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迴流”的假象與真相: 一位深圳幹部的底層觀察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06-28 19:22
【導讀】歷經波折之後，如何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各方關注的重要問題。與香港一水之隔、陸域相連的深圳，處在融合發展的第一線。本文基於一線觀察，發現在疫情之前，深圳福田口岸的“漁農村”有高達三分之一的登記人口為港籍居民，這些居民的生活情況與行為心理，恰能反映內地與香港交往的一個側面。這些居深港人在深港兩地奔走生計，但卻不參與深圳當地的社區活動和信息採集，刻意保持一種距離，以維護自己的港籍身份，就像香港社會努力體現作為西方世界的一員一樣，以至於成為一羣熟悉的“陌生人”。這種隔閡，意味着漁農村這樣的港人聚居區尚未促進社會融合，因為陌生化本質上是反社會的，它在不能存在的境遇中以虛無的方式確立了存在感。
作者指出，這種隔閡難以在短期內消失，但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是大勢所趨，融合與隔閡的二元互動恰恰是動力所在。中國並不需要一個完全與內地同質的香港，保持自身獨特性的香港對於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確立定位仍然重要。在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不變形、不走樣的前提下，有必要正確認識“隔閡”的存在，全面消釋疑慮，避免將屬於社會心理層面的“隔閡”引向對立。就此而言，大灣區戰略的實施，將為實現社會融合提供一種新的可能。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1期，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思考。
大灣區中的小港灣——從居深港人看深港融合發展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社會逐漸恢復平靜，市民生活也迴歸正常。重回“正軌”的香港，正在重整行裝準備再出發。在香港國安法為香港穩定奠定的基礎之上，我們也要重視從近年來的各類風波事件中吸取教訓。這要求我們充分分析香港社會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加快促進社會融合，推動社會良性建構。
香港問題的最大症結在於社會文化與心理的隔膜。如何更好地促進文化認同，增進社會共識，是推進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與香港一河之隔、陸域相連的深圳，不僅是實現香港與內地互動交往的重要窗口，而且還有着許多港人聚集的社區。其中，位於深圳福田口岸的“漁農村”，就是這樣一個社區。通過對這樣一個靜默而穩定存在的社區的深度觀察，我們可以藉此走入“香港社會”的文化心理。
**▍**融合與隔閡——香港社會與內地交往的兩個關鍵詞
我們先從宏觀視角看一下香港與內地交往的大致情況。
從社會角度看，在與內地的交往中，香港社會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香港人民置身於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大勢之中，內心深處卻可能會強調自己與內地人不一樣。融合與隔閡，可以説是理解香港社會與內地交往的兩個關鍵詞。
關於融合，迴歸以來，香港從整體上融入祖國發展大局的步伐從未停止，甚至不斷加快。從相對成熟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到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深入推進，香港與內地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日益緊密，融合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關於隔閡，事實上，不管政治傾向是愛國愛港還是認同反對派，香港人與內地人都有很多不同。**香港人講港式粵語，即使説普通話也帶有鮮明的“港台腔”；香港人開車不習慣靠右行駛；香港人有他們所熟悉的、但與內地不同的法律制度體系;就連香港人在深圳開的很多港式餐飲店，都保持着他們獨特的經營服務理念和港式口感風味。**香港人在習慣了多元化、自由化、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後，對於與內地的深度融合是滿懷疑慮和感到迷茫的，因為他們不確定這種融合會在多大程度上“同化”香港並改變他們的生活。**他們心存“隔閡”，固執地堅守着自己與內地的“不同”。香港社會非常清楚國家對香港國際自由貿易港地位的倚重，但這並未緩解他們懼怕被同化、被改變生活方式的焦慮。**他們嚮往西方，不斷自我説服，試圖確立一種與國際自由貿易港居民身份相稱的特別存在感。**看到這一點，將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地理解香港社會。
夜幕降臨時分，站在福田口岸過關通道回望深圳，最先映入眼簾的是那棟掛着“口岸商業廣場”和“水療洗浴中心”廣告牌的大樓，這個高大建築屬於漁農村。**直觀上來説，對於一個首次從邊境口岸過關的香港人而言，漁農村帶來的視覺觸動，可能就是他們對內地的“第一印象”。**這可能和今天內地人對深圳的習慣性認知和描述不同。商業大廈曾經是中國內地的火車站等大型交通樞紐周邊的標配式建築，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是為農民進城這種經濟活動服務的，具有鮮明的城鄉二元結構色彩；洗浴中心又是傳統服務業態，很難與深圳現代產業的發展目標和定位聯繫起來。
漁農村規範的稱謂是漁農社區，它隸屬於深圳市福田區，面積0.12平方公里，東臨皇崗口岸，西接福田口岸，與香港落馬洲僅一河之隔，地理位置獨特。改革開放前，在中國遭到西方世界封鎖的幾十年裏，與漁農村一河之隔的落馬洲專門建有供遊客窺視內地的瞭望台。瞭望台並不建在小丘最高處，反而周圍樹木叢生，給人以窺視“封閉主義”生活的滿足感和安全感，那時的漁農村是“望鄉的窗口”。
**由於一河之隔且陸域相連，深圳與香港兩座城市具有天然的親近感。**傳統中國社會向來有聚族而居的特點，鄰近香港的深圳農村也不例外。在歷史上的幾次“逃港”事件中，這些村莊的很多村民遷居到香港成為香港人，但通過鄉里鄉親的走動以及宗親會、同鄉會的結社，他們與位於深圳的故鄉村莊仍然保持着聯繫，很多香港人每年都要回深圳祭祖、吃大盆菜。包括漁農村在內，深圳幾乎所有的原住民村落都與香港有着廣泛且深刻的社會聯繫，同族同宗、親戚關係，如大樹之根脈，盤根錯節。可以説，漁農村本質上是深港兩地“社會的鏈接”。
**香港人“迴流”現象更應引起關注。保守估計大概有20萬擁有香港户籍的人長期在深圳居住，其中有很多聚居在原住民村落。**以港人居住較多的福田區為例，沿深圳河一線，圍繞福田、皇崗兩個口岸，早已形成了皇崗、漁農、口岸、水圍、海濱、福保等幾個較大型的港人聚居區，約有2.6萬港籍居民，佔福田轄區港籍居民的60%，佔全市的17%以上。比如漁農村，在疫情之前，統計人員在此採集到的16259條人口信息中，內地居民10850人、港澳台人員5295人、外國人114人，其中港籍居民5267人，佔全部登記人口近三分之一。由於這裏聚居的香港人很多是跨境婚姻家庭，若以家庭為單位考察的話，港人家庭在社區所佔比例更高。近年來，我們利用基層工作的便利，從社區基層治理角度對漁農社區、漁農實業股份公司進行調研，走訪了相關的部門、街道和社區，深入瞭解了香港人在這一社區居住和生活情況。漁農村港人聚居現象反映了香港、深圳兩個城市的互動，也是香港人與內地人交往的一個側面。香港地處大陸一隅，漁農村偏居福田口岸的角落，“漁農村-深圳”的關係，正是“香港-內地”關係的微縮版，從這一角度研究和審視香港問題具有特別的意義。
在漁農村，很多香港人及其家庭都在刻意保持一種距離，不僅是人與社區之間的距離，而且也是香港人與內地人之間的距離。**住在漁農村的香港人竭力維護自己的“港籍人士”身份，就好像香港社會努力體現作為西方世界的一員一樣。**居住在深圳的香港人往往需要在深港兩地奔走，雙城生活也是雙重身份負擔，客觀上他們承受了更多的社會壓力。
**其一，社會隔閡的矛盾性。**香港與內地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日益緊密，深港兩地交通通達，兩地各方面的交往與合作已經不可割裂。**與此相比，深港社會融合，尤其是心理層面的融合，依然處於隔膜、隔閡甚至隔絕狀態。**一方面，兩地居民每天相見，互相聯繫，相處總體愉快、和諧，他們彼此生活在對方的社會、社區中，沒有語言的差別、交流的障礙；另一方面，雙方又不可能完全融入，無論是制度和預設的交往機制，還是思維方式的差別，都決定了深圳人是內地人，香港人是香港人。在漁農村居住的港人及他們的家庭大多住在名津廣場、天澤花園、海悦華城等小區，他們既沒有意願參加社區活動，也非常牴觸社區工作人員登門開展信息採集工作。
**其二，雙城生活的衝突性。**在香港經歷一場社會暴亂之前，我們印象中的香港人是有文化、有禮貌、熱情助人、温文爾雅的。香港人的法治觀念，以及對制度、秩序、規則的恪守，勤勉、上進、理性，非常符合現代華人的理想形象。實際上，在漁農村居住的一些香港人並不是這樣的，在漁農村常發的普通治安案件中，他們往往成為打架鬥毆、借酒鬧事、撒潑賴賬的主角。**面對現場執法的民警，他們往往主動亮出港籍身份，指責店主和警察不文明、不懂法。**漁農社區的民警早已非常熟悉這樣的場面，他們已經不再顧慮對香港人採取治安拘留措施，而是堅決遏制這種尋釁滋事的態勢。
**其三，跨境婚姻的失衡性。**在漁農村居住的港籍家庭組合中，老少配、非婚生子現象比較常見。對於很多中西部地區來深務工、從事會所服務的年輕女孩子來説，結識交往一個收入相對較高的香港人，依然有一定吸引力；很多內地過來照看孫輩的老人，也往往認為女婿、外孫擁有香港籍是一件榮耀的事情。**但事實上，一些跨境婚姻組合處在社會底層，除了受到一般性家庭問題的困擾外，吸毒、酗酒、賭博、家暴等更容易引起婚姻家庭解體。**據民警介紹，甚至每年都會發生香港籍男子在口岸邊檢區把帶着的孩子遺棄，自己偷偷溜回香港再無音訊的事件。
**其四，身份認知的模糊性。**目前深港跨境學童有3萬多人，佔香港中小學生總數的3%。漁農村緊臨口岸，很多跨境學童家庭選擇住在這裏，這些孩子從很小就開始奔波於深港兩地，每到開學季都會成為這兩個城市間的一道流動的風景，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跨境學童不僅每天要面對交通上的奔波，而且還要經歷身份認知的心理波動，這一漫長的過程是成年人及其他兒童無法體驗到的。**一些在漁農村等原住民村落長大的孩子擁有香港户籍，他們在香港讀書，接受香港的價值觀念，他們往往竭力“逃離”原生態家庭和環境，試圖儘快獲得香港社會身份認同感，認為這是他們積極主動融入社會生活的必須選擇。
**▍**拆不掉的九龍寨——香港城市文明的社會病
**漁農村港人聚居現象具有亞社會的一些特徵，這裏包容了很多不被香港主流社會認知和接納的東西，同樣也遊離於內地主流社會之外。**英國社會學家考察了倫敦郊區產業工人生活區的社會形態後，驚訝地發現那些“工二代”孩子們，長期生活在陰暗、逼仄、擁擠、潮濕的環境中，有的人終生都未能走出被垃圾圍困的“工人城”。在“工人城”裏，“工二代”們用完全不同於主流社會的語言、行為、交往、道德和思維模式來理解、詮釋、塑造自己的生活，他們在“亞社會”形態中獲得了類似於主流社會追求伊甸園生活的那種安全感。
在漁農村，一些跨境組合家庭就陷入了這種“自我圍困”，並且在一定程度上發展為“社會隔絕”狀態，呈現出深層次的陌生化特徵。
**首先，香港社會對漁農村的陌生化。**住在漁農村的香港人在精神世界中保持着對香港社會天然的親近感與認同感，**但長期遊離於香港社會之外，他們對香港的認知是陌生的、與香港主流社會是脱節的，成為遊走於深港兩地的邊緣人。**香港社會的話語體系中幾乎不存在“居深港人”這樣的概念，他們對漁農村採取了主動陌生化的處理方式。邊境線在香港社會與內地之間豎起了堅不可摧的心理隔離牆，香港沿深圳一側的荒蕪，讓他們選擇了對對面發生的一切(包括漁農村)視而不見。毫不誇張地講，香港主流社會對聚居在深圳的香港人的生存狀態一無可知。
**其次，內地對漁農村的陌生化。漁農村現有的社區治理體制致力於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開展人口信息普查，落實安全生產、治安穩控各項舉措，並不會刻意對這裏三分之一的港籍居民、近一半的跨境家庭給予特別關注。**對於消防、治安、刑事案件，基層政府有一整套的處理機制。假如這裏發生一起火災，除了消防部門緊急出動外，還會觸發從社區到街道、區，甚至到市等多層級、多部門、多信息鏈條的聯動。然而，面對家庭暴力、兒童棄養等社會層面的問題，相應的管理、治理機制是缺失的。不僅缺乏基本的社會建設和社會干預措施、手段、機制，而且連社區配置的少量社工也經常被安排從事其他事務性工作。在漁農社區黨委、社區工作站、漁農股份公司多有重疊的管理框架下，一個港籍居民、家庭集聚的漁農村是不存在的。
**最後，羣體的自我陌生化。漁農村的很多港籍居民對社區開展信息登記十分反感，並自覺抵制將他們納入社區管理的一切努力。**在我們進行社區調查，試圖瞭解漁農村港籍居民情況的時候，基層管理人員因此往往無法解答我們提出的問題。
重新構建起在漁農村聚居的香港人與香港主流社會之間的聯繫，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作為一個世界聞名的國際化大都市，香港是現代城市文明發展的一個標杆式存在。但是，**就像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避免不了經濟危機一樣，香港城市文明自身的發展邏輯同樣解決不了貧民窟問題。**香港集聚了世界上第四多的富豪(每10萬人口中擁有億萬富豪44人)，同時它的調查貧困率卻高達20%(2019年香港調查統計人口750萬人，其中貧困人口近140萬)。**在深水埗這樣的老城區，很多人擠住在被房東分割成不到10平方米的籠屋裏，貧困市民的沉默與城市的喧囂顯得格格不入。**這有點像當年的九龍寨，它曾經是很多“逃港者”到香港的第一站。
九龍寨曾經是香港也是亞洲最大的貧民窟。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朝戰敗後，英國人迫使清廷在租借香港島的基礎上又把九龍半島割讓給了英國。1898年，在英國的脅迫下，清政府又被迫簽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確認英國租借“新界”99年的法律地位，清政府象徵性地保留了對“新界”的主權，這裏的華人社會適用大清律，還有一支駐軍在九龍寨城。**然而，英國人很快趕走了他們，九龍寨從此進入無政府狀態。此後，中國內地每一次發生動盪時，都有大批難民湧入九龍寨。**一位德國記者形象地描述了九龍寨城的形態：那裏沒有街道，只有漆黑、堆滿了垃圾的走道；在香港，曾經有4萬人擠在那個黑暗、具有傳奇色彩的貧民窟裏，他們中有難民和罪犯，有牙醫和妓女；整個貧民窟，就彷彿一個烏托邦一樣，骯髒、擁擠，卻又散發着別樣的魅力……直到1993年，港英政府出動5000警力，扣押10000人，花費27億港幣，耗時1年才將整個九龍寨城夷為平地。
從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算起，九龍寨在香港存在了近百年。在外人看來，它是“罪惡之城”“黑幫天堂”，很多犯罪、恐怖、冒險題材的影視作品以此為背景或汲取了它絕望的想象和黑暗的氣息。但與這些外界印象不同的是，九龍寨居民並沒有生存在魔幻中，而是生活在現實裏。他們曾經成立了九龍寨街坊委員會，還創辦了社區報紙，嘗試了一切有助於維持秩序的努力。**有人評論説，九龍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已經十分具備垂直城市的雛形，自行運作且自行發展，富有十足的生命力和兼收並容的開放性。它像一個“蜂巢”，外面看上去雜亂無章，裏面實際上被某種自發產生的內在規則統治着。**有一個九龍寨的居民對外面的人説：“説實話，我並不覺得九龍寨有這麼差，它給窮人提供了房子，給沒有希望的人提供了家。有的人沒有身份證，有的人沒有錢，但九龍寨收留了他們，他們需要人拯救。”
**就好像九龍寨成為當年“逃港”內地人的救贖地一樣，漁農村對於“迴流”的港人而言也是救贖地。**香港充分競爭和完全市場化的資本主義制度無力消除貧困，更無法解決因社會問題引起的結構性貧困，那些淪落在底層的單親家庭、孤寡老人、病殘人士永遠陷於貧困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物理空間上的九龍寨在上個世紀末就被拆除了，而社會學意義上的“九龍寨”的生命仍在延續。九龍寨在拆遷時大概還有3萬多居民，其中有一半被臨時安置到了公屋裏，另外的人去了哪裏不得而知。像漁農村這樣緊挨口岸的居住區，可以讓他們暫時安家甚至結婚生子，允許他們喘息一下，然後藉助通關便利的口岸和發達的軌道交通回到冰冷的現實城市——香港。但是，漁農村這樣的港人聚居區並沒有在促進社會融合方面發揮作用，因為陌生化本質上是反社會的，它在不能存在的境遇中以虛無的方式確立了存在感。
**▍**香港社會良性建構的可能前景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這一重大判斷，充分體現了中國對世界大勢的敏鋭洞察和深刻分析。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民族，居安思危一貫是我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放在百年現代中國的歷史中衡量，現在的香港問題只是個很不起眼的偶然事件。**但放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考察，香港問題的發生卻具有必然性——在崛起中的中國在與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互動與碰撞的過程中，有些衝擊波不可避免地最先影響到了處在東西方交流最前沿位置的香港。**香港是實施“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社會與深圳、廣東等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繫，香港人是中國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的背景下，為了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既要展示“硬實力”、亮明“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底線，也要兼顧“軟實力”“爭取人心迴歸”。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是大趨勢。但隔閡不會在短時間內消失，融合與隔閡的二元互動恰恰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社會動力。中國並不需要一個完全與內地同質的香港，保持自身獨特性的香港對於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確立定位仍然十分重要。**對於香港來説，深港雙城陸域相連、交通便利，粵港兩地方言文化相同，兩地之間民間交往、社會維護的緊密程度超乎想象。若不是有些政治勢力刻意製造對立，事實上根本不存在一個孤立於內地之外的香港社會。今後，我們要做的是全面消釋疑慮，破除香港社會擔心被內地完全同化的焦慮感，要正確認識“隔閡”的存在，避免將屬於社會心理層面的“隔閡”引向對立。
大灣區戰略的實施為實現社會融合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2017年7月1日，香港、澳門、國家發改委、廣東省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被正式確立為國家戰略。同年1月4日，深港兩地政府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落馬洲河套區這塊因深圳河改造而產生的面積約99公頃“飛地”正式啓動協同開發模式。與香港主導“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相對應，深圳一側同步啓動“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打造科技創新產業高地，福田、皇崗兩個口岸及漁農村所在的區域都包括在這一個全新開發的區域內。從“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等政策的角度來看，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及邊境開發戰略，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新一輪城市更新狂潮和產業轉移大躍進，而應該在大灣區的宏大敍事中努力促進社會良性建構。例如，在進行經濟產業發展規劃的同時，**探索在沿深圳河一線港人聚居區域建設一個特別的生活區，全面接入符合香港社會生活習慣與方式的社會管理，與現有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聯動，打造一個服務香港、服務人才、服務科技創新的國際化社區和優質生活區。**除此之外，在經濟、商貿、服務、口岸交通、人員往來等方面與香港更緊密合作的基礎上，我們還應更加重視交往的結構與質量。**要突出文化傳承，以同質性弱化差異性；促進民間交往，以民族性弱化對立性；重視基層建構，以惠民生弱化政治性，進而消解“陌生化”的社會根源。內地在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方面的成功經驗，可以為香港解決城市貧民窟化和結構性貧困問題提供借鑑。**必須重視基層社會的有序建構，重建底層向上流動的通道，打破貧民社會陷入自我圍困的局面，避免形成“陌生化”社會態勢，才能有效阻斷分離主義成長的土壤。
近日，香港新冠疫情反彈，防疫形勢嚴峻，大批香港人扶老攜幼擠在口岸排隊十幾個小時湧回內地，深圳開放懷抱接納了他們。待疫情過去後，香港人終將踏上回家的路，在經過福田口岸的時候，他們是否也會回望一下深圳？他們將會發現，漁農村不僅是深圳，也是屬於香港的共同社會意象。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1期，原題為《大灣區中的小港灣—— 從居深港人看深港融合發展》，**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