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價6萬的北京三環，為什麼種了150畝農田？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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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正值北方小麥收割的季節，不知道在帝都北三環附近的小夥伴們有沒有聞到一股麥香？

　　為什麼這麼問呢，因為這裏有一塊上百畝的農田已經到了成熟季。

　　是的，我沒玩笑。

　　在位於北京三環內寸土寸金的黃金地段，有一片上百畝的麥田。

　　這是咋回事？

　　這其實是中國農業科學院的試驗田，位於北京北三環聯想橋邊，毗鄰中關村，離天安門只有8公里。

　　每年一到這時候，金黃燦燦的麥田與周圍林立的樓宇交相輝映，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那能在這裏佔下這麼一大塊地，種的東西價格肯定不便宜吧？

　　據估算，這片土地的面積約90862平方米，附近房價約6萬每平米，估算下來總價值約54億元，按照再進一步推算，每斤小麥的成本竟然高達6000多元。這還只是按單層面積，要是像周邊一樣開發十幾層的建築，價格就更誇張了。

　　不知道這是不是世界最貴，但應該妥妥是國內最貴農田了。

　　不愧有人説，這片黃燦燦的不是麥子，而是金子。

　　既然如此，在這寸土寸金的鬧市區，交通設施和便民硬件都造價不菲，像建個商圈、蓋個寫字樓，開發個住宅，都能做到把這塊地物盡其用，附加價值也非農業能比得了的。

　　這麼貴的地，為什麼偏偏拿來做農田呢？

　　換句話説，一塊田而已，你去哪種不行呢？

　　其實不光我們這樣想，這麼多年來眾多開發商一直都對這塊地垂延欲滴，頻頻採用軟硬兼施的方法去找各方遊説，但奇怪的是，直到現在這田地依然巋然不動。

　　而當我們試圖尋找原因，才發現原來這片看似平靜的麥田中，隱藏着一段不為人知的“腥風血雨”的故事。甚至因為關於這塊地皮的爭奪，還“撕破臉皮”鬧到了當年身為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那裏去。****

　　説到這，就不得不提到這塊田的“主人”——中國農業科學院。

　　那農科院為什麼有這樣的能力，去保住這塊地呢？

　　01

　　説起關於這兒的歷史，其實比新中國的年齡都大。

　　1938年，日本人為了強化殖民統治，實行對佔領區農村經濟的控制掠奪，達到就地解決軍需供應的目的，在北京建立離一箇中央農事試驗場。

　　兩年後，又將這塊地改名叫做華北農事試驗場。

　　經過不斷的擴充，華北農事試驗場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包括7個省市、擁有5個支場、1個分場、2個試驗地、13個原種圃，共有600多名職員的龐大的農事試驗網絡。

　　比如，在江蘇鎮江建蠶桑試驗場，在遼寧興城建果樹試驗場，北京這裏的試驗田，則種植農作物、蔬菜和牧草。

　　1945年抗戰勝利後，華北農事試驗場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接收，再次改名，更名為中央農業實驗所北平農事試驗場。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北平農事試驗場與林業實驗所、畜牧試驗所、獸疫防治處和河北省農業改進所合併為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1957年由於農業科學發展的需要，華北農業科學研究所擴建為中國農業科學院。

　　那當時這片試驗田有多大？

　　大約有4000畝，差不多和北京CBD面積差不多。

　　別急，其實這麼大的農田在當時看來並不稀奇。

　　因為那時北京城區面積要比現在小得多，出了西直門，一直快到今天的知春路，也就是字節跳動、小米這些公司夢開始的地方，都是一片望不到邊際的荒地，除了試驗田，剩下就是一些墳地和菜地。

　　所以説，農科院當時可是北京的“大地主”。

　　但隨着北京城區不斷擴大，試驗田的面積也在不斷萎縮。

　　上世紀50年代大鍊鋼鐵，有關單位從農科院直接就划走了100多畝地。

　　本來答應在青龍橋還一塊試驗田，但是後來因為“文革”開始，農科院的人員都被下放，領導班子也換了人，慢慢也就沒有人去追究這件事情，最後不了了之。

　　這段時期也是農科院試驗田急劇減少的時期。

　　中國農科院院志記載了這一巨大變化：1966年，農科院的土地約合80萬畝，1978年則鋭減至約11.6萬畝，這裏面的減少自然也包括了北京城內的試驗田。

　　“文革”期間，農科院的人員全部被下放，北京的試驗田無人管理，漸漸被其他單位佔領挪作他用。甚至還有單位開始時通過一些私人關係，向農科院“借地”存放建築材料，但“久而久之這地就要不回來了”。

　　“文革”結束，農科院恢復建制，粗略估計，在北京城內的試驗田大約還剩下600多畝。

　　而在最近30年，這600多畝試驗田還在繼續減少。

　　上世紀80年代初，因為修建三環路的需要，試驗田被聯想橋攔腰分割成南北兩片。

　　原來的水稻田則被作物所出租給了街道，蓋起了百貨批發大棚，來解決社會人員的就業以及周邊居民的生活購物問題。

　　起初討論這個出租方案的時候，黨組也有不同意見。但是作物所的困難的確很多，事業費不夠，老同志也越來越多，負擔沉重，而且後來作物所又在昌平有了新的試驗田，所以出租方案最終被同意。

　　根估計，聯想橋兩邊的田，再加上農科院院子裏的田，真正做試驗的大概還剩下400多畝。

　　而就是這剩下的400多畝，也有不少人打主意。

　　上世紀90年代初，有關部門曾想徵用農科院東門外、聯想橋南的150畝試驗田做鍋爐房，並把這一規劃直接“通知”了農科院。

　　但農科院得知這一事情後，表示非常反對，並聯名給中央各級領導寫信反映情況，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作出批示，讓北京市委研究處理這一問題。

　　北京市委很重視這件事情，請來規劃部門、紀委的同志和農科院的老院士們座談商議，會場大概到了有五六十人。

　　會議開始後，農科院方先發言。因為都是知識分子，老院士們剛開始講話都是文鄒鄒的。

　　他們的論據大概分為以下三點。

　　第一，之所以要留下這塊田，不是為了種，而是因為它離農科院近，就像醫生離不開病房，農業科學家也離不開試驗田，做個實驗還要坐車去郊區，不方便。

　　第二，農科院的試驗田越來越少，就剩這點地還保不住，農業科技任務往哪裏放？一些重要品種的科研攻關項目往往要持續10年以上，有的科研項目週期甚至長達20年，項目還沒做完，地不能就沒了。

　　第三，對於農業試驗，國外也非常重視。以英國為例，有一塊試驗田堅持做了長達150年的農作物實驗，為了保護這塊地，英國政府甚至專門立法，所以長期沒人敢動，我們也要學習這種精神。

　　説完之後，會場下頓時一片交頭接耳。

　　不一會，一位規劃單位的負責人開口了，他説道：“你們農科院那塊地，早在1955年就已經被我們規劃為鍋爐房了，現在被徵用是合理的，是按規劃行事。”

　　語氣中並沒有商量的餘地，也沒提及剛才院士們提出的問題。

　　這下坐在對面的一位名為鮑文奎的老院士立馬就急了，站起身來回應道：“日本人佔領的時候，我就在這個地方工作了，我知道這塊試驗田有多大。1955年的時候，西直門外這一大片，荒地多得很，如果當時你們就作規劃了，為什麼不把鍋爐房規劃到荒地上，偏偏一定要規劃到農科院的試驗田上呢？這隻能説明你們想無償佔掉農科院的土地，不重視農業科技！”

　　此話一出，當場氛圍肉眼可見地緊張起來，大廳裏鴉雀無聲，連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得見。

　　規劃單位被這一通話弄得猝不及防，本以為都是些“文人”，好處理，嚇唬嚇唬就完了，沒想到農科院還有這種“硬骨頭”，讓他們直接有些下不來台。

　　那這位敢於“硬懟”規劃單位的老院士，到底是個什麼來頭？

　　02

　　説起鮑文奎，大家可能會覺得有些陌生，但他的一個學生你們肯定知道。

　　這個人叫袁隆平。

　　1961年，還是中學教師的袁隆平在安江農校的試驗田裏發現了一株天然雜交稻。儘管這與當時佔絕對優勢的水稻無雜交優勢的觀點相沖突，但在袁隆平的心中已萌生了雜交水稻研究之意。

　　猜測有了，理論依據去哪兒找呢？

　　按理説，這種問題應該去請教業內最權威的人士，當時他腦海裏就出現了一個人名——鮑文奎。

　　鮑文奎既是我國著名作物遺傳育種學家，植物多倍體遺傳育種創始人，也是我國最早的一批海歸，曾得到過現代遺傳學之父摩爾根的真傳，畢業後婉拒了美國人的邀請，回到了百廢待興的中國。

　　和他搭乘同一艘輪船回來的，還有錢學森、鄧稼先、趙忠堯、沈善炯、塗光熾、葉篤正…..

　　為此袁隆平母校的恩師管相桓教授生前很推崇鮑文奎，曾向他多次提到過這個名字。

　　但問題是，當時袁隆平只是湘西一位默默無聞的教師，而鮑文奎則是農科院的頂級科學家，倆人素昧平生，該如何才能聯繫到他呢？

　　當時又沒有微信微博，寫信寫電報又不一定能送得到。

　　於是袁隆平腦袋一熱，那就親自去一趟吧。

　　他用學校的飯票換了十斤糧票，並取出準備買自行車的錢，趁着暑假從安江乘汽車爬過雪峯山，到長沙再坐火車，花了兩天多來到了北京。

　　好不容易才找到農科院作物所，袁隆平在車上兩天沒洗澡，一身汗漬漬的，還散發着氣味。門衞問他找誰，他説找鮑文奎研究員。門衞要他拿介紹信出來登記，袁隆平哪來介紹信，他搔了搔腦殼撒謊説：“我是他的學生，是從湖南來看他的。”

　　於是門衞送他到鮑文奎的辦公室。

　　聽了袁隆平的來意後，鮑文奎並沒有生氣，當時一般青年學子大都隨風倒，怕犯政治方向的錯誤，不敢問津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説，這時竟有人勇於質疑，他心裏暗暗高興。

　　他不僅就育種學和袁隆平聊了很久，還開放了中國農科院的圖書館給他，讓他隨意進出——在互聯網還沒有普及的年代，這裏就算是中國最豐富的智庫。

　　袁隆平讀到了許多在外面讀不到的外文資料和前沿論文，發現原來經典遺傳學不僅在理論上取得重大突破，在生產實踐中也取得了明顯效益——美國、墨西哥等國家的雜交高粱、雜交玉米、無籽西瓜等，都是在經典遺傳學的基因學説指導下獲得成功的，已經廣泛應用於生產。

　　“自己的想法原來是有據可依的”，這更堅定了袁隆平做雜交水稻的決心。

　　臨走前，鮑文奎還鼓勵袁隆平在科研上要敢於大膽探索，特別指出“實事求是才是做學問的態度”。

　　回去後，袁發表了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正式提出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復系的“三系配套法”，從此向水稻雄性不育之謎發起挑戰。

　　後來他感慨道，幸虧那時及時解開了疑惑，否則研究思路完全走錯了，也許至今還一事無成。

　　與此同時，鮑文奎自己研究的四倍體水稻項目也有所進展。

　　1960年，他發現同源四倍體水稻的低結實率問題可以通過在四倍體水平上的雜交和選擇得到解決，並認為大量製造人工多倍體資源是多倍體育種的關鍵。

　　於是他廣泛徵集各種水稻品種，將其誘變成同源四倍體，並進行廣泛的雜交和雜種後代的選育。到1966年，四倍體水稻原種已積累到70餘個，正在選育中的雜交組合也達數十個。

　　通過品系之間的廣泛雜交和選育，八倍體小黑麥的結實率與種子飽滿度得到明顯提高。

　　但正當實驗一切順利時，“文革”開始了，鮑文奎的研究遭到了中止，還被關進了“牛棚”。

　　6月，實驗地裏的小黑麥成熟了。那些寶貴的育種材料如果沒人來收，就面臨着全部壞死的厄運。鮑文奎焦急萬分，最後認定只能豁出去了，秘密搶收。他白天要挨批鬥，沒有機會。所以就一大早起牀，趁人們上班前的空隙時間，緊張地扛着木箱，拿着記錄本，悄悄地把1200多個小黑麥新品系收了回來，分類裝袋，存入辦公室的種子櫃裏。

　　後來風聲走漏，他遭到了更兇狠的批鬥。

　　直到1969年，他才獲得“解放”。然而3年過後，大多數實驗材料喪失了發芽力。四倍體大麥和四倍體黑麥全軍覆沒，四倍體水稻和八倍體小黑麥損失均在2/3以上。

　　回到家後，還沒呆幾天，袁隆平又出現在了他家門口。

　　原來是他因為遲遲找不到野生稻，研究陷入了僵局，於是趕到北京來請教。

　　當時鮑文奎認為在自己剛受到衝擊，沒有人敢來接觸他，看到袁隆平居然來了，高興得親自下廚在家中招待他吃了一頓飯。

　　在一番指點和交流後，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又得到了啓發，心滿意足地回去繼續搞育種去了。

　　後來鮑文奎在北京以倖存的約三分之一的小黑麥品系繼續雜交選育，研究八倍體小黑麥。同年，他將幾個最好的品系定名為小黑麥1、2、3、4號，開始小面積試種。

　　這是在世界上首次將異源八倍體小黑麥應用於生產，育成的“小黑麥2號”、“小黑麥3號”以及中矮稈的八倍體小黑麥品種“勁松5號”和“黔中1號”在貴州高寒山區和丘陵地區得到了引種和推廣。

　　1975年，小黑麥種植面積達800公頃，平均畝產111公斤，比黑麥增產44.8%，比小麥增產66.4%。到1978年，小黑麥種植面積達2.66萬公頃。

　　知名學者李先聞在自傳中回憶對鮑文奎的印象時寫到：“他兩眼炯炯有光，一副聰明相，是有天才的人，他對於數學有高深的造詣，不大愛説話……”

　　而正是這位在不大愛説話的院士，在關鍵時刻為農科院衝到了保衞試驗田的最前線。

　　在他之後，許多老院士都站了出來，有人提出，農科院承擔的都是國家農業科技項目，唯一的基礎是試驗田，沒有試驗田怎麼做試驗？這是專家的命根子。

　　還有人説，大鐘寺是著名古蹟，蓋鍋爐房也與文明古蹟不相稱。根據事先做好的調查，陳萬金給鍋爐房提出了其他合適的選址建議。

　　最終，北京市政府採納了農科院的意見，這片在聯想橋南的試驗田才得以保留下來。

　　當然了，處於城區的試驗田並不是沒有弊端。

　　因為地處鬧市，城市的熱島效應使得三環邊的這個地方温度相對要高，因此作物的成熟期比郊區大田裏的要早一個星期左右。

　　即使到了冬天，這裏也不太冷。對這些對農業試驗來説，是不利於觀察試驗品種的一些其它性能的。

　　但令人意外的是，恰恰是這個不利因素，在研究員們的努力下，也換來了一個意外之喜。

　　這個驚喜，叫作“中麥629”。

　　03

　　何中虎是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小麥品質研究與新品種選育”創新團隊的一位科學家。

　　從小長親眼目睹過乾旱和蟲災的他，每天吃撈麪和白麪饃便成了兒時的夢想。 

　　於是，學習農業便成了他的最終選擇。

　　1989年在北京農業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何中虎先後到墨西哥的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做博士後和訪問學者。 

　　**“中國小麥的品質怎麼樣？”**與國外學者打交道的時候，他經常被問這樣的問題。

　　事實上，美國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建成較為完善的小麥品質常規評價技術體系，品質優良是育種的基本目標，而我國小麥品質研究在80年代中期才剛剛起步。面對近半個世紀的差距，我國小麥雖然產量上來了，但口感還遠遠不如進口小麥。

　　何中虎暗暗下定決心，回國後要將研究重點放在小麥品質改良上，讓國人不僅“吃飽”，更要“吃好”。

　　1993年5月，何中虎回國後就承擔起小麥品質研究重任。

　　他從麪條開始，經過對成千上萬份樣品的品嚐、分析，最終明確蛋白質質量、色澤、澱粉特性是決定麪條品質的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他還引入了新興的分子標記技術，在基因層次闡釋麪條品質遺傳機理，使品質育種有規可循。由此，以麪條為切入點的小麥品質評價體系逐漸構建起來。 

　　緊接着 ，他又一鼓作氣確定了饅頭、餃子等主要食品的品質選擇指標，形成了表型分析與基因鑑定相結合，包括磨粉品質評價、加工品質間接評價和5種主要食品（麪包、餅乾、麪條、饅頭、餃子）實驗室評價與選擇指標的中國小麥品種品質評價體系，被20多家育種單位和麪粉公司採用，發掘的基因標記在美國、澳大利亞等22個國家廣泛使用。 

　　2008年，“中國小麥品質評價體系建立與分子改良技術研究” 項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我們如今能夠以低廉的價格吃到軟糯彈香、口感醇厚的麪食，都有何中虎的一份功勞。

　　由於他所做的突出成績，2009 年他還當選為美國作物學會高級會員（當選率為0.3%），這是國際同行對他工作的充分肯定。

　　2008 年，他謝絕了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拋來的橄欖枝——一份年薪 12 萬美元的高級職位，留下來繼續為國內從事小麥研究工作。

　　同時，他還將獲得的中華農業英才獎20萬元獎金捐獻給專為獎勵一線小麥育種人員而設立的 “莊巧生小麥獎勵基金會”。

　　有一年麥收前，北京突然下起了大雨，雨過天晴，太陽灸烤下，何中虎發現，他用來做試驗的許多麥子很被烤死了。

　　這相當於一年的心血付之東流，對於他來説是晴天霹靂般的打擊。

　　傷心之餘，何中虎突然發現有一行麥子還頑強地活着。

　　由於這片試驗田面積有限，何中虎最開始每種試驗材料只種了一行，大約半米寬、2米長的樣子，“我就在這個巴掌大的地方發現了這個寶貴的材料，真是欣喜若狂，如獲至寶。”

　　第二年，何中虎將這一材料移至昌平實驗田裏繼續種植觀察，還是麥收前又遇到高温炙烤，其它材料都死了，惟獨它倖存下來。

　　由此，我國誕生了一個小麥新品種——在生長後期抗高温性能突出的“中麥629”，最終大面積推廣。

　　“農業生產中最怕的是自然災害，但對育種來説，災害有時也是一種機遇，如果沒有遇上當時的高温考驗，也許‘中麥629’這個品種的優點就沒有表現的機會，也許它就會被當成普通材料而遭淘汰。” 談到這次無心插柳的收穫，何中虎這樣説道。

　　除了何中虎，一大批科學家也都在這裏留下過足跡，像金善寶、陳鳳桐、戴松恩、李競雄、鮑文奎、董玉琛、莊巧生這些院士們，雖然年事已高，仍然帶着大草帽，隔三差五弓着腰在這片試驗田裏工作。

　　在他們的汗水之下，這片試驗田誕生了一個接一個優良品種。

　　比如“中麥”系列小麥、“中單”系列玉米、“中黃”系列大豆、“京粳”系列水稻等340個新品種，它們的推廣面積超過了5億畝，累計增產150億斤。

　　“中黃13”大豆連續9年推廣面積全國第一，累計超過1億畝；“中麥175”是近年來我國北部冬麥區推廣面積最大的小麥品種，“中單808”是西南地區的玉米主栽品種。

　　同時，這裏還是一系列重要的栽培技術創新之地，比如“玉米温光資源定量優化增產增效技術”、“優質專用小麥生產關鍵技術”、“夏大豆麥茬免耕覆秸精量播種技術”等提質增效生產技術，促進了作物綠色發展模式的大面積應用，密植高產和機械粒收等核心技術更是連續6次創造了我國玉米高產紀錄。

　　2004年，因為“密閉式人工光植物生產系統”以及“水耕栽培營養液在線檢測和控制系統”的研究課題的開始，一個LED用於植物工廠還在農田一側拔地而起。

　　這是國內首個智能型LED植物工廠，300多平方米的玻璃房內，是由雙列5層育苗架組成的植物育苗工廠，藍色、紫色的人工光源下，排列整齊的種苗正茁壯成長。

　　因為外部條件做到了自由可控，這裏的單位面積育苗效率可達常規育苗的40倍以上，育苗週期則縮短40%多。

　　有媒體説：按創造價值的標準來看這塊試驗田，這裏是全世界作物產出價值最高的土地之一。

　　如此看來，這兩塊身處鬧市的農田，還好30年前沒有被規劃為鍋爐房，它的價值可能遠非一般商業價值所能衡量。

　　尾聲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農業一直是個被忽視的行業。

　　房地產，金融，互聯網，零售，哪個都比做農聽起來有吸引力，從城市的招商引資，產業分佈，地產分配，畢業生的就業方向都可以看出端倪。

　　前些年，還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應該把地刨了搞工業，糧食進口就好了。著名的經濟學家茅於軾也曾説，中國的高房價就是因為18億畝耕地紅線造成的，應該取消這個紅線。

　　那麼如果真的放開糧食進口，把農業市場化、貨幣化，會是什麼下場呢？我們身邊的印度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在市場化的競爭下，小規模分散化經營的農民在價格上完全拼不過美國的工業化生產，本土品種被打得落花流水，市場份額被蠶食，大量農民就被迫離農田。

　　這些農民的就業怎麼辦？

　　於是城市裏便有了大量的貧民窟，出現了一個世界上重要的糧食出口國，卻擁有了世界上最多的飢餓人口這樣奇怪的現象。

　　前幾天，還傳出了國際糧食價格正在迅速上漲的新聞：

　　聯合國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5月份平均上漲127.1點，環比上漲4.8%，同比上漲39.7%，創下2011年9月以來的最高水平。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全球多國為保障糧食安全積極囤糧，糧食供不應求；另一方面，糧食生產大國為避免食物短缺，則對關鍵食品出口加以限制。

　　但我們身邊的糧食之所以沒有受太大影響，是因為我國稻穀、小麥和玉米三大主糧的進口量佔比極小，自給率達到98%以上，進口的主要是一些特殊品種，比如做麪包的高筋小麥，泰國的香米等。

　　那我們的飯碗靠什麼端在手裏的？

　　一是中國堅決地保證了耕地紅線不動搖，二是靠對農業不斷地投入，像農田水利的建設，像糧食補貼之類的。

　　三是靠袁隆平、鮑文奎、何中虎這樣的科學家日復一日的在實驗室枯燥的做實驗，頂着烈日在田裏耐心地育種。

　　過去70多年，這麼多高效育種技術的成功，其實無一例外都是靠這樣誕生的。

　　而假如在糧食自主這條路上更進一步，那麼就要投入更多人力，更多財力的，這其中分配更多、更好的土地給農業，也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無論均價多少，無論多麼繁華的地段，這麼昂貴的商圈，在這諾大的城市裏，我認為都應該有農業的一席之地。

　　當我身處聒噪的鬧市中，耳邊卻能聽見小型收割機有條不紊地收割已經成熟的小麥，隔着柵欄望着田野陽光燦爛，小麥盈車嘉穗，會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踏實感。

　　畢竟這城市什麼都是有價的，但糧食是無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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