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宋朝富而不強，受虐至死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兩條暗線，直勒命門_風聞
我是小泥童-见惯生死，乐观存亡2021-06-22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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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富而不強，受虐至死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兩條暗線，直勒命門原創2021-06-20 06:04·槐蔭樹下的老曹在三千多年的中國信史時代，大宋王朝，以其另類而又誇張的表現形式，成功地閃瞎了人們的眼睛。
有哪一個朝代，比大宋王朝還要更加富麗堂皇、人傻錢多呢？
只有大宋王朝，才富麗堂皇、人傻錢多；只有大宋王朝，才從始至終，受虐一生。
富而受虐，就是大宋王朝在中國歷史上成功地標新立異，捍衞其突出的歷史存在感的方式。
那麼，大宋王朝為什麼會成功捍衞其突出的歷史存在感呢？大宋王朝為什麼會終其一生地富而受虐呢？
有兩條暗線，相互纏繞，緊緊地勒住了大宋王朝的命門，從而使其終其一生，富而受虐。
我們先來説説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
大宋王朝，因為其農業生產的高度發達，而必然地產生大量剩餘性的農產品。
這些剩餘性的農產品，又必然地會進入到社會進行流通，從而催生出相應的農產品加工業生產，也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依賴剩餘性農產品而形成的工商業生產。
而工商業生產作為一種不同於農業生產的新的行業性生產，她又有她自己獨特的發展邏輯，以至於在有了一定的基礎之後，她就發展到超越她的母體農業生產，成為一個完全碾壓農業生產的新的行業性生產。
北宋的熙寧10年(1077年)，也就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第二年，北宋朝廷的財賦總收入，共有7070萬貫。
這個對比性的數字説明，這個時候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工商業生產，已經佔據了社會經濟生活的主導地位。
北宋的都城東京，在當時，是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已經有脱離了農業生產的城市居民20萬户。
東京的城市佈局，也打破了從前的唐朝時代的“坊”“市”界線，出現了“夜市”及娛樂場所“瓦肆”。
當時的北宋市場上流通的貨幣，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
這一切，都表明宋朝的生產力，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力。
但是，有人説，科學技術就是第一生產力；有人説，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有沒有人説，先進的科學技術，總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呢？有沒有人説，先進的生產力，是社會秩序的破壞力呢？
沒有人説嗎？
那麼，這話就算是我老曹説的吧。
需不需要我老曹證明一下，我所説的這話呢？
我就來證明一下吧。
我先來證明，“先進的科學技術，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句話。
我們現在的每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都會有一部《專利法》，用來保護和促進新技術的產生。
這能不能證明，新技術是由少數人創造出來的，新技術總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呢？
還有，當初司機很少的時候，司機的收入就很高；大家都羨慕當司機，可是，大家又都不會開車。
然而，到現在，幾乎每個人都學會了開車的時候，司機的收入，還高嗎？
不高了。
這就是由於，大家都沒有學會開車的時候，只有少部分人具有開車的技術，那時候的開車的技術，就是相對先進的啊。
這是不是説明，“先進的科學技術，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呢？
老曹説的這句話，沒錯吧？
我們再來證明，“先進的生產力，是社會秩序的破壞力”。
先進的生產力，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後，它是不是會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呢？
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是不是會產生他們先富起來的先富特徵呢？
這一部分先富起來的社會羣體的先富特徵，又是什麼呢？
那不就是鶴立雞羣嗎？那不就是個性獨立嗎？那不就是不能接受一般人所必須接受的社會秩序嗎？
一個社會產生了新的羣體，產生了新的階級，她的社會秩序，還可能是原有的社會秩序嗎？
這個新的階級的產生，不就是自然地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結構，自然地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秩序嗎？
那麼，一箇舊的社會秩序被破壞了，馬上就會產生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嗎？
這個社會，是會迅速形成一個新的社會秩序呢？還是會就此受虐、乃至滅亡呢？
別忙着下結論哦，我們還是先來看一看，宋朝之前的中國歷史吧。
磁山文化和裴李崗文化，都是農耕文化；興隆窪文化和趙寶溝文化，都是半農半牧的文化。
照理説，磁山文化和裴李崗文化，比興隆窪文化和趙寶溝文化要先進得多。
可是，磁山文化和裴李崗文化，相繼在距今7100－7000年滅亡了。
滅亡她們的，就正是東北地區比她們落後得多的趙寶溝文化。
為什麼先進的文化，會被落後的文化滅亡呢？
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又不是一次兩次。
信史時代的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不都是南方先進的文化，被北方落後的文化按在地上摩擦嗎？
明朝，不是比滿清女真族要先進得多嗎？不也是被滿清女真族給消滅了嗎？
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
春秋戰國時代的東周，社會秩序不也是被嚴重地破壞了嗎？
但是，春秋戰國時代，卻是個對北方遊牧民族很強勢的時代。
不需要東周王朝自己有多麼強大，就憑春秋時代的幾個霸主的“尊王攘夷”，就把北方遊牧民族給打趴下了。
戰國時代的趙國，直接學習北方胡人的“胡服騎射”，就滅亡了其境內的白狄中山國。
這趙國，還並不是當時的中原霸主啊。
所以， 社會秩序破壞很嚴重的春秋戰國時代，也可以碾壓北方落後的遊牧民族。
這就是由於，雖然周朝的社會秩序被破壞了，但各個諸侯國的社會秩序，還沒有被破壞 ，他們內部的秩序還是很有力的，這就使他們各個諸侯國，可以單獨地碾壓北方遊牧民族。
問題是，大宋王朝，和春秋戰國時代的周朝不一樣。
大宋王朝的社會秩序，整體上還是由王朝牢牢控制，並沒有分崩離析，也就不存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尊王攘夷”之説，不存在地方諸侯，能夠不接受王朝節制，單獨去碾壓北方少數民族勢力的狀況。
可是，政治統一的大宋王朝，反倒不如政治分裂的春秋戰國時代的東周王朝，能夠從容地抵禦外敵，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就是在於宋朝時期中國獨一無二的傳統文化了。
但是，到了春秋戰國之後，中國的傳統文化就不是《易經》，而是儒家文化了。
儒家文化也是由《易經》演變而來的，是對《易經》文化的生髮。
但是，儒家文化的這個生髮，也是太有個性了。
她是取《易經》之中對自己有用的部分，然後，將《易經》的其餘部分全部閹割，雪藏，從而建立起一套自己以《易經》之名，而成立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以及道德倫理。
《易經》是以象的語言，描述的世界上每一個事物的存在與發展的規律。
她以四象，也就是《太極圖》《五行圖》《洛書》《河圖》為基礎，然後，生出《八卦圖》《六十四卦圖》和《天干地支》。
而儒家文化所閹割了的《易經》，對四象進行雪藏，只談《八卦》《六十四卦》。
即使是談卦，他們也只談單卦，而不談《八卦》《六十四卦》的系統結構。
因為，一談《八卦》《六十四卦》的系統結構，就必然觸及《易經》的基本世界觀，也就是“世界是一種變化性的存在”。
這與他們儒家的立場是嚴重衝突的，所以，他們就要避免觸及。
即使是談論《八卦》《六十四卦》的單卦，他們也只談義理，而不講象意。
因為，義理可以自由生髮，而象意，是從象的形象表現而來。
每一個卦象的形象，都是上下之間的對立統一，加上中間的協調，體現出三方的互動。
這種象意，也是與儒家的立場是相沖突的，所以，他們也不能談。
他們處心積慮地在《易經》中挑選對他們有用的東西，就是要表達他們所宣揚的世界觀，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表達了這個世界觀之後，就生髮出了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也就是“仁義禮智信，温良恭儉讓”和“克己復禮”。
由於儒家的這一套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很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到了漢朝，天下穩定之後，這一套東西就得到了極力的宣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方針，被歷代朝廷所貫徹。
不過，在宋朝之前，儒家也沒有完全佔領整個文化陣地，是在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這一次一次的大動亂之後，一方面，朝廷要加強儒家文化的宣傳，另一方面，人們在經過了長期反覆的動亂蹂躪之後，也有了這種天下安定的心理需求，所以，儒家文化就終於深入人心，被整個社會所接受。
儒家文化很好地維護了大宋王朝的政權穩定，這一點，與東周王朝就對比十分鮮明。
實際上，在生產力的發展上，東周王朝和大宋王朝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兩個相似性的節點。
東周時期產生了鐵器，從而形成一個新興的地主階級；大宋時期產生了立足於剩餘農產品的工商業，從而形成了一個新興的城市市民階層。
但是，東周的地主階級導致東周王朝分崩離析，而大宋王朝的市民階層服從於大宋王朝，絲毫不影響大宋王朝的統一。
這一點，真的不能不歸功於儒家文化。
大宋王朝與東周王朝相比，就是一個沒有儒家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沒有得勢，一個有了儒家文化，並且，儒家文化佔據了統治地位。
那麼，有了儒家文化的大宋王朝，就真的受到了儒家文化的保佑嗎？
否！
有了儒家文化的大宋王朝，就是一個富而受虐的主！
大宋王朝的富，當然是由她的工商業帶來的。
大宋王朝的受虐，也是由她的工商業帶來的。
為什麼工商業的發展，會給大宋王朝帶來受虐呢？
這就是由於，有一種女人，叫悶騷型女人；有一種工商業，叫做悶騷型工商業。
而儒家文化，反對投機。
因為儒家文化勢力強大，不能硬頂，怎麼辦呢？
就只好明着不投機，暗地裏更投機了。
因為社會歧視工商業，工商業明着掌握不了話語權，怎麼辦呢？
不能明着掌握話語權，就只好暗地裏更強烈地掌握話語權了。
為什麼宋朝的主和派多，投降派多？
工商業階層的生產，不論是生產環節還是流通環境，都極大地依賴社會的穩定。
戰爭，對他們的影響是致命的。
不論戰勝或戰敗，他們工商業階層的損失都補不回來。
而相對的，花錢買平安 ，這花的錢，是朝廷的，是大家的，與個人無關。個人的損失，就沒有那麼大了。
相反，農民、地主階級受不了朝廷對他們的拉丁派款，對戰爭的忍受能力，卻要強得多。
所以，面對民族戰爭，工商業階層主和，農民、地主階級主戰。
但是，農民、地主階級沒有錢，在朝廷裏沒有話語權。
這就是大宋王朝富而受虐的根本原因。
當然，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工商業者們投機取巧、自私自利的思想，深深地勒住了大宋王朝的命門，而儒家文化也沒有閒着。
儒家文化也從另一個方向，勒住了大宋王朝的命名。
儒家文化本質上就是一種智障文化 。
她使宋朝知識分子們的格局、眼界，都嚴重不足，難以把握潮流，難以看到大局。
同樣都是變法，商鞅變法成功了，王安石變法失敗了。
真的是因為政敵們的反對嗎？真的是因為沒有幫手嗎？
不是的，是因為他自己沒有把握好時代的脈搏，沒有理解到他所面臨的社會矛盾的性質。
是因為他開錯了方，下錯了藥。
宋朝所面臨的社會矛盾，一個是外部的民族矛盾，一個是內部的工商業階層與農民地主階級的矛盾。
工商業階層作為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代表着先進的生產力，掌握着大量的生產資源，並且對其它的生產資源具有強大的吸附能力，從而造成與農民地主階級的矛盾，導致農民階級破產。
解決這個矛盾，首先要認識到工商業生產的性質，給工商業生產以關注、扶持、引導，在這個基礎上，再來調解工商業生產與農業生產之間的關係，解決兩種生產之間的矛盾。
而王安石的變法，顯然是忽視了工商業階層，只是着力於解決農民的問題，而不知道農民的問題是由工商業生產的發展所引起的。
他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怎麼可能變法成功呢？
而他之所以抓不住要害，就是因為儒家文化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限制了他的視野，使他看不到工商業階層的發展，是一個新的歷史發展趨勢，代表了歷史的發展方向。
而他不僅忽視了這個發展方向，甚至有意無意地和這個發展方向作對。
這怎麼能不讓他失敗呢？
所以，先進的工商業生產 ，和獨一無二的儒家文化，就是勒住大宋王朝，使大宋王朝富而受虐的兩條暗線。
大宋王朝，富也是因為這兩條暗線，受虐也是因為這兩條暗線，最後，死也是因為這兩條暗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