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黨偉業》到《1921》，主旋律成為新主流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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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説主旋律，莫如説是主流電影。”黃建新導演在拍攝《1921》時常説起這句話。

主旋律電影原本就屬於主流電影的範疇，但在幾十年前，提到主旋律，觀眾的印象往往是偉光正的英雄人物形象，樸素的講故事方式；近年來，主旋律影片實現了既傳遞主流、正能量的價值觀，又能與觀眾共情的轉變。

當主旋律影片開始真正重視電影感，嘗試類型化的表達，在敍事和人物塑造上，兼顧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成為新的主流商業片，獲得高口碑和高票房，行業已經形成了“主旋律”向主流商業大片轉變的共識。

七一將至，有《1921》、《革命者》兩部大製作的主旋律影片待映，而截至目前，據貓眼專業版和燈塔專業版顯示，《1921》共有超40萬的映前想看數，抖音話題累計播放量已經超過6億。作為今年上影節的開幕影片，《1921》放映後也引發了觀眾和從業者的好評討論——

主旋律影片有機會贏得更大的觀眾緣，跨越時間，實現國家歷史人物、重大事件在當下的情感共鳴。

細節之處，讓英雄人物不再遙遠

在《1921》裏飾演青年毛澤東的演員王仁君，被黃建新問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跑步的姿勢怎麼樣？

電影中拍攝了一場毛澤東從上海的南京路，奔跑到外灘的鏡頭。跑的過程中主觀地切入毛的回憶，展示人物心理的一個一個段落，配合音樂，既向觀眾呈現領袖人物內心的情感和思考狀態，同時傳遞電影化的鏡頭美感——英雄人物在電影裏鮮活了起來。

這個細節，延續了黃建新領袖常人化的主旋律拍攝思路。

最早的時候，提到主旋律影片，觀眾的印象往往是《聶耳》、《青春之歌》等通過反映歷史真實事件和人物，展示時代精神的作品；改革開放後，“要堅持突出主題，堅持突出多元化”成為這一時期中國主旋律電影創作的指導思想；而伴隨着經濟的飛速發展，上世紀末電影的商業化之路起步，主旋律題材也開始在敍事、製作和演員等維度融入商業元素。

但更多時候，主旋律電影和商業電影各自承擔宣傳和市場作用，而前者的影響力非常有限。時任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饒曙光曾感嘆，《建國大業》前包括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在內的獻禮片創作“誇張一點説，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

2009年上映的《建國大業》，成為主旋律電影的節點式作品。影片啓用了大量明星演員，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為影片的宣傳起到了不小的幫助作用。

“數星星”般的演員陣容是輔助，生動有趣的故事內容才打動人心。早年間的主旋律影片，對英雄人物的詮釋往往集中在其光榮事蹟和正義不屈的氣節，生活化的場景、平凡人的情感波動則並不多見。黃建新和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助理賈磊磊對談時提到，相比過去主旋律電影往往把主旋律當某種需要完成的任務，《建國大業》注重的是如何將豐富的歷史內容生動地介紹出去。

以“領袖的常人化”為切入點，革命領袖在故事中以更平易近人的方式出現。對於細節常人化的處理，也激發了觀眾和人物以及電影的共情，讓觀眾提高對這段歷史的認同感。

這種思路在2011年的《建黨偉業》得到了延續。到了今年建黨100週年的重大時間節點，黃建新再次拍攝《1921》時，塑造生動、鮮活的英雄人物，得到了進一步的貫徹。

“《建黨偉業》（的任務）是點狀的，出現了兩個點就沒了，而《1921》有從始至終貫穿的人物，來銜接故事。”黃建新表示，有了人物關係就會有情感關係、愛情關係、工作關係，電影開始向故事片靠近，在情節上發生變化和衝突，電影才開始接近真正意義上的故事片。

為了實現這一點，黃建新給王仁君列了一個長長的書單，涵蓋人物傳記、回憶錄和有歷史背景的資料、書信文稿，但又強調：“就看1922年以前的，不要往後看。”

“導演不希望毛澤東主席後來在思想上的成長、高瞻遠矚和領導經驗代入到他的青年時期，”王仁君後來才理解了黃建新的意圖，《1921》想展示的是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形象，是一個滿懷着理想，勇於探索，敢為人先的熱血青年的形象，還原這種青年的狀態，就不能把他後面的性格和特徵完全帶到前面來。

不止毛澤東的形象，《1921》裏女性人物也被塑造得有力又靈動。王會悟作為中國婦女解放和一大會議的重要人物，在影片裏安排了一個生動的細節：搬家時，王會悟忘了一盆花，上去拿了下來。

“在那個季節的上海的女孩兒，經常會帶梔子花在身上，設計這個細節的意義在於，我們的革命女性不只有革命事業，也有自己非常日常化、生活化的一面，是一個真實的具有煙火氣的人物。”《1921》的製片人任寧説。

另一位女性楊開慧，在與毛澤東分別時，整個身體的重心傾向毛澤東，用肢體行動表達她的依依不捨，但最後的分別又是一個簡短有力的揮手，用過這樣的細節設定，既表現了人物感情上的有血有肉，又傳遞出一種革命者的果斷、決絕。

類型化創作

不同於《建黨偉業》這樣有大時間跨度的影片，《1921》在相對短的歷史時期，用橫截面去展現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在編劇餘曦看來，失去了那個時間長度的積累，怎麼在短的時間裏面用很多很小的細節，去“四兩撥千斤”地講這麼宏大的歷史題材，在劇作層面是非常有意思的挑戰。

在結構上，建黨是一個非常具體的事件，而這個事件的代表事件又是開會。全國各地的代表來到上海開會的主線明確，需要做很多輔線，成為多線敍事的結構，讓時間豐富、立體起來。

在敍事上，《1921》也在往類型化靠攏。影片裏共產國際的兩位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各有分工：馬林受列寧的指派，從歐洲來到上海觀察中國的工人運動，見證中國建黨，是一個活動家，是一個明面上的人物；科爾斯基不一樣，是遠東局的，被派到這邊來支持工作，他在“暗處”——

“一明一暗，像諜戰片，要躲開法租界的追捕，也要躲開歐洲各國勢力的阻撓，這是我們覺得在內容上可以挖掘的點，去做比較類型化的創作。”餘曦説。國際線的設置，一方面為影片增加了一些諜戰的元素，豐富了觀賞性；同時也首次在電影中，將建黨放在了國際環境下，畢竟，建黨對中國來説是開天闢地的大事，對全世界也影響深遠。

在創作上，黃建新要求要有考據、有歷史地調查，要回到歷史現場，但由於是一個故事片，《1921》必須得像一部電影，得是一部好看的電影。類型化的表達，“諜戰”的節奏感，和代表們從全國各地匯到一起為一大會議做準備，這些設置讓整部影片的故事性更生動豐富。有網友在觀影后評論：電影感很強，配樂與畫面震撼，看完全片只想感嘆，建黨不易啊，是他們的努力才讓我們有了今天的好生活。

“這就要求影片不能拘泥於歷史本身，要展開戲劇性的想象。”鄭大聖導演表示，歷史學家止步的地方正是《1921》戲劇性想象起步的地方，“黃導要求大事不虛，小事不拘，不僅要完成大關節上歷史性準確，在塑造人物、電影本體的敍事上還要達到戲劇性準確。”

“大事不虛，小事不拘”是黃建新近年來經常強調的一點，在《1921》的創作和完成上有了進一步的體現。黃建新認為，細節裏最重要的是“戲劇性細節”，這些細節會影響人們的情感、左右情節的發展，需要特別下功夫。

《1921》裏，李達跟國際代表見面以後，發生了看法衝突，他回到陽台整理思緒，抽煙、點煙。李達的妻子王會悟上來送湯圓，問他在想什麼。李達説他想起當年燒日貨，劃火柴去點燃那批日貨的時候，突然發現這個火柴是日本製造的。

“這樣一個細節的強調，會讓觀眾立刻感受到李達內心的悲涼。”黃建新説。通過這樣的細節，交代了很多事情，讓李達身上中國知識分子最可貴的國家擔當，在銀幕上展現了出來。 

在攝影上，《1921》也在努力實現電影感。影片裏有一場代表們圍在一起起討論黨綱基礎理論的戲，大家拍桌子瞪眼吵了起來，而這種戲如果切碎了拍，靠蒙太奇銜接，設計的痕跡太重會讓觀眾覺得不真實。最後黃建新和攝影指導曹鬱決定一個鏡頭拿下。

現場只有桌子中間一盞燈，人物圍着一圈坐，到了誰發言的時候，攝影機經常通過兩個人的縫中間伸出去，搖向發言的人，退出來再跟着轉圈。“這是一個對戲劇理解力要求極高的一個鏡頭。”黃建新説。而真實由於曹鬱對人物、情景、主旨和演員調度與攝影機關係的理解，才拍出了這樣的鏡頭，讓《1921》的鏡頭語言豐富且準確。

從這些維度出發，《1921》註定是一部非模式化的“主旋律”影片。黃建新認為，影片所有的細節都是為了支撐人物、支撐情感，細節最大的功能是支撐觀眾想象的空間，一旦觀眾展開想象，會進行經驗補充，所以鏡頭段落才會讓他們產生聯想，而這，也正是電影的魅力所在。

主旋律身上的責任感

“年輕一代比想象中更愛國。”

去年五月，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進行的“你怎麼看新時代的中國青年”調查顯示，此次疫情中，70.9%的受訪青年最大感受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當滿分為10分，受訪青年給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平均打9.57分，生活幸福感平均打9.03分；多位電影導演、編劇也曾表示，疫情之後，大眾極度渴望那些充滿家國情懷、平凡但偉大的人物和現實生活里正能量、温情的故事。

 “今年的時間節點，對中國來講都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百年前的開天闢地建黨，開啓了中國過去一百年波瀾壯闊。今天生活在當下的每一箇中國人、每個個體、每個組織、每個公司、每個家庭能夠有這樣幸福生活，年輕人可以暢談自己的夢想，有更多的選擇，我們在今天比歷史任何時刻都接近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今年上影節的開幕論壇上，騰訊集團副總裁、閲文集團首席執行官、騰訊影業首席執行官程武如是説道。

著名電影人張昭曾總結過2019年電影市場的存在的三種故事：中國英雄故事、中國青年故事、中國文化故事。“整個中國的轉型過程中，經濟進入到了新常態，用户迫切追求身份認同。2019年是中國電影主體意識和中國人身份自我認識的高度重合的一年，這一點太重要了。”

當主流電影能夠與中國人身份認同高度重合，講述中國歷史、傳遞中華民族的精神，與當下高漲的愛國情緒結合，在影片質量內容過硬的情況下，很容易贏得觀眾緣，這一點在近幾年幾部賣座的主旋律影片身上已經得到了印證。

2016年，《湄公河行動》這樣的主旋律影片成為類型化、大製作的成功案例，之後的《戰狼2》則在商業類型片裏主動表達愛國的主流價值觀，並打破了內地電影的票房記錄。商業與主旋律的結合，在近幾年的電影市場裏頻頻出現，並且像《我和我的祖國》等在內的獻禮片，也往往能獲得高評價、好口碑。大眾對於主流情感價值觀的認可，讓主流影片成為年輕人喜聞樂見的題材。

在對待這類影片的態度上，電影公司並不是在領任務，而是抓住創作契機，傳遞主流價值觀，並且實現經濟效益。博納影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兼總裁於冬在上影節論壇上表示，在主旋律作品創作中，除了領袖人物、著名將領，還有更多更豐富的人物形象可以被挖掘和塑造，“只有具有真正感染力、穿透力的藝術形象才會打動人心。”

從今年幾部觀眾口碑較好的影片裏可以發現，重視聽、大場面的電影，和帶着真情實感講故事的現實主義題材，這兩類影片是觀眾有觀影需求的。而當今的主旋律影片，往往可以兼顧這兩者。像《1921》中的大場面調度和視聽效果，都是高品質的，而歷史人物真實情感、為理想和國家獻身的精神內核，又符合觀眾在觀影情緒上的期待。

所以可以期待的是，當一部主旋律影片的文本足夠紮實，有強大的戲劇張力，匹配良好的視聽效果，觀眾對其的接納意願會更強。而一旦這類影片的供給充足，既能起到擔負起電影的文化價值使命，讓觀眾銘記歷史、感恩先輩、愛黨愛國，成為文化自信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有機會為當下的電影市場帶來新的增量。

參考資料：

華誼兄弟研究院，淺析中國主旋律電影發展

文 | 澄田花苗

編輯 | 張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