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淑蘋：牙璋探索——大汶口文化至二里頭期_風聞

一、“牙璋”不是“璋”的一種

“璋”字最早見於西周史料，包括《詩經》與金文。《詩經·大雅·卷阿》用高貴的玉禮器“圭”“璋”歌頌君子品德純潔，名聲威望傳四方：“顒顒昂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在此，“璋”是排在“圭”的後面。逨盤、逨鼎與頌壺、頌鼎都是周宣王時的銅器，所鑄銘文記載西周晚期冊命禮的儀軌。作器者“逨”和“頌”接受了周王的冊命與賞賜出門，然後對有司行納覲之禮時，逨盤銘文所記為“返入覲圭”，頌壺銘文所記卻為“返入覲璋”。或顯示“逨”與“頌”在當時的身份位階是有高低差別。

總之，史料證實西周（約公元前1046至前771年）禮制中確實有一種名為“璋”的玉器。有學者考證西周時“璋”可能是扁平長條形的玉版。芮國墓地中確實出土這類玉器（圖一），報告中也將之定名為“璋”。

《周禮》可能寫成於戰國。《周禮·春官·宗伯》記錄祭祀天地四方的六種玉器，即所謂的“六器”，其中“璋”是祭祀南方的玉禮器。但是《周禮》書中並沒有描述各種玉器的形狀。直到東漢許慎（約30—124年）所撰《説文》，才對“六器”裏的六種玉器都作了形制描述，“璋”也被定義為與圭有關的玉器：“剡上為圭，半圭為璋。從玉章聲。”從聯志村、蘆家口等西漢祭祀遺址出土玉器可知，漢代的玉璋確實成“半圭”形（圖二）。

《周禮》書中還記載了“牙璋”、“赤璋”、“璋邸射”等器名。“牙璋”是“起軍旅的玉禮器”。但《説文》裏沒有關於“牙璋”形制的描述。

直到19世紀末，金石學者吳大澂在其《古玉圖考》中，根據東漢鄭眾（司農）、鄭玄（康成）批註《周禮》，指稱圖三這件器身旁出有“牙”的玉器就是“牙璋”。自此，“牙璋”一名就和考古出土的一類玉器結了不解之緣。

熟悉考古資料的學者應可看出，圖三很可能是一件19世紀晚期製作的仿古贗品。贗品的產生，意味着製作贗品的時代，收藏界正流行收藏造型相似的真品。筆者早年走訪歐美各收藏中國古玉的博物館，確知吳大澂收藏過贗品“牙璋”，也收藏真的“牙璋”。前者見於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藏（圖四）。後者屬美國哈佛大學温索普收藏（Winthrop Collection）（圖五），該館1975年出版品上清楚註記“Formerly in the collection of WuTa-ch’eng”。筆者於1979年在福格博物館（Fogg Art Museum）庫房檢視過實物，雖然在那個年代，這類玉器多被訂為“周代”，但在今日考古學資料顯示，它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陝北石峁文化的墨玉牙璋。

活躍於21世紀前半的古董商盧芹齋（C.T.Loo），在他與伯希和1925年合作出版法文大書中，就清楚地記錄：“北京的古董商人聲稱這些玉器出自榆林府。”盧芹齋又在他1950年出版的圖錄的前言中記錄，吳大澂所藏“大型黑色長片狀器largeand black tablets賣給法國吉斯拉（G.Gieseler）和美國的匹爾斯白瑞（A.F.Pillsbury）。”此二收藏後捐贈給巴黎吉美博物館（Musee Guimet）、美國明尼阿波里斯藝術研究院（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檢視此二館藏品，確實有數件石峁文化風格的墨玉牙璋與多孔長刀。

雖然吳大澂收藏過多件真正的石峁文化墨玉牙璋等，但光緒15年（1889年）出版的《古玉圖考》中，只用線繪圖注錄一件看似贗品的牙璋（圖三）。筆者推測那些真品可能是《古玉圖考》付梓後到吳大澂去世前（1889—1902年）購入的藏品。

由於吳大澂的收藏與《古玉圖考》上的考證，導致今日考古學界多稱如圖三至圖五這類玉器為“牙璋”。雖然夏鼐反對之，建議改稱為“刀形端刃器”，部分學者也曾引用夏鼐的定名，但該器名未能普及開來。大家仍稱圖五及本文討論的主題玉器為“牙璋”。事實上這只是約定俗成的稱法，我們無法知道距今數千年前製作、使用這類玉石器的先民如何稱它們，就只能暫時沿用大家“習用”的名詞罷了。

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璋”是周代、漢代的玉禮器（圖一、圖二）。本文所稱的“牙璋”基本造型分為：本體、扉牙、柄三個部分。這種玉器不出現於周、漢時期的禮制中，所以千萬不能誤以為：“牙璋是璋的一種”。近日不少正式考古書籍中，誤將“牙璋”直接稱為“璋”或“玉璋”，更助長了玉器器名使用的混亂。

二、四十年筆者研究“牙璋”的回顧

筆者於1979—1980年曾在歐美地區連續參訪多間收藏中國古玉的博物館，得以在各庫房內，儘量檢視那些在二十世紀前半流散海外的中國古玉。

歐美博物館中收藏很多黃河上中游史前玉器，璧、琮、多璜聯璧、各式帶刃器等。其中大量帶刃器的玉料具有相似的特徵。它們質感細膩、透明度低，多為灰青、墨綠、暗褐，常隱隱顯出不規則團塊或波浪式條班（圖六），也有的色深近乎黑色（圖七），它們多用以製作多孔長刀或牙璋。從戴應新1977年、1988年發表論文可知，它們應出自陝北神木石峁地區。

累積了在歐美地區檢視近二十間博物館庫藏中國古玉的經驗，筆者於1989年前後，為台北的故宮博物院購藏了多件這類帶有沈積岩文理的有刃器，選擇其中三件委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陳光祖研究員，以X光繞射儀分析測定質地，確定它們雖與一般人認知的瑩秀美玉不類，但其質地確為閃玉nephrite。檢測結果發表於1990年與2007年論文。

1990年筆者赴西安訪問戴應新研究員，邀請他將徵集的一百二十多件玉器撰文《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探索》寄到台灣，筆者將之按內容分六期發表於1993年8月至1994年1月的《故宮文物月刊》。為此，筆者亦撰寫六篇《也談華西系玉器》，配合刊出。

這六篇是迄今唯一完整公佈1976年徵集石峁玉器的資料，彌足珍貴。但需補充説明，文革時大批比較厚實的石峁出土玉器，被收購當作玉料改制他物，出口創匯用。所以能徵集到的，都是當初被淘汰的，比較薄而殘的玉器。

在《也談華西系玉器（二）－牙璋》一文中，筆者用地圖配合説明當時出土牙璋情況，中、日學者研究情況，再根據自己在海外檢視實物的經驗，歸納流散日、美、加、英、法、德、南非等國的牙璋是以石峁文化為大宗，也有少數四川廣漢月亮灣燕家院子的牙璋。據此，在該文中筆者認為牙璋應是華西地區的玉禮器。文中指出戴應新徵集的28件牙璋中，多數刃部做淺彎弧形，但有一件刃部作“V”形的細長型牙璋高達47釐米，可能是石峁牙璋中年代較晚者，它可能是四川廣漢三星堆地區“V”形刃線牙璋的濫觴。

1994年二月鄧聰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國際會議”，會議前即出版論文集《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在該書中筆者發表《“牙璋”研究》一文，文中依循林巳奈夫對牙璋形制的編年原則，歸納當時公佈的十四個地點出土或徵集的八十二件牙璋的形制分類與發展順序。除了分析考古資料外，該文普查西文及日文出版品，結合筆者1979—1980年旅行筆記，將當時已查知的，分散於世界各地22處約54件牙璋作了綜合整理與描述。其中數件還因造型特徵，可核對最初是由盧芹齋或黃浚出售。從筆者的統計歸納可知，石峁文化牙璋不但是海外流散牙璋的大宗，且早在1925年牙璋已進入國際古物市場。

於此同年，筆者撰《撲朔迷離話牙璋》一文，將香港中文大學重要的牙璋會議及出版品訊息，介紹給台灣及全球華文讀者。

同一期月刊也刊登山東省文物局王永波研究員的論文《關於刀形端刃器的幾個問題》。在當時，該文最先發表山東三個地點：臨沂大範莊、五蓮上萬家溝、海陽司馬台所出土四件牙璋的多面彩圖與線繪圖。更重要的是公佈各遺址在當時的地貌圖景，報導了歷次發現與徵集經過。此外，該文可能是迄今唯一一篇，公佈了司馬台出土的一件墨玉有領璧與一件灰黃玉石牙璧，當初出土時二者套迭時的兩面圖片。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山東省博物館於秋偉主任將沂南出土牙璋發表於《故宮文物月刊》。文中報導1988年在山東沂南縣中高湖鄉羅圈峪村，因鄉民為了替兒子建築新房，用炸藥爆破山腳的岩石地，意外發現土石間寬約20釐米的天然縫隙中，埋有多件玉石器。其中有三件可用斷塊拼成尚稱完整的牙璋。

總之，在20世紀最後十年內，台北的故宮博物院提供出版園地，令大陸學者將陝北神木石峁出土28件牙璋，及山東四個地點出土7件牙璋的相關資料，作了較完整的報導。筆者也配合這些來稿與香港學術會議發表個人的論述。

也在這期間，筆者為台北故宮購入二件牙璋，其一屬龍山期。另一屬四川廣漢月亮灣文化。後者還曾獲四川大學林向教授的檢視與肯定，發表於1999年5月的《故宮文物月刊》。文中除了説明1927年燕家院子出土三、四百件玉石器的經過，還推測牙璋可能起源於龍山時期的陝北地區，經由征伐或交易，流傳至東夷的地盤。

進入21世紀，筆者在欒豐實教授的協助下，分批檢視出土於河南、陝西、甘肅、湖北的牙璋。2008年，筆者檢視了山東境內的四批共7件牙璋，認為羅圈峪、大範莊各有一件相當古拙的牙璋，年代應較早。但海陽司馬台、五蓮上萬家溝出土的二件，從質地、造型可知，應是直接來自石峁的成品。筆者在2014年、2018年發表的論文中，牙璋都佔一定的篇幅。

2014年，拙作《萬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藴》中，筆者接續1994年“海外流散”石峁風格牙璋統計工作，除了增加《玉器時代》一書公佈五間美國博物館藏品，再增加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廣東博物館、旅順博物館所藏牙璋，以及台灣公私收藏資料，加總起來共有70件；合併戴應新研究員所徵集，共98件相當明確的石峁文化牙璋。

但事實上，所謂“考古出土”或“有明確地點徵集”的資料中，非出土於陝北的，仍有不少屬石峁風格牙璋，除了前述的山東海陽司馬台、五蓮上萬家溝二地外，陝南的東龍山，甘肅清水縣連珠村，甘肅定西靜寧、河南新鄭望京樓、河南鄭州楊莊等地出土的牙璋，從玉質、造型觀察，極有可能都是石峁文化先民製作，不過因埋藏環境而有不同的沁色。所以，雖經包括文革在內的歷代浩劫，石峁牙璋應尚有百餘件存世。

在2014年拙文裏，筆者強調以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雪峯山連成的，自東北向西南的山脈鏈，區隔了高亢乾燥的華西與低平濕潤的華東。華西、華東各藴藏數種外觀明顯有別的閃玉（nephrite），基本上在史前至歷史早期，閃玉是貴重稀有資源，易被交通近便的強勢政權壟斷，所以雖然龍山文化至夏時期（約公元前2300至前1520年），華夏大地上很多地方都有用玉器祭祀神明祖先的傳統，但因為“地區性玉料特徵”差異，發展出“地區性玉器文化”差異。形成“萬國玉帛”的多元場景。

聞廣教授曾研究美國華盛頓弗利爾博物館（Freer Gallery of Art）藏多件牙璋與長刀，將之作了切片掃瞄電鏡顯微結構研究，確知它們無論顏色從淺至深，常保留變質前沈積岩文理，諸如不規則團塊、波浪般的韻律條紋等。但雖然看起來“疙疙瘩瘩”，事實上是以極細小的“雛晶”構成，也因此質地緻密，可剖成長刀、牙璋之類大薄片的帶刃器而不會崩破。陳東和副研究員利用拉曼光譜及加速器PIXE(粒子誘導激發X光熒光光譜)分析技術，研究巴黎吉美博物館所藏早年流散的石峁墨玉牙璋、長刀等，確知其中鐵離子含量高達5wt%至12wt%左右，錳與鎳的含量也較高。這可能是玉色深沈近黑之故。

筆者觀察四川廣漢月亮灣出土的牙璋（圖八），除了造型、扉牙、器表刻紋等與石峁牙璋相似外，深褐近乎黑的色澤也很相似（圖九）。但因為四川温暖潮濕，所以器表多分佈蛛網般的白色沁斑。

換言之，約與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第三、四期同時的月亮灣文化，還可獲取深色近黑的閃玉料，但時代稍晚的三星堆文化（約商中晚期）出土的牙璋，內部原來多為白色閃玉，但表面加塗由藍、灰等多種顏料配成的一種黑裏透紅的顏色，出土時器表已產生嚴重次生變化。是否三星堆文化先民無法如月亮灣文化先民一樣取得近乎黑色的閃玉，但因為要追求特殊神秘的“玄”色效果，而將牙璋染成黑色呢？值得追蹤研究。

除了牙璋外，有領璧也是值得注意的器類。前文提及王永波研究員1994年論文發表了海陽司馬台遺址裏，與墨玉牙璋（圖一〇）共出的一組，由墨玉有領璧與牙黃色牙璧套迭的腕飾（圖一一、圖一二）。圖一一有領璧的墨玉質感與圖一〇墨玉牙璋極相似，很可能也來自石峁。

近年考古資料顯示，用兩件或多件玉、銅等質地的腕飾套迭佩戴的習俗，主要出現於陝北石峁文化，如圖一三玉牙璧與銅齒輪環套迭，圖一四用兩個玉璧中間套迭五個銅環、一個銅箍，雖然這二組件都是盜掘品，但已得到考古學家的鑑定與肯定。圖一五是出自陶寺文化晚期小墓的一組腕飾，一件玉璧與一件銅齒輪形器套迭而成。由於陶寺文化晚期遺存中，確有殘暴的外來侵略現象，不排除圖一五腕飾來自石峁文化。

由於有領璧與牙璋時有共出現象，筆者懷疑二者具有特殊的神秘內在聯繫，可能二者從陝北沿着“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經甘肅傳播至川西平原，再或分或合地經雲貴高原傳到了越南。而有領璧甚至傳播至馬來半島。

在2014年拙文裏，筆者還分析了牙璋柄部的圓孔部位透露了該件牙璋的使用方式。如果圓孔位於左右兩扉牙所連成直線的中央下方（圖一六），當是如圖一七般綁縛木柄使用，此時刃線多為圓弧形，也常看到刃部帶使用痕。

但若圓孔位置上移，離開了柄部，進入扉牙的區塊時，那就無法綁縛木柄，而只能以刃端向上的方式，用手捧執。據筆者統計，此時刃線常作“V”形，且多無使用痕。圖一八是1976年所徵集牙璋中唯一具有前述特徵的一件，編號SSY17，也是該批28件牙璋中特別高長的一件，應是如三星堆文化中用手捧執。圖一九則是三星堆出土捧着似牙璋形器的小銅人。

筆者在2014年論文對牙璋提出的看法甚多，雖隔了數年，上述觀點應仍具可信性。2017年秋，筆者參加成都金沙博物館舉辦會議，發表有關晉陝高原在龍山晚期至夏時期玉器文化的論文。筆者提出的新觀點為：推測海岱地區的牙璋，與該處流行的，從河姆渡文化“「介」字冠頂”發展的“華東式扉牙”均向西傳播，因為陝北石峁地區藴藏含鐵量高的墨玉礦，石峁文化先民用墨玉製作具殺伐力的薄鋭型牙璋，用作兵器，並裝飾源自“華東式扉牙”的“對稱多尖式扉牙”（圖二〇）。這種神秘的扉牙也偶見於石峁墨玉長刀（圖二一、圖二二）。

三、近年學界牙璋研究概略

21世紀曾舉辦兩次與牙璋有關的學術會議。2013年在餘杭召開“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國文明”學術研討會，同年出版的《玉器考古通訊（二）》發表會議紀要，對幾篇牙璋方面論文作了特別報導。次年亦出版論文集。

2016年10月底至11月初，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鄭州聯合舉辦“東亞牙璋學術研討會”，約四十餘位學者與會。會議紀要發表於《玉器考古通訊（八）》上。次年李伯謙先生以《再識牙璋》一文，對該次會議作了綱要性綜論，也述及作者個人對牙璋萌芽、傳播路徑的觀點，相當具有啓發性。

鄭州牙璋會議上，除提供簡要的會議資料外，還出版《東亞牙璋圖展》一書，相同的內容亦於2017年春在香港中文大學“牙璋與最早中國圖展”中展出。在此基礎上，鄧聰教授於2018年出版大型專刊《牙璋與國家起源》。

牙璋造型奇特，所以它的出現與變化頗受關注。從目前較可靠的年代數據可知，牙璋的歷史大約從公元前2400年發展至公元前900年，長達一千五百年左右。最早約大汶口文化晚期，以羅圈峪遺址為代表。最晚約為金沙遺址的高峯期。

綜覽各種資料，筆者認為可以公元前1520年二里頭文化結束，作為時間節點，將一千五百年的牙璋歷史分為前、後二期。各有近九百年與六百餘年之久。前期從萌芽至發展高峯，以山東、陝北、河南、川西平原為主要發展的地區。本文第四節將討論之。

可能屬夏王朝晚期的二里頭文化結束後，牙璋與多孔長刀基本退出中原，主因是商族發跡自華東，在華東崇尚動物精靈崇拜的傳統裏，雕琢動物形紋的玉器是主要的玉禮器。過去，因為二里頭考古發掘開始得早，當1986年成都平原廣漢三星堆發掘了二個大埋玉坑，出土96件牙璋和所謂“璋形器”時，學界多認為那是二里頭文化向西傳播的結果。

筆者認為這種“想當然耳”的推論，是因為當時多數學者一直未能認識石峁文化牙璋的真面目，石峁文化牙璋具有極優質的質地，實用性強，製作量大，時代跨度約達七、八百年或更長，它可能是四川、河南這兩區域牙璋的主要源頭，不過河南地區牙璋可能同時受陝北和山東兩個方向的影響（詳後）。

如前所述，石峁牙璋的文化傳統極可能順着“邊地半月形傳播帶”，經由甘肅、傳播至川西平原，再傳播至越南北部。前節已説明月亮灣文化牙璋和石峁文化牙璋在玉質與沁色的相似性（圖八、圖九），下一節筆者還會論證二文化牙璋在形制上的雷同。

月亮灣遺址與三星堆遺址雖僅一河之隔，但並非直接先後銜接的兩個考古學文化。金沙遺址屬十二橋文化，也鄰近三星堆。金沙出土牙璋與“璋形器”共達300餘件，金沙遺址第一階段約中原的殷墟一、二期（約公元前1320至前1200年），多使用石質牙璋，當時正是三星堆文化強盛時期。約商晚期後段至西周早期（約公元前1200至前977年），三星堆遺址已經消亡或式微，金沙遺址先民才大量使用玉質牙璋。種種現象説明三星堆、金沙之間的權勢興衰更替與政權中心轉移。

月亮灣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遺址均在川西的成都平原，三者相距不遠，關係密切。三星堆、金沙各出土96件與300餘件牙璋（包括少量璋形器），可説是後期牙璋史（公元前1520至前900年）中最精彩的部分。而月亮灣文化的年代約與二里頭文化第三、四期相當，應屬牙璋歷史的前期晚段。

越南北部紅河流域馮原文化遺存也陸續發掘出牙璋。1994年鄧聰教授召開第一次牙璋會議時，何文瑨教授公佈當時出土了四件牙璋，也公佈了馮原文化的碳十四數據，早中晚期約介於公元前1800至前1050年之間。2002年以後鄧聰教授與越南學者繼續發掘，又出土三件牙璋。

越南考古研究院的Trinh Hoang Hiep參加2016年在鄭州召開的第二次牙璋會議時，作了口頭報告。迄今越南共出土8件牙璋，其中7件閃玉質，1件石質。出土牙璋的墓葬不但非典型馮原文化，且多隨葬其他貴重物品，所以推測是與中國人交流時製作。他推測該批牙璋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000至前1500年間。

筆者未曾親眼檢視越南北部的牙璋，但從已公佈的圖檔看來，其中有二件確實具有石峁文化晚期或月亮灣文化的牙璋風格，鄧聰教授於2007年論文中亦指明：“現今所知最具代表蜀地風格的因素，在紅河流域一帶卻未見明顯的蹤跡。”此處所指“蜀地風格”是指左右對稱，刃線作“V”字形三星堆文化牙璋。換言之，越南北部出土牙璋中，有二件不具典型三星堆風格，反而出現更早的石峁文化晚期至月亮灣文化風格，是否意味着它們可能由遠程的移民直接攜入，再影響當地的仿製？這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多數學者認為在兩湖、閩、粵、桂、香港出現的牙璋，均來自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的傳播。其年代多介於公元前1500至前1000年間，但它們的質地少有真正閃玉，石質為多，甚至有骨質者，不但數量少，形制簡化，分散出現，實際意義並不大。由於閩粵地區牙璋多出現於沿海地區，是否沿着海岸線受到越北牙璋文化影響？亦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四、探索牙璋的前期發展

公元前2400年至前1520年為牙璋歷史的前期，此階段約始自大汶口文化晚末期，主要則在龍山時期至夏時期，牙璋從萌芽發展到高峯。或因天候鉅變等因素，考古學資料顯示此時發生較多的暴力侵略、人口遷徙與文化交流融合。鋒利薄鋭的牙璋，尤其是含鐵量高的墨玉牙璋，很可能正是青銅兵器出現前最具殺傷力的兵器。

但考古學界相當忽略出土玉器質地的研究，更常以為玉器的出土地點就是該玉器的製作地點，導致一些錯誤説法長期存在。前文已分散地敍述五則有關牙璋的質地鑑定，除第1則是檢測考古出土器，其餘第2至第5共四則都是檢測可靠的流散品：

1.蘇永江教授曾檢測三星堆埋玉坑出土牙璋多為白色閃玉，表面加塗由藍、灰等多種顏料配成的一種黑裏透紅的顏色，出土時器表已產生嚴重次生變化。

2.陳光祖研究員檢測台北故宮藏華西風格玉器，確定是閃玉。此為筆者於1990年代初提出“華西系統玉器”觀點的依據。

3.聞廣教授研究弗利爾博物館藏多件石峁風格牙璋與長刀，確知它們無論顏色從淺至深，常保留變質前沈積岩文理，是以極細小的“雛晶”構成，也因此質地緻密，可剖成長刀、牙璋之類大薄片的帶刃器而不會崩破（圖六、圖七）。

4.陳東和副研究員檢測吉美博物館藏石峁墨玉牙璋、長刀等，確知其中鐵離子含量高達5wt%至12wt%左右，錳與鎳的含量也較高（可參考圖七、圖一六、圖一八、圖二〇、圖二一、圖二二、圖二九）。

5.陳東和副研究員檢測台北的故宮博物院藏月亮灣文化牙璋，確定其質為含鐵量高達9.3wt%的陽起石（Actinolite）。陳東和副研究員具豐富的檢測石峁文化牙璋經驗，他認為不排除月亮灣文化牙璋與石峁文化牙璋玉料相同，但需對考古出土（包括徵集）器再做科學分析。

目前確知在公元前2400至前1520年期間，牙璋主要出現於四個地區：山東、陝北、成都平原、河南。山東境內出土五件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山東龍山文化早中期的牙璋，其中只一件是閃玉質。在此區牙璋可能主要用作農具、工具。

陝北石峁附近應藴藏含鐵量高的墨玉礦（如圖七），石峁先民也可獲得其他地區藴藏的灰青色系的閃玉料（如圖六），所以用這兩種閃玉製作大量牙璋、長刀，可能用作兵器。從造型推測，石峁牙璋的製作歷史相當長，扉牙的造型從簡到繁，器身長度也從20—30釐米的實用型，發展到高達53.5釐米的非實用巨大型。前文已説明，石峁牙璋傳統可能傳播至川西成都平原，發展出月亮灣文化牙璋。當然也可能是三星堆文化、金沙遺址牙璋文化的源頭。中原地區的牙璋製作，受到山東、陝北兩方面影響，但是中原地區無優質的閃玉礦，所以從新砦遺址到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牙璋可能都非閃玉，且所用的石料亦非同屬一種。

以上是以玉石質地為切入點，提要性勾勒四個地區出土牙璋的特點。再分區詳述於下。

（一）  山東地區牙璋

王強副教授用拉曼光譜儀及靜水密度法檢測山東境內牙璋。確定沂南羅圈峪三件牙璋均為蛇紋石（圖二三）。臨沂大範莊出土二件牙璋，檢測了一件，確知為閃玉（圖二四：1）。另一件未檢測（圖二四：2）。筆者曾目驗，後者是某種質地松而輕的礦物。這五件應是山東史前先民所製作。但基本上呈現二個階段的造型。第一階段二件，第二階段三件。

由於與羅圈峪牙璋共出的其他玉石鐲等呈現大汶口文化風格，欒豐實教授認為羅圈峪1號牙璋（圖二三：1），可訂為大汶口文化晚期。該器頗厚實，約0.9—1釐米，器身大致左右對稱，扉牙作雙並齒形，雙面對磨中鋒的刃線呈微凸弧形，有因使用而造成的破碴。柄孔鑽於柄部的中央偏高位置。

大範莊2號牙璋基本也屬這類古拙風格（圖二四：2），器身大致左右對稱，雙面對磨中鋒的刃線呈微凹弧形，有使用造成的破碴。扉牙切割成約四等分，夾出三條凹槽。鄧聰教授認為，大範莊2號牙璋的扉牙造型，可能被河南境內新砦遺存先民所承襲。

羅圈峪1號、大範莊2號兩件石質端刃器，都是器身厚實，本體與柄部約等寬，二者之間琢有可供綁縛繩索的簡單扉牙，可供用作鏟或耒耜（圖二五、圖二六）。屬山東第一階段牙璋。

羅圈峪2號、3號牙璋，與大範莊1號牙璋，基本造型相似。屬山東第二階段牙璋。它們有下列幾個共通點：

1.都已發展出些許左右不對稱的器身，左右二刃尖稍不等高，淺凹弧刃可為中鋒、亦可為偏鋒。刃部都有使用痕。

2.本體與柄部之間的扉牙也不對稱，上端刃尖高的一側邊，扉牙位置常比較低。

3.扉牙之下的柄部寬度比本體的寬度窄，因此扉牙可簡化成一個單牙，就足以牢固地綁穩木柄。這種單扉牙，流傳至石峁文化時非常流行。林巳奈夫用日文字母稱之為“ク”形，鄧聰教授用英文字母稱之為“D”形。

4.若以直線連結左右扉牙，柄孔位於此一直線的正中央下方。

5.本體器表出現淺淺的磨凹現象（圖二三：5）。

此時，木柄是如圖二五般與器身同向？還是如圖一七般與器身呈近90度交角？還有待仔細觀察刃部使用痕的方向，再做判斷。

海陽司馬台與五蓮上萬家溝的牙璋（圖二七、圖二八），雖頗早出土且公諸於世，但過去多以為出土于山東就是山東史前玉器。這二件經檢測確知均為閃玉質，圖二七是幾乎未受沁的墨玉，透光時呈現墨綠色，屬典型石峁墨玉。圖二八全器受沁頗深，偏棕褐色。檢測者認為是所謂“甘肅料”。其實就是筆者所稱的“華西玉料”（圖六、圖七）。

除了玉料特徵外，這二件器身相當扁薄，厚度均約0.5釐米左右。器表均略呈微凹，刃部均磨成偏鋒，本體左右輪廓線呈修長的凹弧，這些都是石峁牙璋的特點，讀者可將之與圖二九的1-4石峁牙璋對比觀察。

（二）  陝北地區牙璋

本文第二節已説明筆者於2018年論文推論：海岱地區牙璋與“華東式扉牙”向西傳播，石峁先民用墨玉製作具殺伐力的薄鋭型牙璋，用作兵器，有的裝飾由“華東式扉牙”發展的“對稱多尖式扉牙”，先民或認為這種扉牙具通神的神秘內涵。

事實上，除了墨玉外，石峁先民顯然也可向西南方向的鄰居獲取如本文圖六那種灰青色調的閃玉，所以石峁文化也有用灰青色閃玉製作牙璋，或類似的帶刃器。圖二九共有9件牙璋，圖二九：4即為灰青色閃玉，其餘均為墨玉。

石峁牙璋不但存世者數量可觀，且從造型可知，石峁式牙璋的製作至少延續近七百年，約公元前2300至前1600年，尚可能有一、二百年的末期發展至公元前1500—1400年。筆者根據牙璋對石峁文化所作的年代估算，與發掘者推測的年代下限不同，主要因為筆者除了出土器外，也關注可靠的早年流散品（詳後）。當然希望日後的發掘與研究能夠證實筆者的推測。

戴應新研究員在1976年徵集的28件牙璋中，有23件是單扉牙牙璋。圖二九：1至圖二九：4這四件均屬之。圖二九：5是德國科隆遠東美術館藏品。根據薩爾摩尼（A.Salmony）1931年論文記錄可知，它是1929年薩氏在北京附近從來自榆林府的農民手中購得，在科隆遠東美術館中編號為H30.7，清楚註記長達53.4釐米。這是目前查得石峁文化單扉牙牙璋資料中，尺寸最大的一件。

圖二九：1單扉牙有如斜坡，並未形成明顯的突疙瘩，這種款式也確實存在。但從圖二九：2到圖二九：5，都有清晰突起的單扉牙。典型石峁單扉牙牙璋的特點是：用墨玉或灰青玉製作，本體薄鋭，器表多磨作淺微凹（如圖九左），具淺凹弧刃線，且多為偏鋒，兩個刃尖高低不一致。兩個單扉牙也高低不一，但刃尖高的一側，扉牙的位置常較低。連接二扉牙的直線常與柄部的底線平行。柄孔必鑽於連接二扉牙直線的中央正下方。以便如圖一七般綁縛木柄。因實際使用，故有的刃部殘缺甚。但此時牙璋的柄部的寬度，不一定較本體的寬度窄。

雖然上述某些特點也隱然見於山東大範莊1號牙璋（圖二四：1），該件質地亦是閃玉，但非石峁先民所用的墨玉或青灰閃玉。也可能山東先民主要用之為翻土農具，不追求薄鋭鋒利，所以它的厚度達0.6—1.1釐米。

圖二九：6、7、9三件也是1976年徵集的。圖二九：8則是美國明尼阿波里斯藝術研究院藏品。前文第一節已説明，盧芹齋1925年書中已註記這類玉器多來自榆林府。盧芹齋1950年書中記錄：吳大澂所藏大型黑色長片狀器賣給美國的匹爾斯白瑞，而後者又捐贈給明尼阿波里斯藝術研究院。由此推測很可能圖二九：8即是吳大澂藏玉，被盧芹齋所賣出者。

從圖二九：6、7兩件，以及前文圖二〇可知，即或長度約30多釐米，本體薄鋭可用以砍殺的牙璋，但扉牙也雕琢得頗繁複，甚至器表刻交叉網格線紋。圖二〇及圖二九：6兩件頗相似，多雕琢“對稱多尖式扉牙”。這種扉牙造型，林巳奈夫稱之為“業字形側飾”，鄧聰教授曾仔細檢視圖二九：6、圖二〇、圖二九：9三件實物，作了細緻的記錄，釋其扉牙為“獸頭與獸身組合成獸的整體，獸頭分前後頭。”鄧聰教授認為採集自甘肅清水連珠村者，也是同類型扉牙。

圖二九：8這件在20世紀即流散至明尼阿波里斯藝術研究院的牙璋，已發表二次，但圖片均不甚清晰。故此次專程向該藝術研究院柳揚主任提供較清晰的圖檔，特此申謝。圖二九：8這件的扉牙相當華麗，見表一之1，器表刻畫多條平行直線，最上方有“D”形單扉牙，中段二組“雙並齒”，最下方琢出向左右斜下方伸出的“獸頭”。結合月亮灣文化、二里頭文化牙璋資料可知，這是公元前1600年前後流行的款式，筆者稱之為“典型獸首式扉牙”。（詳後）

圖二九：6、7、8以及圖二〇，這四件扉牙雕琢華麗的石峁文化牙璋，柄部與本體的寬度相差不多，但均維持一個重要特徵：柄孔的位置落在連接扉牙下緣直線的正中央下方，意味着它們可以如圖一七般綁縛木柄，這四件中有三件的刃部都殘斷，也説明即或雕琢華麗的扉牙，依舊用來砍殺。是否在石峁文化中，單扉牙牙璋單純用作兵器，只有雕琢複雜扉牙的牙璋，既可用作兵器，也可在祭典中用作敬神的禮器？有待繼續探索。

圖二九：9這件牙璋就不一樣了，它與前文第二節圖一八是同一件，筆者已説明，若牙璋圓孔位於左右兩側寬扉牙所連成的寬橫帶上（可稱為“寬扉牙區塊”），那就無法綁縛木柄，而只能以刃端向上的方式用手捧執。這件牙璋除了此一特點相似於三星堆文化牙璋外，刃線作“V”形，無使用痕，也是三星堆文化牙璋的主要特徵。因此，筆者推測石峁文化一直延續至公元前1500—1400年左右。但晚期國勢已弱，所以如圖二九：9的墨玉牙璋，存世甚少。

（三）  廣漢地區月亮灣文化牙璋

1927年意外出土於四川廣漢月亮灣燕家院子的玉器多已分散，目前留在四川的五件牙璋，典藏於四川省博物館三件，四川大學博物館二件（圖八）。這批早年從月亮灣出土玉器，迄今尚未檢測質地。

台北故宮所藏月亮灣文化牙璋（圖三〇），雖是上個世紀末購藏，但也經過多位重要專家的目驗。近日經陳東和副研究員鑑定，質地是含鐵量高達9.3wt%的以陽起石為主的閃玉。這個數據相似於前述巴黎吉美博物館藏石峁文化墨玉牙璋的數據，如前文圖八、圖九所述，月亮灣文化牙璋與石峁文化牙璋玉質的色澤特徵甚相似，是否同一礦源？有待探索。

圖三一為燕家院子出土牙璋（與前文圖八左側為同一件）。它與圖三〇牙璋均為偏鋒刃，從刃部、本體、扉牙到柄部，甚至沁色都很相似。扉牙下端向左右斜向伸出獸首，是典型“獸首式扉牙”。

圖三二也是當年燕家院子出土牙璋，亦雕琢華麗的“獸首式扉牙”。全器長達61釐米，比例窄長，扉牙左右端高低差距大，導致器身具有較明顯的彎度，此一特徵相似於圖二九-8，唯後者墨綠玉乾爽少沁，屬陝北風格，前文已説明，圖二九-8可能是早年經盧芹齋出售的吳大澂舊藏。所以圖二九-8與圖三二的對比，也證實石峁文化與月亮灣文化間密切關係。筆者甚至懷疑，是否月亮灣文化牙璋直接來自石峁文化先民的饋贈？

圖三二牙璋的刃部已呈現從淺凹弧刃發展至“V”字形刃線的過渡中間型態，也暗示了月亮灣文化與三星堆文化之間的關係。

（四）  河南地區牙璋

雖然玉質鑑定非常重要，但河南境內夏、商階段遺址出土的多件牙璋，幾乎都未經質地檢測。從新砦期至所謂“商早期”遺址，共出土或徵集八件完整牙璋與一件疑似牙璋扉牙部分的殘塊。

八件完整牙璋分別出自：新砦1件、偃師二里頭4件、大路陳村1件、新鄭望京樓1件、鄭州楊莊1件。筆者均仔細觀察過，可説它們在質地、造形、紋飾上，風格變化甚大。圖三三是大致依照實物尺寸比例所排列。但因印刷關係，顏色不一定正確。

這八件牙璋都未檢測質地，但筆者均仔細觀察過實物。初步推測只有望京樓、楊莊二件的質地是閃玉，前者邊緣有一截裂縫，後者基本沒有斷裂。其餘六件質地可能均非閃玉。除了新砦牙璋器身厚實，似無傷斷之外，其餘五件均有嚴重斷裂。

望京樓牙璋曾到台北的歷史博物館展出，其質地與本文圖六相似，是帶有不規則團塊的淺灰青色閃玉，幾乎未受沁，淺凹弧刃線上，使用痕不明顯。圖三三：7b是此件局部特寫，可清楚看到色澤文理，更可看清扉牙至柄部的結構與圖二九-8石峁文化牙璋，以及圖三〇、圖三一、圖三二共三件月亮灣文化牙璋相同，都是“典型獸首式扉牙”，從上到下有三單元：“D形凸起”、“兩組雙並齒”、“向左右斜出的獸首”，器表刻著多條頗寬深的平行直線，直線的佈局與左右輪廓的凹凸切割相呼應，但直線不會刻到獸的口鼻部位。（請參考表一：2）

楊莊牙璋特別長大，展出於河南博物院，圖三三：8b是此件局部特寫，可看出雖全沁為深淺交雜的棕褐色，仍隱然有沈積岩文理的不規則團塊，散佈細粒深灰色雜質。此件刃線已接近斜直線，使用痕相當明顯。從局部特寫可看出扉牙結構是將“典型獸首式扉牙”再複雜化，器表平行深刻直線更多，原本有定製的左右輪廓組合也變複雜了，“D形凸起”變成“對稱多尖式扉牙”，“兩組雙並齒”變成“四條平行寬帶”，原本“向左右斜出的獸首”部分變得軟棉，失去“獸首”該有的張口勇猛氣勢，橫條平行線也佈滿至獸的口嘴部位。（參考表一：7）

望京樓、楊莊兩件，從扉牙的結構解析，與圖三三：3、圖三三：5，分別出自二里頭三期、四期的牙璋很相似。但望京樓、楊莊兩件都是閃玉製作，兩件的本體左右輪廓線均略帶束腰般地優雅修長，還承襲石峁文化牙璋的帥氣風格。它們應該不是二里頭文化先民的作品。

圖三三：1至圖三三：6共六件非閃玉製品，可能是中原地區新砦至二里頭文化先民的作品。

圖三三：1牙璋黑色石質，厚達1.01釐米，出自新砦遺址祭祀坑中。新砦遺址約公元前1850至前1750年。圖三三：2牙璋灰色石質有細微黑點，雖器身較長，厚度亦達0.9釐米。出自二里頭三期墓葬，曾斷為三截。二里頭三期約公元前1610至前1560年。

圖三三：1、2二件器形特徵甚為古拙。與羅圈峪1號石牙璋（圖二三：1）、大範莊2號石牙璋（圖二四：2）頗多相似處。新砦牙璋的扉牙切割成約五等分，夾出四條凹槽（圖三三：1b），相似於大範莊1號牙璋的扉牙（圖二四：2c）。二里頭1號牙璋的雙並齒扉牙（圖三三：2b）相似於羅圈峪1號牙璋（圖二三：1）。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們的柄孔鑽於整個柄部的中央，而不在左右扉牙連線的正中央下方。這種柄孔位置顯示器物很可能像圖二五般綁縛木柄，如鏟子、耒耜般地操作。

事實上二里頭3號牙璋的柄孔位置雖稍提高，也未貼近於扉牙底部連線，而這件的扉牙似乎是二里頭先民嘗試模仿石峁文化的“典型獸首式扉牙”的失敗作品（圖三三：4b、表一：9,10）。倒是二里頭2號牙璋（圖三三：3），這個高達54釐米的大個子，柄孔已上移到正確的位置——在左右扉牙連線的正中央下方（圖三三：3b）。它的扉牙結構合乎“典型獸首式扉牙”，只是器表未刻出多條平行直線，獸首也不外侈，而朝向正下方（表一：5）。二里頭2號、3號兩件牙璋均各斷為二截，它們的器表多沾滿紅色粉末，可能是硃砂之類的礦物。但2號牙璋還保持一面呈深灰色。

圖三三：5是一件採集品，出自二里頭四期的地層。它的光澤柔和，斷成六、七截，推估質地甚軟，筆者疑其為滑石、蛇紋石與綠泥石的共生礦？它與楊莊牙璋的相似之處為本體與柄部之間，雕琢了“複雜化獸首式扉牙”。但這件獸首僵化無氣勢，密密的直線刻到獸首的口鼻處。（圖三三：5b、表一：6）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扉牙製作得如此複雜費工，為何刃部卻傷痕累累，顯然時常用以砍鑿（圖三三：5c）。

圖三三：2至圖三三：5，是出土於二里頭第三、第四期的四把牙璋，它們都是微凹弧、中鋒刃，都有頗重的使用痕。本體的左右輪廓線比較平直，配合柄部底線平直，左右扉牙對稱、致使整個器形也相當“端正直立”，缺乏石峁牙璋特有的帥氣，後者是結合了本體的刃尖、扉牙、柄部底線，三者間適度的高低變化所營造的特殊風格。

大路陳村雖曾發掘到商代墓葬，但圖三三：6這件牙璋是當地的採集品。筆者於2014年初冬檢視了實物。它可能是蛇紋石質，深褐綠色夾雜很多黑點。刃部及本體下部均曾斷裂，近乎平直的中鋒刃線上佈滿使用痕。扉牙部分仍屬“典型獸首式扉牙”的變體，左右下方的獸首已退化，右側尚看出張口獸頭，左側已傷缺不全（表一：8）。扉牙區塊的中段刻畫交叉的格線，這種在整個裝飾面積上不分區地滿部格線紋的裝飾手法，也見於二里頭文化四期的玉刀上（圖三四）。

筆者曾論證這樣的格線紋或可能源自石峁文化，圖二九:7石峁牙璋上也刻畫格線紋，但那是將扉牙區塊分為上下二份，每份上各刻畫兩個交叉。

所以圖三三所排列的八件中，1號出於新砦遺址，2號出自二里頭三期遺址，以上二件呈現較古拙風格。3—8號共六件基本都可算二里頭三、四期（公元前1610至前1520年）。只是7號望京樓、8號楊莊很可能是石峁文化牙璋，因戰爭或其他因素傳至中原，它們或是二里頭先民仿製石質牙璋的母型。

五、小結

本文第二、三兩節分別回顧筆者個人四十年研究牙璋的歷程，以及二十世紀以來學術界研究牙璋的活動。第四節則專注在公元前1520年之前牙璋的方方面面。綜合質地與形制紋飾特徵考量，提出幾點研究心得：

（一）玉石器研究當首重認識質地特點。沒有豐富穩定的優質閃玉礦，就難以發展真正深厚的玉器文化。在史前至歷史早期，閃玉是貴重稀有資源，易被交通近便的強勢政權壟斷，筆者觀察與統計考古資料，肯定墨玉是石峁文化統治者壟斷的資源，連其芳鄰齊家文化先民都難以獲得。玉器珍貴且體小易攜帶，研究龍山時期的玉器，必須考慮玉質與風格特徵，而非只以出土地為該玉器的製作地。至於近世在陝西、甘肅等地徵集到石峁風格牙璋，多為石峁文化牙璋的流散品。

（二）陝北、川西都因為藴藏閃玉，所以可高度發展牙璋文化。山東與中原地區缺乏優質閃玉，前者製作少量農具、工具性質的厚實牙璋。後者在特殊時空條件下，用美石習做牙璋，卻相當地“有形無神”。所以“牙璋源自中原”的説法必須放棄。

（三）觀察牙璋的穿孔部位及左右扉牙的高低落差，可推測它們綁縛繩索的方式，當圓孔鑽鑿於寬扉牙的區塊內，則只能用手捧執。這樣的牙璋的刃部也多無使用痕，甚至呈“V”字形。

（四）石峁牙璋薄鋭、殺氣重。當時尚無青銅兵器，但考古現象已確知當時殺戮之風已興。石峁出土成坑女性頭顱，如何殺殉？或可從研究牙璋弧刃砍鑿痕跡入手。圖二九：6、7這樣既雕琢華麗扉牙，又劈砍到刃部全毀的墨玉牙璋，或説明禮神時的禮器也是生活實用器。或許，殺戮就在祭典的祭壇上執行。

（五）目前資料顯示有的牙璋出於祭祀坑，有的出於墓葬。是否具不同意義？值得探索。

（六）牙璋的古代器名究竟為何？聞廣和孫慶偉兩位教授都認為很可能即是古文獻中的“玄圭”。聞教授手寫資料經筆者轉述發表。孫教授則撰文詳論之。

特以表一陳述石峁、月亮灣、二里頭三個文化中，牙璋的“典型獸首式扉牙”，經過“複雜化獸首式扉牙”，發展出“變形化獸首式扉牙”及“變形無獸首式扉牙”的歷程。又在表二中，以色帶標示四個地區牙璋流行的時間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