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先生，你錯了，這不是一場戰爭_風聞

文/老C

拜登認為，中美競爭是一場不同政治體制之間的戰爭（Battle)。

他大錯特錯了。不同社會組織形式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共存和相互學習借鑑，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生物需要多樣性。以全人類的視角看，政治體制也需要多樣性。

1、

2021年3月，拜登在白宮記者招待會上對中美競爭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紐約時報做了如下報道。

紐約時報翻譯成較量已經是輕描淡寫了。拜登的英文原文是Battle （戰爭、戰役）

“It is clear, absolutely clear — and most of the scholars I dealt with at  Penn agree with me around the country — that this is a battle between  the utility of democracies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autocracies.”

拜登先生，你錯了。人類社會有着各種各樣的組織形式，即使西方民主制度下，也有不同的組織形式，不同的體制。

生物有多樣性，人類的組織形式也有多樣性。民主只是人類組織形式中的一種。

組織形式的多樣性和不斷演進，是人類進化歷程的一部分。

不同社會組織形式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共存和相互學習借鑑，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戰爭。

2、

在美國，也存在各種各樣的組織形式。在政治領域，確實選舉政治是絕對主流。

如果二三十年前，中國人對美國的態度是仰視，覺得美國什麼地方都比中國好。那時，很多人覺得選舉民主制能解決一切問題，美國因民主而強大。

但今天，大部分中國人對美國的態度是平視，覺得美國有優點也有缺點。我們要吸收學習的是美國的優點，而並非美國的全部。

美國最優秀的部分，最值得中國學習的部分是什麼？我的觀點，第一是優秀的企業，第二是優秀的大學和學術科研界。

不可否認，美國跨國企業是全球範圍內的佼佼者。與同為發達國家的歐洲和日本相比，美國企業運作最好，利潤率最高，也最具創新能力的。上一代的企業明星，GE、CISCO、微軟、寶潔和這一代的明星Google、Amazon、FB、Apple、Tesla，都是非常優秀的企業。他們創造了讓全世界人們都樂於使用的高技術產品，並賺取了海量利潤。

美國的大學也是全球範圍的佼佼者。老實説，中國頂尖大學與美國頂尖大學之間的差距，也許比頂尖企業之間的差距更大。

至於政府治理能力如何？現在估計很多國人已經不會認為美國政府比中國政府有更強的治理能力了吧。過去，很多喜歡美國體制的人常説，只有自由民主的土壤才能長出創新的花朵。

真的是這樣嗎？美國創新的來源不是美國政府和議會，是企業和大學，但企業和大學的組織形式是什麼樣的呢？

3、

曾經看過一本寫通用電氣（GE）的企業傳記，裏面提到了韋爾奇是怎麼找接班人的。

1993年，韋爾奇告知GE董事會，他將在2001年65歲的時候退出。1994年春天，離韋爾奇退休還有7年，GE公司就開始啓動選拔接班人的工作。首先，由韋爾奇和另外兩名副總裁組成的三人小組，列出了一個23人的初選名單。其中7人為副總裁級別，另外16人為有發展潛力的事業部負責人。

1997年底，這個初選名單被縮短到了8個人。在1998年底，最終候選人名單隻有三個人了。2000年4月，在距離最終結果揭曉還有大半年時，韋爾奇要求三位候選人各自物色自己部門的接班人，並在未來半年逐漸移交工作。最終三個人中，只有一個人能夠勝出，輸掉的兩個人將離開GE。

2000年10月底，韋爾奇提名伊梅爾特做為自己的接班人，然後董事會在11月24日一致通過。2001年9月，伊梅爾特正式接任CEO。

從現在的結果看，韋爾奇無疑是選錯了人，伊梅爾特在GE的表現並不好。但另外兩名候選人的後面的職業生涯也不能算明星企業家。

但，今天我想討論的不是選擇的結果，而是選擇的流程。

在表面上，企業的CEO產生，也應該是一個選舉流程。股東大會選舉產生董事會，董事會提名CEO候選人，股東大會確認通過。這個流程和政治領域中，選民選議員（選舉團），議員（選舉團）選總統/總理是非常類似的。區別就是政治上一人一票，企業中一股一票。

GE這樣的現代大型企業，股權也高度分散，沒有一股獨大的控股股東。理論上每個股東都有投票權。

然而，真實的流程壓根兒就不是這樣。

是CEO和高管列出初選名單，董事會參與評估，提出意見。然後CEO提名，董事會通過。一般情況，董事會通過就算板上釘釘，股東大會就是橡皮圖章，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

GE選擇接班人，與其説是選舉制，不如説是韋爾奇個人意志的體現，是禪讓。

韋爾奇無疑是一個強勢CEO，他可以完全決定接班人的人選。如果CEO比較弱勢，就必須考慮董事會上其他董事的意見。

但無論是一個人決定，還是幾個人共同決定，大企業CEO的選擇，都不是真正的股東選舉產生。而是企業最頂層精英，在董事會這個層面互相討論協商的結果。

長名單，短名單，人事考察，小範圍討論確認。這是企業CEO和高管的任命流程。看完GE選擇接班人CEO，大家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和民主政治中，分黨派，黨內初選選出黨的候選人，然後兩黨或者多黨共同競選拉票，完全是兩回事。企業選CEO，股東投票只是走一個過場而已。

如果用對政治術語來描述企業的管理機制，幾乎全部企業，都是按照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的原則來管理的，甚至部分企業的管理方式可以用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來形容。

4、

美國大學找校長，當然比企業找CEO要民主一些，但所謂的選舉絕大多數情況也是走過場。

根據約翰·內森等所著的《搜尋校長：選拔與任命大學校長過程指南》一書所説，美國大學校長的選拔，需要大致經歷幾個步驟：確立搜尋與選拔的機制；建立搜尋委員會；確定人選的標準；選擇大量的候選人；甄別候選人；面試候選人；選出最終的候選人；任命校長。

以哈佛為例，哈佛有兩大管理機構，一個是哈佛董事會，一個是校監會。哈佛董事會由校長與另外6名成員共計7人組成，是哈佛的最高機構也是執行機構，而哈佛校監會則由30位成員組成，它主要是一個諮詢機構。根據哈佛的憲章，新校長的選拔與產生由哈佛董事會負責，會商並獲得哈佛校監會的同意。

哈佛校長選舉，存在一個選舉環節，是董事會層面7個人投票選出，也是一個小範圍投票的選舉。我沒有查到對這類選舉是否需要提名多個候選人，然後董事會選舉。但考慮到一共只有7名董事7張票，估計一次提名多人，也不太現實吧。

牛津大學的校長（Chancellor）倒是一個很正式的選舉，多個候選人，由幾千名校友投票產生。也有拉票這些行為。但牛津的校長職位更多的是名譽性的，大多是貴族出任。

真正管事的是執行校長（Vice-Chancellor)。這個職位的產生流程我沒有查到太具體的信息，但從媒體報道上，是隻提名一人，然後小範圍內批准。

大學選校長的流程，也並非真正意義的選舉。更多的還是長名單、短名單、小圈子協商、提名一個候選人、走過場的選舉批准。

那麼問題來了：

西方或美國，最具活力和創新力的組織，優秀企業和優秀大學，他們選擇領導者的方式都不是民主選舉，而是從候選人長名單短名單開始，然後小圈子精英協商妥協提名，然後選舉走走過場。

那為啥政府的組織形態，和官員的產生，就只能靠選舉呢？如果不通過選舉產生官員，就被認為是違反普世價值，要被批判？

5、

如果我們設想，企業的CEO也通過和西方政府類似的民主選舉產生，會是一個什麼局面？

那麼企業內部肯定也得有派別，各自提名候選人。

候選人也得去想辦法在股東面前多表現自己，爭取曝光，吸引眼球。然後互相也得是不是打打架，攻擊一下對方，來爭取支持。

然後也得給股東承諾政績。你説明年股價漲20%，我説漲30%，反正吹牛不上税。

最終股東大會上爾虞我詐唇槍舌劍，吃瓜羣眾肯定會看的不亦樂乎。

如果，企業真是這麼運作，估計離完蛋也不遠了。

當然，企業比國家人少得多，也簡單得多。企業沒有暴力手段。國家權力更大，有暴力手段。

然而，企業面對的環境挑戰，面對的不確定性，其實比國家更激烈。現代國家之間，已經不是那麼你死我活之間的關係了，大部分時候，雖然互相看不順眼，但還是要共存共榮的。二戰以後的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真正亡國的幾乎沒有了，國家之間的邊界線的變動都不算頻繁。但企業之間的競爭慘烈的多，殘酷的多。

選舉民主政治，適合風平浪靜，不適合狂風驟雨。企業這種競爭激烈，需要追求效率的組織，是無法民主的。

今天的西方社會中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部分，都是以類似權威主義的形式組織起來的，為啥西方的政治學者卻能同時堅定的在國家層面上完全否定權威主義的模式？

6、

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既不需要企業，也不需要政府。

但為了發展生產力，讓人們過上更好的生活，就得有社會分工。有分工，就得把人組織起來。國家是一種組織形式，國家內的企業也是一種組織形式。

什麼樣的組織形式是最好的？從企業管理的角度，沒有完美的組織形式，只有最適合企業特點的組織形式。同時，企業規模不同，行業不同，也有不同的組織形式。

技術的進步，也會催生企業組織形式的變革。沒有完美普適的企業組織形式。

為什麼西方的政治學者就認為，在國家層面上存在一種完美的普適的組織形式呢？

生物需要多樣性，政治組織形式也需要多樣性。

那些為自己自由民主體制而驕傲的西方人，我們中國人理解你們的驕傲，理解你們過去二百年統治世界而產生的這種驕傲。

但為什麼不能給人類一點時間，讓不同的政治組織形式能夠並存更長時間，認可不同的政治組織形式共同存在的價值。

為什麼以拜登為代表的美國人，一定要把不同的政治組織形式，視為無法共存的，必須有一方獲勝的戰鬥。

7、

人類並非高枕無憂。大過濾器也許就在前方。

我個人觀點，人類能不自己作死，順利走過下一個千年的概率也就50%。能順利走過萬年，成為星際文明的概率低於千分之一。

大過濾器理論可以參考舊文：《機器人三定律、費米悖論與黑客帝國》

沒有生物多樣性，地球生命早就滅絕了。曾經統治地球的恐龍，今天已不復存在。活下來蓬勃發展的是不起眼的哺乳動物。站在全體生命的視角，生物多樣性是保證地球上生命得以延續的關鍵。

同樣，站在全人類的視角，為了人類延續，保持組織形式的多樣性也十分重要。沒有人知道什麼樣的組織能經得起未來的驚濤駭浪。任何一種制度都不應該是歷史的終結。

有句話忘了是誰説的 - “民主這種組織形式在古代存在了兩百年，在現代存在了兩百年。除此之外，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民主這種組織形式。”

從企業治理上看，權威主義和良好治理並不矛盾，也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解決傳承問題。

股權分散的大型跨國企業的權威主義治理是通過 “CEO做為公司核心；起平衡、顧問和協助作用的的董事會；一羣精英高管助手；層層擇優選拔人才” 來實施的。

國家層面上，誰又能説類似的組織形式 - 圍繞一個決策核心，層層擇優選拔，精英集體治理的方式一定不能實現長治久安呢？

此外，技術的巨大進步，本身就會影響社會組織形式。這方面的變化，在企業治理中已經能看到了。企業在不斷探尋新的，更有效率的組織形式。當然，國家治理的改變，會緩慢的多。但無論如何，二百多年前的先賢無法預測到現今的社會，他們制定的制度也必須不斷改革。

如果從全人類的視角看，多種政治制度在這個星球上共存，每個國家自己尋找最適合自己的道路，同時不斷互相學習，改革前進。這才是對全人類，最好的道路。

一種制度一統全球，就和當年的中國，自居天朝上國，一套制度延續千年，反而會僵化停滯。

西方社會總有一天需要認識到這個道理。

8、

未來三十年，是一個重新尋找平衡的時代。

崛起的中國和世界霸主美國，必須尋找到個一個新的平衡點。

從里根時代到現在的四十年，巨型跨國公司在全球，急速擴張自己的實力。主權國家和巨型跨國公司之間，也需要找到一個新的平衡。

在西方，過去四十年，選舉民主模式的政府在和權威主義模式的企業的博弈中，完全佔不到什麼優勢。跨國企業的力量愈發強大，富可敵國。通過與不同國家博弈，尋找法律的漏洞，跨國公司在獲取鉅額利潤的同時，還能繳納遠低於正常水平的税收。

前不久G7聯合宣佈的 企業全球最低税率，就是主權國家對跨國公司的一次反擊。

政府手裏有暴力手段，有法律武器，實力遠遠大於企業，但過去四十年，因為體制原因，卻在博弈中屢屢後退。西方社會，政府權力在企業面前的步步後退，已經引發了民眾的憤怒。

良好治理的權威主義體制在競爭中，本來就遠比選舉民主有效率。

有腐敗的民主，當然也有腐敗的權威。同樣，有良好治理的民主，也存在良好治理的權威。

國家成敗的核心驅動力，不在選舉民主模式還是權威主義模式，而是是否能實現良好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