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社會主義就是解放婦女和保護母親-托洛茨基_風聞

建立社會主義就是解放婦女和保護母親

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

　　本文最先在1925年12月號的《為了新生活》（Za Novyi Byt）上發表。李時譯自《婦女與家庭》英文版，尋路人出版社，1970年版。原載香港期刊《十月評論》1998年第1期。總第189期（《三八婦女節特輯》）

　　改善母親和兒童地位的切實措施的推行情況，是測量我們的進步程度的最準確方法。這個指標十分可靠，不會欺騙我們。它能立刻顯示出廣義的物質和文化成就。歷史經驗顯示，即使是已經向壓迫者展開鬥爭的無產階級，對於婦女作為家庭主婦、母親和妻子的受壓迫者地位，遠沒有給予必要的肯定的重視。這樣安於把婦女看為家庭奴隸的習氣，是多可怕的力量！至於在農民方面，更不消説了。農民婦女的擔子和絕望的命運，不論是窮人家的農婦或中農家的，比今日的苦囚更不如。沒有休息，沒有假期，沒有一線希望！我們的革命，目前主要在工業地區的城鎮才逐漸抵達到家庭方面；到農村去的步伐，則要緩慢得多。在農村，問題多得無可計算。

　　要從根本上改變婦女地位，只有當所有現存的社會、家庭和家居生活條件都得到改善，才有可能。母親問題之嚴重，可以從下列事實表示出來：本質上，她是活生生的交接點，是經濟和文化工作縱橫交錯的樞紐，全部癥結繫於一身。母親身份的問題，首先是住所問題，是食水、廚房、洗衣房、飯廳的問題，同樣，也一樣是學校、書本、休憩地方的問題。醉酒問題最不留情地把家庭主婦和母親挫傷。文盲和失業問題亦一樣。住所中食水和電力減輕婦女的擔子，這是首要的。母親身份的問題，是所有問題的總和。所有癥結加到母親身上，從她身上又向四方反彈。

　　農村物資毫無疑問的增長，使對母親和兒童作出前所未有地廣泛的照料和考慮，遂成為可能和必要。我們放多大精力到這個領域，將顯示到我們懂得把我們生活的基本問題貫串起來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一如在着手建設蘇維埃國家時不可能不把農民從農奴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也不可能不把農民婦女和勞工婦女從家庭和家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如果我們用來決定一個革命工人的成熟性的標準，不僅是他對待資本家的態度，而且也視乎他對待農民的態度——也即是他對解除農民束縛必要性的理解程度——然則，我們現在用來量度工人和進步農民的社會主義成熟性的程度，同樣也應該和必須用他們對待婦女和兒童的態度來衡量，看他們對於把母親從苦役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讓她有可能挺直脊樑，恰如其分地參與社會和文化生活的必要性，是怎樣的理解。

　　母親身份是所有疑難的核心，為了這個緣故，所以要對經濟和社會建設的每一項新措施，每一條法律和和每一個實際步驟做出檢查，考察其會怎樣影響家庭，是否會令母親的命運惡化或減輕，是否會改善兒童的地位。

　　舊社會仍然從四方八面把我們糾纏得難以動彈；這個事實，由我們城鎮上流離失所兒童的數目驚人中得到見證，以最陰暗的方式宣示出舊社會的沒落時代是如此這般。從舊向新過渡的年月裏，尤其在內戰的年月，母親和兒童的地位從未有過這樣艱難。克里蒙梭、邱吉爾和高爾察克、鄧尼金、弗蘭格爾份子[1]的干預，對女性工人、農民婦女和母親帶來最殘忍的打擊，留給我們空前地多的失所兒童的遺產。兒童來自母親；兒童失去家園，主要是母親失去家園的結果，眷顧母親是改善兒童命運最真誠深入的方法。

　　經濟的總體增長，為逐步重建家庭和家居生活創造了條件，所有與此有關的問題，必須把其全部的重要性充分的提出來，我們從各個方向處理國家基本資本復甦的問題；我們得以用新機器來替換舊機器；我們建設新工廠；我們令鐵路更新；農民開始取得犁、播種機和拖拉機。可是人是最基本的「資本」，那就是人的力氣、健康和文化水平，這種資本，比起工廠器材和農民附件，更需要更新。我們絕對不該以為奴役、饑荒和束縛的年代、戰爭和病疫的年代已經過去，沒有遺下一點痕跡。不。它們在人民活生生的有機體中留下了傷口和疤痕、肺病、梅毒、神經衰弱和酗酒——所有這些疾病，以及其它疾病，在我們廣大的人民羣眾間廣泛擴散。必須要令民族健全。沒有健康，社會主義無從可想，我們必須深入因由，深入根源。民族的來源若不是來自母親，則從何而來？反對罔顧母親的鬥爭，必須放在首位！建造房屋、建設托兒設施、幼稚園、社區飯堂和洗衣房，必須放在注意力的中心；這種關注並必須是帶警覺性的，組織完善的。讓質素〔質量〕決定一切。必須設立託兒所、膳食和洗衣設施，以讓這些設施提供的便利，能對全然由主婦和母親一力揹負起來的封閉、孤立的古老家庭單位，施以致命打擊。

　　改善環境必招來需求的浪潮，隨之是物質資料的浪潮，在公共設施內照顧兒童，和在社區設施供養成人一樣，都比家庭來做更廉宜。然而，只當社會組織在滿足最基本的需求上，懂得做到比家庭更好，則家庭的物質資料轉移到托兒中心和食堂，才有可能出現，目前該把注意力放在質素問題上。要對所有服務於貧苦大眾家庭和家居需要的機關和機構，作出有高度警覺的社會和恆常的鞭撻，是重大攸關的。

　　解放母親的偉大斗爭的發起人，當然必須是先進的女性工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把這個運動引導向農村。同樣地，我們的城市生活仍然留有許多小資產階級農民的特性。許多男性工人持有的婦女觀點，仍不是社會主義者的，而卻是保守的、農民的，本質上是中世紀的。被家庭桎梏壓迫着的農民母親，因而也把工人母親拉低至她的水平。必須要令農民母親站起來。她必須要渴望自己站起來；也就是説，必須令她覺醒，指出道路。

　　把婦女遠遠留在後面，就不可能向前邁進。婦女是民族的母親。婦女從備受奴役中生成的偏見和迷信，把新生代的兒童緊緊包裹，並且無孔不入地深深滲進民族的意識。對母親作全方位式的關注，是打擊宗教迷信的最佳和最深刻的鬥爭之路。必須令她站起來，必須令她獲得開導。解放母親的意義，就是把聯結起人民和昔日的陰暗及迷信的最後一條臍帶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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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些是資本主義國家聯同俄國的反革命勢力（白軍）意圖推翻革命的主要人物。克里蒙梭是當時法國總統，邱吉爾是英國首相，他們都力主幹預俄國革命，高爾察克是沙皇時代的海軍上將；1918年，西伯利亞曾短暫推翻了蘇維埃政權，高爾察克作為聯軍傀儡抵達西伯利亞，在同年11月，被哥薩克族長團推選為最高司令。反革命失敗後，他被聯軍遺棄，遭到逮捕和處決。鄧尼金也是沙皇時代的將軍，反革命領袖之一。他失敗後，由〔較為開放〕的弗蘭格爾接任白軍總司令，成功據守克里米亞長達一年。1920年全軍覆沒後，弗蘭格爾被迫逃亡。——譯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2512b.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