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烏鴉校尉：關於廣府文化和香港粵語等問題_風聞

前些天，公眾號“烏鴉校尉”發了一篇文章（以下簡稱“烏文”），把粵語在香港佔據壓倒性優勢地位的主要原因歸結為港英政府的刻意扶持，甚至認為這是殖民者一早（1967年後開始）布的局，企圖通過抬高粵語，打壓普通話來離間香港人與內地的關係，為將來挑動反中情緒挖坑云云（不一定字字是原文，但大意如此）。

烏鴉校尉肯定不是廣東人，對於粵語和廣府文化的理解也只是一鱗半爪，人云亦云的多。類似的觀點（所謂粵語在香港的絕對優勢地位是港英刻意扶持並打壓普通話所致）也不新鮮，十幾年前我就在內地某“學者”的文章中見過。不過，那些學究式的論文很少會有人關注和閲讀，社會影響不大，可以不管。但烏鴉校尉還算一個有些知名度和流量的網絡大V，他這些觀點，相信也是很大一部分北方人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為此，我曾特別在他的文章下回復，指出他在事實上的重要錯誤。然而，烏鴉校尉除了禮貌地表示感謝和互相學習啦，兼容幷蓄啦之外，並沒有將我最重要的反駁和批評的內容放出來，讓其他網友能看到。因此，我決定專門寫這篇文章，以澄清許多人，尤其北方網友的一些模糊甚至失真的印象。

首先，粵語好不好聽，你喜不喜歡等等，屬於主觀的價值判斷，完全可以因人而異。爭論這種問題是沒有意思也沒有結果的，本文也不準備浪費筆墨。但粵語到底是怎樣在香港確立絕對優勢地位的，是港英政府故意扶持，還是自然形成為主，卻是一個客觀的社會歷史問題，是可以用證據，常識和常理等作出符合事實和邏輯的判斷的。不管你喜不喜歡粵語，也不管你是主張保留或廢除粵語，如果你陳述的前因後果和歷史事實不符，不要説香港人必定非常牴觸，廣東人也會相當反感。因為按照烏文暗含的推論，就是粵語有“原罪”，粵語文化的興旺是不光彩的，必須逐步（或儘快）廢除。

香港的確有人想利用粵語問題製造港人與內地的對立。然而反過來説，內地歧視粵語，貶低粵語，一心要打壓甚至廢除粵語的人就一定沒有或者只是“極少數”嗎？**大家都是成年人，誰也別裝。**我也不期望這篇文章，能對那些死硬“反粵”的人有多少改變，但還是必須寫，必須發。因為這是我作為廣府人的一員（祖籍四邑，廣州出生長大），對家鄉文化的一種責任。

語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和標誌。所以在聊香港粵語之前，要先聊一聊廣府文化。這會讓文章的篇幅稍長（約9400字），但希望在座的讀者都能花一點時間看完。

廣府文化（因清朝時的“廣州府”而得名）是嶺南文化的一種，或者更廣義地説，可以稱為“中國亞熱帶文化”的一種。中國的“亞熱帶文化圈”，大致包括廣東，廣西，海南，福建和台灣五省，與及港澳兩特區。這裏有什麼根據呢？

論壇上不時見到北方人嘲笑説，廣東人的南北概念和全國不同，不是通常認為的長江為界，或者秦嶺淮河為界，而是以五嶺為界，廣東以北都算北方。但這些人在嘲笑之餘有沒有認真想過，五嶺南北的確有着顯著的差別？先不説語言文化方面，就是氣候和動植物都有很大的不同。隨便舉一個例子：在嶺南，以至福建都分佈很廣，生長很旺盛的榕樹（福州還自稱榕城），到了長江流域就不見了蹤跡（江浙和上海最多的是梧桐樹），為什麼？？

因為榕樹不耐寒，是典型的熱帶和亞熱帶樹種。如果連續幾天氣温在0℃以下，很容易就會凍死。攝氏零度以下，意味着植物細胞內的水分也會結冰，沒有抗寒能力的細胞會被完全破壞。由於武夷山脈阻擋了部分西北寒風，加之也臨海，所以福建比同緯度的贛南和湘南要暖和，出現連續幾天氣温0℃以下的情況很少，榕樹還能大範圍生長。但福建畢竟已經比廣東偏北，而且它面臨的台灣海峽相對廣東面臨的南海來説太窄太淺，温度調節能力不足，所以這裏已經是中國亞熱帶的北緣了，再往北的江浙和長江流域，只能算暖温帶。暖温帶和中温帶（黃河流域）的差異，顯然要遠小於暖温帶和亞熱帶的差異；同理，亞熱帶和熱帶的差異，也一定遠小於亞熱帶和暖温帶的差異，否則怎麼會這樣命名呢？

總之，**基本不下雪（雪也會凍死凍傷動植物），幾乎沒有連續數天氣温在0℃****以下是亞熱帶的必要特徵。**這種氣候造成了亞熱帶地區的農業生產活動和温帶也有很大的不同，進而影響到文化發展的不同。例如廣東很久以前就按“兩造半”耕作，即兩造稻米和一造冬季的雜糧（番薯等）。長江流域在工業化以前是不可能有冬季的半造收成的。這種氣候的不同會導致生產活動不同，當然也會導致社會文化和心理，價值觀等的不同。**在亞熱帶氣候下，冬天不太冷，物產較豐富，即使在生產力落後的古代也罕見凍死餓死的現象，所以人們普遍相對樂觀，熱愛生活，很少苦大仇深的情緒。**事實上在八十年代以前，廣東人和福建人的相似性要遠大於和同樣相鄰的湖南、江西等省，只是以前廣東和福建聯繫少，人們不太有感覺而已。

眾所周知，嶺南（兩廣）有廣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對應三大方言和文化。廣府民系主要分佈在珠江三角洲，廣東中西部，廣西中東部和南部，北江中下游和東江下游；潮汕民系（或福佬民系）主要分佈在潮汕平原，汕尾地區，雷州半島，海南島北部；客家民系主要分佈在韓江中上游，東江中上游和粵北山區。人口比例上，廣府民系大約佔到廣東原居民（以1949年為界）的三分之二。不過，廣東的廣府人中，存在兩個和主流粵語差別較大的亞方言：四邑話和陽江話。尤其四邑話（所謂四邑是指新會、台山、開平、恩平，如按口音歸類，還包括斗門大部分和鶴山一部分，與及江門市區），某些語言學者認為它是粵化程度較高的閩贛混合方言。以前北美的唐人街就是流行四邑話，因為早期的華工大多是四邑人。多數語言學家仍將四邑話歸為粵語的一種，而多數四邑人即使在解放前也是能聽懂大部分主流粵語的（因為讀書，經商，打工，看粵劇聽粵曲等原因），所以四邑人對廣府文化的心理認同本來也較強，可認為是同一民系內。例如，現代最傑出的粵劇藝術家紅線女就是開平人。

作為省城的廣州，自然也有不少原籍非廣府民系的人。但這些人往往經過一兩代就基本廣府化了，所以只能算在廣府民系中。例如廣州著名的“高第街”許氏家族。其先祖在清朝中業由潮州來廣州經商，嘉慶年間因出錢贊助剿滅海盜（例如香港電視經常提到的“張保仔”）有功，得朝廷封官獎賞（應是虛銜）。許氏家族覺得做官的出路比經商好，乃大力鼓勵後代讀書考科舉，先後得中進士若干，舉人一批，故人們將其府第位置稱為“高第街”。民初粵軍大佬許崇智，魯迅夫人許廣平就是許氏家族後人。當年魯迅在廣州期間，許廣平的主要任務就是作為魯迅的粵語翻譯。許廣平還會不會潮州話？應該是不太會了。因為她大多數比較親近的親戚肯定都是在廣州出生長大，要麼廣州人，要麼廣府化的潮州人，日常生活中基本不需要用潮州話了。這和海外華人的第三代大多數已聽不懂和不會説中國話是一個道理。

那麼廣府文化相對於中國其他亞熱帶文化，或者其他文化，最顯著的特徵是什麼呢？我認為**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廣府文化的市民性最徹底。這是一種最通俗，最市井的大眾文化，也是最“人民羣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如果想對這種文化有一個感性的認識，建議聽一下廣東音樂的經典名曲，例如步步高，雨打芭蕉等，感受一下廣東音樂和其他地方的音樂有什麼不同？你會發現，廣東音樂是最通俗易懂，最輕快流暢，最能與普通市民歡樂共鳴的音樂。你不會聽出知識分子式無病呻吟，才子佳人的纏綿悱惻，或者土財主在獨個享受人生等等這類感覺。另外，“食在廣州”（或者“食在香港”）也是徹底市民化的一個很典型的體現和感受點。

這種文化的好壞優劣本文也不評論，但**徹底的市民性必然帶來一個客觀的結果，就是超強的同化能力，因為它能迎合最大多數人的需求和情感。**所以廣州（包括廣東）是清朝八旗漢化和市民化最早最充分的地方，滿漢矛盾和衝突最少。現在廣東電視台的生活系列小品《外來媳婦本地郎》中有個角色叫“祝師奶”，演員真名是“舒力生”。一聽這個姓氏就知道是滿族（老舍叫舒舍予），但她總是以“（前）西關小姐，正宗廣州人”自居。香港知名影星周海媚也是滿族人，滿姓瓜爾佳氏，可你能看出她哪裏有一點滿族的特徵嗎？八十年代出色的粵劇新秀倪惠英，原來是個湖南妹子。香港以前有個著名足球運動員山度士，他除了一張臉還有西方人特徵，無論講的話，喜歡吃的食物，生活習慣，甚至身材，都和一般香港青年完全無異。

聊完廣府文化，再談一談廣州粵語的歷史和現狀，這有助於我們理解香港的情況。

1949年以來，廣州經歷過兩波人口的重大變遷。這兩次大變遷對粵語的使用和傳播有着深刻的影響。第一波變遷大約從1949年~1956年；第二波變遷是改革開放以後，可以用1988年春節後廣州火車站出現的民工潮，“百萬民工下廣東”為開始標誌，延續至今。

1949年6月，按保甲制度統計下的廣州市區人口約140萬。之後大批原廣州富人，經商者，國民黨官僚及其家屬逃離廣州，或去香港，或出國（但很少去台灣），廣州人口一度大幅下降，但隨後有大量其他人口湧入補充，主要是廣東省其他地區的人，南下大軍（四野）和幹部，與及陸續分配到廣東工作的北方人。這次大規模人口流動到1956年合作化完成，户籍制度建立後停止。到1985年，廣州户籍人口約545萬，其中市區人口300萬左右。

第一波大規模人口遷移的結果總的來説是加強了粵語在廣州和廣東的地位，但這不是一代人完成的。就我瞭解，八十年代廣州的中學生中，父母至少一人為外省人的比例，普通中學低於10%，重點中學15%左右；父母都是廣府人的約佔70%，高於廣府人口占全省的比例。這是因為廣州是廣府文化圈的中心，離潮汕，梅州地區較遠，傳統上聯繫也較少。由於遷入廣州的人仍以廣府人為主，所以未對廣州話的優勢地位造成衝擊，只是使用者常常夾帶自己家鄉的口音而已。但這種“説不準”的現象在第二代中就會很快消失，原因很簡單：第二代從父母那裏學來的鄉下口音，在同齡人周圍得不到認可，甚至經常被嘲笑，久而久之他就不會象父母那樣説話，而是使用大家都能接受的“標準音”，這就是語言的“純化”現象：人們常發現，大城市人説的話總是比“鄉下話”好聽，原因就在於，大城市的人來自不同的鄉下，各自鄉音中生硬突兀的部分會逐漸被識別並淘汰，剩下的就是比較優美悦耳的部分。

至於南下大軍和幹部雖然主要使用北方方言，但他們佔的人口比例不大，而且比較集中，所以只能形成小範圍的“官話圈”（主要是在政府機關和大型部屬企業，部屬教育科研單位等）。而他們的第二代，絕大多數也會在廣州的市民社會中迅速粵化。這種粵化的速度在中學時代是很明顯的。因為一般來説，象民航，鐵路，電力等大型國企都會有自己的子弟小學和幼兒園，所以小學的時候還能有普通話交流的小環境，不需要講粵語。到了中學，想不聽不説就不可能了。我在中學時代一些父母是北方人的同學，初一時還不怎麼會説廣州話，到了初三就和廣州人説得一樣流利。所以當時雖然也推廣普通話，但對粵語的社會地位還沒有實質的撼動。

另外，一種語言要在人羣中成功推廣，一個必要條件是人羣的大多數能掌握這種語言到可以基本順利表達和交流的程度。例如英語雅思考試，合格的要求是聽讀説寫四項都要至少6分，這樣才算有基本的語言能力。然而在八十年代以前，大多數廣州人的普通話水平是達不到這個要求的。聽可能還好，畢竟有廣播和電視訓練，或者經常要聽單位領導的講話，説就真的為難他們了。所以他們之間交流時，不可能使用自己都不熟練，沒信心的普通話。

總結一下：第一波大規模人口遷移由於北方遷入廣州（和廣東）的人口占比小，加之廣泛使用普通話的條件不成熟，僅在社會的上層和小部分中層完成了“官話”（北方方言）對粵語的替換。由於遷入人口的第二代普遍和快速的粵化，到八十年代中期，實際使用粵語的人口占全國人口比例反而略有提高，粵語在廣州（和廣東）的優勢地位尚未動搖。

第二波大規模人口遷移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初期以市內，省內遷移為主（當時有一個宣傳，鼓勵農民“離土不離鄉”，即不再從事農業，但仍在本地鄉鎮企業工作），八十年代後期開始大規模的跨省遷移，至今仍未停止。這次大遷移的結果，是使粵語的使用範圍不斷萎縮，地位不斷下降，2000年以後尤其明顯，至今仍在這一進程中。這一時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88年~2003年。為何不是以1980年創立深圳等經濟特區為開始標誌呢？因為八十年代初期第一批來深圳的北方人，絕大多數是中央部屬單位的幹部職工。他們的組織關係仍在原單位，只是暫時派到深圳工作，他們中的大多數後來又回了北方。這樣的人對於廣東的人口構成當然影響很小。雖然也會有部分回到北方的人由於被深圳吸引再次南下闖蕩甚至定居，但那是以後的事了，不算在八十年代初那一波的影響中。而以1988年春節廣州火車站出現的“百萬南下民工潮”為標誌的人口跨省大流動，則完全是民間基層自發的，一發不可收拾。到九十年代末，深圳、東莞、珠海的大部分，惠州，中山的相當一部分，北方新遷入的人口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地原有人口，形成了一個個脱離粵語也可以生存的“新官話區”。例如，東莞的長安鎮，原本當地人口只有三萬，由於毗鄰深圳，外資企業多，外來人口三十萬。

這個階段的廣州雖然並沒有形成象深圳東莞那樣大範圍的“新官話區”，但隨着全國性企業和跨國公司在廣州的業務開展，也在這些企業和公司內部形成了主要使用普通話的習慣，因為通常這些單位招聘的人員是來自四面八方，也經常需要和總部及其他省的分公司交流。不過在九十年代的時候，由於香港文化的強勢輸出，無論在廣州還是深圳東莞，新來的北方人還是比較積極學習粵語，有時也會嘗試用粵語交流。因此這一時期可以説是普通話和粵語的相持階段，呈現互相滲透的膠着狀態，存在多種的發展可能性（包括類似第一波人口遷移的情形）。

這個相對的平衡在2003年終於打破，有兩個標誌性的事件：其一是非典疫情對香港造成的巨大震動；其二是國家公務員開始統一招考。第二階段是從2003年開始至今。

非典疫情表面持續時間不長，但對原本就深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的香港，可算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一片百業蕭條和前途迷茫中，香港社會開始動盪不安，自顧不暇，資本和文化輸出的實力乃至信心急劇萎縮，最後竟要靠“自由行”和內地遊客才逐步走出困境。與此同時，逐漸富起來的國人開始將目光和腳步移向海外，而香港作為中轉站，註定是個過渡的角色，其吸引力和號召力也一日不如一日。由於不必贅述的原因，粵語文化在1949年後實質是由香港主導和引領的，香港和香港文化的衰落，自然也導致了粵語文化和影響力的衰落。

至於國家公務員的統一招考，與及廣東省和廣州、深圳兩個副省級城市的公務員招考的擴大和公開，加上中小學教師和其他事業單位的公開招聘等，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將普通話的使用人員由原本只集中在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中高層，迅速擴展到基層。這對社會的影響非常深遠。經過十幾年，珠三角的民眾到政府辦事大多隻能講普通話，學生在校也必須講普通話了，而2000年以前，這些領域還是以粵語為主的。

時至今日經常可以看到一個現象：所謂“廣州人”不會説廣州話，或者即使會説，也不用粵語交流。這在新一代中尤其突出。許多父母均是廣州人的孩子，在家也講廣州話，但回到學校，面對同樣父母是廣州人，在家講廣州話的同學時，講的卻是普通話。粵語在廣州和廣東地區的衰落已成定局，只不過對於某些北方人一直所巴望的“粵語消亡”，恐怕還得相當漫長的時間。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香港的存在。如果廣州和珠三角的粵語過早消亡了，肯定會引起香港人巨大的恐慌和牴觸。所以，“大一統”的偏好者們還不敢過於露骨地打壓粵語，甚至還允許廣州和廣東的電視台電台有一定比例的粵語節目。這就是某些人經常耿耿於懷的所謂“粵語受到優待”的由來。其實受到同樣“優待”的至少還有閩南語。但由於2000年以前，台灣的文化輸出是以國語為主，而2000年後雖然多了很多閩南語（台灣自稱“台語”）的作品，但不僅整體水平下降，而且此時大陸市場自身的文化自覺逐漸興起，已經開始越來越不買台灣的帳了，因此大陸人民一直沒有感受到多大的閩南語熱潮。所以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產業的確相對於內地是強勢。

香港在1949年以前，由於廣州和珠三角的人主導貿易和商業等原因，一直是粵語佔優勢，這一點烏文也不敢否認。關鍵的問題是兩個：一，1949年前後的北方移民，究竟曾對粵語的地位造成過多大及怎樣的衝擊？二，1970年後粵語在香港的絕對優勢地位，是否主要是港英政府刻意扶持並打壓普通話所致？

1965年，香港人口約360萬，其大致構成如下：約50%原籍廣府人士及其子女（其中15~20%四邑人，當年四邑有許多出國後又回來的人，選擇定居香港，然後將鄉下的親人也帶過來）；約20~25%潮汕籍和客家籍人士及其子女；約5%的本地原居民及5%的外國人（西方人，南亞人，東南亞人等）；15~20%除兩廣（含海南）以外的中國其他省份人士及其子女，總數50~70萬左右。而這50~70萬外省人中（以下取平均數60萬），主要由四部分組成：

1) 山東人及其子女約10萬。主要是威海地區，因為威海曾是英國租界，為制約香港本地警察，二戰後英國大量招聘威海人到香港“當差”，梁振英的父親就是這樣來香港的。

2) 江浙人/上海人及其子女約20萬。這些多數是逃往香港的江浙/上海商人，富豪及其親信心腹等，也有不少電影圈和媒體圈的人。前者如董建華之父董浩雲，後者如邵逸夫。

3) 福建人及其子女約10萬。以前福建人愛往江浙/上海跑，來廣東的不多，但1949年的形勢變了。其實，鍾南山也是那個時候隨他父親一家來廣州的。

4) 其他外省人及其子女約20萬。這部分多數是國民黨軍隊殘部及黨政機構敗退人員，這些人被港英政府集中安置在調景嶺（本名吊頸嶺，因不吉利而改名），例如香港女影星温碧霞，戚美珍等就是國民黨殘部的後代。

另外1949年前後遷港的人，相當部分後來又出了國，或者去了台灣。這部分對香港的人口構成和語言發展沒什麼影響，在此不論。

以上四類除3)福建人和4)其他外省人曾經相對聚居外，其他都是分散定居為主，雖然同鄉之間肯定會經常聯絡。其中福建人至今仍有聚居的習慣，因此也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性，例如香港仍然有籃球隊叫做“福建”，福建同鄉會也一直頗有影響力。

這樣比例而且主要分散分佈的非廣府人口會對粵語在香港的地位造成很大的衝擊嗎？經過上面對廣州情況的討論，很容易知道是不會的。而且香港1997年之前，除了有限的幾家“左派學校”外，其他中小學基本沒有國語/普通話課程，即使有也只是一種點綴，不會很賣力去教（當然也沒有那麼多合格的國語/普通話老師）。香港的中小學以教會（天主教和基督教）學校最多，佔了一半以上，例如林鄭月娥就是在天主教中學讀書。這種學校只會重視英文和聖經。因此，即使是香港的外省人後代，絕大多數也只能從父母那裏學到一點北方土話，無法將之作為社交生活的主要語言，學校裏也不存在學習和使用普通話的基本條件，如何能像現在某些北方人（例如烏鴉校尉）想象的那樣，“只要港英不打壓”，普通話就能被廣泛使用呢？

所以香港的外省人後代，也和廣州的情況差不多，必然迅速和普遍地粵化，才能應付社交生活的需要。七十年代後粵語在香港“重新”（只是某些人的想象，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取得絕對優勢的地位，是非常自然，水到渠成的結果，因為此時正是這些外省人和本省非廣府系人的第二代開始長大，踏入社會工作的時間。隨着第一代外省和非廣府移民的逐漸老去和退休，香港的粵語地位自然也越來越穩固。

烏文想用一兩次京劇演出或國語電影取得的“轟動”來“證明”普通話曾在香港很有優勢地位，那就更是可笑。這些戲劇和電影之所以能“轟動”，根本原因是北方話的文藝作品很少在香港上演，所以那麼少數幾齣才能吸引大批觀眾，尤其是平日難以滿足其文化娛樂需求的外省人第一代。**五六十年代，香港最大量出品的依然是粵劇和黑白粵語電影（可能達數千部）。**謝賢在六十年代就經常出現在這些黑白粵語電影中，扮演英俊小生的角色。八十年代我剛開始看香港電視時，每晚深夜無線和亞視都有這種“粵語殘片”播出。其藝術水平暫且不論，但如果沒有龐大的市場需求，電影公司拍那麼多豈不是虧得吐血？？

至於所謂港英當局故意打壓普通話，扶植粵語，以便離間港人和內地關係，為將來反中挖坑云云，就更是信口開河的無稽之談。這種言論或許適應了今天某些人的情緒，卻是與事實和邏輯嚴重不符。首先很簡單，**如果七十年代港英當局真要挖坑，離間和挑撥港人反中，恰恰應該大力扶持國語而不是相反。**因為當時大陸由於政治掛帥，經濟落後，不僅沒有多少文藝作品，即使僅有的那麼幾個，“八個樣板戲”之類香港人會喜歡嗎？？倒是當時的台灣，由於經濟恢復和發展，有能力拍攝大量相對新潮的電影，其中不少就是以反共和黑大陸為主題的。

1967年暴動以後，港英當局的確想消除隱患。但它當時的目標並非挑唆港人反中，真要挑唆成功了，還可能激起大陸方面的強烈反應，對它自己在香港的統治反而不利。因此**港英當局是希望港人“非政治化”，儘量將香港人的注意力從政治轉移到經濟和娛樂等方面。**為此，它當然要去支持一個最能為港人接受的語言，即粵語。如果它反而去支持一個大多數港人不會説甚至聽不懂的國語/普通話，豈不是和大多數港人作對，自己找死嗎？？

事實上直到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前，英國及港英當局對香港前途只有兩種判斷：或者英國繼續佔據並管治，或者被中國收回。英國及港英當局只想到盡力爭取前者，避免後者，所以提出了所謂“主權換治權”之類的主張。他們沒料到中國政府能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一下在談判中取得主動。所謂“挖坑”等等，都是八十年代以後的事了。

最後可以由香港的幾個特首身上看看港人的普通話是怎麼回事。

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原籍浙江舟山，普通話算比較好的。但這是由於他出身富裕之家，自小有條件接受系統的國語教育。

第二任特首曾蔭權，原籍廣東南海九江，普通話原本非常差，典型的“廣普”。擔任特首後可能有專人上課輔導，後期慢慢有改善。他是天主教徒，估計也是在教會中學讀書。

第三任特首梁振英，原籍山東，普通話在港人中算不錯，但差於董建華。其父曾是駐守港督府的警察，地位和收入相對較高。故梁振英能往英國留學，其餘絕大多數山東警察的子女都上不了大學，或繼承父業，或打份牛工。因此梁振英相對不錯的普通話水平也是由於家境尚可，教育全面所致，非普通港人能有。

順便説一説：梁振英所講的粵語中，有非常明顯的“懶音”，這種現象在不少香港人中都存在，而且習以為常，自己渾然不覺。其主要特點是“ng”（即國際音標中的η） 聲母欠缺，例如將牛（ngou）讀成（ou）；n/l不分，將女（nv）讀成鋁（lv），等等。究其成因，應該是香港人中廣府系比例低於廣州，許多人學講粵語時不易區分細微差別，經常不自覺地按省力的方式發音，故名之“懶音”。香港電視曾有糾正懶音的節目，後來也不了了之。

第四任特首林鄭月娥，原籍浙江寧波，少年時生活困頓，故刻苦學習，也是在天主教中學讀書。她的普通話水平原本也非常差，和曾蔭權類似，近年尤其從擔任政務司長開始逐漸有所改善，估計也是專人輔導的原因。

以上可以清楚看到，除非自身家境富足，可以支撐額外的系統的國語/普通話教育，否則即使是外省人的後代如林鄭，也基本不會説普通話，更何況佔大多數的廣東人？？所謂普通話曾在香港佔據優勢地位云云，不是純屬某些北方人的純粹想象或故意捏造，又是什麼？？

作為廣東人和廣府人的後代，我自然要撐粵語，不希望它被人為打壓和貶低。如果它最終自然消亡，那是沒辦法的事，強求不來。但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也不想看到它被潑上種種髒水，蒙受不白之冤。對於在座各位北方網友，我非常明白，被逼去學去用一種自己不懂的語言是非常討厭的事，所以你們中絕大多數人都會想粵語儘快消失，普通話早日一統江湖（當然嘴上可能不一定這樣説）。你們這種願望可以理解，但決不等於可以放任某些人歪曲事實胡説八道，這除了挑起地域矛盾，製造人羣分裂，從而有利於中國的敵人之外，沒有任何正面效果。但願大家都能警惕和制止這類言行，不僅對粵語，其他方言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