並高調舉行"波羅的海行動-2020"多國海上聯合演習。俄羅斯採取以退為進的剋制做法，但對威懾武器的研製和投入仍被美國和北約視為重大威脅。受疫情影響，G7峯會延遲舉行，特朗普藉機提出G7增員，邀請俄羅斯加入，俄方謹慎地表示，雖然同意改制G7，但沒有中國的參與，就不可能實現具有全球意義的重要事業。由此來看，在美國削減駐歐軍力、美歐分歧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北約會加大對俄羅斯的戰略壓制，俄也可能強化核威懾能力建設和前沿軍力部署。拜登上台後，或將對跨大西洋夥伴關係進行重塑，但是會打破對俄有利的多極化世界格局並降低歐盟改善對俄關係的興趣，由此限制俄對歐洲外交的迴旋餘地，對俄歐關係產生不利影響。這樣看來，俄歐、美俄之間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短期內難以改變，雙方或將長期維持鬥而不破的關係。

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美俄仍是當今世界上核武器儲備和部署量最大的國家，相互確保摧毀仍是兩國重要的核戰略。美國研究部門掌握的數據也顯示，五常其他三國的核力量遠不及美俄（見圖1）。軍控是現在俄羅斯唯一能夠與美國進行平等談判的議題，但在美國退出《反導條約》《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的背景下，美俄在延長兩國間唯一有效的軍控條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問題上一度陷入困境。拜登上台後雙方達成共識，延長了這份於2021年2月到期的條約。普京2020年6月批准的《核威懾政策》升級了兩國的戰略對峙。與此同時，美國兩黨議員還建議商務部修訂2020年到期的《暫停對俄羅斯聯邦鈾的反傾銷調查協議》，進一步降低俄進口鈾的上限。這樣看來，作為曾經推動關係重啓的重要成果，軍控談判推動美俄關係重啓的作用已經非常有限。

在防核擴散問題上，普京2017年曾表示，俄美作為核大國，應在此領域有效合作。美國2018年宣佈退出伊朗核協議並對伊實施最高級別的經濟制裁後，美俄嫌隙不斷擴大，美方的單邊主義冒險行為也加大了美歐分歧，還促進了法、德等歐盟國家與俄羅斯關係的緩和。2020年5月，美國又宣佈結束對伊朗民用核項目的制裁豁免，對此俄羅斯表示還會繼續與伊朗在相關領域進行合作。雖然美俄曾於7月底在維也納就戰略穩定、軍控等問題展開三日談判，其中包括自冷戰後首次就空間安全進行商議，但成果十分有限，未能就太空安全等問題取得具體成果，未來兩國也恐難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領域取得合作進展。

在反恐領域，雖然美俄在各種場合強調兩國攜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重要性，但兩方的積極性並不對等，索契冬奧會、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巴黎恐襲等事件對兩國反恐合作的推動作用並不明顯。俄羅斯近年來一直呼籲建立國際反恐聯盟，但美國反應冷淡。美國懷疑，俄羅斯力推國際反恐合作的真正目的是想主導國際事務。美俄在共同打擊"伊斯蘭國"極端組織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雙方在敍利亞問題上立場相左，嚴重缺乏互信，合作的暫時成效並不能推動兩國關係進一步升級。與此前助推關係重啓不同，現在反恐有可能成為美俄競爭與博弈的新戰場，一時的合作並不代表關係長久維繫。

總的來看，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及國際關係格局均出現較大變化，特朗普的孤立主義＋防禦性單邊主義外交、離間中俄關系、遏制中國崛起以及調整對俄政策是這一時期美俄關係重啓的重要原因。但是，這兩次再重啓都未見實質性成果，更多表現為領導人之間的暖昧和虛與委蛇的互動。雙方在烏克蘭危機、克里米亞問題、敍利亞戰爭、《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延期、“北溪-2"管道建設等具體問題上或是相互指責，或是針鋒相對，在實力不對稱、認知有錯位的情況下，仍不能實現協商與合作。美俄關係"再惡化"不是沒有可能，“再重啓"前景暗淡；new cold war或許不會發生，但熱和平會長期存在。而這種狀況在拜登執政期又可能發生新的變化。

結 語

2020年年底以來，美俄關係又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特點。美國總統大選前，在新冠疫情對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造成顛覆性影響、中美關係有滑向"new cold war"危險的形勢下，雖然美國國會和輿論仍不看好美俄關係，但已有評論提出美國應反省對俄政策，抓住機遇實現兩國關係真正的重啓。俄羅斯戰略界則對新的戰略機遇充滿期待，但美國大選後，普京遲遲未向拜登祝賀勝選的行動表明，俄羅斯對未來四年的俄美關係疑慮重重，尤其擔心拜登會在重整與西方盟友關係的同時採取對俄不利的外交政策。列瓦達中心2020年11月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美國總統大選後，雖然對美持好感態度的俄羅斯人比2016年有所上升（從28%上升至35%），但認為俄美關係將會改善的被調查民眾從2016年特朗普當選時的46%下降到拜登勝選後的12%。美國精英內部在對俄政策上也依然呈現"鷹派"與"鴿派"觀點對立的態勢，這是美國政治極化的又一表現。作為曾與奧巴馬搭檔的副總統，拜登很可能在上台後讓美俄關係重回"消極而穩定"的狀態，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不太可能"出現任何向好的改變”。

同時，對應地看美俄關係"重啓"的歷史路徑和模式，拜登上台後，兩國關係也不會實現重大突破。

首先，拜登及其建制派政府主張團結美國傳統盟友捍衞西方民主制度並共同抵制俄羅斯，美俄之間在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矛盾或將更加突出。其次，拜登和普京之間不太可能發生"化學反應”。雖然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曾於1月24日表示，俄羅斯主張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普京將對美方的合作意願作出相應回應，但拜登及其幕僚在對俄政策上都屬於"鷹派"，言辭觀點一貫強硬;拜登上任後首次發表外交政策演講時也直接對普京發話，説自己與前任特朗普完全不同。再次，拜登政府承諾要在重回、重建多邊合作問題上加強與傳統盟友的關係，重塑針對俄羅斯的跨大西洋安全同盟體系，這意味着歐美仍將維持安全與價值觀共同體的牢固性，而歐俄雙方在歐洲安全、價值觀和對原蘇聯地區國家政策方面存在的重大分歧仍將持續。透過法德等歐洲國家與美國就納瓦利內中毒和被捕，俄國內爆發抗議示威等對俄羅斯發難，俄驅逐歐洲國家外交官，“北溪-2"項目受阻等事件，阻礙美俄關係的結構性矛盾可見一斑。

短期來看，拜登對俄政策會更具戰略性、策略性和靈活性，或在有限領域與俄開展合作，但會堅持意識形態立場，強化盟友關係以維護美國地緣政治利益。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美俄在軍控問題上取得的進展.拜登在就職第二天即表示會爭取將《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延長5年，這是對奧巴馬政府及拜登本人外交遺產的繼承之舉；恢復伊朗核協議也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目標，美國目前正在積極與英法德等歐洲夥伴商談恢復伊朗核協議。俄羅斯前外長伊萬諾夫指出，俄美關係在特朗普時代跌入數十年來的最低谷，拜登上台後，兩國應在一些可能達成協議的領域進行對話，主要涉及軍控、地區衝突和氣候問題，以期讓戰略安全領域的成果為兩國恢復其他合作奠定基礎，使俄在敍利亞、伊朗、朝鮮等多邊機制中發揮積極作用，並與美國在北極事務上進行合作。

從長遠來看，相比中美矛盾，美俄對抗更難調和。可以説，特朗普政府延續了2014年烏克蘭危機後美國的對俄態度和政策路徑，而拜登政府也會參照美俄關係的基本面制定對俄政策。美國務卿布林肯1月19日在國會聽證時就明確表示，拜登政府會利用包括制裁在內的政策工具確保俄羅斯為其行為付出代價，雙方在烏克蘭、敍利亞、化學武器、網絡安全等問題上仍存在難以彌合的分歧。俄方學者也指出，鑑於本國面臨的地緣政治格局未發生根本性變化，俄羅斯仍會繼續奉行19世紀以來的保守對外政策；拜登上台後，美國將重點針對俄中兩國，俄美也難以做到相互承認對方的國際地位，因此不會停止干涉對方內政。最重要的是，俄美對抗不會因雙方在其他問題上的接觸而改變。就在美俄就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達成協議後，美海軍兩艘主力驅逐艦唐納德庫克號和波特號就公然開進黑海，聯合烏克蘭進行軍演，對俄發出挑釁和震懾的信號。與此同時，美國指責俄羅斯在2020年12月對本國發動大規模網絡攻擊，隨後宣佈關閉美駐葉卡捷琳堡和符拉迪沃斯託克的領事館;俄羅斯則認為美對發生在俄多地的示威抗議負有責任，顯示了其深度意識形態危機。

由此看來，未來四年或更長時間，美俄關係可能會隨形勢發展出現新的變化，但不會實現大的突破，所謂的美俄關係"重啓"也難以走出一貫的困境。與此同時，相關大國也始終需要面對一個核心問題∶國家間關係發展是否可以規避固有結構性矛盾，充分利用所有主動促進因素，在有限領域實現部分合作?這也是在處理當前中美、中俄關系時應該着重思考的問題。（有刪減，註釋略）

來源：國關國政外交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