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典範到天怒人怨：智利養老模式翻車，給中國什麼警示？_風聞

在解決老有所養這個問題上，資本是靠不住的。正解局原創

國內經濟振興，國外新冠疫情。

經濟振興，各有各的高招；抗擊疫情，也各有各的花樣。

為恢復生產，拉動消費，保障就業及人民的基本生活，智利政府打起了養老金的主意。

前段時間，智利憲法法院拒絕了總統皮涅拉針對養老金預支法案提出的上訴請求，這意味着，即便總統不支持法案，也必須簽署。

根據法案，智利民眾每人可第三次預支養老金，最高為個人養老金總額的10%。

此前，智利民眾已通過前兩次預支，累計提取養老金金額375億美元。

總在養老金制度上玩花樣的智利，又踐行了一種創新型的抗疫政策：用未來的保障救助今天的危機。

老有所養是文明社會的標誌，也是社會保障的重要議題，只是實現起來很難。

説起來，智利還曾經是模範。

上世紀70年代初，新組建的阿連德民選政府嘗試在智利複製蘇聯的發展模式，政策制定上比較激進，無視經濟規律，盲目將企業收歸國有，用行政手段增加工人工資，經濟狀況不僅沒得到改善，反而越發嚴峻。

那時，智利跟其他拉美國家一樣，採用傳統的現收現付制的公共養老金計劃，鉅額赤字、分配不公、管理效率低下、運行混亂等問題導致養老體系面臨破產，引發社會矛盾和羣體衝突。

阿連德

1973年9月，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藉機以武力手段建立了新政府。阿連德也在政變中以身殉國。

皮諾切特

上台後的皮諾切特急需振興崩潰邊緣的國內經濟，聘請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弗裏德曼——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充當政府的經濟顧問，準備用“新自由主義”這一猛藥來挽救國家。

這裏先説説“新自由主義”。

20世紀初，資本主義暴露出自由發展的各種弊端，經濟危機迭出，世界大戰連打兩輪，提倡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挽救了當時的社會。

到70年代，經過幾十年和平發展後，發達國家的經濟又陷入滯脹，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們開始提倡“新自由主義”，重新倡導自由經濟，鼓吹政府的角色最小化。

而弗裏德曼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第一面大旗，一手把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打造為緊密而完整的經濟學派，多名成員後來都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5年3月，弗裏德曼受曾經就讀於芝加哥大學的一幫智利經濟學家的邀請，用六天時間造訪智利，向軍事獨裁者兜售“新自由主義”計劃。

一個月內，軍政府把機構開支砍掉三成，燒掉成捆比索，國家推出銀行系統並撤銷對金融的管控，取消外國貿易和投資限制，大幅降低關税，放開了2000多種商品的價格，後續還陸續拍賣了400多家國有企業……

經過幾年改革陣痛後，智利經濟開始復甦，從1978年到1981年，經濟增長超過三成。

政府有了餘錢，開始籌劃養老金體系。

秉承“新自由主義”的教旨，智利於1981年將傳統養老保險私有化，建立個人賬户積累制的私營養老金制度。

1981年以前，智利實行的是現收現付制的傳統養老制度，新制度則引入完全積累制的社保制度，將養老金個人賬户引入國家養老金計劃，個人賬户全部由僱員繳費，繳費金額為僱員工資的10%。

為確保僱員自行繳納的積極性，皮諾切特政府還強迫僱主為員工加薪18%，以降低僱員對此政策的反感。

新成立的私營養老基金管理公司（Administradorade Fondo de Pensiones，AFPs）也實行市場化運營，負責收集僱員的繳費，管理基金賬户的投資運作。

2000年以前，智利政府規定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只能管理1只基金。

2000年開始放寬到2只基金，但僅限於投資固定收益的理財工具。

2002年後，標準再度放寬到每家公司可管理5只風險程度不同的基金。

目前，智利國內共有6家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競逐退休金市場，股票、債券都是可投資標的。

養老基金管理公司把養老金收繳後廣泛投資，大大充實了智利的資本市場，投入銀行、地產、礦產、鐵路基建、醫藥、農林業等領域，為國內的經濟發展注入新一輪活力。

為了提高收益，養老基金還開放了海外投資渠道，到去年4月，智利養老基金中有42.8%投資於海外市場，57.2%投資於國內市場。

算筆總賬，智利的養老金玩法，就是保險公司的養老保險。

每個人每月交養老金（交保費），公司收起錢搞投資，本金加投資回報用以負擔退休後每月領取的養老金。

那麼政府在其中起什麼作用呢？

強制。

政府通過政策法規，把這種玩法體制化，強制性地讓公眾參保。

當然，這也是提高養老保險的參保率，智利已有超過7成的人口參加了養老保險。

這樣操作的好處顯而易見，大大減少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和企業的負擔，而且養老基金的規模也相當可觀。

2018年，六家公司管理的養老基金資產近2000億美元，而2019年智利中央銀行公佈的2018年GDP，也只有2987.98億美元。

這麼大筆錢用來投資，每年給GDP貢獻也不少啊。

智利GDP走勢

幾十年下來，智利的私人養老金體系正面作用不小。

範圍上看，在政府強制下，參保人員多；

賬面上看，參保人員多，肯定錢多，養老基金規模增速較快，而且呈現可持續性提高；

私人養老基金的資產配置比較合理，特別是後來放開國際投資後，投資組合的國際化和多元化趨勢明顯，投資效率比較高，回報可觀；

盤活養老基金後，社會流動資本得到充實，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

大概也正因如此，智利的養老金模式曾受到世界銀行的賞識與力推，“智利模板”也被包括玻利維亞、薩瓦爾多、墨西哥、哈薩克斯坦等33個國家仿效，其中9個國家幾乎是完全照搬。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檢驗無疑需要時間。

進入新世紀，智利養老金模式在運營到第三個十年時，很多沉痾舊疾也逐步暴露出來。

首先是當初的承諾無法兑現。

30年前，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給智利的養老金體系描繪過動人的藍圖，最重要的，就是高回報率。

可現實是，很多智利退休人員收到的養老金只有最低工資的三到四成，遠不及當初承諾的高回報。

智利最低工資為379美元。

2016年，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平均每月發給單個僱員的養老金，還不到182美元，最高也只有449美元，超過九成參保人員每月領取低於236美元。

也就是説，最初參保的那些人，忙活幾十年下來，每月到手的養老金仍遠低於最低工資，退休後，生活質量急劇下降，自己養不了自己，還是得靠子女。

第二，覆蓋面低。

前面咱們説參保人多，但不代表覆蓋人多。

2008年，智利曾統計，只有45％的參保人賬户裏的資金能夠保障退休後領到足額養老金，還有5％因收入過低，可以獲得政府提供的“養老金救助”。

至於剩下的那一半，因為收入不是太低，同時個人賬户的錢又不夠多，無法保證退休後領取足額養老金。

按照智利玩法，即使個人賬户足夠有錢的人，也不是高枕無憂了。

因為金融市場有波動的風險，自己的養老金賬户隨時可能蒙受重大損失。

第三，擴大社會不公。

普通民眾達成老有所養，真的很難。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一些退休政府高官每月領取高額的養老金。

那些退休的軍隊將領和高官，拿着養老基金管理公司每月發放的高額養老金，比如智利媒體曝光社會黨前主席奧斯瓦爾多·安德拉德（OsvaldoAndrade）每月養老金高達7586美元。

奧斯瓦爾多·安德拉德（OsvaldoAndrade）

作為社會福利的養老保險本應以公平為出發點兼顧效率，但智利卻完全搞反了。

智利本就是經合組織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1%的人口掌握35%的國家財富。

可經過養老保險一分配，只有3%的社會上層能享受到養老保險的好處，但養老保險的資金來源，卻是下層民眾每月繳納的10%薪水。

第四，監管不力。

問題頻出，顯然是因為私人管理的養老保險缺乏有效監管。

智利養老金的實際投資收益其實並不低，從1981年到2013年，平均年化收益率有8.6%，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甚至高達9.2%。

可扣掉居高不下的手續費後，淨回報率只有3%。

養老金的收益，都被那幫玩資本的人攫取了，根本沒到百姓手裏！

當退休後連生計都無法保障時，示威抗議就必然出現。

最近二十年，智利出現過幾次大的遊行示威，訴求點全都包括養老金制度。

智利民眾要求取消現行養老制度的遊行

曾經的聯合國樣板，終於露出本來面目。

面對洶湧的民意，智利政府分別於2008年和2019年進行了兩輪改革。

2008年改革的落腳點，是重建政府主導的社會化養老金體系。

前面説過參保人員中有約55％的人，要麼收入太低，要麼賬户沒存夠錢，所以無法獲得足額養老金。

2008年，智利政府建立了“新團結支柱”（SolidarityFund）項目。

一方面，為那些沒有養老金收入的個人提供“基礎團結養老金”，對擁有個人養老金賬户，但退休後每月領取不到532美元的人們進行部分補償；另一方面，通過強制交費，把靈活就業的人員也納入公共養老金體系。

智利很多女性因婚後照顧家庭而退出勞動市場，保費停止繳納，自然拿不到養老金。

改革後，政府為有子女的女性提供生育獎勵，獎勵金全部進入個人養老賬户。

女性每生育一個孩子，政府給的獎勵金額，相當於18個月最低收入下的應繳養老保險費。

而且，女性離婚後，最多還能分得配偶個人養老金賬户累積額的50％。

由女總統巴切萊特領導的這輪養老金體系改革，解決了私人養老體系的兩個問題。

第一，建立非繳費型團結養老金制度以應對老年貧困風險，那些收入分配底層的六成國民都將受益。

第二，通過建立競標機制，解決個人賬户高管理費的問題。

智利前總統巴切萊特

2008年的養老金改革，確定政府和私人混合型養老體系的大方向，產生了部分效果，但並不顯著。

2016和2017兩年，智利國內又爆發幾次百萬人級別的大遊行，要求取消私人養老金制度。

於是智利政府又醖釀了新一輪的養老金改革。

2017年首都聖地亞哥反對養老基金公司的大遊行

2019年，在2008年改革的基礎上，智利又推出了新的養老金政策。

這一輪改革的目的很明顯，政府多收錢，提高養老金的給付。

一方面對現在參保的勞動者，提高繳費比率，從10%提高到15%。

為了平息公眾的情緒，增加的部分由僱主承擔。

另一方面，則建立起延遲退休的激勵機制。

政府為自願選擇延遲退休的參保人員，提供額外的繳費補貼。

據計算，如果延遲五年退休，養老金待遇的增幅將超過四成。

老有所養的核心難點在於人口老齡化和貨幣購買力下降。

怎麼能讓更少的年輕人維持社會運轉，養活更多的老人；如何讓人民在年輕時存下的錢，等到老了還夠花，這是每個負責任的政府都在考慮的事。

中國人口這麼多，面臨的養老問題，也是其他國家不曾遇到過或預見過的。

固化的模式顯然無法解決未來的問題，隨着人口數量的變化，老齡人口比例的變化和金融環境的改變，養老改革也必須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不斷迭代。

從智利40年的養老金體系發展中，不難看出，在解決老有所養這個問題上，資本是靠不住的。

曾經被資本主義國家高調宣揚的私人養老金體系，最後還是得讓國家託底，所有國民買單。

而那些設計並執行了這套制度的人，要麼在學界爆得大名然後名利雙收，要麼通過收取管理費賺得盆滿缽滿，哪管民眾的死活？

智利的例子，又一次證明了資本的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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