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軍 | 健康碼、數字人與餘數生命 ——技術政治學與生命政治學的反思_風聞

吳冠軍 |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透析健康碼：技術政治與生命政治之交叉口

健康碼是搭載在智能手機客户端（如支付寶、微信）上的小程序，由個人實名認證並填報健康狀況（體温、接觸史等）；平台端則通過對手機漫遊軌跡的定位，並利用大數據（打通社區、辦公物業、交通口數據）算法比對密切接觸人員，尤其是比對既有“涉疫情重點人員庫”，從而達成對個人自主填報之健康信息進行高度精準並實時更新的動態校驗。健康碼最終體現為一個帶有顏色標記的二維碼（表示健康的“綠色”會根據一個人出入不同的時空場域而自動改變成“黃色”或“紅色”），作為個人的健康證明。正是基於這一基於大數據的智能化“變色”系統，健康碼很快在疫情防控部署中，被用作身份識別系統，成為人們進出社區、辦公口、交通卡口、機場火車站等多個場景的“通行證”——掃碼核驗、亮碼通行，成為了疫情期間人們越來越熟悉的進出程序，對有效排查疑似病患、控制病毒播散發揮關鍵作用。

健康碼誠然是當代數字技術的一個“微創新”，從政治哲學視角來考察，健康碼究其實質，是經由數據語法化（體現為二維碼），以技術對象（technical object）的形態具化了共同體的“准入”邊界。共同體從來是有“邊界”的，我們每個人國際旅行所必須持有的護照（以及其上所附有的相關簽證），就是共同體准入邊界的一個具身（embodiment）。當然，很多時候這樣的邊界不被看到，但是一直以潛在的方式存在着，在某些時刻會突然被激活。共同體總是以“排除”（exclusion）作為“准入”（inclusion）的前提。在當代世界，我們所熟悉的“排除”形態包括：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排除”、文化-文明意義上的“排除”、語言-方言意義上的“排除”，以及更涉及生物-身體層面的種族意義上的“排除”、性態意義上的“排除”……但當代意大利政治哲學家羅伯託·埃斯波西託（Roberto Esposito）認為，即便我們能夠克服意識形態、文化語言、乃至種族性態膚色的共同體邊界，卻是仍然無法避免“免疫”意義上的共同體邊界——免疫意義上的“排除”，是在生物性層面上展開。埃氏提出，“共同體”（community）一直和“免疫體”（immunity）互為關聯：“共同體”確立免疫邊界，使內部公民不受外部的傷害。健康碼便正是藉助當代數字技術，具身化了免疫意義上的共同體邊界。在這個意義上，在當代政治哲學的脈絡中，健康碼恰恰處在生命政治（biopolitics）和技術政治（technopolitics）的交叉口上：共同體（免疫體）的邊界，由當代數字技術所低成本且高效率地確立起來了。也正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構成當代政治哲學兩大前沿學脈的生命政治學與技術政治學出發，來對健康碼進行一個交叉性的反思。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生命政治學，依據其奠基人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分析，是瞄準作為“社會身體”的人口（包括出生率與死亡率、健康狀態、人均壽命、社會財富的人口分佈等等）：通過建立在人口統計學上的各種“安全技術”（techniques of security），生命權力旨在降低人口所面對的各種外在與內在的危機或風險，並用總體平衡（overall equilibrium）來確保整體人口的安全。這就是福柯筆下現代性的“治理術”：政治權力不再是威脅性的“使你死”的權力（剝奪生命），而成為保護性的“讓你活”的權力（扶持生命）。在福柯之後，意大利政治哲學家喬治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通過聚焦司法秩序+溢出性的“至高禁止”（sovereign ban）這個共同體的“原始結構”（original structure），進一步推進了政治哲學的“生命政治轉向”（biopolitical turn）。而埃斯波西託則通過揭示出共同體與免疫體的雙重構型，將生命政治的目標確定為對共同體“內部”（司法秩序）與“外部”（至高禁止）之邊界的保護性維繫上：“無論那正等着到來的危險是一種威脅個體性身體（individual body）的病症，一種針對政治體（body politic）的暴力入侵，抑或一種針對電子體（body electronic）的反常訊息，始終不變的，是危險所被定位的那個地點——該地點總是在內部與外部、自我與他者、個體之域與共通之域的邊界上”。可以説，“生命政治轉向”，構成了近半個世紀政治哲學的一個大的潮流；而“生命治理”（life administration），則是生命政治的構成性內核，也因此成為生命政治學的研究聚焦。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人們越來越具體地生活在“數字狀況”（digital condition）下。以指數級速度升級迭代的當代技術已深層次地介入人類共同體之構型，推動其走向數字化——“數字城市性”（digital urbanity）“算法化社會性”（algorithmized sociality）“大數據主義”（big-dataism），正在成為共同體的三個構成性要素。與此同時，隨着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物聯網（IoT, Internet of Things）、諸種信息與溝通技術（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尤其是數字網絡技術（DNT, digital network technology）成為當代媒體公共話語的核心關鍵詞，“技術政治學”這個術語開始在學界出現，以它為主題的論文與學術會議正在穩步增加。經過諸種當代技術的重構性介入，就政治治理城市的“手藝”及其效應而言，我們能分析出六種根本性革新。

**第一，**各種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生產與分配將得到智能性的優化。**第二，**對環境污染、犯罪、疾病疫情的預防與整治亦能夠得到極大的提高，從而有效提升人口意義上的安全，換言之，共同體的“免疫”能力會得到極大增強。**第三，**公民彼此的聯結以及同各領域負責官員的聯結也將得到增強，並使得政府對問題的響應變得越來越實時、系統與智能（“羣眾路線”將變得系統化、器官化）。**第四，**經由“區塊鏈”技術整個共同體抵達系統狀態的“共享真實”（shared truth），這將有效減少系統中每個參與者（包括作為行動者的政府）展開合作所需要的信任量，從而極大地提升人際間信任與一般化的社會信任。**第五，**共同體自我更新的速度大幅提升，能時刻處在不斷迭代升級的狀態，快速展開“創造性演化”。**第六，**人工智能算法對大數據的依賴，以及共同體組織化的網狀結構（物聯網、互聯網、區塊鏈），使數字城市性結構性地具有“去領土化”（以及隨後的“再領土化”）驅向，換言之，“數字城市”結構性地通向“數字星球”的願景。

以上六者，是人類共同體的社會-政治結構在當代技術的介入下所產生的根本性革新。具體到當下的“健康碼”上：它實則正是在疫情狀況下，技術政治回應生命政治之要求所做出的一個“微創新”——健康碼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有力地強化了共同體的免疫能力。建立在數字城市性、算法化社會性、大數據主義這三大要素之上的“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ance），系統性地升級了面向人口的“安全技術”，從而極大地提升了生命政治所指向的“生命治理”——此前依賴於政府各級公務員手工操作的“生命治理”諸環節，正在全面並且加速地邁向數字化與智能化。

在技術政治學的意義上，健康碼充分地展現出“生命治理”進入數字化形態後的高效性。新冠疫情防控初期，各地政府部門和基層組織普遍採取手工操作和人海戰術，對流動的人口和復工復產的企業進行層層審批和逐級上報。基層組織陷入數據與表格的汪洋大海之中，基層幹部疲於應付各個上級部門的信息報送任務。更關鍵的是，不同層級、地區和部門之間的數據不共享和信息不對稱，使得健康人員無法正常流動，合規企業難以復工復產，也為基層工作制造了大量麻煩。而健康碼通過智能設備（主要是智能手機）捕捉行跡，並經由大數據平台來將個人健康評估數字化，以低成本+高精度的方式實現了針對病毒防控的高效治理。並且，現階段的健康碼儘管是以阿里巴巴牽頭、不同企業參與開發的方式進行，但已然實現了平台間與地區間的數據互認，換言之，健康碼實現了民眾一次申報，各場所一體通用。這就使得健康人員在新冠疫情“大流行”（pandemic）的狀況下仍能夠流動，從而有效推進了各項社會經濟活動的復甦。健康碼這個具體案例使我們清晰地看到，技術所帶來的一個“微小的創新”，卻能夠深層次地改變生命治理格局，有效提升疫情防控的成效，並在保護生命的基礎上對企業復工復產情況和跨區域人員流動實現了動態精準管理，從而達成治理升級。

轉型“數字人”：“隱私權”構成對健康碼的挑戰嗎？

讓我們再進一步推進對健康碼的政治哲學分析。以健康碼為當代範例的算法治理，無可逆轉地將產生出如下政治哲學後果：在技術政治與生命政治的雙重推動下，它在政治層面上造成了共同體“成員資格”（membership）的重要變化，亦即，“肉身人”（corporeal person）朝向“數字人”（digital person）的關鍵轉化。一直到前不久，生命政治的生命治理所瞄準的對象，是個體與人口意義上的“肉身人”。然而，生活在數字狀況下的“數字人”，正在成為生命政治在同技術政治“合體”後的治理對象——保護“肉身人”生物性安全、並對其進行生命扶持的“安全技術”（生命政治視角），恰恰是通過被置入“數字城市”、經由“算法化社會性”與“大數據主義”構型形成的“數字人”（技術政治視角），來有效地達成實質性的治理升級。然而，生命治理的技術升級也意味着：只有成為“數字人”，一個人才能繼續獲取針對其生命的保護與扶持；並且在更為根本的層面上，只有成為“數字人”，他/她才具有共同體的“准入”資格。誠如前文所分析的，作為技術對象的健康碼清晰地具身化了共同體的邊界：只有經過數字認證（“綠碼”）， 你才被允許進入人際交往的共同體。

就其形態而言，“數字人”實則可以進一步分成兩大類。古希臘語有兩個不同的詞，可被用來對應今天英語中的“life”一詞——“zoē”和“bios”。前者近漢語“生命”義，指一切活物（諸種植物、動物、人以及神）所共享的一個簡單事實，即，“活着”、純粹有條“命”（mere life）。後者則近漢語“生活”義，指在同他者共同構成的共同體中所展開的有質量的生活（qualified life）。在自然生命與共同體生活這兩個不同的層面上，“數字人”可以指“數字生命”（digitalized zoē）以及“數字生活”（digitalized bios）：“數字生命”是人在生物性的基礎層面上被數字化；而“數字生活”則是人在共同體的社會-政治層面被數字化。

就“數字生命”意義上的“數字人”而言，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 Harari）在《未來簡史》最後一章曾做過一個詳細描述——在技術發展的趨勢上，生物學正在擁抱數據主義，其前景就是人通過“上載”自身而成為以數據流形態存在的生命。然而目前這種生物性層面的“數字人”尚完全在人類文明的地平線之外。但另一方面，“數字生活”意義上的“數字人”，卻已經拉開序幕——在當下，指紋識別、面部識別、健康數據採集（各種穿戴型智能設備）、器官數據採集（各種醫療檢查設備）等，已然成為“肉身人”展開“數字生活”的一組生物性接口。“健康碼”，儘管是作為防控與應治新冠疫情的一個有效生命治理措施而問世，但無可置疑地是，它有力地推進了當代人轉型成（“數字生活”意義上的）“數字人”的技術政治進程。沒有健康碼，一個人將不再被共同體（“數字城市”）所納入：在非常具體的意義上，他/她將變得寸步難行。

圖源：騰訊新聞

現在關於健康碼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它是否會成為一個長期措施。《財經》雜誌2020年6月刊登了一篇題為《健康碼能否升級“全能碼”：疫情過後，健康碼信息是銷燬還是保留》的綜述報道。在表示“歷經此次疫情，健康碼確實已經邁出了大數據治理的一大步，無疑對於智慧城市和電子政務治理進行了具有實際意義的探索，將健康碼的既有成果棄置不用顯得可惜”之後，該文轉而引述多位政治學與法學學者的觀點，建議健康碼必須在疫情之後予以取消（而不是予以“升級”），而刻寫在健康碼中的所有信息與數據，則必須徹底予以銷燬。學者們反對健康碼的核心理據，便是健康碼會侵蝕私人隱私。針對杭州市衞健委升級健康碼的計劃，學界也不同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許可表示：“應急狀態的特點是暫時性和可回覆性，一旦疫情緩解或結束，都應該進行相應的動態調整。一般情況下，只有公共防疫部門才有權獲取、保管這些數據，後續公民擁有的刪除權等應該得到尊重，而不能將它常態化，作為長期的處置方法。”出於對健康碼所含數據的擔憂，丁曉東則提出：“健康碼信息的收集是有目的限定的，將其作為統一的個人信息收集平台或是進一步利用，從個人隱私保護和維護公信力角度來看，都不是一個好主意。倘若沒有徹底刪除，一旦發生數據泄露或濫用，都會導致信任度的喪失，未來如果再基於公共利益需求收集公眾個人信息，很可能阻力就會加大。”

上述學者基於“隱私保護”所作出的分析和論述，誠然有其見地。然而我想在這裏提出的是：他們並沒有看到技術政治同生命政治正在結合的趨勢，沒有看到這兩者的“合體”所快速推動的從“肉身人”到“數字人”的當代轉向。在政治哲學層面上，作為權利的私人隱私（隱私權）與作為權利的生命（生命權），儘管同作為現代性所創造並正面認肯的政治價值，但就其在現代性政治哲學大廈中的符號性-話語性地位而言，前者遠遠不及後者。更精確地來説，“生命權”是基礎性的，“隱私權”是衍生性的——“隱私保護”話語與“生命保護”話語並不在同一個政治哲學層級上。何以如此？我們有必要回到現代性的開端處。作為現代性政治哲學大廈的奠基者，托馬斯·霍布斯這樣論證國家的必要性：對死亡的恐懼是人最大的激情，對存活的渴求是人最大的慾望。在“自然狀態”中每個人都對彼此的生命造成了威脅，在這種“每個人與其他每個人之戰爭”的狀態下“人的生命孤獨、貧困、卑污、殘忍和短壽”。於是，最符合理性的行動，就是所有人通過訂立契約的方式部分性地將自己“自然權利”讓渡出來，建立主權國家（“利維坦”）, 使其保護自身的安全來。對於霍氏而言，當生命遭受無法存續的威脅時，人總是願意為了維繫生命運動而犧牲自主運動。霍布斯以降，“保護與服從的相互關係”，便構成了政治現代性的構成性內核（constitutive kernel）。

我們看到：保護生命，正是現代政治哲學的底層邏輯；國家權力的正當性，便建立在保護每個個體的生命安全（而非隱私安全）上。而從“肉身人”到（“數字生活”意義上的）“數字人”的當代轉型，恰恰並非拋棄“肉身”（那是赫拉利筆下作為數據流的“數字生命”），而是更好地保護“肉身”——“健康碼”顯示了，在當代世界只有成為“數字人”，一個人的生物性生命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與扶持。

反思健康碼：從“隱私權”到“餘數生命”

實際上，“健康碼”本身的問世，就恰恰有效地標識出了“隱私權”對於“生命權”的次生位置——當生命受到威脅，“隱私權”等其他現代政治價值都讓位於對生命安全的保護。此處有必要進一步提出的是：新冠疫情誠然產生出了一個獨特的政治哲學效應，值得予以細緻分析。

政治傳播學中有一個重要概念：“議程設置”（agenda-setting）。而新冠病毒的一個特殊性，就在於它激進地（重新）設定了政治話語的“議程設置”。新冠病毒大流行把當代所有人——不管身處哪個社會階層、具有何種知識——直接拉到同一個平面上，在這個平面上蔓延與盛行的，便是最底層的對死亡的生物性恐懼。其他諸種政治性的符號構造物（如“隱私權”），在這個平面上毫無力量。換句話説，新冠病毒實則——至少是暫時性地——製造出了一種“（準）自然狀態”，在其中每個人都對彼此的生命造成了威脅（不是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潛在戰爭，而是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潛在感染）。

正是基於這一獨特的政治哲學效應，新冠病毒強有力地在業已高度全球化的和平年代，成功召喚出了人最大的激情，即對死亡的恐懼，並通過這個方式深層次地介入並改寫了世界格局，激進推動了“逆全球化”進程。《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L. Friedman）甚至聲稱：這個世界可以分成“新冠前”（BC, Before Corona）和“新冠後”（AC, After Corona）兩個紀元；“新冠前”我們見證的是一個全球日益互聯的越來越“平”的世界，然而這個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圖景卻被新冠病毒一舉擊破。2020年3月21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封面圖案直接就是在象徵全球化的地球上掛了塊牌子，上書“關閉”（closed），表示“我們所知道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終結”。出於“保護生命”這個現代政治正當性要求，當代世界各主權國家彼此封鎖邊界、減少往來，部分性地切斷聯結。

我們看到：在由生態變異、物種（包括病毒）劇變等引起的生物性風險全面提升的“後新冠世界”（post-corona world）中，生命政治從政治哲學諸種話語中清晰地凸顯出來，強勁顯示出“生命治理”（保護生命、扶持生命）作為一切政治實踐之正當性基底的基礎性地位。縱觀晚近十年，能與生命政治具有相近影響力的政治哲學話語，就只有技術政治了。並且，更為關鍵的是：生命政治同技術政治正在呈現彼此結合的趨勢。現代政治的治理術自霍布斯以降便致力於發展“安全技術”，來保護與扶持生命；而當代的技術政治，則系統性地升級了生命政治的“安全技術”。就“隱私權”這種現代政治話語而言，實際上它既無力抗拒生命政治的進逼，也無力抵禦技術政治的進逼。

我們可以觀察到：“平台資本主義”的“採集經濟”（economy of captation）晚近這些年日趨成熟之後，私人隱私已經守無可守。誠如當代“加速主義政治”學派代表人物尼克·斯爾尼塞克（Nick Srnicek）所分析的，“與生產不同，在平台上，競爭不是由成本和價格的差值來計算的；數據收集和分析成為判斷和評價競爭優勢的標準。” 2017年6月阿里巴巴與順豐那場“數據接口”之爭，清晰地標識出：用户產生的數據，才是平台真正在意的價值。正在被人工智能取代、快速喪失自身價值的“肉身人”，已然被平台資本主義重新改造成富有價值的“數字人”（數據採集的對象）——在這過程中，“隱私保護”的陣地戰在技術與資本的“合體”絞殺之下，已然陷入系統性潰敗。而在更為硬核、更為基礎性的“生命保護”面前（尤其是在生命政治與技術政治的當代“合體”面前），“隱私權”的話語又怎能有抗拒的力量？

事實上，只要一個人進入到“數字狀況”下，他/她就不可能守得住“隱私”。真正的問題是，對於那些未能進入或者不願意進入“數字狀況”者，亦即未能成為或拒絕成為“數字人”的“肉身人”，健康碼將何為？其實，在當代世界，能守住“隱私”的唯一方式，並非呼籲資本與國家不去採集數據，譬如通過廢除“健康碼”銷燬其數據等方式，而是不成為“數字人”，把自己置身於“數字城市”之外。相對於前述學者所反覆高舉的“隱私權”，赤裸的“肉身人”，才真正構成了“健康碼”的實質性挑戰。

“健康碼”清晰地標識出了現代治理術的發展方向，那就是：生命治理的自動化與智能化。實現這個目標的技術政治前提就是：將共同體的內核“實體”（substance），從當年法國精神分析學者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筆下的“符號”（the Symbolic）之域，變成為“數字-符號”（the Digital-Symbolic）之域。在今天的“數字城市”（或者説“智慧城市”）中，數據的語法化（grammatization of data）逐漸取代符號的語法化（grammatization of symbols）而編織起共同體的“實體”。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把使不可讀的符號變成可讀的過程，稱作“語法化”（grammatization）。而今天數據語法化的可讀性，並不是面向作為“説話的存在”（speaking beings）的人，而是面向人工智能算法。這也就意味着，“數字城市”的共同體“實體”，對於人是徹底不透明的，或者説，它對於人而言是一個“黑箱”。而這個共同體的合法公民，便是“數字人”：無法被數字化的個體，將成為越來越總體化的數字-符號秩序中的“餘數生命”（remainder-life）。

顯而易見，健康碼所呈現的二維碼，並非面向作為“説話的存在”的人的語法化——對於人與人的溝通世界，二維碼是純然不透明的。然而，今天構成“主體間性”之域的溝通世界，其入口恰恰是“黑箱”般的不可溝通之物——數字-符號之域，數字化構成了符號化的底層。未被數字化的“餘數生命”，除了赤裸的“肉身”一無所有（在共同體中要有一席之地，就必須被數字化），其生命無法被保護與扶持。在政治哲學層面上，當共同體生活（bios）被“數字生活”所覆蓋後，一個人若未被數字化，那就只剩下生物性層面的純粹生命（zoē/mere life），並且是被剝除掉“bios”後的赤裸生命（naked life）。“餘數生命”，實則就是數字狀況下的赤裸生命。在政治哲學的開端處，亞里士多德嘗言：生活在“城邦”之外的，要麼是低於人的存在（野獸），要麼是高於人的存在（神）。在今天，生活在“數字城市”之外者，就將成為“亞人”（sub-human）。他們所佔據的位置——繼續借用拉康的術語——便是真實-空無（the Real-Void）。

“餘數生命”，構成了健康碼的真正挑戰。對於在當代世界中仍然為數並不少的不會使用智能設備的老年人以及不想使用智能設備的技術厭惡者（technophobic）而言，他們儘管在生物性層面上並沒有受到病毒感染，然而卻由於未能轉型成為“數字人”。不具備“健康碼”，故此無法在共同體內部通行，並且無法享有對生命的相關扶助。換言之，他們的共同體“成員資格”被實質性地懸置——他們被共同體的“免疫”邊界所阻擋，儘管他們並不攜帶任何傳染性的病毒。在這裏我們看到，生命政治，誠然已實質性地被技術政治所重組；而“健康碼”，就恰恰是當代技術政治與生命政治交叉“合體”的一個典範性產物。

於是，在非常真實的意義上，任何事物倘若不能被數字化，就成為數字-符號之域外的“餘數”；而未經數字認證（如“健康碼”）的“肉身人”，就成為了“餘數生命”。就經歷符號化而言，當代諸種“餘數生命”——老者、技術厭惡者、極端隱私主義者等——完全能夠同其他人形成溝通性聯結，然而卻因為未經數字化，而被“排除”在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説的“溝通共同體”之外。即便他們保有了其“隱私”，但卻不再能夠同其他人發生聯結。如何在數字狀況下安頓“餘數生命”？這，才是當代技術政治學與生命政治學所共同要面對的悖論性挑戰。對於健康碼的當代推進者與革新者而言，他們所面對的政治哲學課題便是：如何應對內嵌在健康碼內核上的餘數裂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