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升 | 技術與治理:中國 70 年社會轉型之網絡化邏輯_風聞

何明升 | 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1949 年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啓了令世人矚目的社會轉型過程。最近一段時間，關於我國社會轉型的回顧與反思漸成一個跨學科、跨學界的熱門話題。現在看來，中國的社會轉型之路不同於以往以工業技術為支撐的現代化道路，其中攜帶着當代網絡化的稟賦。因此，從網絡化視角提煉我國社會轉型中的實踐邏輯和階段特徵，對於理解這幾十年來的現代化經驗是一種有益的嘗試。

我國社會轉型之初的網絡化稟賦

今天可以説，中國的社會轉型應該是以信息技術為支撐的新型現代化過程。但在社會轉型之初，學界、政界乃至全社會的認識並不統一。在那個歷史關頭，能不能及早預見到這個問題，真真切切地關係到此後我國社會變遷的驅動機制和內在稟賦，決定着新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設計和路徑選擇，也是對國家能力的一次歷史性大考。

(一)Cyber 生存的社會轉型意義

1946 年 2 月，誕生於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第一台電子計算機打開了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門，而1969年出現的阿帕網(ARPR Net)則確立了計算機網絡(Computer Network)的概念。此後，本來是軍事利器的阿帕網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了企業、研究機構、大學、學術團體甚至個人用户，使其純軍事意義受到削減，而社會價值則受到重視。1983 年，這種不斷增強的參與趨勢引發了阿帕網的裂變，逐漸形成了廣為人知的國際互聯網(Internet)。從1995年起，以 Web1.0 為代表的信息發佈系統爆炸式地成長起來，成為互聯網的核心網架構，不斷取代着報紙、電台、電視台的新聞發佈功能。許多日常工作尤其是信息採集工作，已經無需出差、電話、傳真、郵，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經濟社會效益。對於 20 世紀的人來説，互聯網是一個夢幻般的存在，網絡空間被稱為“Cyber”精神家園，而在線(On Line)則是通往 Cyber 的旋轉門。今天看來，這種新的 Cyber生存具有影響深遠的社會轉型意義。

1. 實現了溝通方式革命。早期互聯網主要有四種應用工具 :一是遠程登錄，通過“文件傳輸協議”在計算機之間傳送文件 ;二是電子郵件，在用户之間進行快速的信息交換 ;三是網絡新聞，利用新聞組(New Group)技術，提供用户瀏覽 ;四是中繼交談，即網絡聊天。概括起來，互聯網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在線溝通”，它是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溝通方式革命。社會由相互溝通的社會成員整合而成，溝通方式的變化是推動人類進步的槓桿。從歷史上看，語言作為信息交流的第一載體，始終是人類溝通的基本形式。文字的出現，雖沖淡了人們原有的時空觀，使得跨地域溝通成為可能，卻存在着異步溝通的“時滯”障礙。自文字出現之後，人類曾耗用成百上千年的時間去改進信息傳送效率，從人力奔跑、快馬代步一直到後來的郵差，一次次縮小了信息傳送的時間差。直到近代發明了電報、電話、無線電，才初步解決了由“時滯”引發的信息傳送問題。互聯網的出現，從根本上解決了跨時空溝通的“時滯”障礙，使遠程信息傳輸與面對面信息交流幾無差別，也大大提高了社會轉型的信息含量。

2. 架構了網絡超時空。所謂 Cyber 生存，是人類借互聯網技術所架構的一種超越時空的新型交互關係。卡斯特認為，互聯網“徹底轉變了人類生活的基本向度:時間和空間。地域性解體脱離了文化、歷史、地理的意義，並重新整合進功能性的網絡或意象拼貼之中，導致流動空間取代了地方空間。當過去、現在與未來都可以在同一則信息裏被預先設定而彼此互動時，時間也在這個新溝通系統裏被消除了”。根據“托馬斯定理”，如果人們把一種情境定義為真實的，那麼它們在結果上也就是真實的。在網絡超時空裏，如果網絡主體將某種情境作為真實來把握，那麼這種情境在結果上就轉化成了現實。不僅如此，隨着 Cyber 生存方式的模式化，人類還會產生一種新的虛擬認同，從而將虛擬實踐視為當代社會的一種新型實踐方式。從社會轉型的角度看，由互聯網所構建的超時空情境，是一種與現實世界全然不同的生活空間，它展示了一種全新的網絡化邏輯。

3. 開創了新的“共在模式”。馬克思主義認為，由實踐所產生的社會存在具有關係屬性，是一種“關係”本體。盧卡奇説，“有理由把勞動看成是每一社會實踐，每一積極的社會行為的模式”，它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主客體關係”。在俞吾金看來，應該沿着“共在”思路作縱深思考。他認為，“海德格爾更重視的是作為這種關係載體的存在，而馬克思更重視的則是這種關係本身”，因為“人們一旦脱離了‘一定的關係’去看待任何一個對象，它就只能是抽象的” 。從這個意義上説，社會關係就是某種“共在模式”，並且會歷時性地被囿於主導“工具”上。早期階段，人類總是藉助各種手工工具去不斷延長“手”(或腳)的功能，比如竹竿、大刀、長矛、羽箭都是對“手”的延長，馬匹、渡船、車具是廣義之“手”的延長。通過這類初級、簡陋的手工工具和以人力、畜力、自然力為驅動機制的社會實踐，逐漸確立了重感情、厚人倫等富有價值理性的共在模式。進入機器時代後，人類之手被越來越龐大、越來越複雜的“機器”延長到極致，比如槍炮、汽車、火箭以及各種重型機械。與此同時，也確立了主體性、工具理性等極具現代性的共在模式。發展到現在，互聯網已經不再是人類之手的繼續延長，而是人類之腦的擴展和增容，就像優盤、存儲器、數據庫等信息處理設備一樣，網絡成了人腦的一種“外掛”。這個信息處理能力超強的“外掛”，使人類社會的主導工具在內在稟賦上發生了質變，社會轉型的驅動機制也隨之改變。

盧卡奇

(二)有別於“先發”和“後發”的新型現代化轉型

自英國工業革命取得巨大成功並完成現代化社會轉型之後，德國、美國、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等相繼成為發達國家和地區，並且在學術界引發了“先發”現代化和“後發”現代化的發展模式之辯。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學界、政界和商界都曾熱烈討論過如何借鑑“先發”國家的經驗以及如何取得“後發”優勢等問題。當時很多人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具有普世性，社會轉型的核心就是發展中國家如何通過經濟增長追趕發達國家。依此來判斷，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應該儘可能發揮“後發”優勢，擇優選用“先發”國家的發展經驗，以縮短社會轉型所需的時間和路程。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許多人認識到:中國的問題比較複雜，是不能通過簡單的學習和複製來解決的，比如數量極大的農民和情況複雜的農村。一個流行多年的説法是，不瞭解農村和農民就不瞭解中國國情，不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就不能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再後來，隨着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尤其是互聯網進入千家萬户和日常生活後，人們漸漸發現，我國的社會轉型還需要考慮信息化、網絡化的時代背景，不瞭解信息化和網絡化，就不瞭解中國國情;不解決信息化、網絡化問題，也不能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總的看，中國的現代化既不同於“先發”國家，也不同於“後發”國家，它是在工業化之上疊加着信息化的超複雜系統工程，是一種新型現代化。

英格爾斯認為,“‘現代’可以被視為代表我們這個歷史時代特色的一種‘文明的形式”。這就是説，它並不像教科書所講述的那樣是一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標準化轉換，而是攜帶着時代特徵的歷史進程，處於不同時點的現代化應有其不同的“現代”特徵。從現代化發展史看，18 世紀的蒸汽機技術結束了漫長的前工業社會，將人類的主導工具推進到機械和能源時代，有的國家藉助當時最先進的機械和動力設備實現了現代化轉型，同時也給“先發”現代化打上了機械化的時代標記。進入 19 世紀，電氣技術和電力設備使人類步入了不同於機械化的新工業化階段，新出現的更加先進的主導工具造就了那個時代的現代化新貴，併為其打上了新的標籤，如美國就被稱為“汽車上的國家”。當中國開啓現代化進程時，信息技術已成為這個時代的符號，互聯網已打造了籠罩全球的人工神經系統。依此來審視我國的社會轉型，就會得到一個基本認識 :信息化是中國現代化的標識性內容，我國社會轉型具有內生的網絡化稟賦。

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是，現代化不僅要“化物”而且要“化人”，不僅要有高樓大廈而且要有稱職的業主，因為硬件建設要與軟件匹配並且要靠人去掌握。這樣一來，“現代性”就成了一個重要概念，它凝聚了人類社會轉型的精神成果，反映了現代化發展的內在規律。比如，現代性的時間維度，將現代與傳統進行了分隔;現代性的後果，展現了不同於傳統的社會文明;人們常説的理性、主體性等，更代表了人類的現代精神特質。哈貝馬斯認為，“不要將現代性及其計劃作為一項失敗的事業而放棄”，它仍有許多潛能尚未發揮出來，是一項“未竟”的事業。信息技術和網絡化，恰好為哈貝馬斯所言的現代性“未竟”事業提供了實踐基礎，它所引領的社會轉型則孕育着現代性的先鋒形態，並將轉化出信息化時代的新人類特徵，凝聚出網絡化時代的新精神內核。就像傳統社會在現代性大旗下被改造為工業社會一樣，網絡社會也會被確認為新的現代形態。

哈貝馬斯

(三)技術換代與網絡治理的雙輪驅動機制

中國的新型現代化經驗表明，社會轉型的網絡化驅動機制有兩個:一是網絡技術的升級換代，二是網絡治理的模式創新，二者之間的匹配程度對社會轉型狀態的影響極大。稍加總結可以發現，在互聯網早期的 Web1.0 階段，我國對計算機技術進行了前瞻性預判和追趕型研究，並且建立了“以網站為抓手”的網絡治理方式，網絡技術換代與網絡治理創新的匹配狀況還是比較好的。

1. 信息技術換代的國家能力。從歷時性看, 中國的社會轉型恰好發生在互聯網大行其道之時，這使新型現代化成為合邏輯的必然結果，而走上這條必由之路後又是對國家能力的一次歷史性大考。我國轉型之初面臨着一個核心問題: 在這場信息網絡技術的世紀大戰中, 我們能否跟上發達國家的腳步甚至跑在前面? 很顯然，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何況，即便我國在網絡化進程中成功地解決了硬件建設，也還面臨能否有效地抵禦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創建信息新秩序等諸多“軟性”挑戰，前面有一道道需要逾越的關口。回過頭來看，我國在社會轉型和新型現代化建設中已經比較好地回答了這張考卷，其中的幾個關鍵之處特別值得總結和汲取。

首先，是“三錢”做了一次偉大的歷史性抉擇。1956 年，我國啓動了編制第一次《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的工作，其中，對規劃中的重點領域和關鍵技術爭議較大。當時，“中國航天之父”“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中國近代力學之父”錢偉長力排眾議，將發展計算機技術列入其中。後來的發展實踐證明了這項決策居功至偉、影響至深，先是由毛澤東主席喊出“三錢”別號，後被該計劃總負責人、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定尊為中國科技界“三錢”。可以説，正是由於“三錢”的戰略眼光和第一代國家領導人的知人善任，才奠定了我國社會轉型在起跑階段的網絡化稟賦。

其次，是著名科學家王選的重大發明。信息技術發展之初，對進入信息網絡世界的國家和民族設置了很高的“門檻”，要跨過這道門檻是要憑實力説話的，其中最大的攔路虎就是漢字輸入技術。互聯網對共享符號系統的依賴，決定了只有存在共同語言才具備進入網絡的條件，而該種語言能否成功地解決信息輸入技術是一個硬能力。金吾倫認為，“由計算機和通信技術的結合，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而發生的第二次信息技術革命，對人類產生的影響將遠比第一次信息技術革命所產生的影響要巨大而深遠得多”。用美國天體物理學家拉里·斯馬爾的話説，“這是自古騰堡以來所發生的最根本的變化”。對於中華文明而言，王選發明的漢字照排技術以及眾多計算機學者對漢字輸入法的研究，使中國文字成功地越過了互聯網世界的高門檻，是可以和古騰堡發明印刷機相媲美的世紀創新。

再次，是國家層面全方位的特別舉措。從周恩來主持制定《十二年科學技術規劃》到江澤民斷言“四個現代化，哪一化也離不開信息化” ，再到習近平提出網絡強國思想，歷屆國家領導人都將信息技術和網絡化置於“綱”的核心地位，確立了其“綱舉目張”的引領地位。2008 年，我國組建信息工業部，為信息技術發展和網絡化建設設置了一個專門機構，這在世界各國並不多見，彰顯了國家層面的決心和重視程度。一直到今天，歷經多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工業和信息化部仍然發揮着關鍵性的領導作用。在國家層面的各種高技術發展規劃中，計算機網絡技術也都位列其中。1983 年，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四位科學家提出了“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後，鄧小平批示“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由此誕生了著名的“863”計劃。該計劃由朱光亞主持制定，經國務院批准實施，定名為《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其中重點規劃了智能計算機系統、光電子器件和光電子、微電子系統集成技術，信息獲取與處理技術、通信技術、計算機集成製造系統、智能機器人等相關主題的研究內容。

2.“以網站為抓手”的網絡治理方式。早期的網絡管理問題多與計算機犯罪(ComputerCrime)有關。自 1983 年確立“傳輸控制協議”和“網絡間協議”(TCP/IP)後，計算機犯罪一詞逐漸被網絡犯罪(Cyber Crime)所替代。彼時，各國均採取了程度不同的國家干預政策。以 Web1.0 為技術架構的互聯網普及後，出現了“網站”這個中心節點，它把無數個網絡終端鏈接在一起，形成了人機耦合、網民互通的網狀結構。因此在邏輯上，作為信息傳輸節點的網站，就成了各國網絡治理的一個“抓手”。

從理論上説，規則如吉登斯所言，“類似於一種程式或程序，一種關於如何行事的想當然的知識”，這種程式既可以是外在的規則內化於行動者的實踐意識中的，也可以是行動者在情境中的創造。在網絡治理實踐中，那些注重“行動者在情境中”創造規則的國家，對網站審批和監管多采用自我調節主義原則，如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 1996 年後逐漸轉為法律上的自我調節主義。而那些注重將“外在的規則內化於行動者的實踐意識中”的國家，對網站審批和監管多采用國家干預主義，如新加坡、韓國等。我國在互聯網發展早期也採取了國家干預政策，並且延續至今。

概言之，我國在 Web1.0 時期建立的“以網站為抓手”的網絡治理方式，基本達到了預期目標。原因在於，這種新出現的網絡治理方式契合了當時的信息技術特質，是一種與時俱進的社會治理創新，並且與我國互聯網早期的國家干預政策以及現實社會的治理模式都具有良好的匹配度。

社會轉型的 Network Society 形態

大約從 2000 年開始，核心網開始了從 Web1.0 向 Web2.0 的世代轉換，Cyber 生存不再是封閉與隔絕的精神世界，而是逐漸與現實生活相互耦合。伴隨着接入網技術的不斷完善尤其是 4G 智能終端的廣泛應用，智慧生活開始全面入侵現實社會。以此為基礎，我國的社會轉型開始呈現出虛實共生的 Network Society 形態。

(一)以精準傳播為基礎的網絡互動現實化

Web1.0 是以門户網站為中心節點的大眾傳播技術，Cyber 生存是圍繞網站展開的，因此我國社會轉型初期的網絡化建設也是以網站為核心的。從技術上講，Web 1.0 主要是以瀏覽器為基礎進行 HTML 網頁閲讀和 BBS 發佈;從應用上講，其用户更多的是信息接收和使用者;從社會轉型看，新出現的 Cyber 生存與傳統生活是並行分隔的。在這一網絡架構下，數字信息的編碼、貯存、傳遞以及解碼是關鍵要務，用户得到的信息都是網站編輯處理後的內容，網民實踐着一種基於門户網站的數字化共在模式。以此為基礎，我國在社會轉型之初多從“信息技術革命”角度看待網絡化，認為互聯網提升了信息傳播“中介”的功能和效率，創造了一個全新的互動平台，並且通過組織結構的改變來影響現實社會形態。當時的很多熱詞如“在家工作”“彈性工作制”“扁平化組織結構”“企業聯盟”等，都是這種認識的反映。與此相關聯，現代化建設的主導思想是通過大力發展信息網絡技術實現“信息化 + 工業化”，社會轉型的一個基本思路是通過互聯網的技術邏輯來實現社會的改良。

Web 2.0 是一種注重用户交互作用的分眾傳播技術，網民互動是基於“關係”展開的。從技術上講，Web 2.0 藉助各類瀏覽器、RSS 閲讀器等發表和展示工具，實現了由“Client Server”向“WebServices”的轉變;從應用上講，其用户不僅是互聯網信息的瀏覽者更是互聯之網的編織者，從而使互聯網成為一個循環體;從社會轉型看，網絡與現實重新勾連後出現了 Network Society 形態。在這一網絡架構下，互聯網內容更豐富，聯繫更緊密，網民地位大不一樣了。比如，微博 (Weibo)是一個通過關注機制分享簡短實時信息的社交網絡平台，與前世代的博客 (Blog) 相比雖字數受限，只能以 140 字 ( 包括標點符號 ) 的文字更新信息，但卻將分眾傳播發揮到淋漓盡致，大大改變了社會輿論場的生態結構。另一個例子是微信(Wechat)，它基本上附着在現實關係網之上，通過提供公眾平台、朋友圈、消息推送、微信支付等功能，徹底打通了互聯網與現實生活的區隔，形成了“互聯網 + 社交網”的精細傳播模式。總的看來，Web 2.0 在“人-人”層面打通了線上與線下的界限，構建了一種基於熟人關係的全方位社交平台，人們可以有選擇地為自己劃分“圈子”，有目標地擴展自己的“圈子”。在“個人-社會”層面，它能更精準地發現公眾需求，有效鎖定並作用於目標對象，實現信息推送模式的自主化和互動化。

互聯網進入 Web2.0 世代後，已嬗變為以現實社交網絡為基礎的多功能互動平台。脱掉了面紗之後，原來匿名色彩很強的 Cyber 生存和網絡互動就變得越來越實在和現實化了，不再神秘的網絡變成了現實互動最便捷的工具，不僅全面接管了傳統的面對面、書信、傳真、電話等信息傳遞方式，而且創造了 QQ、微信、網絡電話、視頻聊天等現代傳播模式。這些新的社交軟件不僅可以使“朋友圈”越滾越大進而重組社會交際網絡，而且能夠與微商、P2P 等新興商業形態相結合進而重塑盈利模式。因此，Web2.0 表現出更大的溢出效應，“互聯網 +”也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社會轉型路徑。

(二)由虛實消弭所導致的行為規則相宜化

Web 1.0 架構的 Cyber 生存，既給我國社會轉型賦予了網絡化稟賦，也使網絡空間與現實世界分隔開來。這種虛擬與現實二分的社會轉型觀，形成了聲勢浩大的網絡無政府主義(CyberspaceAnarchism)。他們強烈反對國家政府的管理，其中一個廣為流傳的代表性觀點是:網絡空間無法被規制，它天生的能力就是抵制規制，那正是其性質、本質使然。在這樣的網絡環境和社會背景下，“網絡狂歡”無意間成了吸引人們“觸網”的心理驅動，因為在網絡中可以活出完全不同於現實的自我，甚至每一個 ID 都是另一個不同的網絡之我。由於許多在現實中不敢説、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都可以無節制地進行，因此互聯網成了一個只存在自發網絡倫理的法外之地。可以説，我國社會轉型初期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如何應對這類“網絡狂歡”。

在人類進化史中，每一種主導工具都有極強的侵略性。就像機器和能源必然會瓦解小農社會一樣，信息技術也會呈現出一種不可阻擋的擴張特性，因此網絡化也必然快速入侵現實社會。如此一來，人們對 Cyber 的理想國式暢想很快就被 Web 2.0 打破了。對於中國社會轉型來説，我們一旦選擇了信息化 + 工業化的新型現代化，互聯網就要按自身的邏輯去殖民現實世界，工業化也要按照網絡化邏輯去變換形態。結果如卡斯特所言，現實社會的“支配性功能與過程日益以網絡組織起來。網絡建構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而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通過這一過程，互聯網的社會效應得以釋放，現實社會被網絡化殖民和重構。在這種變化了的網絡環境和社會背景下，“網絡狂歡”不再是吸引人的“觸點”，網絡之我日益與現實之我接近和重合。從宏觀上看，網絡社會實現了從 Cyber 生存向 NetworkSociety 的換代轉型，同時使我國社會轉型出現了 Web 2.0 特徵

隨着虛擬與現實區隔的消弭，確立了虛實相宜的社會轉型觀，認為網絡是新型現代化的一種現實性社會結構，網絡空間也是現實社會的延伸。按此觀點，互聯網不再是隻能靠網絡倫理進行自我約束的法外之地，而是需要去重點開發和建設的新大陸，這就引出了一個必然的邏輯結果:網絡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題中之義。人們在 Web 1.0 階段的一個擔心是，Cyber 生存與現實生活相分離能否造成雙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 Web 2.0 解除了這種憂慮，使現實社會治理體系能夠向網絡治理領域擴展和延伸。此時，需要特別重視的一個問題是:此體系不是彼體系，擴展和延伸不是殖民和克隆，人類行為規則的虛實相宜雖然是社會轉型的大趨勢，但一定要經歷與時俱進的共生式躍遷，其間的整合、再造和創新都是必不可少的。在這個動態的規則變換中，虛擬和現實都是社會的組成部分，二者在雙向互動中不斷調適和整合。一方面，網絡無政府主義可以休矣，因為 Cyberspace 的行為規則不應天馬行空和特立獨行，而應該與現實社會規則相互融通。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兩種行為規則分立並行，徹底排除雙重人格的擔憂，構建虛實共生的人類合作方式和治理模式，充分發揮互聯網的社會轉型效能。另一方面，簡單的管理邏輯和統治思維也是要不得的，因為現實社會規則不應該唯我獨尊和固化不變，而應該和 Cyber 行為規則同行共進。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擺脱已落後於時代的行為方式和管理樣態，建立起信息文明形態的規則體系和治理模式。

(三)與智慧生活相伴隨的個體生活公共化

Web2.0 實現了信息推送模式自主化、互動化，網絡互動方式即時化、現實化，以及虛擬與現實之間的規則相宜化。當它與相應的接入技術尤其是 4G 智能終端相耦合時，就出現了社會生活的智慧化。近年來，智能互聯網、智慧生活不僅僅是熱詞，而且是近在眼前的生活新樣態。但由於智慧生活來得太快，不免使人有些手忙腳亂，加之各種智能技術手段的運用，就出現了所謂個體生活的公共化問題。就公眾的感知而言，這是一種突如其來的社會生活失序，並且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個體行為的去隱私化，二是個人信息的泛商業化。

眾所周知，個體行為屬於“私”，被納入隱私權保護範疇，具體如獨處權、人格權等。但在智慧生活環境下，許多隱秘的私生活不再隱秘甚至被當成了公共信息。從獨處權角度看，個體行為本該享有“不受打擾之權”，即“個體在意識清晰的狀態下，處於一種與他人無信息和情感交流的狀態” 。這在智慧生活中卻難以做到，各種精準推送的信息會打擾甚至誘惑到個體，精確定位也會招來不斷的紛擾。由於智慧生活依賴於無處不在的各類傳感器，人的一舉一動都會以大數據的形式被收集和保存，就像是住進了玻璃屋，會失去原有的獨處環境。從人格權角度看，“人的存在本身即是目的，應當受到尊重，而不能被當作手段和工具”。自1912年《瑞士民法典》以來，世界各國大都通過法律的形式規定“人的尊嚴不受侵害”，並將隱私等具體人格權益納入保護範圍。近年來，現代信息技術給人格權保護帶來了極大挑戰，智慧生活更是威脅到了人格權的核心內容。比如，為智慧生活所需的攝像頭不僅可見於大街小巷，而且密佈於公共場所，甚至在居住社區、工作場所、停車場也隨處可見，它們不僅將個體行為去隱私化，而且可能傷害到人的尊嚴。

在後工業社會，人們普遍重視個人信息及其使用問題，因而出現了將隱私保護範圍擴展至“個人信息自決”的發展趨勢。從這個角度説，隱私是指與社會利益、公共利益無關的當事人不願他人知曉或他人不便知曉的個人信息，當事人不願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個人私事，以及當事人不願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個人領域。但在社會現實中，個人信息包含了巨大的商業價值，常常被以大數據的名義開發利用，存在着普遍的泛商業化現象。比如，在安裝各類 APP 時被迫同意各種“綁定”和“允許”，個人瀏覽內容被鏈接在商品推送上，個人消費信息被用於商業大數據分析等。這類個人信息本質上是網絡社會中人的活動軌跡，隱含着人的生活密碼和行為邏輯，過度的商業開發以及未經授權的使用，不僅有悖於社會倫理，而且會產生想象不到的人身安全和社會風險。

我國在社會轉型之初，曾經用“失範”來描述因社會急劇變遷而產生的“計劃經濟秩序失效、市場經濟秩序缺位”及其所引發的種種亂象，並稱其為社會轉型“必要的代價”。現在，由智能互聯網導入的智慧生活出現了又一次大範圍“失範”，尤為不幸的是，這一次“智慧生活失範”來得更加兇猛，情況也更加複雜。在互聯網到來之初就有人預言説，“網絡時代的到來無疑是風險社會的催生婆，從實際的歷史進程看，風險社會是網絡時代不可避免的歷史後果”。近幾十年的發展實踐表明，人類有能力應對互聯網發展中“不可避免的歷史後果”，而且到目前為止成績還不錯。從這個角度看，“智慧生活失範”無非是互聯網所引發的又一個歷史後果，或許是人類為智慧生活而付出的必要代價。這樣看來，我們也無需驚慌，既然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後果”，就可以用歷史去回答;既然 是“必要的代價”，就可以用社會轉型成果來補償。可 以肯定的是，怎樣應對智慧生活轉型所引發的秩序缺位並且通過社會轉型重拾規範，是我國新一輪社會體制改革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四)慣性而成的非均衡驅動狀態

相對於 Web1.0 以網站聚合用户的“網站中心”技術，Web2.0 採用了基於用户關係生產和聚合內容的“用户中心”技術。面對信息網絡技術的 2.0 換代，原有的政府依託網站進行管理的治理方式顯得捉襟見肘，每個國家都力圖針對網絡應用理念的換代進行各自的治理方式轉型。此時，我國在互聯網初期建立並且運轉良好的雙輪驅動機制開始出現滯後現象，具體表現為兩種慣性作用的疊加。

1. 信息網絡技術發展的慣性作用。這種慣性作用源於三個方面 :一是市場賺錢效應。一直以來，IT(信息技術)都是一個製造富翁和神話的地方，從國外的比爾·蓋茨、蘋果到國內的馬雲、小米，市場總是能把技術創新轉換為貨幣財富，從而推動信息網絡技術發展的升級換代。二是國有企業的優勢地位。中國的 IT 企業，尤其是掌握主幹網絡的 ISP，大多是具有國家背景的大型國企如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移動等，它們一般都有通過技術升級換代來表達業績、獲取地位的發展慣性。三是作為“硬道理”的政治正確。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是硬道理”不僅是一個動員口號，更成為某種政治正確，甚至演化為信息網絡技術發展的慣性作用。藉助於信息網絡技術發展的慣性作用，我國從 Web1.0、1G、2G 的巨大落差，追趕到 Web2.0、3G、4G 的平起平坐，再到 5G 的超越勢頭，充分展現了新型現代化建設的國家能力。

2. 既有網絡治理方式的慣性作用。我國曆來存在着技術創新易、體制創新難的問題，相對於信息網絡技術的突飛猛進和快速換代，這個問題愈發凸顯。隨着互聯網進入雲計算和大數據時代，網絡世界與現實社會相互嵌合的社會形態日漸呈現，“新媒體轉型”的治理思路已不能適應互聯網的換代發展。有關政府部門和網絡管理機構對互聯網發展的“去 1.0”趨勢雖有所察覺，網絡治理創新卻徘徊不前。近年來，因智慧生活得以強化的智能監控技術如全景監控、位置定位、行蹤分析等，更是加劇了向中心治理模式的迴歸。到目前為止，我國並沒有很好地解決 Web2.0 和4G 技術下的網絡治理問題。

概言之，我國在 Web2.0 階段的社會轉型，走了一段信息網絡技術快速趕超、網絡治理方式創新不足的異步轉型之路。伴隨着時間的流轉和問題的積累，最終形成了網絡治理與技術換代不能同步轉型的非均衡驅動狀態。

未來的後 2.0 換代和 5G+ 轉型

互聯網發展是一個週期性的螺旋式上升過程，可以用核心網的關鍵技術來分期。具體而言，從 Web1.0 到 Web2.0 屬於同一個發展週期，因為其關鍵技術和網絡架構是一致的。此後，隨着Web3.0 核心網和 5G 接入網先後入場，將開啓一個更高等級的後 2.0 智能互聯網週期，並且會產生更加深遠的社會轉型效應。

(一)社會轉型的後 2.0 換代

從世代特徵上説，Web1.0 的本質是互聯，相當於把線下資料庫搬到了線上並將其“外掛”於人腦之上，它能夠讓網民快捷方便地獲取和傳播信息，但信息內容由服務器和網站來控制，用户只是內容的被動接受者。相比較而言，Web2.0 的本質是互動，就像是打通內腦與外腦之後的一個貫通線上與線下的活動平台，網民既是內容接收方，也是內容提供方，還是平台共建者。依據這個平台，大量網民同時參與網絡產品的創造、傳播和分享，形成了所謂“海量”信息。但是，匯聚到各個交互平台的“大數據”並不為生產它們的網民所有，而是被平台和機構鎖定為數據壟斷。從 Web3.0 開始，互聯網進入智能時代，它具有高速移動、大數據分析和挖掘、智能感應與應用的綜合能力，能夠向傳統行業滲透融合，通過鏈接百行百業實現跨界互動。那麼，Web3.0 的本質是什麼呢?有人説是個性化，也有人説是聚合化，還有人説是平權化。綜合來看，伴隨即將到來的後 2.0 換代，我國社會轉型有可能出現如下變化 :

1. 個性化信息服務。互聯網發展過程中，逐漸摒棄了以局域網為代表的中心化網絡，形成了點對點的技術架構，在理念上越來越注重個性化。從技術上説，Web2.0 核心網就已經出現了點對點的應用工具，如 QQ、微信等。但在應用實踐上，技術理念不斷讓位於管理邏輯。從 Web1.0 世代的網站監管到 Web2.0 世代的數據壟斷，都存在着網絡邏輯與管理邏輯的悖論，大數據分析方法和智能監控技術的發展更引發了個性化全面倒退現象。在智能互聯網時代，Web3.0 將在強化點對點技術的基礎上回歸個性化，創造出更加個性化的服務和快速準確的信息傳播模式，最終實現“我的數據我做主”。到那時，分眾傳播和精準輸送技術將會更具時效，定製服務方式將會更加實用化。不僅如此，個人數據將不再毫無回報地源源流向中心化平台和管理機構，而是掌握在每個人自己手中。鑑於大數據可以產生成千上萬倍的鉅額回報，未來的數據開發都要建立在有選擇的個性化授權和可信計算基礎上，從而給提供數據的普通網民帶來回報。

2. 聚合化合作平台。Web3.0 可以提高信息描述的精確度，使其更便於搜索、整理和篩選性過濾。以此為基礎，數據的特徵性更明顯，網民合作的整合度更高。未來的上網體驗可能像圍住一張桌子聚餐，所有人都把資源放在一起供大家選擇和使用。所謂“桌子”就是提供網站協議的平台，所有網站(人)都圍在協議(桌子)之旁，最終使 Web3.0 成為一個完備的內容聚合與應用聚合平台。在 Web2.0 時代，曾出現過一波席捲社會的創業熱潮，但隨着大眾參與模式的疲態化，2008年以來的互聯網創業黃金期已成過往，因此有人斷言“互聯網創業已死”。這種説法能夠在網上流行，反映了大眾參與模式的老化，而且在更深層次上表達了對數據、流量越來越被平台和機構壟斷的不滿情緒。Web3.0 形成的聚合化合作平台，將 2.0 式的大眾參與模式升級換代為 3.0 式的共建共享模式，從網民最底層打破了數據和流量的壟斷狀態，將催生出新一輪互聯網創業熱潮。

3. 平權化信任機制。自互聯網誕生以來，“去中心化”就是其孜孜追求卻未竟的目標。萬維網發明人蒂姆·伯納斯-李在領取 2016 年圖靈獎時説 :“現在，有些人有些絕望，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處在同一個社交網絡中。這就是他們生活中的一個遊戲，它有趣、有用，但並不去中心化。”“一開始，互聯網是分散的、去中心化的;但現在又再次有了中心”。據預測，Web3.0 將在這方面走出決定性的一步，它沒有中心服務器，到處都是中心節點，從而在核心網架構上實現平權化。以此為基礎，組合運用可信身份技術、可信賬本技術(區塊鏈)、可信計算技術、可信存儲技術等就會產生可信網絡，平權化和彼此信任將會由理想變為現實。在新一代智能互聯網技術支撐下，未來社會有可能解決長期以來困擾人們的信任難題，建立起 3.0 式平權化信任機制。

(二)5G+ 的社會轉型效應

有人預計，Web3.0 與 5G 相結合可以產生顛覆性的社會轉型效應。5G 不只是網絡速率的提升，而是將人與人之間的通信擴展到萬物大連接，從而打造出移動的貫通式數字化社會。它體現了大融合的新理念，除了能夠提供 4G 的全部業務外，還能夠與社會生活全面融合，並且具備與社會變遷同步創新的擴展能力。也就是説，無論是技術上還是思想上，5G 都是一次徹底創新，由此開啓了接入網技術的 5G+ 革命，將引發一系列社會轉型效應。

首先是移動雲計算服務。目前，蘋果公司的“Mobile Me”服務可以處理電子郵件、記事本項目、通信簿、相片以及其他檔案，用户所做的一切都會自動更新至 Mac、iPod、iPhone 等各式終端界面。微軟公司的“Live Mesh”能夠將裝有 Windows 的電腦、裝有 Windows Mobile 的智能手機以及 Xbox 整合在一起，甚至可以通過公開接口將使用其他系統的手機等終端相互連接，實現跨越不同設備的網絡內容同步化。5G 時代對智能終端的計算能力和服務質量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動雲計算將成為創新服務的關鍵技術之一。技術分析表明，5G 高速率網絡可以將所有數據上傳到雲端，能夠以按需求、易擴展的方式連接到遠程智能終端。到那時，人們的工作、生活和娛樂都離不開移動雲計算服務。

其次是 VR(Virtual Reality，虛擬現實技術)的不斷成熟。在 VR 領域有一句名言:“感受不到的技術才是最好的技術”。依此標準看，目前的 VR 技術還很不成熟，為數不多的終端設備都不能很好地解決沉浸感問題，視覺體驗尤其難以令人滿意。5G 的高帶寬、低延時特性將突破VR 的發展瓶頸，徹底消除視覺眩暈感。在新一代 5G+VR 技術驅動下，基於手勢的直觀交互與位置跟蹤的無線移動，將帶來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沉浸感和易用性，從根本上改變人類體驗方式。到那時，人們將構建起身臨其境、虛實融合、萬物互聯的沉浸式場景。

再次是無人駕駛技術的實用化。在當前的單車智能框架上，一輛無人駕駛汽車每秒鐘會產生大約 200 兆數據，僅依靠 4G 網絡傳輸還無法滿足對車輛駕駛情況的實時監控與反饋。而 5G 網絡可以提供每秒 40 兆以上的傳輸數據量，可以完全滿足關鍵數據的實時上傳，讓遠程操控成為可能。以此為基礎，5G 技術可以對交通路況進行快速響應，接近甚至超過人的反應速度，具備隨機應變的能力。此時，所有車輛、路標、信號燈和行人之間都會有流暢、不停歇的通信交流，所有交通參與者都能及時瞭解實時路況，使無人駕駛技術步入商業化和實用化階段。不僅如此，在 5G 環境下，無人駕駛移動將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它會成為巨大的產業鏈並且具有極大的社會轉型潛能。

最後是物聯網的廣泛應用。5G 之後，生產和生活的自動化、雲端化都將是不可阻擋的潮流。從生產角度看，5G 為各種生產機械提供了順暢穩定的通信連接，這種高密度連接使工廠能夠進行智能化拓展，達到機械設備雖多但不必擔心擁擠的效果。從生活角度看，智慧城市、智慧家居、智慧物流、智慧醫療、智慧養老、智慧安全等到處可見，而且會越來越智能化、雲端化。未來十年，物聯網領域的服務對象將擴展至各行各業，M2M 終端數量將大幅激增，應用無所不在。到 2021 年，將有 280 億部移動設備實現互聯，物聯網將再一次改變企業的商業模式和人們的生活模式。而且，這還僅僅是一個起點，未來物聯網連接數將達到十萬億的規模。

(三)走向均衡驅動模式的世紀大考

在網絡化進程中，每一次技術換代的內在結構和社會效應是有差異的。後 Web2.0 和 5G+ 技術將在應用理念、網絡架構上進行徹底創新，並對社會轉型產生新一輪驅動效應，這無疑是對我國社會轉型的又一次世紀大考。

1. 智能互聯網週期對我國社會轉型的挑戰。從宏觀上看，網絡化發展是週期性螺旋式上升的，至 Web2.0 和 4G 剛好走完了一個週期 ;從 Web3.0 和 5G 開始，又開啓了一個更高層級的後 2.0 智能互聯網週期。面對以智能互聯網為特徵的新發展週期，我國社會轉型所面臨的挑戰是巨大而嚴峻的。

一是從追趕到超越的新技術範式。從 Web1.0 到 Web2.0 表現為互聯與互動的轉換，但網絡架構的關鍵技術是一致的 ;同樣，與之對應的接入網雖經歷了從 1G 到 4G 的躍升，但主要是在頻譜效率、安全性方面的優化。在這個週期內，我國通過對計算機技術的前瞻性預判，以及“三錢”、王選等領軍人物的技術異稟，舉全國之力實現了歷史性趕超。但客觀地説，到目前為止我們所做的大都是追趕型技術研發。在即將到來的智能互聯網週期，中國面臨着從追趕者到超越者甚至領先者的角色轉換，而新的角色需要新的技術範式，這無疑是對國家能力的再考驗。

二是社會的智慧化再組織。現代社會的核心邏輯是通過組織化產生協作效能，因為組織是公共活動的發起者、策劃者和行動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狀態、過程和發展方向。在未來的智能互聯網環境下，不僅社會組織樣態將發生變化，而且會生長出某種智慧化再組織功能。這種智慧化再組織現象藴含着社會治理的創新性，更是社會變革的驅動器。因此，能否牢牢掌握智慧化再組織的大方向，將是解決社會治理深層問題的關鍵環節。

2. 未來社會轉型對驅動模式的挑戰。為應對智能互聯網發展週期的挑戰，中國要儘快構建起網絡治理與技術換代同步轉型的均衡驅動模式，以實現社會轉型的再躍升。

首先，要通過網絡技術換代展現出中國的“硬”實力。對於這一點，我們的判斷是偏樂觀的。一方面，經過上一週期的奮力追趕，中國已經有了相當雄厚的技術積累。以因中興、華為事件而引人注目的 5G 領域為例，冷靜客觀地説，在 5G 這個龐大的體系中，我國除芯片稍弱之外，在其他領域都居於優勢地位，全球 5G 發展的格局應該是: 歐洲強在系統，美國強在芯片，中國強在綜合實力。可以預期，隨着 5G 業務的全面爆發，中國將會躋身於第一集團。另一方面，我國曆來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傳統。對於信息網絡技術這個攸關國運的“大事”，容易形成官民統一認識，人力物力財力的組織動員也不難實現，因此必定會在智能互聯網的“硬”能力上表現得比前一個週期更加出色。

相比之下，網絡治理的同步轉型會面臨更多更復雜的問題。它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遠比信息技術本身更為重要，將全面重塑哲學、道德、倫理、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生活。對於這個超越以往所有文明的制高點，我們當然要去佔領，不過同時要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社會轉型的未來之路還很漫長甚至很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