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情片成為國產電影“財富密碼”？_風聞

文 | 李清莉

編輯 | 張友發

今年的父親節過得相當“熱鬧”。

近一週定檔的電影中，與父親或家庭相關題材電影達10餘部，和往年相比，數量成倍增多。其中，6月18日上映的由王硯輝和張宥浩主演的《了不起的父親》，無疑是“父親節”檔期最大贏家。截至目前，電影共收穫5685萬票房。

雖然單看這個成績並不算亮眼，但在冰冷的大盤之中，可以説《了不起的老爸》的票房已經是給電影市場“送温暖”了。

在口碑方面《了不起的老爸》也獲得了較高的認可。目前豆瓣評分為7.1分，在今年上映的電影中排名前列。電影的熱門評論裏，除去對兩位主角演技的誇讚，更多的是觀眾對於“中式父親形象”以及“中式父子關係”的討論。

反觀今年上映的電影中，不乏親情相關題材。從年初的《送你一朵小紅花》，到春節檔的《你好，李煥英》，再到《我的姐姐》《了不起的老爸》，以及下半年將要上映的《關於我媽的一切》《我和我的父輩》等。

可以看出，與過去相比，親情片的數量有了明顯提升，逐漸成為市場上不可忽視的電影類型。

從票房和評分上，不少親情題材電影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小紅花》《李煥英》《我的姐姐》以及《了不起的老爸》是各自檔期內的票房冠軍，幾部電影的豆瓣評分均在7分之上，《李煥英》甚至達到了8分。由此可見，我國觀眾對於親情片還是十分買賬。

此外，毒眸還統計了國家電影局公示的4月份的備案影片，共計257部，其中親情相關題材約為43部，佔總數的16.7%。可見，未來兩年還會有更多的親情片與觀眾見面。

數量陡增，觀眾買賬，親情片會成為國產電影新的“財富密碼”嗎？

親情片的發展

早期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的很多電影中都會體現親情相關內容，但是並沒有專門的親情片門類。

在上世紀 5、60 年代，國家形勢複雜，出現了諸多戰爭題材的電影，關於親情的表達摻雜在其中。電影的主人公多為工人、農民以及革命者，例如《閃閃的紅星》。關於親情的表達隱藏在革命鬥爭的背景之下，嚴格來説，這樣的電影不能稱之為親情片。

到80年代，撥亂反正思潮之後，電影中濃烈的政治、鬥爭色彩逐漸減弱，傷痕文學開始流行，從而連帶出現了許多“傷痕電影”，內容多是因十年動亂給家庭和親人造成悲劇的故事，電影中的親情色彩開始逐漸濃郁，例如《苦惱人的笑》《芙蓉鎮》《牧馬人》等等。

有意思的是，在這一時期大火，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兩部親情電影，均來自台灣。

一個是在1989年，由陳朱煌執導的台灣電影《媽媽再愛我一次》。電影講述的是一個富二代，因家庭的施壓選擇拋棄妻子，最終導致一系列悲劇的故事。那首經典的兒歌《世上只有媽媽好》也因該電影二次爆紅。

在今天看來，電影中的故事或許較為單調老套，但在當時市場意識不夠濃厚的背景下，這部來自台灣的電影，所表達的母親對孩子濃厚的愛，足以打動萬千觀眾。

二是，同為台灣導演執導的《魯冰花》，同樣以描述家庭悲劇，而賺得大眾的眼淚。電影同名主題曲也傳唱至今。

進入90年代，社會、經濟發展越來越迅速，親情相關影片越來越多。如1990年張元執導的《媽媽》，1992年的《天堂回信》，1994年上映的《九香》等等。關於親情的電影作品，開始變得更加真實，將中國家庭的日常生活呈現給觀眾。

21世紀，出現了《我的兄弟姐妹》《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千里走單騎》《不能沒有你》等親情片。新世紀之後的親情電影，討論的對象和關係越來越多元，從父子（女）、母子（女）到兄弟姊妹之情，背景也從國內延伸到國外。

近些年優質的親情內容，通常包含在更加廣義的電影類型中。熱門的社會話題、歷史背景成為親情片的底色。

例如《唐山大地震》就是在災難片的類型下，以一場災難的發生，討論母女間長達三十年的誤解和牽絆。同年，由薛曉璐執導的《海洋天堂》，體現的則是兒子重病之下的中國父子關係。今年年初上映的《送你一朵小紅花》中，兩個癌症家庭的背景設置，與其有着相似之處。

包括2014年的《親愛的》以及之後幾年內出現的《失孤》《找到你》等等，都是用電影來反映社會現實。在打拐、尋親的背景之下，反向體現親情的重要性。親情片大多是在觀眾關心的社會話題下孕育而生的。

中國故事、中國情感是關鍵

張晉鋒曾在《國產電影情感路線》中提到過，優秀的情感類題材電影的優勢：“相較於國外進口片和國產大片，這類電影成本較低，賣點在故事和情感中廣泛易引起觀眾共鳴，易打向海外市場，這類電影是對抗好萊塢大片的一種‘致命武器’。”

在過往的文章中，毒眸也曾分析過，《李煥英》和《戰狼》之所以能取得超高的票房成績，是因為它們都抓住了觀眾的情緒，迎合了時代共鳴，替大眾表達了情感需求。兩部電影分別代表的是，觀眾心目中所期望的家國情懷。

大眾越來越希望，在電影中能夠尋得情感認同。

去年，在經歷了疫情的重創後，人們對家、國的情感都有了不同的理解。從復工後上映的電影可見，無論是《八佰》《我和我的家鄉》，還是《金剛川》，這些影片更多的表現是對國家、家鄉的情感認同，即使在嚴格控制上座率的情況下，依然產生了幾十億票房的爆款。

而優質的親情片，更是最容易抒發情感的出口。通過親人間的關係展開敍述，來貼近當下的時代特徵。如果能夠將中國家庭、中國故事講好，讓觀眾有代入感，那麼很有可能獲得青睞。

“中國式家庭”在世界範圍內本就是一個相對特殊的存在。從“家”出發，是研究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特定視角。

受到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儒家思想的影響，從古至今，中國人都非常注重家庭倫理。尊崇倫理道德，注重家庭修養，講究團圓、講究長幼尊卑等等，這些傳統對社會有着深遠影響。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大眾的日常生活中，還體現在藝術創作上。

各種關於家庭的影視創作，也反映了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所以，國內的親情片，背後大多包含着家的文化。

《李煥英》中塑造的母親形象，和中國傳統“慈母”形象較為一致。李煥英希望自己的女兒一輩子健康快樂地長大，不拆穿女兒的小心思，陪着穿越的女兒一起“演戲”。在其中能夠找到諸多中國式母親的共性，讓觀眾極有代入感，張小斐因此收穫一羣“女兒粉”。

《我的姐姐》則是以小見大，以家庭問題延伸討論了重男輕女，女性責任等很多嚴肅的社會問題。

導演殷若昕曾在採訪時説過，《我的姐姐》創作於二胎政策開放之後，成年的姐姐在不停地和弟弟、親戚、社會作鬥爭，試圖在自我和家庭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總之對觀眾來説，不論每部影片的側重點和風格有多不同，只要展現的是“中國式家庭”以及“中國式關係”，就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以國內電影市場大盤的現狀，拍攝親情片，不失為一種保障市場的方式。2020年受到疫情衝擊，連萬達、華誼等頭部公司都面臨着不小的虧損。很多大製作電影拍攝時間長、製作週期長，投入成本高，回報又難以控制。

而《小紅花》《我的姐姐》以及下半年上映的《關於我媽的一切》，都是在2020年復工後開拍，今年已經陸續上映。從拍攝到上映，幾乎不滿一年，週期短、拍攝難度和成本都相對低，從目前驗證的結果來看，只要質量過關，確實有以小成本博高票房的可能。

時勢造英雄，在電影市場還在緩慢回覆的過程中，小成本親情片某種程度起到了救市作用。但親情片成批量地出現，免不了會造成觀眾的審美疲勞。怎麼從眾多影片中突出重圍，避免廉價的煽情，是每個片方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李涵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資料：

淺析親情類劇情片的敍事特色，李莉

國內親情類題材故事片的敍事特色研究，王曉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