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女傳(四)：背鍋俠蘇妲己_風聞

文 | 女孩慧敏

去掉“狐妖附體”的污衊後，蘇妲己的故事原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帝辛（“紂”是周武王在殺死帝辛後用以貶損他的稱謂）作為一個僅僅因為投胎運氣好而成為帝王的人，在自己的工作上做得不太好，導致附屬其下的部落首領們都越來越不開心，在他為王的第九年，他與有蘇一族幹了一架，贏了，看上了首領蘇護的小女兒妲己，蘇護本來很不開心，但另一個部族首領姬昌過來對他説，你現在跟帝辛硬槓就是白送人頭，不如將計就計，反正你閨女才貌雙全，讓她成為帝辛的枕邊人，故意去離間他與那些忠臣的關係，讓他妻離子散、眾叛親離的話，咱能少打很多架就推翻他，到時我們來做大王多好。蘇護覺得有理，閨女反正是要拿來與人和親的，與這人和親更划算，於是就把姑娘送出去了。

後來姑娘不負眾望，真的把帝辛搞垮了，垮到後人連他的名字都不記得的地步。

但在最後論功行賞瓜分勝利果實時，蘇護與姬昌都把曾經承諾蘇小妹的話全假裝忘掉了，因為“借小姑娘上位”這事實着實不光彩，説出去不好聽，於是在殺妲己後還要誅心，對後人説“我殺的這不是蘇護的閨女，而是妖精幻化出來的”，以此來保全男人們的名聲。

於是少女妲己的功勞被全部抹去，同時，隨着時間的變化，她又成了紂王敗家的背鍋俠。

妖女傳(一)：女媧　

妖女傳(二)：三聖母

從祥瑞到妖怪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説完“狐狸精妲己”中的“妲己”之後，再來説説狐妖。將妲己與狐狸精聯繫在一起是比較晚的事情，這涉及到狐狸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變化。

早期的中國先民將狐狸看成是圖騰，狐狸被認為擁有神秘乃至可怕的強大力量。《山海經》説道：

“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

在這裏，狐狸被看成是會吃人的，因此先民們敬畏狐狸的力量。到了戰國時期，九尾狐被看成是吉祥之物神聖之物，是帝王的象徵。《竹書紀年》載：“宣王時，鳥化為狐，夏伯杼子東征,獲狐九尾。”九尾狐被當作是供品和祭品。晉郭璞曾贊“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祥見，出則銜書。作瑞於周，以摽靈符。[1]”《藝文類聚》還有許多類似收錄，比如“瑞應圖曰：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則見”，“春秋運鬥樞曰：機星得則狐九尾”，“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狐九尾”等。對九尾狐的崇拜也與生殖崇拜有關，九尾對應了九個陰户，象徵了強大的生育能力。

從漢代到魏晉南北朝時代，狐狸的形象發生了轉變。從原先高高在上的神壇上跌落，逐漸變成了“妖獸”“妖怪”。這很可能與漢末至魏晉時代志怪小説的興盛有關。在這段時期內中國政治十分動盪，朝代迅速更替，原有的大一統秩序崩潰，而人民則渴望得到庇護，以及對當下生活不滿的一個宣泄出口，於是當時的道教和佛教就編了大量的神怪故事，在那些故事中，萬物都可能成為神怪。與“祥瑞”到“妖怪”的變化相應，狐狸精的性別從男性為主逐漸變成女性為主，從君主代言人變成“紅顏禍水”。

關於美女狐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楊炫之在公元547年左右所創作的《洛陽伽藍記》：“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路，人見而悦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着綵衣者，人皆指為狐魅。”其中，“見而悦近之”就説明了狐妖的魅力。代表父權秩序的儒家思想當然不會允許兼具大能與大德的美女狐的存在，於是道教順勢提出“採補説”作為理論依據，説狐狸精需要通過採補來修煉，男性精液中凝聚着人的精神力，獲得這種神秘力量即可獲得法力的提升，因此功力低的狐妖要採集男子的元陽來補充自己，結論是，要給道士多多塞錢才能保平安。

唐代之後，狐狸被更多地與妖怪相聯繫。總的來説，狐狸精的特點就是美麗、性感、迷人和淫亂。在中國傳統的擇偶觀中，女性的女德是比長相要更重要的，所以有“要德不要色”的説法，甚至有將長相醜的女性捧為楷模的傾向，因為這樣的女人會由於自卑而表現出不苟言笑，由於缺乏魅力而不會吸引其他男人，因此比較符合禮教的標準。然而性的吸引力是無法被完全壓制的。在中國傳統文化裏，男性的慾望得不到正當的表達，符合儒家審美的女子往往缺乏魅力，於是狐狸精就成為了性壓抑的滿足者。

男性一方面渴望釋放性壓抑，卻又害怕承擔指責，便將一切罪過歸到狐狸精的魔力上，並將之誇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如紀曉嵐在他的短篇小説集《閲微草堂筆記》中就幾次提及狐妖，一方面贊其美麗不俗，一方面又説那種誘惑的魔力實在讓人恐懼。前幾年周迅主演的電影《畫皮》更是將這種魔力通過聲音與畫片更為豐富地展現出來，在這新世紀的作品中，我們能感覺到，男性對於“迷失於美色”的恐懼並未減少。

從美女到妖女

蘇妲己本來只是一個普通的戰利品，春秋時期的《竹書紀年》對其一筆帶過：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

但隨着中國歷史的發展，蘇妲己身上的包袱也越來越沉重。從前十世紀起，周朝的《尚書》大概是為了起警世以及轉移矛盾的作用，將商朝滅亡的原因歸到“牝雞司晨”之上，説“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2]”，從那時起，妲己的地位不斷下跌，本屬於帝辛的罪過也慢慢被轉移到妲己身上，比如《史記·殷本紀》將喜歡淫聲、豔舞、收狗馬奇物、酒池肉林等罪過加諸其上，西漢劉向的《列女傳·孽嬖·殷紂妲己》給妲己加了剖比干之心的罪惡，又説是紂王創造了炮烙之刑，妲己不過是笑了一下而已，後世又將創炮烙刑之惡加諸妲己之上，幾百年內，妲己從一普通戰俘變成了“超級壞女人”。

宋元話本《武王伐紂平話》首先為此敍事增加了“九尾狐”的元素，説是妲己在進宮路上被狐妖吸去真氣只剩皮囊：

“已無一人，只有一隻九尾金毛狐子，遂入大驛中，見一佳人濃睡；去女子鼻中吸了三魂七魄和氣，一身骨髓，盡皆吸了。只有女子空形，皮肌大瘦，吹起一口入，卻去女子軀殼之中，遂換了女子之靈魂，變為嬌媚之形。”

在這種敍事下，妲己是個沒來得及犯錯的“純潔”的好姑娘，只可惜死得太早，最重要的是，作為大周開國功臣的蘇護的名聲得到了保全——既然女兒已經死了，他當然也不是商朝的國丈，也就不需要為傳説中的妲己的種種罪過承擔“沒把女兒教好”甚至“故意引導女兒行惡以為自己牟取好處”的責任。

在16世紀末以後廣為流傳的經典作品《封神演義》中，妲己是修煉千年的狐狸精，受女媧之命下界禍亂紂王，使紂王變得暴虐奢侈。這個故事將蘇小妹本人敍述為經典的“大家閨秀”形象，除了美貌端莊純潔無慾無知、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幽閒淑性”）之外毫無自己的個性特徵，完全符合男人對好女人的想象：“少女時對世界一無所知，眼裏沒有任何一個男人，結婚之後因為洞房一夜就完全愛上那個將其撕裂的男人，甘願為之守貞一生，即使被丈夫辜負也無怨無悔”。而狐妲己成為女性至惡的象徵，她有法力，有惑人心智的巫術，有百變的美貌，有花樣百出的傷害他人的邪惡想象，有性慾，她是一切罪惡的背鍋俠，但這都與蘇家無關。甚至，蘇護曾經説過一番完全是從本質上貶低蘇小妹的話：

“只因生了妲己，昏君聽信讒佞，使我滿門受禍，黎庶遭殃；這都是我生此不肖之女，以遭此無窮之禍耳！倘久後此城一破，使我妻女擒往朝歌，露面拋頭，屍骸殘暴，惹天下諸侯笑我為無謀之輩。不若先殺妻女，然後自刎，庶幾不失大丈夫之所為……生你一人，斷送我蘇氏一門。”。

但這一切的源頭其實在於蘇護自己，他既沒有意識到自己愚忠於帝辛，又沒有為了好好忠於主子而去討好相關人等以保住自己的地位，讓自己一直能夠擁有忠君的資本，才會導致費仲尤渾以妲己為藉口讓自己受辱，明明都是自己的錯，他卻將問題都推到深閨之中的未成年少女身上。

後世的改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對女性的偏見。在2006年上映的電視劇中，范冰冰飾演的妲己與伯邑考青梅竹馬，早早便定下了婚約，在被商紂選中之後，不甘為奴一世的蘇小妹懇請愛人帶自己遠走高飛，弟弟姬發為了保護二人而遭遇不幸，伯邑不想揹負着弟弟的生命追求愛情，最後放棄少年時的愛人，這個故事中的蘇小妹依然是受害者，但至少是一個有點兒性格、願意為了愛情去取捨的姑娘。

2014年張馨予版的蘇小妹的受害者形象進一步降低，她為了自己的城邦免於戰火的創傷而自願放棄愛情、捨身為奴，雖然這種“舍我一人即可救千萬人”的想法某種意義上高估了美色對於政治的意義，最終女人也依然是男性世界各種爭鬥的犧牲品，但相對以往完全被動的角色定位來説，蘇小妹本人的自由意志也在這不自由的選擇中一點點凸顯了出來。

很想知道下一部更符合現代化審美的改編作品的敍事方式。

“紅顏禍水”的謊言

中國曆來就有將政治上的衰敗歸結為紅顏禍水的思維方式，這幾乎成了一種思維定勢。

最早的“紅顏禍水”大概是夏朝的末喜，她是著名的昏君夏桀的妻子。相傳桀發兵攻打一個名叫有施的部落，該部落戰敗求和，向桀獻上了大量美女，其中就包括末喜，桀得到末喜後非常寵愛。據説末喜這個姑娘喜歡看人們在酒池裏飲酒，喜歡聽撕掉絹帛的聲音，於是桀就命人建造酒池，並弄來大量的絹帛供末喜取樂。桀還處死了勸諫他的忠臣關龍逄。

另一個幾乎像盜版的故事是褒姒，説周幽王攻打一個名叫褒國的國家，該國獻出美女褒姒並且請求投降。周幽王就將褒姒立為王后。褒姒不喜歡笑，周幽王就嘗試各種方法讓褒姒笑。有一次周幽王命人點燃了烽火台，諸侯都帶兵前來保衞，卻發現沒有敵人，褒姒笑了出來。於是周幽王就多次點燃烽火，玩公元前版的“狼來了”的遊戲，然後失去屬國的信任，就被遊牧民族“獫狁”滅了。

末喜故事的一個更靠譜但不為人知的版本是，末喜作為正妻被夏桀始亂終棄，懷恨在心，於是在成為棄婦後與伊尹合作為商湯助力，於是把夏桀滅了，但結局是與夏桀一起被流放（對照：妲己與商紂一起被斬首）。妲己故事的更靠譜版本是，在《尚書》中的《西伯勘黎》與《微子》中，紂的近臣討論紂敗家的原因是：酗酒、不敬鬼神、遠信臣、重税。“得罪親信”與“收税太多”是亡國之君的常態，這才更符合政治的邏輯。與褒姒故事有關的一個考證是，“烽火”在周朝壓根就不存在[3]。關於“太能作的美人到底能被寵多久”這事情，最近的王公子事件或許更可以拿來輔助理解：男人或許願意在一個“不易得”的美人身上花些時間與金錢，但目的僅僅是為了“征服”而已，如果美人“不識抬舉”，那麼，就算沒有“始亂終棄”，至少“忠誠”、“尊重”這些現代人想象的東西是不存在的。

歷朝歷代都有這樣“背鍋俠”。春秋時期鄭國公主夏姬與多位君王和大臣通姦，導致陳國的亡國；越國的美女西施被派到吳國，並作為禍亂吳國的間諜，吳國滅後，西施下落不明，不過後世的説法裏有不少都認為西施是被人處死的；漢代有趙飛燕趙合德兩姐妹；東漢末年有為了離間董卓與呂布而做間諜的貂蟬；北齊的君主高緯寵愛妃子馮小憐，最終導致亡國；隋煬帝寵愛美麗的蕭皇后，在《隋唐演義》的描述裏，隋朝的滅亡與蕭皇后禍國殃民有直接的關係；唐玄宗寵愛楊貴妃，使唐朝從興盛走向衰落……不需要舉更多的例子就能發現，此類敍事幾乎成了中國政治教訓總結的慣例，雖然這些美女中有一部分是被看作國家的拯救者（比如貂蟬、西施），然而利用她們的人無一例外都是看中了她們身上那種能夠禍亂男人的本事，也就是説仍然把她們看成是惡的來源，只是意識到這種惡性可以用來打敗敵人而已。對此，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阿金》中説：“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里，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但向來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

説到底，狐狸只是一種普通的犬科動物而已，這世界上不曾存在過法力無邊的狐狸精。真實世界中的紂王有可能在生命中的某段時間像迷戀一隻小寵物、喜歡一件小物事一樣喜歡過妲己，但他同樣喜歡其他很多女人，即使是在傳説中，紂王在寵幸蘇妲己時也沒有忘掉寵幸其他尤物。真實的蘇妲己有可能小時候確實迷信父權系統向其灌輸的一切，認為自己只要温柔賢淑就可以有一世的安寧，在被迫作為物品贈送予紂王之後感受到一種夢碎，從此心如死灰地活着，也可能在夢碎之後對這世界感到憤怒，像温碧霞版的電視劇所呈現的那樣，因為發現自己無論如何努力也不可能獲得自己想要的有尊嚴、有獨立決策空間的小幸福之後，終於決定報復商紂、報復父親、報復世界，就如郭敬明的作品《幻城》中的卡索一樣，但即使在計劃最邪惡的陰謀的時候，她也知道自己只是一個玩物，自己能改變世界的程度完全決定於當權者一時的小情緒。

中國人為什麼害怕“人慾”？

西方亦有“一個美女引發一場戰爭”的傳説，如引發特洛伊戰爭的美女海倫。但希臘將士在救回海倫後沒有想到“這個紅顏禍水導致我那麼多兄弟白白死去了，真是可恨”，相反，當他們看到海倫的美貌，頓時感到這次戰爭是值得的。沒有人想要傷害海倫。海倫甚至成為了後世西方人心目中美的化身。

但在中國文化裏很容易看到對女性的仇視。如果説在早期“女色誤事”的説教還停留在統治階層，那麼宋元以後，我們從民間的文藝作品中就很容易看到這種對慾望的恐懼是多麼普遍。如產生於元代的雜劇《關大王月夜斬貂蟬》，講的是呂布戰敗後，貂蟬被俘獲並獻給關羽，關羽熟讀《春秋》，知道女色容易誤事，故將貂蟬殺死。在《三國演義》《水滸傳》中也很容易能看到對女性的仇視與偏見。然而，中國晚期封建社會的性壓抑也有另外一面。理論上的聖人和君子應該是不近女色的，現實中的聖人君子卻可以合法擁有三妻四妾，最高層的皇帝則可以擁有更多。在明代，“滅人慾”等理學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永樂年間，來自饒州的儒士朱季友對程朱理學提了一些不同意見，明成祖朱棣聞之大怒，下令焚燒朱所著之書，從此奠定了程朱理學在明朝的獨尊地位。然而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明代的色情小説和春宮圖卻極其流行，除了眾所周知的《金瓶梅》，比較有名的還有《剪燈新話》《歡喜冤家》《如意君傳》《隋煬帝豔史》等等，其中並不缺乏對性行為赤裸裸的描寫（別説我閲讀量大了，這些書我都沒讀過，書名是從別人的文章中看的……）。

當然，這些豔情小説的流行與大環境的壓抑和禁慾並不矛盾，也並不意味着對慾望的承認。相反，在豔情小説裏我們依然能夠看到那種對慾望的強烈恐懼。明代豔情小説中有大量情節都反映了男性對於女性性慾的恐懼，以及對自身性能力不足的自卑，比如《金瓶梅》中，西門慶藉助各種各樣的器具並且服用春藥，才能彌補自己的不足。多部小説都寫到了自己在受到神仙道士或高人的傳授後，才練成了讓生殖器伸縮自如的強大本領。而利用房中術折磨和虐待女性的情節更是常見。但這並不能等同於對性的接納。因為這種接納只能來自於精神。中國古代的縱慾也好，禁慾也好，都不是從個人的精神性出發的，縱慾行為只是在長期政治壓抑和充滿文字獄的大環境下尋求的一點可憐的補償，但由於大環境的壓抑沒有絲毫改變和觸動，個體仍然無法獲得承認，因此精力和能量就都轉移到了性慾上，執念於性器是不是太小，其實是對精神被淹沒、被矮化、被閹割的恐懼，但由於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縱慾背後的精神需求，才顯得慾望如此有破壞性，也就是所謂的“慾壑難填”。

時至今日，那種對於人的慾望的恐懼還是存在於許多中國人的內心，常見的敍事如“事業/學業不能兩全”，這讓此時此刻的許多人仍然在做“為了專注於某件自認為重要的事務而放棄愛情”這樣的選擇。許多人至今認為“愛情屬於感性世界，事業屬於理性世界，人不能過多地被感性所累，不能在愛情中全情投入，否則就會耽誤事業/個人成長”這些使用了現代化語言的敍事本質上依然與“紅顏禍水”講的是相同的恐懼：他們無法想象人怎麼才能在愛情中互相承認而不是沉淪。

歷史悠久的“替罪羊”

比“背鍋俠”更歷史悠久的名詞是“替罪羊”。這個詞語來源於聖經，説上帝為了考驗亞伯拉罕，要求他殺死自己的兒子以撒以祭祀上帝，在亞伯拉罕揮刀即將殺死自己兒子的那個瞬間，上帝使用他的大能將以撒進行瞬移離開險境，又將附近一隻正在吃草的無辜的小羊羔瞬移過來，讓亞伯拉罕改殺這隻羊，讓偉大的上帝聞一聞烤羊肉的香味，再獎勵亞伯拉罕一頓大餐（在舊約中，祭司是被允許吃貢品的）——在這個有極高特權的神與人間的特權階層的遊戲中，玩家自己是不用擔負生命危險的，雖然兒子以撒可能後來會有心理陰影，不過對於這些人來説，兒子沒了還可以再生，只要保證自己與老大哥之間的關係夠鐵就好。

在考察了各種歷史、神話及文藝作品之後，法國哲學家勒內·吉拉爾(René Girard)提出了“替罪羊”理論，該理論認為，當社會發生危機時，人們出於一種心理防禦機制，會尋找一個替罪羊。這個替罪羊一般屬於人羣中的異類，要麼是具備某種缺點或曾經犯過某些錯誤，要麼是擁有某些他人所難以具備的優點或美德。前者的一個典型是艾希曼，即使Hannah Arendt經過認真的現場及文本分析證明他只是一個被環境推着走的、壓抑了自己的主體性的孱弱的工具，但在他成為階下囚之後，人們還是願意將他敍述為十惡不赦的大惡人、一個有能力為大屠殺負責的人，通過這種敍事來轉移自己選擇旁觀而不是協助弱者的自責，並回避對於“如果我身處那種境地，也可能犯相同罪惡”的恐懼，後者的典型是妲己、褒姒、末喜、海倫等美女，也包括漢娜·阿倫特、蘇格拉底、耶穌等見解獨特的智者，另外，女巫、吉普賽女郎、精神或身體上的殘疾者（如《巴黎聖母院》中的敲鐘人、跛足後的俄狄浦斯、各類文藝作品中的“傻子”）等也容易成為人們在感到不安時首先羣起而攻之的對象。

西方世界的替罪羊往往是這樣的敍事套路：

“神話向我們講述一位可怕的神的故事，他在團體內引起不睦後，以某種犧牲或本身死亡來拯救信徒。[4]”

所以西方的替罪羊在死後有被神聖化的傾向，性別上也是有男有女。但在中國有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是，在對擁有特權的人進行敍事時，往往進入一個“德位相配”的死循環，即，“天子必然有德”，一個人成為帝王是因為這個人“有大德”，而“有大德”又是通過“這人是天命所歸才會成為帝王”來證明的；同時，在對人的“德行”的評判上，又有一種“好人永遠是好人、壞人永遠是壞人”的臉譜化敍事。這種敍事最大的問題就是很難解釋政治的衰敗，要麼承認“天子”其實不是“老天爺的兒子”，而是有缺陷的凡人，但一旦這樣承認了，“天命”就不再純粹了。為了解決這種衝突，“天子”們身邊最弱勢的女人便成了最順手的替罪羊。選她們的一個原因是“一個人的受難標記帶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大難臨頭[5]”，妲己及許多美貌的后妃身上兼具“女性”、“貴族出身”、“極端美貌”、“被至尊者寵愛” 、“身處權力中央”、“被父親出賣或失怙”、“事實上被孤立”等多項特徵，是個“完美替罪羊”；另一個原因還在於，中國古代有着濃厚的歧視女性品德與智力的思想傳統，因為有這種思想根基，所以歸罪於女人更容易引起大眾的心理認同。

甚至即使在皇權時代結束之後，人們依然習慣性地沿用這種敍事，認為“聖上是明理的，禍國的都是女人”，比如，在著名小説《亮劍》中，李雲龍就認為CR之禍在於老大哥“管不住自己的婆娘”，罪過歸根到底是“那個婆娘”做出來的，老大哥頂多有一個看管不嚴的問題。

總的來説，女人作為生理及文化上的弱者、公共場合下的“少數派”，不僅在涉及類似朝代更替的宏大敍事時時容易成為那個scapegoat，甚至在現在日常的辦公室政治中，女性也容易成為各種事件的犧牲品，各種原因導致裁員時，女性也容易首先被權力及資本所拋棄，甚至，還有比“丟飯碗”更可怕的“殺人誅心”。對此，我想，“忍耐”可以是一種暫時的生存策略，但絕不可以被當作美德。如果自己所處的地位有可能導致自己成為某些問題的替罪羊，或許可以從今天開始就養成記日記、保留各種賬單、錄音及錄像的習慣（就像水門事件中被請喝茶的兩位CIA副局長記下備忘錄那樣），在出問題時就算保不住這個飯碗，也至少也拿出些東西來證明自己的能力與人品——當然，“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在許多情況下都是行得通的，如果時時記得為自己爭取利益，給大家一個“這人不好欺負”的印象，那麼，成為替罪羊的概率其實也會降低許多。

李慧敏，2021.6.18，於天津

[1] 轉引自：唐，歐陽詢《藝文類聚》

[2] 《尚書·周書·牧誓》

[3] 夏增民, & 池明霞. (2012). 儒學與漢代社會性別制度的理論建構——以"女禍史觀"下末喜,妲己和褒姒的史事撰述為中心. 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4] 勒內·吉拉爾. 2002.《替罪羊》.東方出版社. P70.

[5] 勒內·吉拉爾. 2002.《替罪羊》.東方出版社.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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