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鍋”的二哥：許崇智為何鬥不過蔣介石？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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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個“廖案”查辦過程中，許崇智是受牽連最廣、受打擊最重的一位，他這個“跟斗”一栽，就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了。

　　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在廣州突然遇刺身亡。事件發生後，立刻在國民黨高層中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弔詭的是，本與此案並無直接關係的原粵軍總司令許崇智，這位有望接管國民黨大權的實力派人物，最終卻因為此案被趕出權力場而就此客居上海，一蹶不振。這其中，又是何緣故呢？

　　一

　　許崇智，字汝為，1886年生於廣州，系禮部尚書許應騤家族中人（侄孫）。1898年底，許應騤出任閩浙總督，期間保薦許崇智赴日本士官學校（步兵科）學習。1904年畢業回國時，許應騤已經去世，但許崇智仍回福建新軍中任職，並先後出任第十鎮標統（團長）、協統（旅長）等職，可謂少年得志。

　　年輕時的****許崇智

　　1911年武昌起義後，福建也同樣革命成功，並由原第十鎮統制（師長）、福建水陸提督孫道仁出任都督，許崇智出任福建海陸軍總司令。1913年“二次革命”期間，許崇智舉事失敗而東渡日本，後出任中華革命黨軍務部長。1916年回上海後，與張靜江、蔣介石結拜兄弟，為蔣之“二哥”。1917年護法軍政府成立後，許崇智返回廣州並被孫中山任命為大元帥府參軍長兼陸軍總長。

　　1918年5月，陳炯明率援閩粵軍出征福建，許崇智為第二支隊司令（蔣介石亦參與其事，但聲名不顯）。之後，援閩粵軍佔領閩西南上杭、武平等地，所部擴大至2萬人，陳炯明以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許崇智為第二軍軍長，下轄四支隊（蔣介石曾任第二支隊司令）。

　　1920年7月，陳炯明率許崇智等部回師廣東驅逐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勢力。次年，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後與陳炯明矛盾逐步累積，最終引發1922年“六·一六”兵變，已在江西境內的許崇智部回師廣東時被陳炯明部擊敗而避入福建。

　　陳炯明

　　1923年2月，陳炯明被孫中山聯合各路軍隊擊敗，許崇智亦率師回粵，後被委任為建國粵軍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蔣介石為參謀長）。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許崇智被任命為中央黨部軍事部長。1925年第一次東征中，許崇智為右翼總司令，指揮粵軍精鋭張民達的第二師、許濟的第七獨立旅及蔣介石率領的黃埔軍校兩教導團擔任主攻。

　　1925年7月1日，國民黨在廣州將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時，汪精衞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同時還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兼軍事廳長，蔣介石則為廣州衞戍司令併兼任黃埔軍校校長。

　　從以上履歷可知，無論在資歷還是地位上，許崇智都遠遠高於蔣介石。然而，在“廖案”的牽連下，原本前途無限的許崇智竟然一敗塗地，並徹底出局了。

　　二

　　據時任許崇智衞士連長（後為憲兵營長）的林祥所述：1925年7月間，粵軍將領李福林、魏邦平（粵軍總部高等顧問）、梁鴻楷（粵軍第一軍軍長）、張國楨（第五師師長）、梁士鋒（旅長）、楊錦龍（旅長）等曾在李福林的老家大塘村密議“推翻許崇智、蔣介石，重組政府”。廖仲愷被刺後，李福林害怕東窗事發而“出面自首”，將“會議”的情形及與會人員，連鍋端出。

　　此外，李福林還向“廖案特別委員會”舉報，稱8月初在胡漢民堂弟胡毅生所辦的“文華堂”（俱樂部）處，曾親眼看見朱卓文與林直勉坐在一起，並親耳聽見兩人“口口聲聲説非殺廖仲愷不可”。當時，他與胡毅生、魏邦平也都在場。

　　李福林

　　李福林舉報的材料，很可能只是粵軍軍官及反對國民黨改組一派的私下聚談，因為在廣州新政權的分配中，這些人大多被邊緣化，內心不滿在所難免。而且，之前廖仲愷、蔣介石派黃埔校軍搜查賭館時，又曾與李福林的“福軍”發生過沖突，後者擔心所部會被整肅甚至解散，由此出首告發，大概也是出於自保的考慮。從事實上看，這些私下談話充其量也不過是酒後的發泄之語，即便有些出格，其實也談不上什麼陰謀或反叛之類。

　　然而，在廖仲愷遇刺、又經李福林舉報後，這些酒後閒談或是發泄之語立刻引來了大麻煩。為此，當“廖案”特委下令拘捕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林直勉時，蔣介石也同時提出要“剪除謀叛軍隊”，並派其團長沈應時將張國楨與楊錦龍抓獲。

　　此時，作為昔日的粵軍總司令、廣東革命政府軍事部長、廣東省主席兼軍事廳長並且是“廖案”特別委員會三大成員之一的許崇智，無疑是最感困擾的。最初，許崇智並不同意逮捕張國楨，而且明確表示“拒絕執行”逮捕梁鴻楷等人的決定。

　　就在這時，蘇聯顧問鮑羅廷出場了。1926年2月，鮑羅廷在北京向蘇聯布勃諾夫使團作報告時談及“廖案”情況，其中就提到：他“花了許多天時間，設法迫使許崇智去同梁鴻楷作鬥爭”；而他的手法，是向許崇智挑明“胡漢民與廖仲愷謀殺案有關這一事實”，“所以決定要把他（胡）趕出一切機關。人們甚至談到要逮捕胡漢民”。其聲稱：“我們這樣處理胡漢民，立即對許崇智起了作用，所以他表示同意逮捕梁鴻楷”。

　　胡漢民

　　據鮑羅廷的説法，似乎是許崇智有意借“廖案”排擠胡漢民，這才答應對粵軍進行清洗。而正是在鮑羅廷的“設計”下，許崇智於8月25日以開會為由將梁鴻楷、梁士鋒、招桂章（總部艦務處長）、鄭潤琦（第三師師長）招至粵軍總部，前三人遂當場被捕。隨後，蔣介石又用武力解決了梁鴻楷等人的所部軍隊，並在此基礎上成了黨軍第二師（王懋功為師長）、第三師（譚曙卿為師長），再次擴充了自己的勢力。

　　之後，曾任大本營軍需總局局長、潮梅軍軍長的羅翼羣、海軍局局長兼中山艦艦長歐陽格及兼任黃埔軍校軍法處長的周恩來受“廖案”特委委派共同組成“軍事法庭”，對梁鴻楷等人進行審判。其中，周恩來被指定為“審判長”。據説，蔣介石曾對羅翼羣放風：“（梁鴻楷等人）個個腦滿腸肥，撈錢不少，全都是你的熟人。我擬請你去和他們家屬商量，共同籌足一百萬元報效給政府，作為東征的開拔費，如能辦到，我便從寬處理他們。”但不知何故，蔣介石又説不要張國楨、梁士鋒、楊錦龍的“報效費”。結果，這三人很快被槍決，而梁鴻楷等人在“報效”了一筆鉅款後被釋放。

　　據毛思誠所撰“蔣介石年譜”初稿（1925年8月25日），有“發見港英謀覆政府，以梁鴻楷為總司令，魏邦平為省長之大陰謀”一語。這是蔣對魏、梁等人定下的基本調子。而後，汪、蔣談及魏邦平、梁鴻楷時多是這一説法。不過，到國民黨二大時，陳公博在“廖案檢察經過報告”中僅將魏、梁定性為“失意軍人”，其在“廖案”中的嫌疑未再提及，這一方面是那筆“報效”起了作用，另一方面也確實説明他們與“廖案”並無關係吧。

　　北伐前後的****蔣介石

　　至於被處死的張國楨等三人，則很可能與蔣介石此前的私冤有關。張國楨系廣東南海人，早年與蔣介石同在援閩粵軍總部任參謀，與蔣有積怨在先。據曾任第四軍軍法處處長的葉少華在《有關張國楨的若干情況》一文中説的：“蔣介石對張國楨，早在‘廖案’發生的兩年前，已萌殺機了。”而案發之時，張國楨自認他與“廖案”沒有關聯並説“廖死關我屁事”，當有人勸他逃走時，張怒道：“戇居，我都使走（神經病，我有什麼好逃的？）？”結果，他被抓後很快就被處死了。而被拘於粵軍總部的楊錦龍、梁士鋒兩人，同樣是死得不明不白。

　　三

　　儘管交出了幾個替死鬼，但許崇智的麻煩並未過去。9月5日，許崇智奉命擔任“財政監督”，9月9日蔣介石即向汪精衞告狀，説“許崇智不顧大局，把持財政，心欲限制本軍的發展，可勝慨然”。很顯然，汪、蔣二人已經達成默契，汪精衞幫蔣介石排許崇智，而蔣介石幫汪精衞排胡漢民。最終，許崇智也被擠出了權力中心，並陷於迷途。

　　9月19日，蔣介石以“解決反革命各軍”的名義宣佈廣州全市戒嚴，許崇智住處亦被包圍，同時還遭遇“四面放槍”，武力威逼之意，十分明顯。當夜10點，蔣介石派人給許崇智送去一封長信。信中，蔣介石歷數許崇智多年“罪狀”，並斥責其“空談革命，口是行非，信用已失，名譽掃地”。信末，蔣勸許“不如暫離粵境，期以三月師出長江，還歸坐鎮，恢復令名”。

　　蔣介石與汪精衞

　　《蔣介石年譜初稿》中附有此信全文，其中措辭強硬，咄咄逼人：

　　“廖案發生，陰謀暴露，而害黨叛國者，均為吾兄所部，而吾兄不引咎自責，幡然悔悟，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當，竟釀成此鉅變慘劇，豈不可痛？”

　　蔣介石的這封信長達兩千餘字，字字如利刃，逼許下台，形同最後通牒。

　　在蔣介石的武力脅迫下，許崇智打電話給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衞討説法，但汪的回函耐人尋味，其中雲：“餘雖一書生，但敢信非威力所能屈。餘決不因在衞戍司令威力之下，便妄贊同蔣氏此項措施。實為認定此事，非如此解決不可。”又謂：“餘敢信介石對公事雖毫不假借，不講感情，但決非餘不講感情之人。為先生計，為大局計，亦莫善於暫行赴滬，一任介石將此一切難題，及感情上不能解決之難題解決後，即請先生回。”

　　事後，汪精衞又在對媒體發表的談話中明確支持蔣介石，稱黨內外“若因此事有不諒於介石者，餘願分其謗也”。事已至此，許崇智也只能乖乖認輸，隨後即被下屬旅長陳銘樞半押半護地送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藉着“廖案”的東風，蔣介石與汪精衞聯手解決許崇智，這也與後者的諸多弱點有關。在當時的廣東，許崇智部軍閥習氣濃厚，軍餉遠超其他部隊，部將又與“廖案”有染，而許崇智本人在廣州“狂嫖闊賭”並有私吞公款、剋扣軍餉等惡名，因而蔣介石的行動在當時並未遭到非議。

　　前排左起：廖仲愷、許崇智、孫科

　　此外，他被蔣介石輕易驅逐，也因其部下對其不親、關係並不緊密所致。如蔣介石衞士宓熙回憶：許崇智被解決主要是部下離心，外省人將領如衞立煌、譚曙卿、參謀長馮軼裴、還有顧祝同、劉峙、蔡忠笏等，對許崇智皆有距離。之所以如此，也是因為許崇智出身閥閲、少年得志，人情世故較少磨練，所部軍紀也差。因此，這樣一個並無大志的公子哥兒，其被解除兵權後固然一時放聲痛哭，但哭完之後，倒也樂得無官一身輕。

　　説到驅逐許崇智，胡漢民在自述中做了一個長注，其中提到起意的是鮑羅廷，因後者認為許崇智不能算革命軍人，但遭到胡漢民的反對，理由是許的革命歷史很長，是個深明大義的軍人，其善與不善，主要取決於領導他的人。此外，胡漢民還反對鮑羅廷與廖仲愷建立憲兵司令部的提議（其認為是針對許崇智的）。

　　關於許崇智被解除兵權的事件，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看法。如其部將許濟在自傳中説的：當其時有人曾問於許崇智，何以讓蔣如此作為呢？許回答説：“孫先生去世不久，我若與之（蔣）爭論，不知者，意我為黨見不合，及以我為權力而爭。我桑梓十餘年來，被新舊軍閥、官僚禍害，人民精疲力盡，誰能分別？惟有看他行踐如何。革命事業正與不正，自有公論，那時人人得而誅之，討伐豈能少我一分子？”許崇智並囑許濟一同離粵。許濟寫到這裏，對蔣介石使用了“惡毒陰險，混淆黑白，甚於袁氏陳逆等”的字句，可見其心中的不平。

　　無獨有偶，許崇智的另一部將莫雄也在回憶錄中説：他去見許崇智時，後者曾對他説，蔣介石來見他時仍稱他為總司令，鞠躬敬禮，筆直立正，可見仍很尊重他。為此，他還讓莫雄等繼續跟着蔣介石幹。莫雄聽罷，心想許之昏庸，真是少見！

　　在其回憶錄中，莫雄也記載了蔣介石的不少“黑段子”，如蔣介石到廣東戒除了吃喝嫖賭一切不良嗜好，在孫中山乃至許崇智面前都是畢恭畢敬，由此受到倚重。某次，莫雄與蔣介石一起去見許崇智，許正在牀上抽鴉片，見兩人後略一欠身即吩咐隨便走，莫雄一屁股坐下，卻發現蔣介石仍舊站得筆直，而且開口“報告總司令”、閉口“聽候總司令指示”，維恭維謹，十分可人。許部師長張民達聽了莫雄的描述後，則怒道：“他正是在做戲！”

　　蔣介石與胡漢民

　　就像當年的“宋教仁遇刺案”一樣，“廖仲愷遇刺案”查到最後也已經不再是追查兇手而成為政治鬥爭的手段。很明顯，在鮑羅廷的支持下，汪精衞與蔣介石是在“廖案”中相互利用，即汪精衞幫蔣介石驅逐許崇智，而蔣介石幫汪精衞驅逐胡漢民。

　　如果説，胡漢民被逼離境還算“客氣”並開過“歡送會”的話，那麼許崇智及其所部就完全是赤裸裸的槍桿子解決了。在許崇智被圍後，其屬下鄭潤琦第三師、莫雄第十一師也同時被解決。有意思的是，此前莫雄還奉許崇智命令將涉事的本軍楊錦龍、梁士鋒兩旅繳械，而這天晚上，他們卻同樣被扣上了一頂“反革命軍隊”的帽子而被收拾得一乾二淨，兩位師長也不得不落荒而逃。

　　許崇智被解除兵權後，其所部粵軍除李濟深所轄陳濟棠、莫雄（去職）、陳銘樞、張發奎四個旅外，其他均被嚴格裁汰。從這個意義上説，在整個“廖案”查辦過程中，許崇智是受牽連最廣、受打擊最重的一位，他這個“跟斗”一栽，就再也沒有翻身的機會了。

　　廖仲愷

　　從政治角度而言，在廖仲愷遇刺後的幾個月中，汪精衞與蔣介石兩人心照不宣、密切合作，聯手將政敵胡漢民、許崇智相繼逐出了廣東。而從結果上來看，汪精衞最終如願以償地完成了“四位一體”（國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但從長遠來看，最大受益者其實並不是他，而是蔣介石。道理很簡單，沒有槍桿子的支持，所謂的“領袖地位”不過是政治傀儡罷了。

　　單就刺殺案本身而言，廖仲愷的被刺對蔣介石也未必是壞事。原因很簡單，廖仲愷生前為黃埔軍校黨代表，對校務有節制與監督之權，軍校的一切規則、法令、命令，均須黨代表副署才能生效。作為軍校校長，蔣介石顯然不會喜歡這種蘇聯式的軍政二元首長制，一度他還因此而拒絕就任校長之職並離粵赴滬。

　　黃埔軍校成立後，蔣介石對廖仲愷的制衡亦常懷不滿，並在日記中時有流露，如1925年5月10日：“仲愷改教導團為黨軍，餘認其有意防範撤我兵權，我但望其自不叛黨而不配防範介石也。”7月23日：“與仲愷商議財政問題，……時時受人掣肘，言之淚不能止。”8月5日：“仲愷不理校款，憤甚。”8月6日：“以仲愷不負責，故憤而辭本兼各職。”

　　從這個角度上説，廖仲愷的被刺於蔣而言也未必不是一種解脱。從此，非但黃埔軍校的大權由蔣介石一人掌握，其在軍隊的控制權上也大大提升了一步，尤其在驅逐了許崇智後，更是如此。

　　四

　　被蔣介石驅逐到上海後，許崇智也就在英租界的豪華洋房過起了寓公生活。

　　當然，作為昔日的部下和盟弟，蔣介石隨後派人給許崇智送了20萬元安家費，並每月發給1萬元補貼，作為解除其兵權的補償。

　　雖然如此，出身官宦世家、之前又是一帆風順的許崇智，一向是公子哥兒的做派，但對於如此“遭遇”，心裏還是有些不甘的。

　　1927年“寧漢對立”時，在上海的許崇智、張繼等人即向在武漢的汪精衞、孫科等提出，將寧、漢、滬3個中央黨部合為一體，共同組織一箇中央特別委員會。

　　然而，這一流於形式的“特別委員會”雖然成立了，但因為“寧漢”很快合流，許崇智企圖藉此東山再起的願望也很快化為泡影。

　　不僅如此，他的做法也很快遭到蔣介石的忌諱而不得不出國考察。

　　在蔣介石掌握國民黨大權後，原本地位在蔣之上、又是盟兄的許崇智對自己的現狀十分不滿，其後一再揚言要揭穿蔣介石當年的“逼宮”陰謀。作為主要證據，蔣介石當年寫給許崇智並要求解除其兵權的那份信就顯得十分重要了。為防不測，許崇智特地將那封信攝影複印，分地保管。

　　而蔣介石這邊，也一再想要收回此信，但住在租界的許崇智聲稱遺失而加以拒絕。後來，經過戴季陶、吳稚暉等人的斡旋，蔣介石在許崇智出洋考察時送給旅費30萬元，雙方才達成默契、不再聲張。

　　在抗戰爆發前的十年中，蔣介石的地位也並不是十分穩固。因此，昔日的大佬許崇智也成為各路反蔣派所爭取的重要對象。如1929年冬，唐生智發動反蔣時，許崇智也於12月6日發佈通電並勸蔣介石引退。為此，蔣介石惱怒之下，即以“陰謀反動、危害黨國”罪下令通緝許崇智。

　　許崇智及家人

　　1931年2月，胡漢民被軟禁事件發生後，廣東的反蔣派們宣佈另立“國民政府”，許崇智也被迎去廣州，委以要職。

　　1937年上海淪陷後，許崇智仍在租界避難。由於擔心許崇智會被日方利用，蔣介石先後兩次派人送去15萬元，以催促他早日離滬，但許崇智不為所動。之後，日偽方面也確實多次拉攏許崇智並許以高位，但許崇智同樣不為所動。1940年冬，許崇智在杜月笙的陪同下飛抵重慶，但蔣介石只給了他一個掛名的監察院副院長虛位。

　　由於不滿於蔣的安排，許崇智很快又返回香港寓居，並與杜月笙等人合夥開了一家同德鹽業公司做買賣。期間，蔣介石方面的接濟仍未中斷。

　　1941年12月日軍攻佔香港後，因為無法逃脱，許崇智一度喬裝成和尚，但最終仍被日軍發現拘捕。不久，當年曾為士官學校同學的磯谷廉介出任駐港總督，其對許崇智一再施展誘降伎倆，一方面答應幫他開辦宏豐公司賺錢，另一方面又唆使他出任汪偽南京政府要職。

　　然而，許崇智大節不失，其不但堅決拒絕出任偽職，而且還拍案怒斥：“以前是同學，現在是敵人，殺我的頭也不當漢奸。”見許崇智不肯就範，磯谷廉介將之禁閉在香港飯店，一度還要他在陽台上與對街的家人見上一面以示永訣，藉此來威嚇他，但許崇智仍不為所動。

　　1944年美國空軍轟炸香港後，磯谷廉介被調離它處，被軟禁的許崇智才得以脱身，後轉移到澳門居住。

　　晚年許崇智

　　抗戰勝利後，許崇智於1946年5月應邀到南京參加“還都大典”。但在事後，蔣介石只給許崇智安排了一個國民政府資政的閒職，令其大為不滿。不久，許崇智仍回上海，並與居正、吳鐵城、戴季陶、陳儀等人合資開辦成功貿易公司，自任董事長，設總公司於台北，專事台灣與大陸間的商貿往來。

　　1949年國民黨兵敗大陸前，許崇智由上海遷往香港。蔣介石敗退台灣後，其特聘許崇智為“總統府資政”，並請其赴台灣。然而，因為對蔣毫無信任感，許崇智仍寓居香港。

　　1965年1月25日，許崇智在香港去世，年78歲。事後，蔣介石只為昔日的“二哥”發了一個唁電，其他別無表示。

　　-完-