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譚】溯源人類最危險“病毒”：徳特里克堡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玉淵潭天”

德特里克堡，會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源頭嗎？

6月15日，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的研究顯示，早在2019年的12月，新冠病毒，就已經開始在美國蔓延。這很難不讓人想起2019年7月在威斯康星州暴發的神秘電子煙肺炎——其症狀，同新冠肺炎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而德特里克堡，距這種神秘肺炎的暴發地，不超過1小時的車程。當時，它還緊急關閉了一段時間。德特里克堡，到底與新冠肺炎疫情有着怎樣的關係？成天叫囂着“病毒溯源”的美國，為何始終不敢打開德特里克堡的大門？

為了徹底弄清這些問題，譚主查閲了有關資料，翻看了數十份披露的美國秘密情報****文件，捋出了這樣一個關係網。

這張圖講述的，就是美國生物戰的歷史。帶着這張圖，譚主推開了德特里克堡的大門，看到了藏在濃濃迷霧下的血色一角。

故事，要從1999年的紐約開始講起。

1999年8月，美國最大的城市動物園——紐約布朗克斯動物園大部分鳥類動物都出現異常，它們不停地轉圈，直到死亡。

在距離動物園120公里遠的馬場上，農場主們瘋狂地在給獸醫打電話，他們的馬匹無法站穩，一直在抽搐。

與此同時，紐約的一所醫院有兩位老年病人開始發燒，並伴有肌肉無力、精神紊亂的症狀，幾天後，又有六位老人出現同樣的症狀。

美國疾控中心經過血液樣本採集後，診斷為聖路易斯腦炎。但有位女獸醫並不同意這樣的説法，聖路易斯腦炎是可以感染雞羣的，但動物園裏的雞，安然無事。

這一定是種新型病毒。當女獸醫把自己的想法反饋給美國疾控中心後，收到的卻是“你不過是個臨近更年期的女獸醫”這樣的嘲諷。碰壁之後，女獸醫想起了另外一個地方——她把受到感染的鳥類組織樣本，寄往德特里克堡實驗室。

▲德特里克堡航拍

幾天後，德特里克堡回覆她，感染鳥類和老年人的，是一種從未在西半球出現過的病毒，西尼羅河病毒。這種病毒能夠引起人類致命性神經系統疾病，並且，蚊子和鳥類，都是這種病毒的傳播者。

一時間，恐懼席捲了美國的東海岸。美國疾控中心的專家出面表示，被感染的幾率是非常非常小的，完全不需要對它採取任何預警措施。

但隨着感染人數的不斷增多，這些專家話鋒一轉，開始探究病毒的起源。

有專家給出了這樣的答案：有美國人在其他國家時，遭到了帶菌蚊子的叮咬，當他回到美國後，又被本土蚊子叮咬，而後，本土蚊子產卵，導致當地的蚊子都攜帶有西尼羅河病毒。

美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卻顯示，被感染的人羣中，沒有一個是從國外回來的。

而後，《紐約客》的一篇報道中稱，美國情報機構抓獲的一名伊拉克“叛徒”承認，西尼羅河病毒是伊拉克生化武器的一部分。伊拉克人攜帶着一個裝有20多隻染病蚊子的瓶子，在肯尼迪國際機場下機，並在布朗克斯動物園放出。

隨後，又有消息稱，這種病毒和俄羅斯人手中的某種病毒相似。相應的，又出現了一個俄羅斯人**“萬里投毒”**的版本，同樣有板有眼。

如今美國上演的“新冠溯源”的鬧劇，早在21年前，就有人演練過一次了。這些人的目光，始終聚焦在國外，把美國看着“不順眼”的國家説了個遍，但最終，這些“科學”論述，沒有一個能站得住腳的。西尼羅河病毒是如何在西半球出現，也成為一個未解之謎。

幾乎所有人都不知道，在距離集中發病區不到35公里的普拉姆島上，有一個名為普拉姆動物研究中心的實驗室。普拉姆島周邊，一片荒涼，就連本地人也不知道這個實驗室是幹什麼的，只是聽説，它負責口蹄疫等動物烈性傳染病的研究工作。

每天傍晚，肯尼迪國際機場降落的客機上，都會有一個箱子，它被放置在飛行員座位的後面。飛機落地後，會有專人拿走這個箱子，用汽車運送到港口，隨後，有人會乘坐輪渡，將這個箱子送往普拉姆島上的實驗室。

如果錯過最後一班輪渡，箱子會被放置在一棟房子的冰箱裏，屋子常年沒有人住，也沒有上鎖，沒有人會閒到來這**“探險”**。

沒有特殊情況，每天，箱子都會雷打不動地送來。鮮有人知道，箱子裏裝的，是鼻疽菌、炭疽菌和鼠疫菌等致命性病毒。普拉姆動物研究中心，用這些病毒，在動物身上做實驗。

用美國一位生化武器專家的話説，利用生化武器的最好辦法，就是攻擊牲畜。因為對軍隊使用神經毒氣，殺死的不過是士兵，而一旦摧毀了這個國家的糧食供給，打擊的，就是敵國的每一個人。

1971年，古巴境內突然暴發豬瘟，有73萬頭豬被屠宰後深埋，這也造成了古巴嚴重的食品短缺。6年後，美國的《新聞日報》報道表明，引發古巴豬瘟的病毒，正是從普拉姆島流出的。

他們還在翻閲1964年的中情局文件時發現，美國中情局要求普拉姆島研究用甘蔗黑穗病對付甘蔗作物。而古巴，被稱為“糖罐王國”，甘蔗，是其最重要的農作物。

給普拉姆島實驗室提供病毒的，正是德特里克堡——這裏，是德特里克堡的一處實驗基地。西尼羅河病毒的實驗，也在這裏完成。

普拉姆動物研究中心的創始人，叫做埃裏希·特勞布。這個臉上有着一道傷疤的德國生化專家，曾直接為納粹黨衞軍首領希姆萊進行活體細菌培育工作。

他能活下來，靠的是一名叫做艾拉·鮑德温的美國科學家。

1941年，美國前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收到秘密情報，日本軍隊在中國使用細菌武器，導致大量平民死亡。史汀生隨即召集了9位科學家評估這一情報，在拿到專家組的報告後，他立即給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寫了一封信。

不久之後，在羅斯福的授權下，美國軍方決定啓動一個秘密計劃來開發生物武器。

專家組中，艾拉·鮑德温是為數不多對此事感興趣的人。他曾在國家炮兵部隊擔任少尉。

在經過兩年的準備期後，德特里克營地正式成立，並被指定為陸軍生物戰實驗室的總部。一期的預算本來只有125萬美元，但鮑德温花了整整400萬美元。短短三個月，大量的化學品、細菌設備、超過50萬隻小白鼠以及成千上萬的兔子、羊、猴、貓等動物，全部到位。

萬事俱備，只缺人。儘管美軍向鮑德温承諾，無論你想要哪個人，除非“曼哈頓計劃”需要他，我們都能給你弄來。但當美國頂尖的醫學、生物學家聽到“陸軍生物戰實驗室”時，都表示了拒絕。

無奈之下，鮑德温只能將自己的學生、好友拉入德特里克堡。同時，他把人羣，鎖定在獸醫身上。

用當時參與項目的一名獸醫的話説，醫學博士總是無法擺脱一種情結，他們是救人而不是協助別人殺人的，但獸醫不同，對他們來説，研究對象的死再正常不過。

在鮑德温的召集下，共有1500人來到德特里克堡。他們被告知，你們是這個國家最好的一批科學家，因為你們服務的，是一個有無限預算的計劃，這裏有着你們需要的所有設備，會滿足你們的無限需求。

在這種氛圍中，1500名研究人員對項目充滿了熱情。後來，據研究德特里克堡的一位歷史學家記錄，他們產生了一種，將人類命運掌握在手裏的感覺。

▲德特里克堡處於高密度生活區中，緊鄰居民區

項目成立半年後，德特里克堡研發出地球上效力最強、富集度最大的炭疽熱病毒。炭疽熱也成為了美國生化細菌項目開發中，最重要的生物武器。英國首相丘吉爾親自打電話向美軍要了一份炭疽熱的樣本。

這種榮耀感，徹底點燃了德特里克堡的研發熱情，但隨着研究項目的推進，動物實驗的數據，已經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進行人體實驗的呼聲，在德特里克堡愈發強烈。但在鮑德温的壓制下，沒人敢做出太出格的事情。

轉折發生在1945年，隨着二戰接近尾聲，當法西斯的滅亡已成定局，出於戰後地緣政治的考量，在一年前還聲稱“我們不該為任何德國人提供保護，他們當中有戰爭罪犯”的羅斯福總統，突然大筆一揮，給了美軍上百個美國護照，讓他們通過簽訂僱傭合約的方式，將納粹科學家帶到美國來。

美軍，狂熱地招募了2000多名科學家，其中，就有埃裏希·特勞布。中央情報局頂級機密卷宗中記載，埃裏希·特勞布到美國幾個月後，德特里克堡成員曾邀請他進行了一次對話，他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動物疾病項目方面的信息，並講述了二戰期間，德國動物疾病實驗室的工作。

在特勞布的指導下，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員攜帶着裝有病菌的手提箱遊走在華盛頓和舊金山，把裝有枯草芽孢桿菌的化學彈，放在紐約市的地鐵站，以此來測算感染的時間與範圍。

幾年後，德特里克堡決定開闢一座島嶼作為實驗基地，特勞布又出現在普拉姆島，成為普拉姆動物研究中心的創辦人之一。

同期被鮑德温“保護”的，還有日本人石井四郎。在石井四郎那裏，德特里克堡的專家僅僅花費700美元，就獲得了日軍731部隊8000多張“進行過細菌實驗的人和動物的幻燈片”以及各種活體實驗的資料。這意味着，德特里克堡可以跳過這些環節，在731部隊的基礎上，繼續進行相關“研究”。

在接納了這兩人之後，德特里克堡的研究一分為二，一部分以動物為媒介，另一部分專注於人。儘管研究方向不同，但心照不宣的共識已經形成——用活人，做實驗。

負責活人研究的，叫做西德尼·戈特利布。

2019年，美國作家史蒂芬·金澤寫了一本關於戈特利布的書。金澤和中央情報局合作過多次，他從中央情報局那裏要來了一張戈特利布的照片。但幾個小時後，中央情報局發了一封郵件給他：

最終，金澤新書的封面，只有戈特利布非常晦澀的黑色剪影。更讓人吃驚的是，書剛出版後，一位前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找到金澤問他，誰是戈特利布？

戈特利布是個畸形兒，據他的親戚透露，當他母親看到戈特利布的腳時，都嚇得尖叫起來。在進行過三次手術後，戈特利布終於可以下地，但這也讓他終生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上學之後，戈特利布被同學排擠，遭遇了不少校園暴力，又患上了口吃。

這樣的經歷，打磨了戈特利布的精神，但同時，也讓他變得有些偏激。1937年，戈特利布給威斯康辛大學寄去一封信，表明自己想就讀其農業學院。幾天後，他收到了一個簡短而親切的回覆：

我很高興盡我所能地幫助你。寄信的人，是當時威斯康辛大學農業學院助理院長艾拉·鮑德温，對，就是德特里克堡的創始人。命運，就是如此神奇。

後來，戈特利布在艾拉·鮑德温門下就讀。1941年，日軍襲擊珍珠港，當時的美國年輕人紛紛拋下學業，要求參軍。戈特利布也報了名，但因為身體缺陷，遭到了拒絕。

這讓愛國的戈特利布遭到了巨大的打擊，他只能在完成學業的同時，找到新的**“報國”方式**。

這一等，就是整整10年。1951年7月13日上午，艾拉·鮑德温將戈特利布帶到了德特里克堡的特別行動小組——就是剛才提到的，拿着帶病毒的箱子四處亂竄的部門。

特別行動小組，被稱為德特里克堡裏的**“聖所”**，是德特里克堡中的“德特里克堡”。在那裏，戈特利布被問了這樣幾個問題：

德特里克堡之所以要研究這些，是因為冷戰逐漸升級的需要。

中央情報局要在德特里克堡的配合下，研製出一種能讓人健忘，或是講出真話的藥水，戈特利布，成為了這項計劃的負責人。

他選擇的，是最簡單粗暴的路線，先摧毀一個人的身體與意識，而後，就能拿到想要的東西。

在戈特利布的授意下，研究人員不斷將致****幻劑注射到囚犯、俘虜甚至是研究人員體內。戈特利布曾連續 77 天，給7名黑人囚犯餵食“雙倍、三倍和四倍”劑量的致幻劑，這種致幻劑，只需要一粒沙子的十分之一，就能讓使用者在6-12個小時內，處於神志不清的狀態。

實驗過程中，戈特利布還會用電擊、火燒等方式，測試這些人的反應。在德特里克堡，他們有一個特殊的代號——消耗品。

儘管這一項目以失敗告終。但那時的戈特利布，已經成為了中央情報局的首席化學家。在德特里克堡內，藏有戈特利布在全世界蒐集到的毒素以及細菌。

1960年，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告訴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他想要**“除掉”**古巴政治領袖卡斯特羅。德特里克堡又為中央情報局研製了各種帶毒的小玩意，包括毒牙膏、帶毒的潛水服、面具等等。

此後，德特里克堡一直承擔着這樣的“任務”。於是，當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下令要求所有政府機構銷燬其生物毒素供應時，德特里克堡仍能以“研究”之名，保留大量的致命病毒。

時至今日，這樣的“研究”，也仍在持續。這些事情，深埋在迷霧之中，偶爾被發現，也只是機緣巧合。

1977年，在美國《新聞日報》討論古巴豬瘟和美國普拉姆動物研究中心的關係時，埃及突然暴發一種傳染病。全埃及有大約200多萬人湧進醫院，病因都是眼部感染，並伴有發燒和肌肉疼痛等症狀。

埃及的研究人員在提取血液後發現，患者體內，都含有裂谷熱病毒。但這種病毒只會造成血管爆裂以及眼睛大出血，並不致命。而埃及的這種裂谷熱病毒的致死率，要高上不少。看起來，像是有人**“增強”**了這種病毒的致死率一樣。

到底是變異，還是人為，關於這種神秘病毒的研究，最終也不了了之。一直26年後，這個被掩蓋了的真相，才水落石出。

2003年， 普拉姆島移交給國土安全部管轄，時任普拉姆島主管的戴維·希克斯索爾履歷被曝光。他在美軍生化部隊服役了30年，1983年，他被任命為德特里克堡指揮官。

而據媒體報道，1977年，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帶着裂谷熱病毒，前往美國海軍第三科學研究所。而這個研究所，不在美國本土，它在埃及開羅。

你沒看錯，這個裂谷熱病毒，出自德特里克堡。

早在二戰結束後，德特里克堡的研究人員就認為，裂谷熱病毒很適合做成生化武器——出血的慘狀很容易挫殺敵軍的士氣，這比直接殺死他們更為有效。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評價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點子”，併為其提供了資金支持。

像美國海軍第三科學研究所這樣的實驗室，美軍在全球部署了超過200多個。他們在研究什麼，無人知曉。

諷刺的是，希克斯索爾在海灣戰爭之後，代表美軍參加了三次聯合國的伊拉克武器核查小組，並兩次擔任小組指揮官，他曾在媒體面前表示，“那裏的項目超乎每個人的想象。”

但哪裏的項目超乎每個人的想象，美國人自己，應該最清楚。

幾十年過去了，在這個和平的年代，作為戰爭“遺物”的德特里克堡一直緊閉大門，將罪惡的證據掩在門內，把無形的病毒放出門外，妄圖躲避世人的注意。然而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就像無法被肉眼看到的病毒在不斷進步的科學麪前無處遁形，美國隱藏的骯髒秘密，也終究會在歷史和正義的審判下大白於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