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雙全的丁國鈺大使（上）_風聞

人物簡介 / profile    

丁國鈺（1916年-2015年），曾用名丁方、丁毅，安徽金寨人；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紅28軍政治部保衞科科長、紅25軍74師宣傳科科長、團政委，參加過紅軍長征；抗日戰爭期間，任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處副主任、延安抗大總校大隊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遼寧軍區楊靖宇支隊政治部副政委兼獨立師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2軍125師政委、第42軍政治部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42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朝鮮停戰談判朝中代表團志願軍代表兼志願軍代表團黨委代書記，朝鮮軍事停戰委員會中方委員、朝鮮停戰談判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三任首席代表。

1955年後，任中國駐阿富汗大使、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駐巴基斯坦大使、駐挪威大使、駐阿拉伯埃及大使。 

文化大革命期間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三書記、政協北京市第五屆委員會主席；第九、十、十一次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共第十、十一屆中央委員。

金寨革命烈士陵園（59級台階、將軍廳）

提起安徽金寨，無人不曉，那是一個革命老根據地。從那裏走出了59名將軍，僅次於湖北紅縣排位全國第二。據資料統計，祖籍金寨的軍以上幹部就有二百多名。丁國鈺大使沒有被正式授予軍銜，但是如果不轉入外交戰線，獲得少將軍銜是篤定的。

丁國鈺大使的一生有許多精彩篇章，從一位躍馬橫刀、戰功赫赫的軍人，到一位叱詫風雲、曠達颯爽的外交家的過程，令人驚歎，讓人矚目。

丁國鈺是我們大院裏的傑出人物。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安排他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幫助工作，後來成為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再後來成為北京市第三書記。

記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天來了一羣“紅衞兵”要進院子，受到大院裏孩子們的抵制，不讓他們進，雙方對峙、氣氛緊張。

這時有人喊：這是丁國鈺主任住的地方，迫使對方“退兵”。沒有想到丁伯伯的名字還真成為“護身符”了。

丁常哥哥講故事

我家與丁國鈺家在成為鄰居之前就比較熟悉了。雖然我父親在革命戰爭年代並沒有與丁伯伯有過交集，但是後來通過一位共同的戰友——丁世方將軍而相識。

解放戰爭時期，我父親在東北曾任遼東軍區衞生部長，後來隨着延安的一批老紅軍幹部陸續到了東北。丁世方就任遼東軍區衞生部第一部長。

丁世方將軍

丁世方是1929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參加過紅軍長征，懂得醫術，長期從事軍隊的衞生保健工作。他曾經參加過西路軍出戰，在部隊被打垮後憑藉化裝成為看病郎中，千辛萬苦、千方百計地跋涉近千里返回到延安，是西路軍中僅存不多的將士之一。

我父親與丁世方共事只有一年多的時間。父親是河南人，是從山東軍區調到東北的；而丁世方是安徽人，從延安到了東北。然而，共同的理想、事業、性格、愛好使他們成為莫逆之交。後來雖然各自走上不同的工作崗位，但是他們仍然是最好的戰友和朋友。

新中國初期，外交部派往國外工作的外交官在國內都沒有家，養育孩子的問題需要自行解決。

丁世方將軍當時是海軍衞生部長，他成為我與哥哥的監護人。每到節假日，我們都從十一小學回來，住在他家，與他的幾個孩子親如兄妹，過着愉快的日子。

丁國鈺是丁世方的安徽金寨老鄉，一起參加革命，共同走過數十年的戰鬥歷程，更是感情深厚。當丁國鈺大使出國的時候，也將自己的孩子丁常和丁玲玲託付給丁世方將軍。

回想起當時近十個孩子擠成一鍋粥的熱鬧場面，還真是讓人留念。

丁常是這一羣孩子中最大的哥哥（比我大6歲），口才極好，經常口若懸河、繪聲繪色地給我們講故事，有時還常常講一些驚險刺激的鬼怪故事嚇唬我們，但是我們依然不離不棄地追着他要聽故事。

軍政治部主任丁國鈺

丁常哥哥經常把他父親（丁國鈺）的戰鬥故事掛在嘴邊，曾經講述過一次虎口脱險故事：

那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東北，國共雙方都投入重兵對陣，戰鬥進行得極為激烈、殘酷。四保臨江戰役是一次重要戰役，從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歷時3個半月。

這次戰役，迫使國民黨軍在東北戰場由攻勢轉為守勢。東北民主聯軍主動出擊，共殲滅國軍4萬餘人，收復城鎮11座，保衞了南滿根據地。

當時東北民主聯軍三縱的部隊佔領了一座縣城，上級命令五縱十四師去換防。身為十四師政治部主任的父親，自告奮勇地帶着參謀長和一個騎兵排前去打前站。路上到處是殘璧廢墟，百姓早就四處逃難去了。丁伯伯發現路障和麻袋堆的掩體，不像是我軍所為，感到有些不對勁，但沒有深想。

天快黑時，他們接近了縣城，忽然聽到前面有人喊：“長官，到這裏要下馬了！”

父親一聽稱“長官”，就知這是誤入敵人的地盤了。過崗哨要下馬是國軍的規定，由於黃昏看不清，加上在東北敵我雙方的穿戴相差不多，肯定是敵人的崗哨錯將他們當成自己人了。父親大吃一驚，就憑這樣一點兵力進入敵陣，要吃大虧的啊！

父親反應很快，隨聲答道：“我們沒有事，只是隨便看看。”説罷，帶着騎兵排調轉馬頭往回策馬而去。

不一會兒，敵人的崗哨反應過來了，開槍射擊，可他們已經走遠了。

原來三縱撤走後，這個縣城又被國軍佔領了。由於形勢變化太快，父親他們差點自投羅網。

國際婦女節

幾十年過去了，還講過什麼故事記憶都模糊了，但就這個故事還依稀記得輪廓。

停戰談判中的花絮

“板門店停戰談判”在短短的幾年中，共進行過575多次大小談判。在戰場上打得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雙方，到了談判時也是互相敵視、互相攻擊、互不相讓。這次談判是史無前例的，雙方對陌生的對手心中無數，因此交手時都格外小心。

“板門店停戰談判”名為外交談判，卻沒有談判的平和氣氛，更別提風度、禮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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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代表團進入

談判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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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代表團的入場口

進入談判廳時，各走各自的門；休息時，各上各自的廁所；見面不握手，不做自我介紹；沒有主持者，誰想説就説；談判沒有時間約束，根據各自需要，可長可短……不是每次談判都有具體內容及結果，常常是戰場上的形勢影響到談判的氣氛和進程。

丁國鈺伯伯在抗美援朝時期是志願軍42軍124師政治部主任。124師是首批入朝參戰的部隊，參加過朝鮮戰爭的第一、二、三、四次戰役。

1952年，丁國鈺奉命參加“板門店停戰談判”。1953年原中國人民志願軍原談判代表邊章五因病回國，他就成為中方第三任首席代表。

丁國鈺在抗美援朝中

據丁伯伯講：

停戰談判進行得有時很激烈、火爆；但有時卻枯燥、乏味。有時唇槍舌劍、劍拔弩張，爭論得面紅耳赤、各不相讓、勢不兩立；但有時卻冷冷清清、悄然無聲，安靜得默默無語、拖延時間、百般聊賴。

發言需要搶先時就早到會場，乘對方還沒坐穩就發言，使對方措手不及。談判進入僵持階段，雙方都“無話可説”，似乎多説一句或先説一句，就好像就是示弱似的。

美方首席代表還使用過“到會即休會”的戰術。最短的一次，25秒鐘就宣佈結束了會議。

有一次雙方代表團成員都拒不發言，靜靜地坐着。雖然都如坐針氈，甚至美方代表還出現“打哈欠、吹口哨、看手錶”等不注意自身形象的行為。但是在雙方僵持了132分鐘後，最後還是美方沉不住氣了，先開了口。因此才有後來美國將軍霍治提出的“用拋硬幣的辦法”決定誰先走一步以打破僵局的笑話。

板門店停戰談判現場，丁國鈺（右2）

“板門店停戰談判”，實際上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雙方鬥智鬥勇，有時也在鬥氣。談判時各方都用盡心思壓制對方，曾經有這樣一個小故事：

志願軍代表參謀處的工作人員正聚精會神地整理美軍俘虜的材料，務求準確無誤，以便與對方交換。（圖片來源：《外交官（第3輯）》）

1952年11月，由於美方以所謂“自願遣返”阻撓戰俘問題順利解決，我方估計美方可能在談判中玩弄“説完就走”的伎倆。**在英文中，have the last word（最後説話）就是“説了算”的意思，也就是説，美方可能要玩一次“我説了算”的把戲。**於是我方也想出一箇中國特色的小招數來對陣。

果不其然，談判那天雙方代表剛坐定，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遜中將就直接問我方對“自願遣返”的方案有何新的想法。當我方首席代表、朝鮮人民軍南日大將據理表示不能接受時，面帶殺氣的哈里遜當即宣稱“無限期休會”，且不等我方做出反應即率眾向帳篷外走。

此時我方人員端坐不動，以一陣大笑為美方人員送行，搞得美國人摸不着頭腦。**這可不是一般的笑，是京劇中那種有板有眼、疾徐有致的笑。**為了這一段表示輕蔑的笑，我方人員還曾經練習了一段時間呢。

1953年7月28日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在《朝鮮停戰協議》和《補充協議》上簽字，（左起）彭德懷、畢季龍、李克農、喬冠華、丁國鈺。

“板門店停戰談判”是朝鮮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另外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當使用武力達不到戰爭目的時，自然要另闢途徑尋求新的解決辦法。“板門店停戰談判”就是在中朝與美方激烈交戰後，勢均力敵、各有勝負時雙方都需要的一種緩衝、試探，是為戰爭今後的發展及結束戰爭做出的評估、選擇和準備。換句話説，美國人是被打到談判桌上來的。

歷史已經證明了‘板門店停戰談判’是非常明智的舉措，為停止戰爭做出了積極貢獻。中朝在談判桌上沒有輸，就意味着贏；美方沒有贏，就意味着輸。這就是“板門店停戰談判”在歷史上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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