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較瘦：日本的內卷經驗告訴我們什麼？_風聞

日本開國之初，橫濱港對外開放，一位前來觀察的英國記者在報道中寫道：日本人非常懶惰，這麼懶惰的國家，經濟是不會發展的。這讓日本人讀者非常驚訝氣憤，因為他們一直認為自己很勤勞。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報道呢？原因是，在此之前日本人做事總是比較隨意，按照自己的時間去做事情，但是現代化工作方式是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好規定的標準工作內容。日本傳統的農業生產生活方式，和中國傳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樣，在現代化的審視下是“懶惰”和沒有前途的。

受到了現代化力量的衝擊和現代性視角的鄙視，日本也看到了自己的落後，於是痛定思痛，明治維新以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誠懇學習、自我改變，不到40年時間內，快速完成了工業化現代化進程。

（福澤諭吉，日本近代著名啓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畢生從事教育活動，形成了富有啓蒙意義的教育思想，對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日本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澀澤榮一，日本大實業家。擁有“日本企業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經濟的領路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日本近代實業界之父”等一項項桂冠。以上兩位日本精英是推動日本現代化的民族英雄。他們下垂的嘴角中透露出日本人性格的倔強、不屈、隱忍、驕傲）

同樣，二戰後，不到30年，日本又使自己從一個經濟崩潰的戰敗國發展成經濟巨人，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快速的發展説明日本是一個好學生。但國家競爭不是應試考試，只有學得好肯定不行。比如，在二戰中，日本戰術能力一流作戰能力過硬，但是戰略卻令人費解。大方向錯了，戰役上不吃虧，卻輸掉了整個戰場；同樣在二戰後，日本企業創造了一個個技術神話，但是20世紀90年代後，日本經濟卻驟然減速，逐漸陷入停滯泥沼，日本引以為傲的電子製造業也從頂峯滑落。

為什麼日本眼看就要追趕上美國，卻後勁不足、止步不前以至於敗落？

尤其是日本電子工業，其發展和成就可謂是可圈可點，技術精益求精，質量一流品牌過硬，但努力的“通貨膨脹”卻更加明顯——索尼、東芝、日立、富士通、NEC等一大批企業走下神壇，在電子產品業務方面陷入鉅額虧損。那麼努力，結局還如此悲慘，這就是一種“內卷”——出力不討好，整個行業的“收益努力比”下降。

資源匱乏、生存空間狹隘、自然災害頻發，這樣的自然環境培養了日本人隱忍的心態和危機意識。除了自然環境特色，日本歷史後發性、日本文化權力距離大、長久以來“官尊民卑”的特色，讓日本人對於標準、權威、強者充滿了敬畏，做學習者，把自己“分內事情”做好，是日本人的精神底色和職業態度，這讓他們具備更強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同時讓他們更加容易落入“內卷”的陷阱。

相比日本的環境，既有現代化制度優勢和自由主義企業家精神、又沒有歷史包袱的美國，再加上廣袤的空間和豐富的資源，環境土壤孕育一個接一個顛覆創新和不斷開闢出的新賽道。也就不用像日本那麼卷。

或許這種解釋是日本電子行業內卷的一種假設式解讀。實際真是如此嗎？

從日本近代“起高樓宴賓客轉眼樓塌了”的起起伏伏中，尤其是從內卷代表的電子行業案例中，我們能夠看到什麼經驗教訓，來應對卷相環生的中國現狀？

日本的產業研究者湯之上隆基於自己行業工作的經驗和多年觀察，寫出了一本書《失去的製造業——日本製造業的敗北》，討論的正是日本製造業為什麼衰落。此書是反思日本電子產業的經典書目。學習產業經濟學和戰略管理必讀。

書名的“製造業”不是泛指日本的一切製造業，而是特指信息與通信技術產業，也就是媒體上經常説的ICT產業，包括收音機、電視、手機、計算機、網絡硬件和軟件等等。這類產業被統稱為“電子產業”。本書以三部分內容來回溯日本電子產業的發展過程。第一部分，日本電子產業崛起和衰落的宏觀背景；第二部分，日本電子產業衰落的技術原因；第三部分，日本電子產業衰落的戰略原因。

第一部分：宏觀背景

對日本電子產業的衰落，日本學界普遍認為是一系列外部原因造成的，包括1985年《廣場協議》導致的日元升值、美日貿易摩擦以及1991年日本資產泡沫破滅等等，這些都對日本電子產業造成了打擊。但湯之上隆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日本電子產業的衰落不能甩鍋給別人，而必須從產業自身去尋找原因，否則就不能解釋為什麼面對同樣的外部環境，日本汽車產業不但沒有衰落、反而更有競爭力了。

事實上，二戰後日本電子產業的興起，和當時的國際政治背景密切相關。日本作為戰敗國被美軍佔領，為了防止日本再次發動戰爭，美國強行肢解了日本的各大財閥，並竭力阻止日本再次工業化。但是，美國唯獨對日本的通信產業大開綠燈，包括電話、電報、廣播等，美國甚至直接命令日本產業界大力製造收音機。

這一切是因為冷戰的需要，美國要把日本打造成東亞地區的情報中心和宣傳陣地。在美國的一系列政策支持下，電子產業成為日本在戰後快速興起的頭號產業。像索尼公司就是得益於這一波政策紅利，它靠錄音機和收音機起家，駐日美軍是索尼早年的最大客户。

後來隨着朝鮮戰爭爆發，美軍需要日本作為最大軍需供應地，對日本的其他產業也從打壓變為扶持。日本汽車產業趁勢崛起，像豐田汽車就是替美軍生產軍用卡車起家的，這一波紅利被日本產業界稱為“朝鮮戰爭特需”。

朝鮮戰爭之後，美蘇雙方的冷戰進一步升級，美國電子產業的發展重心轉向軍工領域和NASA等航天工程，民用電子產業發展得相對較慢。而這個時期，日本電子產業主要面向民用，各種小巧精緻的新產品層出不窮，日本生產的收音機、電視機、錄像機等大舉進入美國市場，這就導致了美日貿易摩擦的開始。這個時期，美國產業界主要是走法律訴訟程序，比如對日本彩色電視機提起反傾銷訴訟，但美國政府並沒有直接介入。

那美國政府是從什麼時候直接介入美日貿易摩擦的呢？是1985年9月，美國通過《廣場協議》，讓日元在三年內升值了100%。這個時間點不是偶然的。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冷戰對美國的威脅明顯變弱了。也正是在這一年，英特爾在存儲芯片領域被日本公司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忍痛退出，專攻中央處理器，也就是CPU。美國政府第一次意識到，有可能失去計算機領域的戰略制高點。

在這幾重因素之下，美國對日政策發生變化——從扶持變為遏制。

由英特爾創始人諾伊斯主導的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趁機向美國商務部施壓，要求對日本芯片企業的不正當競爭展開調查。1986年，日本對美國出口的3億美元芯片被徵收了100%的懲罰關税。當年9月，日美雙方簽署了《日美半導體協議》，其中有一個秘密條款：日本承諾開放本國市場，5年之內讓美國芯片在日本國內佔有20%的市場份額。

在日元升值、懲罰性關税和《日美半導體協議》的多重影響之下，1985年成為日本電子產業發展的轉折點。在1985年之前的15年，日本電子產業處於高速發展階段，產值增長了5倍，出口增長了15倍。而1985年之後的15年，日本電子產業仍然在增長，但速度變慢了，產值只增長了1.5倍，出口增長放緩，進口穩步上升。在這個階段，日本電子產業從以出口拉動變成了以內需為主。

到2000年時，日本電子產業產值達到26萬億日元的峯值，之後便掉頭向下，整個產業開始萎縮。到2013年，日本電子產業產值只剩下11萬億日元，只有頂峯時的不到一半。並且在這一年，日本電子產業從貿易順差轉為了貿易赤字。

通過梳理這段歷史，可以發現日本電子產業發展有兩個明顯的轉折點。1985年是從快速增長變為慢速增長，而2000年是從增長變為萎縮。所以，關於日本電子產業衰落的原因，1985年的轉折很大程度上是外因造成的，而2000年的轉折應該主要從產業自身找原因。

導致日本電子產業衰落的內在原因有哪些？

第二部分：技術原因

一些日本產業界人士承認，日本電子產業的衰落的確是由內因引起的，主要是經營管理方面出了問題，而日本的技術實力仍然很強大。湯之上隆則指出，正是這個關於“日本技術第一”的神話害了日本。日本電子產業衰落的首要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在技術層面輸給了韓國和中國台灣的企業。

湯之上隆認為，日本產業界對“技術實力”的看法過於片面了。日本人把技術實力簡單等同於高品質、高性能，但其實技術實力還包括另一個層面，也就是以低成本、短時間進行快速生產的能力。這是日本電子企業的短板，卻是韓國和中國台灣企業的強項。雙方各有所長，這本來是好事，可以形成產業互補；但日本企業的致命錯誤在於，當1990年代全球半導體產業發生根本變化時，日本企業卻毫無察覺、不知變通。

以存儲芯片為例。在1980年代日本存儲芯片的鼎盛時期，存儲芯片主要是用在大型計算機和電話交換機上，這些設備製造商對存儲芯片的質量有極高的要求。比如，大型計算機要求芯片有25年的質量保障，電話總機也要求至少23年的質量保障。當時美國產的芯片很難達到這樣苛刻的標準，而日本的東芝、日立、三菱、富士通、NEC等一批電子企業，秉持工匠精神不懈努力，終於生產出了符合要求的芯片，並且良品率超過90%，相比之下美國芯片的合格率只有60%~70%。這段成功經驗讓日本企業堅信，必須在技術上追求極限品質和性能，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但是，從1990年代起，芯片的主要應用領域從大型計算機轉向了個人電腦和手機。個人電腦的使用壽命也就是5年左右，手機更短，一般不超過3年。換句話説，市場根本不需要保質25年的芯片了，而需要的是大量質量還過得去的廉價芯片。這時候，贏得市場競爭的關鍵不在於有沒有超高品質，而在於能不能改進工藝、快速降低生產成本。

日本企業由於迷信高品質，不屑於對自己的生產工藝進行改造，仍然繼續生產可以保質25年的芯片，結果給了韓國和中國台灣企業彎道超車的機會。比如，同樣是生產64M的存儲芯片，日本企業的加工工序是韓國和中國台灣企業的1.5倍，是美國企業的2倍。加工工序越多，生產速度也就越慢，而且需要越昂貴的芯片製造設備。

當時的日本企業代表爾必達，僅是設備成本就比競爭對手高出2~3倍。相比起來，韓國的三星在降低設備成本方面擁有非常高超的技術，特別是延長現有設備使用壽命和熟練運用設備的能力，更是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如果看成品率，也就是每個生產批次中合格產品的比例，爾必達能夠做到98%，而三星只有83%，看上去三星在技術上要略遜一籌。但是，三星設備的芯片吞吐量是爾必達的2倍，也就是説，雖然成品率更低，但在相同時間內三星設備能生產出的合格芯片數量比爾必達高得多。2005年三星的利潤率為30%左右，爾必達只有3%左右，差了一個數量級。

爾必達的困境是日本電子產業的一個縮影。由於製造成本居高不下，很難盈利，而盈利不足又反過來影響了對研發的進一步投入。2012年日本政府發佈的《製造業白皮書》就指出，日本電子產業的研發經費在逐年減少，研發投入比遠遠低於三星。

日本電視機產業也同樣陷入了追求極限品質的誤區。索尼一心追求畫面的超高清晰度，已經超出了人眼可以分辨的水平。湯之上隆説，2012年左右，他在一位索尼工程師朋友的家裏，聽到一段有趣的對話。作為索尼工程師的丈夫抱怨説：“全世界都不知道索尼最高品質的液晶電視畫面有多清晰，這個世界簡直瘋了。”而這位工程師的妻子反駁説：“我看你才瘋了。你看我們家的索尼電視，如果開最高清晰度來錄節目，硬盤很快就滿了，結果還是得用低畫質模式來錄。再説，看電視節目，低畫質完全夠了。你們弄的什麼超高清畫質，一點意義都沒有！”

這就是一種內卷化的表現——努力並沒有帶來新價值的產生。

市場反應也的確如此。當畫質超過了人眼能夠分辨的水平，再往上提升就沒有意義了，因為消費者感覺不到。這時候，消費者更在意的是價格是否實惠，以及是否有更新穎的功能，這方面是韓國企業擅長的。2012年之後，三星和LG牢牢佔據了全球數字電視市場份額的前兩名，而索尼的市場份額不足三星的一半，陷入虧損泥潭。同樣以高畫質電視機著稱的夏普也陷入鉅額虧損，在2016年被富士康母公司鴻海集團收購。

湯之上隆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結果，是因為日本企業界錯誤地理解了“創新”這個詞的含義。日語把英文中的“innovation”翻譯成“技術革新”，以為創新就是指新技術，這是一種誤解。實際上，按照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定義，“innovation”是指“發明和市場的新結合”。簡單説，就是要把新技術和產品結合起來，讓產品能夠迅速佔領市場，這才是企業界的創新。如果僅僅只是發明新技術，那是科技界的創新而不是企業界的創新。

湯之上隆認為，正是因為錯誤理解了創新的含義，導致日本電子企業創新能力不足，在追求極限品質的死衚衕裏越走越遠，而與市場越來越脱節。

在日本電子企業，站在鄙視鏈最頂端的是研發部門，其次是生產部門，最後才是市場部門。有一次，湯之上隆的一位朋友從技術研發部部長調任市場部部長，這位朋友感嘆説，“唉，被降職了。看來馬上我也要整天坐冷板凳了”。市場部在日本電子企業中的地位可見一斑。

風險投資人江南憤青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日本企業衰敗啓示錄》。他認為，日本人引以為豪的“工匠精神”，對日本電子企業來説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工匠精神是把工藝做到極致，這是工業時代的王者思維。但是，進入互聯網時代，電子產品從耐用消費品變成了快消品，一兩年就淘汰了。這個時候企業拼的是把產品快速推向市場、快速試錯、快速迭代的能力，而不是關起門來自説自話、精益求精地打磨工藝。

從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麼過去20年日本的電子產業衰落了，而汽車產業仍然可以保持領先。因為汽車產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工業時代，工匠精神仍然可以發揮作用。但是湯之上隆也指出，隨着新能源和自動駕駛技術的快速興起，汽車產業正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日本汽車產業能否順利轉型，跟上這趟車，現在還是未知數。

第三部分：戰略失誤

除了技術方面的原因，湯之上隆認為日本電子產業的衰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經營戰略上的失誤。具體來説就是，日本電子企業走堅持縱向一體化，而抗拒互聯網時代水平分工的趨勢。

互聯網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徵是，產品零件都是模塊化的，小到手機，大到光刻機，模塊之間的接口都可以實現標準化。生產商只需要設計好自己的產品，採購相應模塊，然後進行組裝就可以了。這就促成了產業在國際間的水平分工，並且降低了產業的進入門檻。三星和LG能夠快速超過日本電視機企業，一個契機就是數字化電視時代的來臨，讓電視機各個模塊之間的接口標準化了。

同樣地，在生產芯片的關鍵設備光刻機領域，日本的尼康和佳能曾牢牢佔據世界前兩名的市場份額，然而後來卻被荷蘭公司阿斯麥趕超，並被遠遠甩開。

由於荷蘭沒有完整的製造業體系，倒逼阿斯麥和世界上最優秀的公司合作，採購它們的模塊，自己來進行組裝和調試。阿斯麥最牛的地方在於集成，它組裝調試出來的機器誤差非常小。機器誤差是指每台設備在性能方面存在的差異。反觀尼康，它的生產系統是封閉的，所有部件除了光源，全是自己設計、自己生產、自己組裝。尼康光刻機單台運行的性能很好，但是每台設備之間的機器誤差很大。

機器誤差大，設備利用率就低，因為需要將設備專用化，每道工序只能使用一台固定設備；而機器誤差小，設備利用率就高，因為無論哪道工序都可以使用任意一台設備來處理。平均來説，阿斯麥光刻機的處理能力是尼康的2倍。所以湯之上隆認為，尼康光刻機的落敗，部分原因是拒絕參與國際水平分工。

實際上，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全球半導體產業就出現了設計和製造相分離的水平分工模式。有的企業只從事芯片的設計和銷售，不從事生產，這樣的企業被稱為“無廠化企業”，英文是Fabless；而承接芯片生產的企業被稱為“代工企業”，英文是Foundry。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縱向聯合型企業，自己設計、自己製造，比如全球最大的兩家芯片企業英特爾和三星。但是要注意，英特爾和三星的芯片廠也同時承接外包業務，所以，它們同時也是“代工企業”。

為什麼半導體產業會出現設計與製造的分工？為什麼連英特爾和三星這樣的巨無霸也要屈尊去做代工？對這個問題，有個叫西村吉雄的日本記者，在他寫的《日本電子產業興衰錄》這本書裏，做了詳細的探討。

西村吉雄認為，這種水平分工是必然的。半導體產業中設計和生產的分工，就好像出版業中編輯部和印刷廠的分工，它們需要完全不同的組織結構和企業文化。很少有出版社兼營印刷廠的，一般是由少數大型印刷廠，為眾多的小型出版社提供印刷服務。這其中除了文化的原因，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於設備的折舊。

編輯部是知識密集型的，而印刷廠是資本密集型的，大型印刷設備一般都很貴。如果一個印刷廠只服務於一個出版社，印刷量就比較低，導致生產不能飽和、設備閒置。所以，印刷廠必須大量承接多個出版社的業務，才能充分分攤折舊成本，快速收回投資，從而也可以及時引進更先進的生產設備。反過來説，編輯部因為不用負擔高昂的設備投資，可以針對小眾人羣出版特定刊物，這才使得大量小型出版社得以存在。

在手機行業，蘋果就是“編輯部”，富士康就是“印刷廠”；在芯片行業，高通就是“編輯部”，台積電就是“印刷廠”。只不過，芯片代工企業的設備成本可比印刷廠高得多。一台最先進的極紫外光刻機，市場售價高達1.2億歐元，和一架波音737客機的價格差不多。除了英特爾和三星這樣的巨無霸，其他芯片企業很難負擔得起。最划算的辦法，還是自己設計，然後外包給台積電這樣的代工企業進行生產。但是，即使是英特爾和三星，也無法讓自己的芯片生產線完全飽和，所以要同時承接代工業務來分攤設備成本。

面對這樣的國際分工趨勢，日本半導體企業一開始非常排斥，堅持要走設計和製造一手包辦的模式，沒能在產業生態上及時卡位。後來，在與韓國和中國台灣企業的競爭中落敗之後，日本企業沒法再走縱向聯合型道路，只能在設計和製造中二選一。但奇怪的是，日本芯片企業的優勢明明在於製造環節，它們卻偏偏選擇了自己並不擅長的設計環節，轉型為“無廠化企業”，導致它們進一步喪失了競爭力。

這是為什麼呢？西村吉雄認為，説到底，還是“技術至上”的思維在作怪。

日本芯片企業看不起代工企業，認為它們沒有核心技術，只會批量生產廉價產品。殊不知，代工企業因為設備折舊快，設備的更新速度也快，它們使用的生產設備和生產技術其實是最先進的。而且，因為代工企業向不同的設計公司開放接口，頭部代工企業的技術接口就成為了事實上的行業標準，從而佔據了主導權。

就這樣，日本芯片企業錯過了成為代工企業的機會，在設計領域又沒有明顯優勢，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總結

導致日本電子產業衰落有三方面因素：在宏觀層面，日元升值和美日貿易摩擦，對日本電子產業造成打擊，從高速增長變為緩慢增長；在技術層面，日本電子企業在降低生產成本、應對市場變化方面輸給了韓國和中國台灣企業；在戰略層面，日本電子企業錯過了參與國際水平分工的窗口期。

以上，導致日本電子行業發展內卷化——雖然很努力，但是方式方法錯了，結果就是努力工作的“通貨膨脹”。

對於中國來説，日本電子產業的失敗經驗在提醒我們什麼呢？

第一：國家之間有合作，更有競爭，尤其是世界警察美國，不可能心平氣和地看着中國超越自己，就像當年美國政府第一次意識到有可能失去計算機領域的戰略制高點，於是開始通過各種手段遏制日本。中國當下也處在被遏制的狀態，所以要明白“四個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意義所在：世間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很多知識理論以及西方的經驗標準，那是用厚厚的理性話語包裹着霸權的指示。

第二：“專業主義”是一把雙刃劍，日本的技術優勢一方面讓其產品質量過硬，另一方面滋長了專業的自大和盲目。

美國人善於開闢新賽道制定遊戲玩法，日本人卻只是善於把這個遊戲玩得很精緻，美國人一看半導體你們日本人做到極致了，那我就不玩半導體了，再玩就內捲了，我玩CPU芯片去了。

子曰：“君子不器”。日本人的“技術至上”其實就是在“器”的層面一條道走到黑。專業主義也是內卷的罪魁禍首，為了技術而技術，忘記了技術的目的是服務於人。日本人擦馬桶都可以世界第一，但是這又有什麼意義呢？就像是索尼的顯示器，像素已經在脱離人眼可視領域之外一路絕塵，技術發展得了精神失常。

專業主義技術至上，就像是一個吞噬器，人一旦進入，就是一個惡性循環，越“卷”越封閉，越封閉越難以把眼光放寬。為了比別人厲害，即使是練《葵花寶典》也在所不惜，淪為了被編入了“更努力一些”程序的機器人，工作意義就貶值了，人生就乏味無趣了。

孔子很早之前就教導我們，思想比技術重要，思想是創造新價值和開闢新賽道的無形的翅膀、取之不盡的能量源泉。

第三：日本的發展是大起大落，追趕得快，掉落得也快。因為真正可持續的發展需要的是一個健全的生態系統，需要看得長遠和看到整體的戰略視野。

比如説，同樣種莊稼，歐美是用一百年的時間來讓土地環境變得富饒有機，就像東北的黑土地那樣；日本土地貧瘠，十年時間追趕歐美莊稼產量，怎麼辦？那就拼命上化肥，化肥上多了，一開始莊稼產量喜人，但是土地也逐步板結了，再過一段時間，產量就會驟降。也像應試教育的高壓，短期效用最大化，卻閹割了學子的好奇心求知慾，患上了學習的癌症，變得唯唯諾諾像個套中人，長大了還依然是老學生。長期來説，創新和自主發展的生態就被破壞了，淪為思想的荒原了。

總而言之，日本的電子產業興衰歷史離我們不遠，他們的內卷經驗我們似曾相識。這其中告訴我們的是：真正的進步，不僅是學習和追隨，更加是創造和想要引領。不僅是埋頭苦幹，更是抬頭找路。

很多事情，別那麼比學趕超，系統工程和生態發展急不得，慢慢來——跑得遠比跑得快重要。

當然，雖然因專業主義導致內捲到死的日本電子行業是一個反面案例，但日本人那種善於學習各民族優長的能力、心懷敬畏、踏踏實實認認真真工作的態度，都是更加值得我們去借鑑經驗的。日本的漫畫行業也充滿了創造力。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