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曉濤：北周拓跋迪墓誌所見消渴症發微_風聞

摘要：本文從北周拓跋迪墓誌記載的消渴症出發，追溯其淵源，認為至少在戰國時代就已被關注，到兩漢時期產生了大量針對消渴症的醫方；從中古時期消渴症表現症狀來看，其發生的實際原因或與這一時期服用寒食散的社會風氣相關。拓跋迪墓誌中透露的治療理念説明對該疾病認知誤區的存在及因應之策的錯誤，使得該病症在中古時期持續蔓延。通過拓跋迪墓誌反映的疾病信息，本文呼籲疾病考古學應該在考古發掘中提高參與度和研究深度。

2018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發掘了北周大將軍濟北公拓跋迪及其夫人宇文宣華的合葬墓。其中出土的拓跋迪墓誌中記錄了拓跋迪本人的死因與“消渴”有關。志文載：“桑榆巳迫，屢上懸車之疏；消渴既侵，累奏鐘鳴之請。神方赤散，無救百年；妙術黃丸，徒費千杵。以今建德六年龍集丁酉二月廿日，薨於第。春秋六十有三”。墓主拓跋迪在其暮年飽經消渴症折磨，並多次上疏奏請懸車致仕，最後多方醫治無效於建德六年（577年）薨於第。

目前學界一般認為文獻中消渴症即便是現代醫學所謂的糖尿病，然中國傳統醫學與現代西醫名詞如何對譯，包括消渴症和糖尿病的對應問題，還應該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鑑於在考古發掘資料中，消渴症的信息在墓誌中並不多見，筆者認為有必要對該問題加以鈎沉，簡單考究消渴症在古代社會實際發現的時代淵源，並分析這一疾病於中古時期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從疾病的角度入手，探索疾病考古學在新時期歷史考古學中的積極作用。在此基礎上，筆者強調疾病考古學在歷史時期考古學方面介入的必要性。

一、消渴症的淵源

消渴症記載由來已久，文獻繁多。其中《淮南子·説山訓》有云：“嫁女與病消者，夫死後難復處也”。此處的“病消者”，蓋指消渴症患者。《西京雜記》中有西漢司馬相如的故事：“……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司馬相如患消渴之疾流傳頗廣，以至於後世文人多以司馬相如的字號—相如、長卿、茂陵等典故來命名消渴之症。

近年來的考古新發現，為探索消渴症的淵源有所貢獻。2013年，成都老官山西漢墓中出土了大量木簡，其中M3保存有大量的醫簡。在這些醫簡中，發現有完整方劑80餘例，而其中與消渴症有關醫簡就有6例。

其中第52簡《敝昔醫論》篇：“赤乘倉曰消渴也，可治。面紫黑。”記錄的是五脈相乘理論下消渴症的治療原理及症狀表象。説明彼時已經對消渴症的形成原因有了成熟的理論。

有三個治療消渴症的藥方：

第54簡:“治消渴卌六，凝水、栝蔞（樓）各二分，澤舄（瀉）一分，治合，和以美桼□大如起實，以知毒為斉（劑）。”

第154、253簡：“其一曰：長石一，凝水石一，圭（桂）、畺（姜）各二分，蜀（椒）二，兔絲實二分，冶，合和，以小（橡）皂（皂）取藥直（置）水華一升中，酓（飲）之，有間，酓（飲）使人懁，它皆可。”

第185、182簡：“一曰：苦蔘卅分，龍膽廿分，沈潘十分，圭（桂）□畺（姜）各五分，則（萴）、增青、白丹各三分，皆冶，併合之，取生栝婁（蔞）根搗而捉取其汁，澄，渴之以酒”。

還有兩劑病方是和治消止溺有關。

第234、220簡：“治消止溺。取栝婁（蔞）六分，長石四分，凝水石、李（理）石各二分，思石一分，皆冶，合和，以方寸簡取藥，直酒中，（糜）亦可，為懁，以水□酓（飲）之，日三”。

第220、227簡：“其一曰：消渴溺多不止。苦婁六分，長石四分，凝水石、理石各二分，惡石一分，合和，以方寸簡匕取藥，直温酒中酓（飲）之”。

以上數劑處方，涵蓋的藥物複雜；説明至遲在西漢早期，消渴症已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疾病；其中詳細記錄不同的炮製方法、服用的方式等信息，可知彼時醫者對消渴症已有因應之道；但若從第52簡中強調的五脈相乘理論視之，以五色論病因，恰恰説明了當時社會對於消渴症的實際發病機理並不明晰，仍然侷限在巫醫方術之窠臼。

“赤乘倉曰消渴也”的病理解釋是基於當時流行的五脈相乘理論，但這並不是“消渴症”實際發生的病理解釋。如果將其與馬王堆漢墓出土《五十二病方》一併觀之，這些藥方中間應該還存在大量巫醫的成分。就是在半巫半醫、魚龍混雜的理論指導之下，最終產生了老官山《六十病方》中記錄的如此眾多且能夠具體應用的藥方。

根據老官山墓葬的年代可知，醫簡的抄寫雖可能在西漢高祖至文帝時期，但其所載內容來自戰國至秦代的方劑學成果。由此可知，消渴症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被發現，至遲在西漢就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多方面的治療方案。當然，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些治療醫方是在巫醫同源的背景下，醫術和方術和合而生的理論解釋中形成的。

張仲景在其《金匱要略》中進一步總結了消渴症的發病機理，説明消渴症在東漢時期仍然在延續着。同時，消渴症已經影響到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唐《羣書治要》中載東漢崔寔《政論》中，將朝廷頻頻大赦比作罹患消渴：“由坐飲多發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足見消渴為社會普遍共識，成為一種可以用來舉例比興的常見事物。

二、中古時期消渴症的社會特徵

迨至中古時期，有關消渴症的記載漸次增多，諸多草灰蛇線散見於史書文集之間；同時我們還會發現，這一時期的消渴症與我們在上一章節中談到的消渴症在表現形式有些許差別。筆者希望從《拓跋迪墓誌》碑文中所及的消渴症談起，結合史籍中類似雪泥鴻爪，求索消渴症在中古時期發生的實際真相以及關聯的社會原因，同時可能也是影響拓跋迪墓誌中所及消渴症形成的隱藏原因。

消渴症產生的原因，在中古時期曾一度被認為和飲酒尤其嗜酒相關。三國魏明帝時，卞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後渴稍甚，以至於亡。”

卞蘭因為苦酒（嗜酒）方患上消渴症，在消渴症的治療方案上，魏明帝和卞蘭涇渭分明，各有不同的觀點：明帝認為巫醫的用水方對該病症有效，而卞蘭則堅決不相信巫醫的方法。

卞蘭的消渴症表面上看是因為嗜酒，其實從根本上講，是和服五石散有關的。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已經將嗜酒與服散的關係講的比較透徹。服散以後須用寒食，唯有熱酒可以用來行散。《世説新語》任誕篇：“王（忱）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來”，王忱酒後須温酒行散事足以説明飲酒和服散的關係，嵇含的《寒食散賦》中有“酌醴操散”，説的也是服散和飲酒的關係。

至於服散和消渴的關係，大致應該是這樣一個邏輯。服散在先，而嗜酒於後，服散愈頻，嗜酒便愈深，久而久之便會產生諸多類似消渴的症狀。當然，我們目前還很難確定，因服散和嗜酒引發的消渴症狀和此前漢代醫方中記載的消渴症是否是同一病症，抑或此消渴與彼消渴僅僅是有近似的症狀而已。中古時期之所以嗜酒人羣增多，多半應歸結於服散的緣故，而服散和嗜酒之後又會產生類似消渴的症狀，由此溯之，服散方才是消渴發生的根源之一。卞蘭信奉道家遊仙養生之道，服散也應該在情理之中，嗜酒應該是在其服散之後的衍生行為。卞蘭之所以拒絕使用巫醫，應該是他選擇了服散求仙的方式。殊不知事實上，服散對於治療消渴無異於揚湯止沸、飲鴆止渴，只可惜中古時期社會風尚使然，人們始終未能認識到這一點。

魏晉南北朝時期，嗜酒、服食丹藥在士族階層尤為流行，卞蘭僅是其中一斑。考古人員在山東東阿的曹植墓中發現了5件有“丹藥”銘文的陶罐，應該和儲存五石散等藥石相關；同時，曹植屍骸被安置在大量的雲母片之上，這些濃厚的玄道現象似乎説明曹植生前可能有服食丹藥。竹林七賢之中嵇康“性好服食，嘗採御上藥”，包括魯迅所舉何晏，再到裴秀、王羲之、王獻之、謝靈運、鮑照等等，嗜酒和服散的實例不勝枚舉，儼然已經成為一種社會風尚。但是這些人羣在服散和嗜酒的同時，與之俱來的便是揮之不去的疾病糾纏，消渴症便是被時人認為最常見的一種關聯疾病。

從消渴病患表現出來的症狀考察，發現都有一些跡象還是與服散或嗜酒有關。利用這些症狀的多角度比較，我們基本上可以看出消渴症和其他病症之間的相互關係。

首先，癲眩是消渴症的一個主要表現，南朝梁王僧孺的《致何炯書》：“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南朝梁陸倕的《以詩代書別後寄贈》：“劉兄消渴病，休攝戒無良；殷弟癲眩疾，行止避風霜”。以上這兩個例子説的都是癲眩和消渴是相伴相生的症狀。然而，癲眩其實還與服散相關；《黃帝內經·素問》雲：“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癲，芳草發狂”。由此，王僧孺書中和陸倕詩中所言的癲眩其根本原因並不在於消渴，而是由服散引發，消渴與癲眩都是服散的密切相關的併發症狀而已。

消渴症還有一個突出的症狀表現就是腳疾。有關腳疾的醫案在中古時期很多，南朝宋時謝靈運《答範光祿書》中訴説他的消渴症併發腳疾：“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腳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成飢渴……”，“消渴十年，常慮朝露”，靈運的腳疾與其消渴症如影隨形，足見患病日久，沉痾難愈。那麼腳疾實際發生的原因是什麼呢？可以參考大致同時期鮑照的情況來分析，鮑照是一個飽受消渴症和腳疾摧殘的患者，在《侍郎報滿辭合賦》中，他自謂“既同馮衍負困之累，復抱相如痟渴之疾”，身體上的病痛如同“馮衍負困”的腳疾、司馬相如的消渴；《在江陵嘆年傷老》中，他描述了自己服散後的苦痛：“方瞳起松髓，頳發疑桂腦”，雙眼出現粘性分泌物，頭髮因為服散而變紅。一個表面上看起來是患有腳疾的消渴症患者，實際上所有的疾患源頭皆是因為服散的緣故。

腳疾是中古時期一種痼疾，廖育羣發現這一時期腳疾的發生曲線與服食“外丹”曲線高度近似，二者均興起於晉，歷經南北朝而盛行於唐，該研究高度證明了腳疾發生的真正緣由應該是因服散而起。消渴和腳疾是相生相隨的病症而已，前引謝靈運便是消渴與腳疾並患，雖然沒有謝靈運服散的直接證據，但考慮到其所處的時代，並不能完全排除謝靈運沒有服散的經歷。拓跋迪墓誌中提到的“屢上懸車之疏”“累奏鐘鳴之請”，可能也是因為行動不便而無奈為之。

以上分別從嗜酒、癲眩、腳疾三個表象簡單地分析了消渴症背後實際發生的緣由，應該與這個時期士大夫階層的服散風尚緊密相關，這一點在隋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已經詳細論述了二者消渴和服散之間的病理關係：“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由少服五石諸丸散，和經年歲，石勢結於腎中，使人下焦虛熱”，巢元方認為消渴症中至少有五種病症是因為服散導致，因此，我們討論的消渴症其實也是一個表徵，內裏的真相事實上還應該是服散。

縱覽整個中古時期，除了上引的諸多史實，罹患消渴症的人羣從魏晉至隋唐的案例尚有許多，當然其中也有很多消渴症的醫患雖然並沒有服散的相關記載；但是如果我們將這些病患置入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流行風習中考慮，消渴症與服散的關係應該值得認真關注。

三、中古時期治療消渴症的因應之策

既然確定了消渴背後反映的是中古時期服散的社會風尚，那麼彼時針對消渴的因應對策又是如何，《拓跋迪墓誌》中有關於治療消渴症的記載為研究這個問題提供了一些線索。

《拓跋迪墓誌》記錄了有關拓跋迪在罹患消渴之後的治療理路：“神方赤散，無救百年；妙術黃丸，徒費千杵”。碑文提供了兩方面的信息，一方面説明中古時期人們對該病的治療也僅僅侷限在以散為藥的層面上；另一方面又説明，諸如赤散、黃丸的藥物對於消渴病患的實際效果無濟於事。

這裏提到的“赤散”和“黃丸”，根據墓誌行文風格，當為虛指或者泛指治療的藥物。然雖系虛泛，亦應有其實際之來源。為了更深入地探索中古時期疾病治療觀念產生的過程，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赤散”和“黃丸”的來歷。

“赤散”，唐代孫思邈《千金要方》裏面就有“華佗赤散方”的記載，《千金要方》自然是古藥方集大成者，“赤散”其源還可繼續上溯。張家界古人堤遺址發掘出土1件題名“治赤榖方”的醫方木牘，周琦校釋為“冶赤散方”，根據該遺址年代不晚於東漢中期的判定，認為該方應是“華佗赤散方”的祖方。如此，這便很有可能是拓跋迪墓誌中的“神方赤散”的淵源所自。當然，此處之“赤散”與古人堤遺址“治赤散方”是否同指，尚需繼續考證。

至於“黃丸”，與“神方赤散”相比，其具體來源看起來頗為複雜，似乎並不侷限為何種藥丸。從字面上理解，文獻中記載的三黃丸、硫磺丸都有可能與之有關。唐代李筌的《太白陰經》有：“三黃丸、水解散、瘧痢藥、金槍刀箭藥等五十貼”；俄羅斯藏敦煌文獻發現的李嶠詩以及一些古醫方，其中一方殘存文字有“…名備急丸。三黃丸，黃連、黃□”，以上兩處記載的三黃丸應該基本同指，皆系軍旅急救藥物。至於硫磺丸，唐代韓愈晚年服用硫磺的事情被白居易在《思舊》詩中提到：“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韓愈早年一度痛恨服散，晚年因“足弱”疾而服硫磺丸，在當時的社會風尚之下，雖然韓愈反對服散；但他仍然很難擺脱服散的影響，筆者認為韓愈的“足弱”恰恰是因為服散之後引發的腳疾，至晚年病痛加劇，最後死於“小溲不通”，其實是典型的藥物中毒，足以説明韓愈服用硫磺只能是飲鴆止渴式的治療。類似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元稹和韓愈一樣，也是死於“小溲不通”；白居易給元稹的詩作：“已題一帖紅消散，又封一合碧雲英”可以看出，元稹應該也是服散人士盧照鄰常年服丹，以致困窘不堪，但仍然為此而向朋輩乞藥；説明在常年服散的習慣下，已經無法擺脱對藥物的依賴，韓愈晚年服用硫磺丸的情況應該也如此。

以上所述的“赤散”“黃丸”，兩類藥劑均涉及到顏色，以顏色命名的醫方由來已久，以“赤白青黃黑”五色命名的藥劑在古醫方中俯仰皆拾，源頭也應和五色理論有關。前引老官山漢墓M3醫簡050：“五色甬（通）天，脈之出入，與五色相應也”；簡696：“心氣者赤，肺氣者白，肝氣者青，胃氣者黃，腎氣者黑，故以五臧（藏）之氣產”。其中還有簡052對消渴症的解釋原理：“赤乘倉曰消渴也”，赤色和蒼色相疊即為消渴之疾，這顯然就是典型的以五色來釋病理的案例。

從漢代到魏晉士人流行服用的五石散也是以“赤白青黃黑”五色石而制之，五石散之五色，顯然是為了符合五脈（色）理論而生成的，前面已經論述了消渴症和服散之間的關係，顯而易見，中古時期對於消渴症的治療還在五石散風習的範疇以裏。雖然説服散來治療消渴，現在看來是飲鴆止渴。但在中古時人眼裏，卻並不具備如此觀念。相反，“餌金石”以求長生是當時流行的醫療觀念。

《周書·僧垣傳》説僧垣善使寒食散療愈金州刺史尹婁穆的腿疾，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的氣疾、水腫也被僧垣以寒食散治癒。這些成功使得中古時期士人對服散的療效信心百倍。這一點，我們從與拓跋迪大致同時期的北周《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可以得到印證，步陸逞神道碑文雲：“本有消渴之疾，常餌金石自理，舊疾微增，奄捐館舍。”與拓跋迪相同，步陸逞也有消渴症，卻將希望寄託在服金石之餌，結果導致病情加重。步陸逞薨於建德二年（573年），早拓跋迪4年。步陸逞墓誌為庾信撰文，同為庾信書寫的墓誌還有《北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誌銘》，該墓誌中也有近似的記載：“消渴連年，屢有相如之患；至於大漸，遂如范增之疾”，説明襄城公鄭偉因為消渴症而最終導致背癰發作而亡，事實上，背癰也是服散之後常見的副作用，很顯然，鄭偉的死因不是因為消渴，應該是消渴之後服散導致其病情加劇而死亡。鄭偉卒年為天和六年（571年），早拓跋迪六年。由拓跋迪、鄭偉、步陸逞的消渴症合而觀之，此病症在北周時期應該是在高等級貴族中間較為常見的一種病症。

在中古時期，作為一種常見性慢性疾病的消渴症，構疾連稔，彌年不瘳。其實際發生的原因當與中古人士之服散風習相關聯，對待疾病的態度通常是因為人們不瞭解病症的本質特徵而導致的，最終由於對該疾病認知誤區的存在及因應之策的錯誤，使得該病症持續蔓延到唐代以後。

四、疾病考古學介入的必要性

古病理學家韋爾斯（Wells.C.）認為那些影響人類羣體的疾病和創傷的規律，是由人類自身行為和生活環境中每一件事物造成的。引申來講，人類的歷史就是疾病的歷史，疾病與人類的發展相伴始終。

疾病應該是考古學研究內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項，我們要探討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疾病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疾病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了什麼樣的衝擊，這些都離不開考古學的支撐。然而，長久以來由於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發展方向一度陷入文史考證的窠臼之中，考古現場對於疾病這一內容的考察參與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對古代人類社會的全面洞悉和多維認知。這種缺陷使得我們的考古學研究存在扁平化傾向。當然，近些年這種情況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觀，對墓葬出土人骨病理學的觀察和研究逐漸加強；通過這些，使我們有機會討論疾病發生的背景原因。

而就本文討論的拓跋迪墓，通過墓誌已經知曉墓主人拓跋迪系消渴症患者，並且本文認為墓主人消渴症的實際原因很有可能和服散的風習有關。結論的產生只是建立在史料討論的基礎之上，還需要疾病考古學研究的佐證。這些需要對考古發掘現場用疾病的眼光重新審視。

可惜的是，拓跋迪和宇文宣華的合葬墓，由於多次盜擾及長期進水淤積，墓主屍骨無存，僅在墓室填土中夾雜少量黃色骨粉末。我們知道，倘若墓主人消渴症的發病機理和服散有關，那麼骨殖中應該能夠檢測出相關重金屬的殘留；但目前看來，墓室留下的信息極為有限，黃色骨粉末不足以作為檢測的標本，更不能為筆者的認識和推斷提供進一步的佐證。

目前出土的中古時期墓葬中，應該不乏服散人士的墓葬。但目前為止，尚未見到這一類墓葬墓主人的古病理觀察以及人骨微量元素檢測數據的公佈，在一些出土有“五石散”相關遺物的墓葬中，諸如前引曹植墓中就有金石之物的發現，然而墓主人骨骼的病理報告卻付闕如，如此境況只能説明考古發掘和研究在這一方面的考慮還有欠缺，這種欠缺造成考古學者無法建立起墓中出土藥石和墓主人之間的邏輯關係，使得研究只能歸於推測。考古現場遺留的訊息千頭萬緒，其中關於古病理學的內容不應該被忽略，因為這是考察人類行為以及和自然、社會互動的應有之義。基於此，筆者在這裏，特別呼籲考古發掘現場需要古病理學乃至疾病考古學學者的充分介入。如此，我們的歷史時期考古學研究才會變得豐富、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