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彪｜重塑中國經濟內外循環的新邏輯_風聞

劉志彪｜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對於當前經濟形勢，習近平總書記從內外兩個維度進行了分析。他指出，“現在中國經濟內部的問題是面臨着結構性、體制性、週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所帶來的困難和挑戰，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經濟運行面臨較大壓力；外部的問題是面對世界經濟深度衰退，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們必須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謀求發展”。總體上來看，現在這兩個維度的內部和彼此之間相互制約，存在着許多影響經濟走勢的堵點和障礙。

對於如何破這兩個維度的困局，習近平總書記給出的解是：“根據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迴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發揮我國作為世界最大市場的潛力和作用，以及我們的制度優勢，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這一關於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雙循環體系構建的思想，是中央關於中國與世界經濟分析的最新表述，它確立了新形勢下重塑中國經濟內外循環關係的新邏輯，其核心在於要把各種影響經濟運行的主要因素聯動起來進行系統化考慮，及時地把低成本競爭優勢轉化為以內需為主的競爭優勢，以此帶動中國參與新的國際經濟循環。

關於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雙循環體系構建的思想，現在理論界對其內涵和意義的認識並不十分清晰，一些人還誤以為要回歸內向化經濟，認為這是一種經濟體系走向獨立和封閉的信號。本文認為，它其實是新形勢和新環境下中國經濟的另一種開放方式或模式，是我國“十四五”規劃制定中的重要戰略原則，據此可以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進行重大調整和修正。因此，本文試圖運用過去研究中提出的“基於內需的全球化”這個概念，以此理順新時期中國經濟內外循環關係的新邏輯。毫無疑問，進一步加大對內開放力度將是實施這一戰略調整的基本路徑和措施。

新環境下需要新發展格局和新戰略轉向

我國1988年提出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雖然從1992年開始我國一些沿海地區開始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戰略，但實質性地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則是從2001年正式加入WTO開始。過去，中國開放發展戰略的基本特徵，是基於低成本優勢利用西方市場進行出口導向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具體來看有幾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它利用的是別國成熟的市場而不是自己的市場。因發展水平和發展程度比較低，收入和消費水平比較低，以及國內市場規模和發育水平比較低，國內市場還無法承擔支持現代經濟成長的功能和重任。

第二，它利用的是本國生產要素相對廉價的比較優勢，而不是技術知識的競爭優勢，僅僅把本國作為加工製造生產裝配的平台，並不承擔研發設計、營銷網絡等非實體性高端活動。

第三，它側重的是“兩頭在外”的循環，而不是基於國內循環為主體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原材料和產成品的市場都在外，國內作為出口加工的“飛地經濟”，而不是以國內經濟循環為主帶動國際經濟循環，因此出口活動與本國的自主創新活動、新興產業發展等之間缺乏邏輯的、必然的聯繫。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經濟，在發展的初始階段採取上述發展戰略、模式和機制，是完全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國內外環境和比較優勢的，實踐證明這種開放戰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現在隨着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迅速提升，我國的比較優勢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過去開放戰略的基本條件和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例如，我們自己的市場規模已經非常龐大，接近100萬億的總需求，而且是全球成長最迅速的市場，因此發展必須更多地利用自己的市場去消化龐大的產能，同時在西方日益高漲的逆全球化趨勢下，它也不可能再為這種龐大的經濟體提供市場，不會允許中國巨大的產能與自己的產業進行競爭。

又如，隨着發展水平的提升，中國國內的要素成本上升不可避免，尤其是勞動力和環境的成本上升迅速，由此決定的動態比較優勢也在發生變化。如果不能走上創新驅動、勞動生產率上升的內涵發展新路，繼續走“拼資源、拼消耗、拼投資”的粗放型發展老路，勢必是不可持續的。

再如，發展戰略過度重視對外循環，忽視內部循環，對一個發展中的本來就處於結構非均衡的大國經濟來説，也會進一步加劇國內發展的產業結構失衡和空間配置失衡，導致產業升級障礙和嚴重的區域矛盾，並影響發展的韌勁和後勁。

中國在新時期的新的高水平開放戰略，必須考慮我們自己的競爭優勢已經從低成本轉向以內需為主，巨大的內需才是我們可以運用的戰略資源，是未來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戰略工具和手段，也是我們的絕對優勢。

其涉及三個戰略維度的根本性轉變：一是如何實現市場利用重心的轉換，把依靠外需的經濟全球化，轉化為依靠內需的經濟全球化，從而不僅避開國際經貿摩擦，而且為世界發展提供中國機會和中國市場。二是如何實現要素利用上重心的切換，把依靠低價要素投入的粗放發展，轉化為依靠創新的轉型升級發展，從而不僅避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低價爭奪，而且為世界市場打開新的需求，創造新的機會，避免處於“夾在中間”的窘境。三是如何進行經濟循環方式的切換，把“兩頭在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大進大出”的以國際經濟循環為主的發展格局，逐步轉化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

因此，新時期新的高水平開放戰略，應該是把過去的“基於出口導向的經濟全球化”戰略轉換為“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戰略。這一戰略的核心要義，是用國家的超大規模市場的磁場效應，吸引全球先進要素來本國進行創新創業，並依託於內需創造的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化，形成推動出口的強大的內在力量。顯然，兩種經濟全球化存在巨大的差異：

第一，實施戰略的出發點完全不同。一個是在內需狹小的前提下，為了促進快速增長而必須利用別人的市場進行出口；另一個是在持續增長40年的基礎上，為了充分利用超大規模內需優勢促進國內外均衡增長和進一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二，實施戰略的比較優勢完全不同。一個是基於生產要素廉價的比較優勢，因此專注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家代工生產；另一個是基於大規模市場的比較優勢，甚至可能今後成為中國經濟的絕對優勢，因此未來可以形成基於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化的廣泛、多樣的優勢產業門類。

第三，戰略實施的路徑完全不同。一個是隻要求企業嵌入全球價值鏈，服從來自跨國企業的治理命令和規則，接受其外包訂單；另一個則要複雜得多，首先要求企業加入或形成國內價值鏈，且在此基礎上形成全球創新鏈，即國內巨型企業或本土跨國公司成為價值鏈高端的治理者，並根據市場需求自主研發設計，向國內外企業進行發包，將產出向全球銷售，這時它的產業鏈是自主可控的。

第四，戰略實施方法完全不同。一個是引進外資、購買原材料機器設備進行加工生產，然後依據外包訂單進行出口。另一個內容廣泛，包括：（1）“走出去”，即通過海外設廠或者海外併購等多種方式，以資本的控制力為突破口，有效提升對全球經濟要素的整合和掌控能力；（2）利用國內市場的巨大吸引力和規模效應的支持，發展逆向外包，吸收外國高級要素為己所用；（3）建設各種內需平台，如以事業平台吸引海外高科技人員來促進我國產業創新發展等。

需要説明的是，中央提出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經濟國際經濟雙循環體系”，與上述關於“基於內需的全球化”的研究，可以説是一個問題的兩種不同的表述。其主要區分在於：前者是從循環關係入手，定義了以內需為主的新的全球化形式；而後者則是從利用誰的市場入手，界定了形成中國參與新的經濟全球化的方法和路徑。

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雙循環發展格局的內在聯繫

針對國內國際新的變化的環境，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出，“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製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着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這個論述給出了“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戰略的內在邏輯聯繫，指出瞭如何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的具體路徑。

從學理性來看，所謂國內大循環，就是指再生產活動的每一個環節，即投資、生產、分配、流通、消費這種有機過程的週而復始所形成的循環，都是以滿足國內需求作為出發點，同時也以此作為落腳點。顯然，這種大循環格局是以內需而不是以外需為基礎的。這與過去的外向型經濟循環即“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有本質的不同，後者是原料、設備進口、產品出口，國內提供的只是產能。

在擴大內需的前提和基礎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格局，其內在的邏輯聯繫大致是：擴大內需—虹吸全球資源—形成以新興產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鏈—以基礎產業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為目標，構建國內經濟為主體的大循環格局——促進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樣一種重塑中國經濟循環的內在邏輯，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解釋：

其一，通過制度改革擴大內需。不斷擴大內需是該戰略的起點和基礎。擴大內需既是一個總量增加的問題，也是一個結構改進的過程。前者與刺激生產性增加和生產率提高有關，這是擴大內需的決定性因素；後者與分蛋糕有關，如何分配好將影響甚至決定後期的蛋糕生產。在一個收入和財富分配扭曲的社會結構中，由於高收入者的消費邊際傾向很低，而低收入者又沒錢消費，那麼即使這個社會財富和收入都很高，也達不到擴大內需的作用。實踐證明，形成中等收入羣體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收入分配結構，是一種最有利於擴大內需的制度結構安排，也是最優的社會結構。

其二，在擴大內需的基礎上，利用內需虹吸全球科技創新資源。內需為什麼可以成為吸收全球先進生產要素的重要力量？這是因為內需會為全球先進要素創造巨大的發展機會。在當今世界，並不是發展程度低的經濟體才有可以投資的機會，恰恰相反，只有內需大的發達國家才有真正的投資機會，只有後者才能為資本和人才創造安全的盈利機遇。為此，一是可以通過建造各種城市化平台，利用內需提供的市場和事業發展機遇，廣泛吸收全球人才和技術；二是可以利用內需優勢發展對全球供應商的外包，在國際外包中利用全球智力資源；三是可以依託內需走出去，參股聯合或者併購外國企業，吸收當地知識技術人士就業，利用其智慧為開拓國內國際市場服務。

Innovation

其三，利用內需誘導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科技政策和產業政策要順勢激勵形成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鏈。過去在外需主導的全球化下，國內產業鏈的基礎是脆弱的，企業往往只做國外研發設計好的訂單，進行簡單加工製造出口，當然無法形成具有自主可控能力的現代產業基礎和產業鏈。自主品牌、自有知識產權的自主創新，只有在內需的主導下才有可能完成。因此在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發展模式下，我國的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要利用好龐大的內需，順勢激勵形成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鏈。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雖然給全球帶來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但是也給經濟活動從物理世界走向數字世界提供了重大機遇。

為此，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要重點放在補鏈、強鏈上：一是用數字化改造傳統產業鏈。對電子、機械、化工產業等進行大規模的信息化改造，既可以提高自動化水平，降低消耗和保證安全生產，又可以為信息化提供巨大的需求支持。二是加速機器換人促進產業鏈升級。機器勞動代替人類勞動正在進入重要的時間拐點。機器換人可以減少服務業人員密切接觸的頻率，減輕各企業單位勞動用工的壓力，提升勞動生產率和改進產品質量，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三是鼓勵培育和引進各種數字服務提供商，通過其對產業鏈上下游的拉動或推動，爭取在人工智能、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網絡安全、集成電路等領域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鏈和生態環境。

其四，以基礎產業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為目標，構建國內經濟為主體的大循環格局。長期以來，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根源在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這表現為實體經濟內部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失衡，以及普遍的一般性產能過剩和高端產能的不足的失衡。而基礎產業高級化程度的不足，特別是生產環節、關鍵技術、重要產品的瓶頸，是高端產能不足的直接原因和結果。產業鏈過於依賴國際經濟循環，過於強調嵌入全球價值鏈低端進行國際代工，也是形成巨大低端產能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端產業

因此，要立足於國內市場，以基礎產業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為目標：一是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突破“卡脖子”的關鍵生產環節和關鍵技術，構建強大的產業技術鏈；二是推進產業組織現代化進程，尤其是要形成產學研政、大中小企業之間的聯合，引導技術經濟關係密切的上下游企業通過兼併收購等重組形式進行聯合，構建強大的企業鏈或供求鏈；三是從形成現代產業鏈的治理結構出發，重點重塑產業鏈“鏈主”，培育產業鏈上的“隱形冠軍”，構建合理分配資源和財富的產業價值鏈；四是建設國內經濟循環關係，尤其是沿海與內地、東北之間，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成渝地區等內部以及相互間的循環關係，構建緊密的產業空間鏈。

其五，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出口導向型經濟全球化戰略下，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國內企業似乎也形成了國內國際雙循環，但實質上仍是以國際經濟為主體的大循環。與此不同的是，在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戰略下，發展的側重點和重心不是全球價值鏈，而是建立和完善國內價值鏈的循環；是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帶動國內企業參與國際經濟循環，以國內經濟循環來促進國際經濟循環。這樣，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經濟體就擺脱了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和控制。但需要強調的，這不是與世界經濟“脱鈎”，而是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中國的市場需求，為全球經濟增量提供中國機遇；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利用全球的資源發展創新經濟，增強自身的競爭能力。

對內開放：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戰略的關鍵因素

實施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戰略，形成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關鍵的問題還在於開放，既要對外開放，更要對內開放。關於全球疫情後中國的進一步開放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們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為了推動開放發展，目前中國的開放戰略的思路面臨着重大的轉換，即從過去強調對外開放轉向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共同促進、共同發展，既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更要以對內開放促進和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和層次。現在對內開放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高於對外開放，進一步對內開放已經成為深化對外開放的基礎和前提。

這裏説的對內開放是相對於對外開放而言，它是我們過去研究不夠的一個重要範疇。這裏“內與外”劃分的基本標準，主要是主體即國民的屬性。對本國國民開放，張開、釋放、解除限制等，就是對內開放；而對外國國民的開放，就是對外開放。過去我們在開放戰略和開放的藝術上，一直是利用對外開放來倒逼對內開放，在這個方面我們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而現在到了只有進一步對內開放，才能促進和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和層次的發展階段。

其一，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對內開放，我們的國內改革就無法深入推進。對內開放與對內改革之間，既有區別也有一些重要的聯繫。從上文給“對內開放”下的定義看，區別主要在於一個強調對本國國民放鬆、解除管制，公平對待本國國民；另一個強調對本國政策、制度和法律的變革。顯然，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緊密聯繫，表現在對本國國民不斷地放鬆限制、平等對待，需要有很多的政策、制度和法律的變革作為保障。在具體的實踐中，我們一直用對外開放來倒逼對內改革的辦法，這是一個很聰明的策略選擇。在一系列國際規則的要求和制約下，舊的計劃體制受到了巨大的衝擊，為了適應這些規則就必須進行國內改革。比如我們為了適應WTO的規則，不得不更多地放鬆對企業和個人的經濟管制，給後者在市場上以更多的自由選擇權利，使政府的做事規則更接近國際慣例的要求。但也應該看到，僅僅開放國門，對舊體制的衝擊還是有限的，很多實質性的東西最終需要有內部的動力來推動變革。如要素市場化改革，尤其是貨幣資本的市場化配置。之所以到今天還要説必須深入推進，説到底是因為它的背後涉及權力關係、利益關係的重大調整和徹底重組。結構性改革所需要的降低行政壁壘、降低企業税費、降低對國有企業補貼等，都涉及對政府職能的改革和權力的再配置，關係到如何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等問題。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對內開放，國內的市場主體尤其是民營經濟就不能在寬鬆自由的環境中發育，市場組織、個人和社會機構就缺少成長的空間，市場工具就沒有運用的條件，市場機制也就無法在資源配置上逐步替代計劃機制。

其二，沒有進一步的對內開放，對外開放就無法深入下去，更無法建立和完善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現在的問題是由於對內開放的相對不足，已經極大地影響和制約了進一步對外開放的能力和水平。比如，國內不少地區之間互不協調的非一體化競爭體制，極大地影響和制約了地區間相互開放的程度和水平，影響了地區間按現代產業鏈的要求進行分工協作的可能性，影響了建設世界先進製造業產業集羣的可能性，這勢必會嚴重製約中國參與全球產業鏈集羣競爭的能力。又如，即便在沿海最發達的長三角地區，因地區間的非一體化也難以在市場競爭基礎上進行合理的產業協同，盲目重複建設情況也十分嚴重。再如，國內市場對民營經濟開放的相對不足，影響和制約了我國民營企業成長為跨國企業的可能性和成長速度，進而影響和制約了民營企業走出去爭取國際話語權的能力。在世界發達國家紛紛限制國有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大背景下，如果我們的民營企業不強，何以參與國際產業競爭？在此意義上可以説，對內開放程度已經成為進一步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前提和基礎。

其三，沒有進一步的對內開放，國內大市場就無法真正形成，那麼就無法依託內需推進經濟的轉型升級。對內開放與近年來一直強調的內需拉動有直接的因果關係，這表現在很多方面：首先，對內開放不足表現為地區間行政壁壘嚴重，各地區呈現出嚴重的市場非一體化格局，或稱為“碎片化經濟”，不僅妨礙資源配置的效率，而且使我國潛在的市場規模優勢難以變成實際的競爭優勢，因此把出口導向的經濟全球化轉變為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也就欠缺基礎和前提。比如，國內市場處於嚴重的分割狀態，或國內市場發育不足、信用不良，企業就不得不選擇出口市場。其次，對內開放不足導致國內經濟缺乏活力和動力，市場取向改革不夠深入，居民和企業缺少經濟選擇權，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國民福利增長緩慢，內需規模成長速度低，因此必須以對內開放、放松管制來刺激國民的生產性努力，激勵生產率提升和改善收入分配態勢，最終形成現實的可利用的超大規模市場。再次，這些年我國擴大消費的戰略之所以難以真正奏效，根本原因還在於對內開放不夠，以及相應的國內改革措施沒有及時跟上。制約中國人消費能力提升的主要原因，在於住房、養老、教育、醫療等沉重負擔，以及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前者造成消費者對未來的預期不穩定，不敢消費；後者形成不利於擴大需求的懸殊的邊際消費傾向。因此，以解除不必要的限制和平等化為特徵的對內開放，以及據此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可以穩定國民對未來的預期，糾偏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失衡狀態，逐步消除制約中國人消費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礙。

其四，沒有進一步的對內開放，也就無法把國內經濟循環與國際經濟循環有機地連接起來，從而可能出現產業鏈、價值鏈、技術鏈的“脱鈎”。過去中國“國內—國際”經濟循環的特徵，在實物形態上是美國消費、中國生產；在貨幣形態上是美國印鈔—中國取得外匯順差—美債形態的中國外匯儲備。這種世界經濟均衡格局是不可能長期維繫的。隨着美國國內中低端產業的不斷外移或關閉，以及產品內分工驅使製造業不斷外包，美國感到國內產業空心化，藍領產業工人利益受到了損害，同時中國也出現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中低端技術鎖定、投資規模過大、國內貨幣發行過多等問題。這時從美國這一端看“國內—國際”經濟循環，在美國遭遇國內日益嚴重的民粹主義等潮流下，必然會因貿易戰等而使得產業鏈、供應鏈出現鬆動或斷裂的現象。2020年開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使這一現象變得更加嚴重。因此，進一步的對內開放，就是要改變長期以來的美國消費、中國生產模式，以形成中國需求、中國市場為目標，致力於拉動全球的要素供給，最終使中國市場為全球經濟復甦和步入正常軌道作貢獻。

當前中國對內開放的層次、關鍵和舉措

那麼，對內開放，究竟是對誰開放？開放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麼？長期以來，究竟有什麼重要的障礙影響着對內開放？怎麼有效地破除？這是一個系統性的改革大問題，需要很多細緻深入的分析，本文在此簡要括之。

對內開放可以從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次來看。從微觀個體的角度看，主要是對本國國民的開放，表現為將政府機構為民眾包辦的一系列經濟事務的選擇權，更多地賦予個人和家庭自由選擇、自我發展；從企業組織的角度看，對內開放主要是對民營經濟的進一步開放，解除民營企業的競爭束縛，運用《競爭法》破除針對民營企業的行政壁壘和政策歧視，使其與外資企業、國有企業的競爭條件更為公平；從部門這個中觀的角度看，對內開放就是要儘可能解除對行業、部門的不必要的管制，約束政府行政壟斷或藉助於國有企業壟斷的行為，實行自由進入和自由退出；從地區這個中觀的角度看，對內開放就是要按地區公平的原則，推進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破除政策的“窪地效應”，減少地區間的開放歧視和不均衡現象，均衡區域間的發展條件和政策的差異；從國家這個宏觀層面看，經濟上的對內開放，就是要放鬆或解除政府對國內經濟事務的不必要的管制措施，在向外國人打開國門、放鬆經濟限制的同時，充分賦予本國民眾經濟自由發展和市場選擇的權利。

長期以來，我們的對外開放態勢一路乘風破浪，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巨大成果，但是為什麼對內開放卻舉步艱難，究竟有什麼重要的障礙在影響着對內開放的步伐呢？這其中的原因，除了有開放的政治藝術選擇等方面的考慮外，主要還是因為在缺少外力衝擊的現有體制內，一些利益關係和階層地位已經固化，觀念上也難以接受改變。因此，要發動大規模的傷筋動骨的體制改革有着難以想象的實際困難。對外開放打開國門，讓人們走出去，讓先進技術和要素走進來，這些都是在開始階段惠及幾乎所有人的改革，自然會受到各階層的衷心擁護。但是隨着開放的深入，某些開放方面的措施必然要觸及某些階層和利益集團的重要利益關係和結構，這時深度開放就與國內深層次改革一樣，會遇到種種阻力。比如，形成大規模市場必須改革收入分配體制，改變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國有企業長期佔比過大的分配格局，這其實是利益關係和結構的重大調整，需要以人民為中心進行分配權力的調整和再配置。

總體上來看，我國實施對內開放的關鍵點在於，要讓各級政府承擔起更多的公共事務和追求人民福利的職能，逐步減少它對市場性、盈利性事務的直接插手和不必要的干預，讓民眾有更多的市場選擇權。由此所決定的國內改革，也要從政府內部的縱向權力關係的調整，轉向政府與社會、市場與個人的橫向改革。其基本目標是塑造能夠自我承擔風險、自我擴張、自我收縮、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當前，我國急需通過實施對內開放來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和層次，有效舉措主要有：

一是進行國民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改革的目標是激勵國內潛在市場現實化，促進現代消費能力的形成，重點是改變資本收入與勞動收入的結構，大力提升國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努力降低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讓中等收入階層逐步形成並具有強大的消費能力。

二是要分區域推進經濟高質量一體化戰略，重點在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成渝地區運用國家戰略破除區域行政障礙，進行高質量一體化發展試驗，然後總結經驗逐步推開。如果這些中國的主要發達地區都已經實現了區域一體化發展，在此基礎上再進行相互開放，那麼中國統一、開放、競爭和有序的大市場格局就基本形成了。

三是要重點拆除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着的各種“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進入障礙，使其享受與其他所有制企業更為平等的競爭條件，重點鼓勵其進行併購發展和創新發展，鼓勵其“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迅速做精做強，從而形成馳騁全球市場的競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