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長沙、江西、延安、西柏坡，做對了什麼？_風聞
已注销用户-2021-06-27 19:37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一百年前，一艘紅船從嘉興南湖駛出，引領一個民族書寫救亡圖存的壯麗史詩；一百年後，紅船駛過的地方，紅色土地換了人間。
在百年間，中國共產黨中湧現出無數仁人志士，他們身先士卒、鞠躬盡瘁、捨生忘死。瞭望智庫推出#革命先行者#專題，緬懷革命路上的優秀共產黨員。
今天，我們回顧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產生、發展的歷史軌跡，感受以陳獨秀、李大釗、邵飄萍和毛澤東等為代表的報人們的上下求索，再現黨的新聞事業從無到有、與時俱進的艱辛、光輝歷程。
文 | 陳開和 陳建雲 徐新平 陳信凌 郭小良 喬雲霞
編輯 | 謝芳 瞭望智庫
本文由瞭望智庫授權綜編自2021年5月22日在廣西大學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百年新聞思想與新聞實踐研討會”專場論壇，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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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先聲奪人
文 | 陳開和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之前，在五四運動前後，北平已經成為我國先進知識分子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李大釗、陳獨秀和邵飄萍是其中的傑出代表，他們創辦報紙雜誌，撰寫政論文章，指導新一代青年從事新聞研究和實踐，是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當之無愧的先驅者。
李大釗。
先從李大釗説起。
從1913年到1925年，李大釗（1889-1927）先後主編、編輯或指導出版的報刊近20種，為二三十家報刊撰寫政論、時評、通訊、詩歌等300多篇，百餘萬字。五四運動前後，李大釗活躍於北京高校和新聞傳播界，從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中，李大釗起着主要作用。
1916年8月15日，北京《晨鐘》報創刊，李大釗應邀擔任編輯主任，但由於和控制該報的研究系政客湯化龍等的矛盾，他在9月5日辭去職務。在短短22天中，李大釗積極宣傳愛國主義、民主主義思想，他撰寫的發刊詞《〈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號召青年勇擔創造“青春中華”的大任，“與境遇奮鬥，與時代奮鬥，與經驗奮鬥”，來“鼓舞青年中華之運動，培植青春中華之根基”。
1917年1月，章士釗在北京創立《甲寅》日刊，李大釗應約擔任該刊編輯。此後半年多，李大釗在《甲寅》日刊上發表近70篇文章，其中包括對俄國“二月革命”後局勢的一系列分析文章，為他在“十月革命”後進一步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埋下了伏筆。
1918年1月，李大釗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採取“兼容互需”的藏書建設方針，引進大批國外進步書刊，其中有包括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在內的馬恩列著作和當時新近出版的其他研究社會主義的著作。他還積極推動有關書籍的中文翻譯、編寫及出版，使北京大學圖書館成為國內第一所利用書刊系統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圖書館。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説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為建黨做了重要準備。該研究會後來又建立“亢慕義齋”，收藏馬克思主義文獻。
【注：“亢慕義”是德文“Kommunismus”的音譯，意為共產主義。“亢慕義齋”即為“共產主義室”。從名字上看，“亢慕義齋”將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説與中國文化傳統相結合，與成立本身的目的一樣，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起。】
“十月革命”後，李大釗先後參與創辦《每週評論》雜誌、《少年中國》月刊等刊物，引導《京報》和《京報副刊》《晨報副鐫》的革新，在《言治》《新青年》《每週評論》等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1918年7月）、《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1918年11月）、《新紀元》（1919年1月）、《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9月）等一系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倡行“知識、誠篤、勇氣”兼備的政論家素質和“察其變，搜其實，會其通”的辦報要義。
陳獨秀。
再看陳獨秀的報刊活動與建黨準備。
陳獨秀（1879-1942）於1917年初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隨之從上海遷到北京，到1920年2月返回上海，他在北京居住、工作了三年時間。在此期間，他逐漸站到了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五四運動以後，陳獨秀宣稱，我國不應當再走“歐美、日本的錯路”，明確宣佈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
《新青年》遷到北京後，圍繞陳獨秀形成了一批以北京大學知識分子為主力的編輯陣營，這個陣營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有着密切關係。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回顧道，“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羣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説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
1918年12月，《每週評論》創刊，陳獨秀任主編，他更多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其評論文章成為後來五四運動的重要推動力量。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入獄，9月出獄後他的觀念發生重要變化。同年12月1日，他發表《〈新青年〉宣言》，響亮提出了“民眾運動，社會改造”的主張，表示要“和過去及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係”。
1920年1月，陳獨秀在武漢發表《社會改造的方法和信仰》演講，明確提出自己對“平等”和“勞動”的信仰，主張“打破階級的制度，實行平民社會主義”。
1920年2月，陳獨秀由李大釗護送赴天津，途中兩人相約共同發起組織創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
與李大釗、陳獨秀相比，五四前後，邵飄萍（1886-1926）與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聯繫並不為人熟知。事實上，通過參與指導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以及《京報》的新聞報道和副刊專欄等，邵飄萍為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和發展做出了獨特的重要貢獻。
邵飄萍。
邵飄萍在留學日本期間，即通過章士釗的介紹與李大釗結識。1916年回國後，他擔任《申報》駐北京特派記者兩年，撰寫“北京特約通訊”22萬多字。1918年7月，邵飄萍創辦我國最早自辦通訊社“北京新聞編譯社”，同年10月創辦《京報》，任社長。在五四運動中，《京報》的新聞言論和邵飄萍本人都對運動的進程發揮了重要而直接的作用。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邵飄萍擔任研究會導師之一，研究會的首批學員就有毛澤東、羅章龍、高君宇、譚平山等人，他們後來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
1919年8月21日，《京報》被查封，邵飄萍再度流亡日本。其間他潛心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出《俄國新政府之過去現在未來》《俄國大革命史》《新俄國研究》《綜合研究各國社會思潮》等文章和著作，系統介紹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表達自己對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認同，在國內產生廣泛影響。
1920年7月，邵飄萍回國恢復《京報》，大量刊載宣傳介紹蘇俄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對於北京大學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他也給予多方面的支持。
******一百多年過去了，站在今天回望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之前，李大釗、陳獨秀、邵飄萍都已經在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們在這一時期的新聞工作，為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和新聞理念發出了先聲，奠定了基礎。為了傳播救國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國的發展道路，他們不顧個人安危得失，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初心使命的光芒。
2
上海：輿論矩陣
文 | 陳建雲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1920年2月，陳獨秀秘密離開北京回到上海，在上海編輯出版《新青年》月刊，同時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積極籌劃建立中共組織。1920年5月，陳獨秀把《新青年》第7卷第6號編成《勞動節紀念》專號，喚起工人從要求資本家改善待遇到爭得管理權的覺悟。
《新青年》雜誌。
《勞動節紀念》專號是《新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一個里程碑，標誌着該刊已經轉向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
1920年7月，中共上海發起組成立，決定將《新青年》從第8卷第1號起改組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改組後，編輯部增加李漢俊、陳望道等中共發起組成員參與編輯撰稿工作，解除與羣益書店的關係，成立“新青年社”獨立印行，從組織上、經濟上加強上海發起組對《新青年》的領導。
從第8卷第1號開始，《新青年》重新設計了封面，正中繪製了一幅地球圖案，從東西兩半球伸出兩隻強勁有力的手緊緊相握，暗示“中國人民與十月革命後的蘇維埃俄羅斯必須緊緊團結”、全世界無產階級要團結起來；增闢《俄羅斯研究》專欄，刷新論説、通信、隨感錄等欄目，用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來引導讀者。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正式成立，《新青年》也隨之成為中共的理論刊物，徹底完成了從民主主義同人刊物到黨的機關刊物的轉變。
【注：同人刊物是指由趣味、志向相投的自願結合的獨立小羣體創辦的刊物。】
1922年9月1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創辦《嚮導》週報，以滿足二大召開後新形勢下的宣傳工作需要。《嚮導》是中共中央出版的第一個政治機關報，由蔡和森、瞿秋白等先後主編，緊緊圍繞黨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軍閥的任務，積極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推動國共合作，指導工農運動。《嚮導》週報出版5年共201期，每期最高發行量近10萬份，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後，帝國主義開動新聞宣傳機器對這場羣眾性反帝愛國運動進行造謠污衊，設在上海租界的《申報》《商報》等又採取消極妥協甚至媚外態度，不敢如實報道事實真相。鑑於此，中共中央於1925年6月4日在上海創辦了《熱血日報》，用大量篇幅揭露帝國主義的罪行，鞭撻北洋軍閥政府賣國媚外的醜態，歌頌革命人民在反帝鬥爭中的英勇行為，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深受廣大羣眾的歡迎和支持。《熱血日報》雖然僅出版24期就被迫停刊，但是為黨經辦日報積累了初步經驗。
除了《新青年》月刊、《嚮導》週報、《熱血日報》，黨、工、青還在上海同時或先後創辦了《勞動界》《共產黨》《前鋒》《中國青年》等報刊，形成了一個頗具聲勢的新聞宣傳陣線。
初創期黨在上海的新聞宣傳工作，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精英辦報，奠基大業。
黨在上海經辦的報刊的主編，例如《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嚮導》主編蔡和森、瞿秋白，《熱血日報》主編瞿秋白，《中國青年》主編惲代英等人，均為早期黨的領袖或骨幹，同時也是卓越的理論家、宣傳家，保證了黨報的政治方向、理論品質和宣傳效果。
第二，宣傳主義，破立結合。
黨在上海創辦的報刊，注重正面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説與批判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潮相結合。《新青年》改組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機關刊物後，一方面發表陳獨秀的《馬克思學説》、李大釗的《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等專論，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一方面組織出版《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第8卷第4號）、《討論無政府主義》（第9卷第4號）專輯，通過論戰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與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界限，為黨的建立清除了思想障礙。這種“破立結合”的宣傳手法，有助於民眾澄清是非，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支持新興的革命事業。
第三，聯繫羣眾，指導革命。
《新青年》的《勞動節紀念》專號，發表各地工人運動、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反映覺悟工人組建勞工團體的要求。《嚮導》週報在宣傳鼓動開展工農運動的同時，十分注意總結羣眾的鬥爭經驗，並對污衊工農運動的種種謬論予以回擊，保護了羣眾鬥爭的積極性。《熱血日報》總結“五卅運動”的經驗，指出分清敵友、發動和組織農民羣眾、建立平民武裝，才能取得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熱血日報》的經驗總結，為反帝愛國運動指明瞭正確方向。
第四，桴鼓相應，形成合力。
《共產黨》月刊是中共上海發起組於1920年11月創辦的一份刊物，為安全起見，該刊不標明編輯、印刷、發行的地點，作者全用化名。不過，《新青年》逐期登出《共產黨》的要目和廣告啓事，併為其提供稿件。藉助《新青年》，《共產黨》月刊巧妙地成為一份半秘密半公開的刊物。《前鋒》與《新青年》《嚮導》等報刊，在宣傳上聲氣相通，密切配合。
黨在上海經辦的報刊，互相配合與支持，形成了新聞宣傳的“媒體矩陣”，產生了強大的輿論合力。
上海作為黨的新聞宣傳事業的起航之地，孕育、誕生了《新青年》《嚮導》《熱血日報》等一批著名的黨報黨刊。黨創立前後在上海的辦報實踐與經驗，為黨的新聞宣傳事業的未來發展奠定了深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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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獨特風格
文 | 徐新平 湖南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湘江評論》是毛澤東創辦並主編的第一個正式報紙，李大釗曾經稱讚《湘江評論》是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的報刊之一。
《湘江評論》和青年毛澤東。
1919年7月14日，《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是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這一年，毛澤東26歲。這份報紙與《新青年》《每週評論》《覺悟》《勞動界》等等，都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第一批紅色報刊。
第一批紅色報刊(1915-1921)具有幾個共同的特點：
第一，都是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掀起的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創辦起來的，主編們都贊同和接受新文化運動的主張。
第二，報刊宗旨都是為了反帝反封建，宣傳民主科學的新思潮，喚起民眾的覺悟。
第三，編輯們都開始接觸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贊同和擁護社會主義學説。因此，在報刊中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並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分析問題。
第四，編輯業務和欄目設計上都有對《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模仿。
《湘江評論》出版的第二天，長沙的報紙刊發消息説：“《湘江評論》已於昨日出版了，內容仿北京的《每週評論》，分西方大事述評，東方大事述評，世界雜評，湘江雜評，新文藝等。全用白話，很是精彩。”《新青年》也有“國外大事紀”和“國內大事紀”欄目。
第五，第一批紅色報刊都屬於“同人辦報”。
以上是《湘江評論》與同期紅色刊物的共性，它還有着自己的個性。
第一，一面世就表現出強烈的戰鬥性。
毛澤東在創刊宣言中説：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而被捕。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第一期的文章《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中説：
陳君之被捕，決不能損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着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陳君至堅至高精神的毫末。
第二，擁有遠大的眼光與地方特色。
胡適在收到4期《湘江評論》之後，於1919年8月24日《每週評論》的《介紹新出版物》中説：《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眾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樂觀。
所謂遠大的眼光，就是對中國未來發展的趨勢和世界當前局勢準確深刻的把握。在《創刊宣言》和《民眾大聯合》兩篇文章中，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創刊宣言》開篇就説：
“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唱，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這種潮流，任是什麼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麼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
所謂地方特色，就是專門設計了“湘江雜評”“湘江大事述評”欄目，專門報道和評論發生在湖南的事情。
1919年7月20日上海出版的《湖南》雜誌説：“著論選材，皆極精闢，誠吾湘此前未有之佳報。欲知世界趨勢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閲。”
第三，毛澤東“消息中加議論”的獨特觀點來自於《湘江評論》的實踐。
1931年3月，毛澤東在《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中説：
要在消息中插句把兩句議論進去，使看的人明白這件事的意義。但不可發得太多，一條新聞中插上三句議論就覺得太多了。插議論要插得有勁，疲疲沓沓的不插還好些。不要條條都插議論。
毛澤東的這一觀點與他在《湘江評論》中的實踐有着密切的關係。
《湘江評論》中的“述評”文章大部分出自毛澤東之手。這些述評或雜評，針對當時的熱點事件，述評結合，夾敍夾議，言簡意賅。
例如，《湘江評論》創刊號“世界雜評”欄目中刊載了16條，全是毛澤東一個人寫的。其中一條是：
各國沒有明倫堂
康有為因為廣州修馬路，要拆毀明倫堂，動了肝火。打電給岑伍，斥為“侮聖滅倫”。説：“遍遊各國，未之前聞。”康先生的話真不錯，遍遊各國，哪裏尋得出孔子，更尋不出什麼明倫堂。（澤東）
第四，體現了獨特的“毛氏文風”：樸實生動、精闢有力。
《湘江評論》在創刊宣言中寫道：
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
在《民眾大聯合》一文中指出：
我們知道了，我們覺醒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説，誰説？我們不幹，誰幹？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總之，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及其早期新聞活動，既有中國共產黨第一批紅色報刊的共同特點，又有其獨特的個性，是毛澤東新聞思想和新聞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紅色報刊一面世，就呈現出了與中國傳統報刊不一樣的特色和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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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負重前行
文 | 陳信凌 南昌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上個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同時也開啓了中國共產黨系統性、規模化、條塊型新聞事業的先河。正是有了這種新型體制強有力的保障，中央蘇區的新聞傳播事業一空依傍、負重前行，充分發揮了新聞媒體的社會功能。
位於江西瑞金市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舊址。
第一，提高了羣眾的文化水準與政治意識。
根據蘇區廣大工農羣眾與紅軍戰士文化水平偏低，基本上沒有能力獨立閲讀報紙的特點，中央報刊都有直接組織或者引導組織讀報活動的計劃。《紅色中華》報在第49期上的一個《特別通知》中，給該報的通訊員規定了五項主要任務，其中，第五項任務是“建立讀報小組，爭取廣大的讀者”。
《青年實話》還在第3卷第8號中開闢《文盲的學校》欄目，專門刊登一些掃盲的讀物，以發揮報紙在知識與文化傳授中的“教師”功能。編輯在該欄目的按語中説：“在消滅文盲運動中，往往感覺到沒有適當的課本，本報以後將逐期在這文盲的學校中，供給各地一些教材寫在下面，有許多字雖然字形差不多，字音和字義就完全不同的，不留心學習的話，你往往在寫書信或文件中，做出許多錯誤來。”
第二，掀起了蘇區共克時艱的運動浪潮。
紅色蘇區一直是在以國民黨政府軍隊為代表的各種敵對武裝勢力的圍困下生存的，而且這種圍困還時常表現為大兵壓境、步步相逼的“圍剿”。在這種嚴酷的情勢下，蘇區的報刊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
首先，投入擴大紅軍隊伍運動。在擴紅運動的宣傳上，蘇區報刊給人的整體印象是，形式多樣，聲勢宏大。其中，除了一般的新聞報道外，還有社論、文件、漫畫、工作總結、公開信函等，往往是以整版的形式出現，還要加上醒目的通欄標題。這類標題具有標語口號的特點，可以帶來較大的聲勢。
再者，推動節省經濟、退還公債運動。這兩個運動一直持續地展開，沒有停歇，蘇區的報刊投入其中，傾力助推。《紅色中華》報更是挺身而出，登高一呼，在第58期刊發了《本報號召立刻開始節省一個銅板，退回公債，減少伙食費的運動！》一文。
第三，積累了系統管理傳媒的經驗。
媒體的設置與佈局，是媒體管理的基礎性環節，能夠充分體現媒體管理的制度性特徵和整體性理念。中央蘇區報刊只經過五六年時間，便從20種猛增到200餘種，報刊設置的總體特徵是：縱橫佈局，錯落配置。
從縱向方面來看，當時的蘇區根據行政的層級進行報刊的系統佈局，呈縱向貫通與延伸，層次分明，結構清晰。就橫向的特定層級而言，各個具體的報刊分別歸屬於不同的系統或機構，擁有各自辦刊辦報的目標、定位與受眾，相互之間的區隔很清晰。
對於報刊的具體引導與管理，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大多非常重視，他們往往直接發表文章，對新聞業務工作提出指導性意見，或者針對報刊出現的一些現象，提出自己的引導性評析與推斷。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毛澤東的《怎樣辦〈時事簡報〉》，張聞天的《關於我們的報紙》等。
第四，形成了延續至今的新聞理念。
支撐與引導我國新聞實踐的中國共產黨的新聞理論，其出現與形成經歷了一個不斷累積與演化的過程。可以説，蘇區時期早期共產黨人在新聞實踐與新聞理論方面的探索，對這套理論的定型具有奠基性的意義。
首先，蘇區的報刊都有為黨和蘇維埃政府中心工作服務的自覺性。李富春在《紅色中華》報辦報百期紀念的時候，特別從這個角度予以充分的肯定：“它根據黨和蘇維埃所提出的中心任務和口號更具體的宣傳和號召廣大羣眾為實現這些任務而鬥爭，得到了千千萬萬羣眾的有力回答。”
其次，全黨辦報的觀念在蘇區時期基本成型。張聞天強調：“每一個同志，尤其是黨的幹部與黨的指導者，閲讀黨報，給黨報做文章是他們的實際工作與領導工作的有機組成部分。”
最後，蘇區時期的共產黨人已經認識到在報紙上開展新聞批評的重要意義。《紅色中華》報的“突擊隊”“鐵棍”“鐵錘”等欄目，《青年實話》的“輕騎隊”，《紅星》報的“自我批評”，都是專門發表批評性文稿的園地。
中央蘇區新聞事業為了一個新生的工農政權的生存竭情呼號，其所展開的全部探索與實踐，已經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筆精神遺產，為延安時期的新聞工作，乃至新中國成立後的人民新聞事業的發展與繁榮，提供了珍貴的思想源泉與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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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改版改革
文 | 郭小良 延安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延安是新中國的搖籃，也是新中國新聞出版事業的發祥地。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快速發展、新聞思想逐步成熟、黨報理論形成，在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進程中有着重要的歷史地位。
延安是新中國的搖籃，也是新中國新聞出版事業的發祥地。
第一，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新聞宣傳體系。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紅色中華》便在保安（志丹縣）復刊。1937年1月，紅中社隨中共中央由保安遷到延安後易名為新華通訊社，《紅色中華》改名為《新中華報》。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台開始播音。至此，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建立起了以黨報為主，報刊、通訊社、電台三位一體的新聞事業體系。
1941創刊於延安的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是中國共產黨人對20年來領導黨報工作經驗的全面總結與創新，揭開了中共黨報史上的新篇章。此外，中央級或者具有中央級媒體性質的還有《解放週刊》、誕生於延安王皮灣的陝北新華廣播電台、《八路軍軍政雜誌》《中國婦女》《中國青年》《中國工人》等；邊區級的刊物有《隴東報》《大眾報》《關中報》《三邊報》《邊區羣眾報》等；縣級報紙有《延川報》《米脂報》《羣眾生活》《農村生活》等；鄉一級主要傳播媒體為黑板報、壁報。
由此，中國共產黨從陝甘寧邊區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出發，探索、建立了適應革命形勢發展需要的新聞宣傳體系。這一體系對新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具有鑄定模式的意義，對今天新聞媒體層級格局產生重要影響。
第二，推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中國化。
《解放日報》的改版，是黨報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次改革。
《解放日報》的改版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改版在報紙的羣眾性方面解決了一定的問題。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對《解放日報》作出新的決定，指出《解放日報》“未完全成為中央的機關報”。於是，改版的第二階段集中解決增強報紙黨性的問題，將黨性、人民性、組織性、戰鬥性作為基本遵循，並一統於黨性。
從1942年4月1日發表社論《致讀者》開始，到1944年2月16日發表社論《本報創刊一千期》，《解放日報》用1年10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從一張“不完全的黨報”到一張“完全的黨報”的轉變，完成了從“清涼山人辦報”到全黨辦報和羣眾辦報的轉變。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日報》的改版，帶動了各個抗日根據地、各級黨報和軍報的改版。以貫徹中央《為改造黨報的通知》，以中央黨報《解放日報》為榜樣，各報社陸續開始了積極的自我檢查、自我批評，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中國具體革命環境的結合。
黨的新聞宣傳工作的基本原理、重要原則、重要理論成果的形成，均與這一次大規模、多層面的報紙改版活動相關。
第三，建立縱橫交錯的信息傳播網絡。
根據1944年底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處對外公佈的數據，邊區轄有延屬、綏德、關中、隴東、三邊5個分區，31個縣（市），214個區、1254個鄉。其中，包含人口150萬人，面積近13萬平方公里，地廣人稀，人口分佈不均勻是其主要特徵，加之交通極為落後，嚴重製約新聞事業的發展和信息的有效傳播。
中國共產黨依靠有效的組織體系、高效的發行隊伍、龐大的通訊員隊伍克服了以上困難，實現了新聞事業的健康發展，建立了邊區—分區—縣—區委的層層歸屬的縱向組織結構；黨報委員會、文化委員會、編審委員會、發行部和通訊員網為覆蓋的橫向體系。這樣一種縱橫交錯、控制力極強的新聞宣傳工作管理體系是對邊區地廣人稀、交通滯後最有效的應對措施，有力地推動了新聞事業的發展。
另外，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新聞宣傳工作的過程中，還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教育、媒介素養教育和正規的新聞高等教育，以及通訊員工作的創新性開展，為新聞事業發展營造了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和新聞人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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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繁榮發展
文 | 喬雲霞 河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從1947年5月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遷移北平，這１年10個月構成了中共黨史上的“西柏坡時期”。******共產黨人負有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世界一身兼二任的特殊使命，在歷史轉折時期形成了西柏坡精神，即“趕考”精神。為了迎接新中國成立，黨中央對解放區的部隊及行政編制做了合併，對新聞機構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合。
革命聖地西柏坡。
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與晉察冀總分社合併，成立華北總分社。晉冀魯豫邊區機關報《人民日報》與晉察冀邊區機關報《晉察冀日報》合併，出版新的《人民日報》，作為中共中央華北局的機關報。
1948年6月15日，合併後的《人民日報》用毛澤東親筆題寫的報頭，刊登了社論《華北解放區的當前任務——代創刊詞》，在平山縣裏莊正式創刊。報社一邊向土改區、戰鬥一線派記者採訪報道，一邊辦培訓班，培養辦報的新人。
1948年5月23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前身——陝北新華廣播電台從涉縣沙河村遷至平山播音，發射功率是延安台的十倍，信號覆蓋南京、上海甚至歐美地區。廣播電台報道了土地革命和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廣播的結束語均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因此，共產黨在新聞輿論戰中做到了以我為主，先聲奪人，用主渠道的消息佔領新聞宣傳陣地，從而使戰時新聞宣傳形成我軍必勝、蔣軍必敗的輿論定勢。
這一時期也是英文廣播的重要發展期，廣播承擔起對外宣傳的重任，影響力進一步提高。這一時期對新解放的城市，都利用敵人的設備迅速建立了廣播電台。
1948年10月，中央加強了對新華社的領導，任命胡喬木為新華社總編輯，並決定抽調一部分業務骨幹在西柏坡集體辦公。新華社集編印《參考消息》、通訊社、廣播電台三重任務於一身，以新聞發佈的權威性和準確性，成為黨中央最信賴的“新聞發言人”。
1948年4月2日，毛澤東在從山西五台山前往西柏坡的轉戰中，途經晉綏地區，接見《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發表了《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從全黨和全局的高度，較為系統地闡述了黨報性質任務和功能作用、辦報方針原則和策略方法、報紙風格及新聞工作者作風，以及全黨辦報、羣眾辦報等有關黨的新聞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問題。他親自動手寫新聞、寫理論文章，由新華社向外播發，供報刊、廣播所用。
僅在三大戰役期間，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和修改的評論、述評、廣播稿和消息等作品就多達17篇。
西柏坡時期，新聞媒體的形態更加豐富。《工人日報》《解放軍畫報》《中國青年》《人民郵電報》等行業報和專業報刊繁榮發展起來，向着北平蓄勢待發。1947年11月12日，中共第一張城市黨報——《石家莊日報》的前身《新石門日報》創刊。194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了《關於城市黨報方針的指示》，就城市黨報的讀者對象、消息報道及報紙副刊等問題，提出了原則性意見。
1948年9、10月間，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有關部門在平山縣陳家峪舉辦了一次培訓班，叫做“華北記者團”，劉少奇在培訓班上的講話，即《對華北記者團的談話》，成為經典文獻。其一，以政治家的視野認為新聞媒介是黨和人民聯繫的橋樑。其二，提出新聞工作者應具備四個條件：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高度的馬列主義理論和思想修養；獨立地做相當艱苦的工作；熟悉黨的路線和政策。其三，對新聞報道提出了“真實、全面、深刻、精彩”四項基本要求，特別強調新聞的真實性。
******這一時期的新聞實踐構築起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基本框架。******黨的新聞事業迅速發展壯大，成就了新聞宣傳配合中心任務、履行歷史使命的最優秀範本。其間的新聞實踐則生動記錄了波瀾壯闊的土地革命和三大戰役，傳承了紅色基因。“兩個務必”向全黨提出了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建設、拒腐防變、艱苦創業的告誡，同時也構成了新聞工作者的道德根基與靈魂。
【注：“兩個務必”是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要求全黨在勝利面前要保持清醒頭腦，在奪取全國政權後要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